经济转型中的管理理论创新——2015’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论坛(第2届)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论文,本土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84X(2015)10-1436-06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5.10.004 中国管理学界需要情境化和本土化研究来形成有效的理论去解释对于本土有意义的问题[1，2]。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共同体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和实践界越来越呼唤并鼓励在中国背景下进行本土的管理研究，从而为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更有效地指导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并最终为丰富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3]。继首届论坛于2014年顺利举办后，第2届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论坛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与《管理学报》联合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协办，于2015年6月27～28日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武汉大学谭力文主持开幕式，《管理学报》主编张金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主任钱共鸣分别代表主办与协办单位致欢迎词。本届论坛以“经济转型中的管理理论创新”为主题，以3场主题报告、3个分会场报告和两场专门会议的形式，围绕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文化双融等内容，主要探讨了经济转型背景下管理理论的建构及创新问题。 1 中国管理理论 中国管理理论侧重于在中国情境中运用与完善其他情境中发展出的管理理论[4]，致力于演绎式的理论发展与检验[5，6]。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组织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和管理活动的新特征，使得本土管理研究必须针对管理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开展深入、严谨和规范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修正、完善、扩展乃至建立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举足轻重。本次论坛在中国管理理论这条康庄大道[5]上，主要聚焦于国际企业管理、组织行为、战略管理等研究领域。 1.1 国际企业管理 企业的国际化扩张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其海外市场参与及市场投入的动态演进过程[7]，而高管作为企业的战略制定与实施者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基于高阶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山东大学王艺霖和王益民立足于中国企业的特殊性，从高管权力视角探讨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节奏。作者借用音乐中的“连奏”与“断奏”表示企业国际化进程的规律性与海外子公司建立的节奏，以企业绩效、组织冗余作为调节变量，以2008-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权力与企业不连贯、不规律的国际化节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际化绩效与组织冗余均正向调节了高管权力与国际化节奏之间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马旭飞在点评中认为，将音乐中“连奏”与“断奏”用于解释本土企业的管理问题，其标题就体现了管理研究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但在将多种管理理论视角进行整合时，要注意不同理论的假设条件与矛盾，要注意保持理论解释逻辑整体上的一致性。 鉴于现有的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往往得出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武汉大学吴先明认为，主要原因是未能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区分开来，于是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比较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不同动因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根据折中范式理论及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划分，一方面，无论是逆向投资还是顺向投资，本土企业均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效率寻求动因在顺向投资中表现明显，而战略资产寻求动因在逆向投资中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另一方面，文化距离与东道国的制度品质会对顺向与逆向投资中的不同动因效果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吴先明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澄清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研究中的相关争论，同时也促进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理论的发展。 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持续关注[8]，山东大学王益民和杜旬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高阶理论，按照稳定性与异质性两个维度将高管团队划分为4个类型后发现，高稳定性和高异质性的“和而不同”型的高管团队领导下的企业在国际化深度、广度、速度上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且显著高于低稳定性和低异质性的“流动”型高管团队领导下的企业；低稳定性和高异质性的高管团队有利于国际化广度的提高，但不利于国际化深度的提高；而高稳定性和低异质性的高管团队有利于国际化深度的提高，但不利于国际化广度的提高。 本届论坛也有学者对制度理论钟爱有加，或关注制度距离，或关注制度落差。武汉大学严若森对制度距离的理论背景、理论构念、理论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回顾，构建了制度距离演化的整体架构，厘清了制度距离与制度理论的承接关系，与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等概念的迥异，以及制度距离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南开大学林润辉分析了制度落差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着重对比了制度顺差与制度逆差情况下，制度落差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认为企业为了更好地降低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倾向于采用与当地企业合作方式建立子公司。 1.2 组织行为 本届论坛在组织行为领域对中国管理理论进行开发与应用，是与会学者关注本土问题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华南理工大学陈春花基于对变革型领导理论的元分析，发现变革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能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认为中国情境下的变革型领导与员工个体绩效(任务、关系、创新、适应性、服务绩效)、团队绩效、组织绩效均显著正相关，而且相关性强度均大于西方情境，而组织属性、领导层次、地区属性、出版属性、数据属性、测量工具和同源偏差程度能够显著调节变革型领导和个体绩效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南开大学刘翔宇察觉到，近年来实践社群已嵌入多家本土企业，成为企业追寻知识整合、创新创造的新平台与新契机，于是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识别出“实践社群参与”这一关键变量，继而探讨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验证了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双重调节效应。 鉴于团队氛围在组织绩效中的重要作用[9]，华南理工大学李卫宁通过拓展高阶理论，首次构建了TMT团队氛围、战略柔性、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的整合模型，发现战略柔性在TMT团队氛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影响TMT团队氛围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但对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无显著影响，其研究成果丰富了“人口学背景黑箱”探索的研究视角，延伸了团队氛围的研究成果，也拓展了战略柔性的研究成果。 1.3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始终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对于后发企业在双向资源依赖的结构下，与国外领先企业在技术与市场领域的冲突如何影响后发企业，以及产生怎样的结果，电子科技大学杜义飞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悖论整合的视角，以典型后发企业的3个业务领域为研究对象，采用纵向多案例研究方法，发现后发企业形成一种惯性逻辑，以持续地承接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促使后发企业产生对外部知识吸收的能动性过程，进而可能激发后发企业的内在动机与活力，进入良性循环，但也可能使后发企业陷入僵化境地。北京大学武亚军在点评中认为，除了可将西方理论与悖论视角进行整合外，本土管理学者亦可以将质性研究方法与悖论视角进行有效结合，进一步拓展悖论理论对本土管理研究的贡献。 武汉大学夏清华同样基于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了海尔集团的5次战略变革，深度关注互联网催生创新生态圈，以及促使传统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机制。安徽财经大学杜运周基于代理理论与组织冗余相关文献，研究了新兴经济体国家中衰退IPO企业的冗余资源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对企业创新倾向的影响，发现冗余资源变化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倾向，大股东的权力影响衰退企业运用冗余资源实现增长与创新的程度。武汉大学邓新明探究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机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推荐意愿、忠诚度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消费者-企业认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推荐意愿产生间接影响。 本次参会学者作为本土管理研究的中坚力量，也重点探讨了对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中发展的认识。如广东工业大学吴小节对动态能力理论在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回顾，通过对53篇中文文献的内容分析，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并总结出4个研究方向：①考察环境因素在动态能力研究框架中的作用；②考察组织因素对动态能力的影响；③考察管理者个人因素对动态能力的影响；④考察动态能力对绩效的影响。 无论是国际企业管理与组织行为，还是企业战略管理，与会学者在中国管理理论的道路上，通过在多元的研究领域中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管理要素，在运用西方管理理论解决本土管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检验与拓展这些西方的理论，这充分展示了本土管理学者敢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决心，也体现了其在理论价值增值方面的信心与努力。需要强调的是，在本届论坛的主题报告中，南开大学任兵针对“理论建构”丛书的设计背景、过程和展望进行了重点与系统的介绍，认为中国管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主要表现为从“复制型”、“模仿型”的研究向“创新型”和“理论建构”型的研究转型。该丛书不但得到徐淑英的大力支持，还联合了管理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旨在既为本土管理学者提供理论构建的途径，又促进管理的中国理论的探索。 2 管理的中国理论 管理的中国理论强调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旨在对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给出解释[4]，注重扎根于中国独特的管理实践与情境构建本土管理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对管理的中国理论寄予厚望，虽然这条羊肠小道[5]崎岖难走，但与会学者义无反顾，深悉其中的战略意义。 2.1 进路与思维：情境与文化的深描 情境理论化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就是与会学者深刻关注了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管理情境及其特征。 管理思想既是文化情境中的一种过程，也是文化情境的一种产物[10]。由此，对中国情境与文化的深描，是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认为，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战略行为研究已经关注中国情境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提出“中国情境下企业战略行为研究的概念框架”。其中，企业所处的情境可被视为一个国家的环境、企业和人的交互作用和动态演化所构成的一种场域，近年来对中国情境特征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从经济领域向更宏观的文化、法律、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延伸；中国企业宏观环境的“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特征全面和深刻地影响着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市场/行业环境、组织调整和人以及三者之间互动的机制。由此，点评嘉宾，武汉大学谭力文认为，“到企业去，到实践去”是本土管理理论创新的需要，同样也认同管理情境中“人”的认知作用。武汉工程大学吕力认为，情境既是外部环境，又存在于个体内部，外部环境影响组织行为，而个体认知中介于这一因果关系。深圳大学韩巍在点评中认为，管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要注意管理情境的不可剥离性。 鉴于概念在理论构成要素中的重要作用[11，12]，武汉大学刘林青对关系这一本土情境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回顾，厘清了其内涵与实证研究中的测量维度，揭示了相关研究主题，认为关系研究遵循“中国情境深度扫描—与西方概念建立联系—探讨因果机制—寻找前因”等4个阶段的演进路径，从而使得关系顺利进入国际管理学视野而获得合法性，得到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广泛认可。基于理论与情境衔接的视角，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斌立足中国独特的管理情境，构建了委托代理冲突与所有者冲突相结合的情境化理论模型，并提出“冲突系数”的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是现代管理情境“深层结构”要素的重要渊源。虽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论构建是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是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李鑫批判了以李平等学者为代表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比西方更加高明与优越的观点，并从三方面进行了解释：①西方主流的either/or分析思维与中国的both/and综合思维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不能说中国的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先进和优越；②易与阴阳等辩证思想并非中国独有或特有，古希腊与德国哲学家也有类似思想，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说与阴阳思想几乎毫无二致；③西方哲学至今一直存在逻辑和辩证两个思维传统，但中国文化与哲学长期以来基本上只有辩证思维这一条线，所以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性可以使中国学术研究后来居上的观点，既不切实际又不合时宜。鉴于此，李鑫基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心态视角，提醒本土管理学者，中国管理学还远落后于西方学术界，本土学者不应该盲目乐观，而应该在不卑不亢对管理的中国理论充满信心的同时，虚心向西方管理学术界学习与借鉴。 2.2 理论与实践：“扎根精神”的重生 “在中国背景下研究中外企业，要准确把握复杂的中国背景，要得到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较高的模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13]扎根于中国特殊的管理情境，实现本土理论的构建是本届论坛的另一特色。 针对何为好的管理理论，何为好的管理的中国理论，如何创造这些理论，以及如何基于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管理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北京大学武亚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理论构建的过程是“三个阶段”、“两类逻辑”与“多种表现”，“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14]，因为本土理论创新的“风口”已经到来，而实践为本土理论创新提供了沃土。作者形象地以理论构建的“三腿凳”模式来比喻如何提高本土研究的整体质量：以“本土重要现象/关键问题及其理论解释”作为研究出发点和归宿(“凳面”)，以作“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为理想追求，以“素材”、“研究方法”、“基础/经典理论(视角)”作为凳子的“3个支撑腿”，从而形成“凳面”与“3个支撑腿”的四位一体模式。武亚军提倡关注正在迈向世界的中国本土企业(如腾讯、小米等)，建议管理学者在保持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扎根于现象驱动的战略与管理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探索性地发展基于中国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东北财经大学韵江在评论中认为，“三腿凳”模型中如何切入管理实践是重点与难点，管理学者要对管理理论保持开放的心态，探索管理的中国理论需要辨别中国的哪些现象是西方理论不能解释与反常的，是只能探索新的本土理论才能解释的。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管理实践都蕴藏着诞生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契机，本土管理学者不应该盲目自信，需要辩证地看待互联网时代对本土管理理论创新的机遇。 鉴于近年来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研究缺乏理论构建范式的指引[15]，兰州大学贾旭东认为，根植于管理实践的“扎根精神”是“知”与“行”合一以及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关键。通过综合比较扎根理论三大学派的异同，作者以“扎根精神”为内核，以建构性扎根理论的形式为框架，以经典扎根理论的数据处理步骤为主结构，以程序化扎根理论的因果关系为辅结构，结合认知地图工具，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构建范式”。虽然与会学者广泛认同“扎根精神”对本土管理构建的价值，但是却对其“构建范式”“和而不同”：北京师范大学赵向阳在评论中认为，整合扎根理论不同流派的优势是难点，所以应该辩证看待“构建范式”的综合效果；华中农业大学包玉泽建议，“构建范式”应该更加深入中国的管理实践与情境；韩巍认为，要避免“扎根精神”中管理学者主观态度的过度介入。 3 文化双融：必要的张力 无论是西方管理理论的开发与利用，还是本土管理理论的探索，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文化双融的目的就是整合、优化和平衡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精髓，强调彼此整合的优点，反对分割[16]。本届论坛的另一重大成果是继首届之后，继续深刻体现中西管理思想的文化双融，或中西互释，或中西整合。 3.1 中西互释 中西互释是建立、传播和发展中国管理学术以及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的可靠与有效途径[17]。对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成语，南京大学贾良定对何为“知彼知己”以及“知彼知己”是否一定就会带来“百战不殆”的结果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作者基于西方的社会网络与自我监控视角，提出了“知彼知己的双视角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知彼”与“知己”会通过中间中心性与自我监控从而对员工的建言行为、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山大学张书军在评论中认为，其研究问题、研究视角与分析层次为本土管理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理念，王益民将高层管理团队的高稳定性与高异质性概括为“和而不同”，认为这种特征有助于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与速度的研究。 鉴于“势”是中西学者共同熟识的概念，上海交通大学井润田认为，针对西方的组织势研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取灵感和知识，如《易经》中“阴阳”辩证观点所体现出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和匹配的系统观，以及《孙子兵法》中战场上的领导者通过“应势”和“造势”来调整形势并制定决策等。作者建议将中国文化中的“势”与西方管理理论中的组织势相结合，从而对组织势理论进行拓展，指导本土管理实践。此外，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顾倩妮认为，中国学者对商业生态系统的探讨尚处于初步的“拿来主义”阶段，因此从东西方生态哲学互释的视角对西方的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东西方生态哲学在系统的整体特征上存有相似点(共生、互生、再生)，而在成员之间的地位、行为和合作思维方面存有不同，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也拓展其在本土化研究中的有效路径。 3.2 中西整合 基于管理学科的经验属性，吕力认为其研究目的是解释管理现象与经验，所以首先要关注解释逻辑是否合理，理论是否能被现象所验证，而不应该首先关注建构的本土理论是否“独特”。如果过于强调理论的独特性，可能会将理论创新限制在本土的“语言”或“套路”上，从而限制本土管理理论的影响力，以及在管理实践中将中西方管理理论结合的能力。由此，吕力建议管理理论的创新应该遵循从经验到理论的顺序，做出一种中西方能共同理解、令人信服的、深刻的解释。遵循这一经验解释逻辑，吕力基于“文化深层结构说”，提出了“管理的中国经验”的概念，认为其既具有“各美其美”的本土价值，也具备“美美与共”的全球价值，所以本土研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构建，并阐释其产生的原因与逻辑机制，阐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以及与西方情境的相似之处，将情境理论化与理论情境化相结合，而关注“管理的中国经验”是实现中西整合的桥梁。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体现。暨南大学孙东川建议构建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学语言体系，让“华文”与“华语”走向世界，在对中西文化知己知彼的同时，增强中国管理学者对本土文化与哲学的信心。评论员贾旭东也比较认可中西语言的双融，认为这更有利于理解中国本土的管理思维模式。 由于工作-家庭冲突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李海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观和一分为三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进行了整合。基于家庭层面，他检验了夫妻工作-家庭冲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妻子工作冲突家庭和丈夫家庭冲突工作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两者的交互缓解了各自的负向影响，并且当夫妻双方都兼顾工作与家庭但侧重不同时，夫妻生活满意度最高，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曲线效应。武汉大学曹祖毅基于4个中文管理学期刊的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即使管理的中国理论呼声从未间断而且愈演愈烈，但是本土管理学者仍然更青睐中国管理理论这条路径。由此，作者构建了“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与知识创造模型”，呼吁无论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都是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的有效途径，应该在中西管理范式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与张力。 4 结语 在本届会议中，与会学者“特别注意历史传承、现实需要、未来发展3个阶段的深入研究、细心辨别和科学衔接”[18]。学者们在围绕经济转型中的管理理论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时，充分展现了本届论坛的特色与成果：①视野开阔，广泛关注管理理论的探索与开发，并开始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对本土理论创新的价值；②继续深刻体现中西管理思想的文化双融；③理论与方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科知识的创造[19]，本届论坛的研究方法在更加科学严谨的同时，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④关注转型阶段中国独特的情境要素，强调扎根于中国独特的管理实践，体现“扎根精神”；⑤学术研究队伍更加年轻化，青年学者逐渐开始崭露头角；⑥顺利成立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理论建构青年学者论坛，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本土管理研究和理论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标签：现代管理理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组织绩效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武汉大学论文; 大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团队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