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伯来论文,阿拉伯论文,意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命题。”（注：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刘向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29-202页。）在文学研究领域，“意象”术语原本用于诗学。（注：中西方诗学中，都使用“意象”术语。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意”与“象”出于《周易》，“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注：“夫象者，出意者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将意象并用：“独照之象，窥意象而运斤。”胡应麟《诗薮》中云：“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本文取西方通行的意象概念，参看拙文《论索因卡戏剧中的主体意象》，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西方较早阐述“意象”内涵的是康德。他说，“审美意象是一种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显现。”（注：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科出版社1986版，133页。）“诗人肩负了这样的工作，要把看不见的一些理性观念的东西，如像天堂，地狱，永恒，创世等，翻译成可以感觉的东西.”（注：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科出版社1986版，133页。）意象派诗人庞德也认为：“一个意象就是在同一瞬间表现理智与情绪的复合体，”（注：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刘向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29-202页。）表达出“不同观念的联合”。（注：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刘向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29-202页。）可见，通行的关于“意象”定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审美意象表现为具体的客观物象，具有强烈的直感性和唤起激情倾向性的张力。其次，这种客观物象本身不但是一种图象式的再现，而是负载着一定的理性内容。所以说，审美意象是将达到理性高度的感情经验具象化，是感应物象与理性观念的有机融合。在文本中，意象的不断反复与重现，则包含有广博的象征意蕴，积淀着作家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的审美沉思。通过对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蕴的挖掘，通过象征意蕴与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的考察，我们可挖掘出潜藏在意象本身之下的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审美机制。
一、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意象构成
总体上看，19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希伯来和以色列文学可划分为两大模式。其一是现实主义模式，描绘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以来的艰辛历程；其二是指其反讽的，超现实的，象征主义模式，把现实固定在宇宙的、神话的和历史的等颇为宽广的框架中。在这两大模式中，阿以问题始终是许多以色列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母题，阿位伯意象也由此成了现代希伯来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以色列建国前希伯来语作家笔下的阿拉伯意象。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历史中，较早涉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问题的是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yim Brenner,1880-1921)。作为人道主义者，布伦纳坚决声讨各种非正义行径，赞赏阿拉伯人同土地的天然联系，自1908年开始，他将笔锋投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问题。1921年的一个晚上，布伦纳在特拉维夫南端的雅法老城偶遇一阿拉伯童工，经盘问得知，这个孩子已在桔树林进行了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而所得报酬却寥寥无几。长期关注人工阶级贫困状态的布伦纳非常同情这个男孩子的遭遇，遂以犹太定居者的身份写下一篇感人肺腑的散文慨叹道：“我亲爱的朋友！无论学者们的说法是否正确，无论我们是否有血亲关系；我都感到对你负有责任。”（注：Warren Bargad:From Agnon To Oz:Studies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1996,))28-29.）并且呼唤从今以后，“只是希望我们能成为兄弟，成为伙伴，成为朋友！”（注：Warren Bargad:From Agnon To Oz:Studies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1996,))28-29.）布伦纳从普遍人性的观点出发，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不再为敌。这种人道主义立场为日后许多犹太作家所承袭。但富有悲剧与讽刺意味的是，布伦纳在发表短文数星期之后，便在雅法被阿拉伯闹事者所杀。
本世纪初年，布伦纳的同时代作家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关注阿拉伯人的命运问题。如摩谢·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1874-1953)、伊扎克·沙米(Yitzhak Shami,1889-1949)、耶胡达·伯拉(Yehuda Burla,1886-1969)。他们笔下的阿拉伯意象，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东方神秘情调，给读者提供的是一幅准文化人类学的阿拉伯生活图景，诸如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部落仪式、竞争、饮食、情爱关系等等。在这种富有地方主义色彩的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贝督因游牧民族。他们置身在富有野性与自然本真色彩的茫茫沙漠背景下，浪漫，原始，冲动，富有异国情调，展现出一种本能的生存欲望，堪称“政治权利斗争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一个勇敢的胜利者与脆弱的牺牲者”。（注：Warren Bargad:From Agnon To Oz:Studies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1996,))28-29.）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贝督因意象象征着一代希伯来作家在一片陌生而荒凉的土地上谋求生存的艰辛历程。另一个比较突出的主题就是男女情爱关系，最富有感伤色彩的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爱情。在超越时空与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异族通婚已成为可能。
二、本土作家笔下的阿拉伯意象。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通称为本土作家。本土作家的文学发轫于巴勒斯坦，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巴勒斯坦的风土人情画卷：沼泽，阿拉伯居民，犹太定居者，以及一代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
第一代本土作家撒迈赫·伊兹哈尔(S.Yizhal,1916- )、便雅悯·塔木兹(Benjamin Tammuz,1919-1989)、摩施埃·沙米尔(Moshe Shamir,1921- )、阿哈荣·迈吉德(Ahron Megged,1920- )创作了一系列有关阿拉伯题材的短篇小说。其中多数作品反映出新兴犹太国家建立后的阿拉伯问题。最为突出的当推伊兹哈尔的短篇力作《犯人》(The Prisoner,1949)，《犯人》的中心人物是一个贝督因牧羊人，在独立战争时无辜地为以色列士兵所俘虏，被带到以色列哨所接受盘问。在小说中，伊兹哈尔着重展示人物的内在世界。以色列士兵一方面在情感上与阿拉伯人比较切近，同情他的遭际，也知道他的无辜；但同时又得屈从于社会和政治压力。这个阿拉伯俘虏属于一个古老的世界，与自然浑然一体，颇似动物，人们甚至把他当作“抖动的兔子”。而以色列士兵则是“外来者”，属于另一个新的工业文明世界。这两个世界格格不入，象征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冲突的不可调和。
塔木兹的《果园》(The Orchard,1972)亦属反映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冲突的早期作品之一。该作品受到《旧约·创世纪》中神话传说的影响，犹太父亲同犹太母亲及穆斯林母亲生的两兄弟繁衍的后裔居住在当今的以色列。原型中的争夺国土斗争通过两兄弟争夺出身于土耳其上流社会的漂亮姑娘露娜体现出来。犹太弟弟丹尼尔从土耳其老爷手里买下一座果园并娶露娜为妻，但他必须同哥哥欧瓦迪亚·阿卜杜勒一起占有她。此种境况象征着阿拉伯人同土地的相濡以沫，相形之下，犹太人同土地的关系则显得那么遥远。无人知道谁是露娜儿子的父亲。他不承认犹太父亲，并在1948年战争中杀死了他的阿拉伯父亲。在著名的短篇小说《游泳比赛》(TheSwimming Race,1951)中，塔木兹描绘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失去多种可以结友的可能性之后产生的失落。
三、60、70年代以来以色列作家笔下的阿拉伯意象。仅从时间跨度上看，60、70年代的以色列作家与第一代本土作家相距不过十余年，但这段时间内，由于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加上作家队伍的更新与社会格局的变化，以色列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审美情趣均发生了嬗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阿拉伯意象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该时期在作品中涉猎阿拉伯意象的主要作家有有亚伯拉罕·B·约书亚(A.B.Yehushua,1936- )、阿摩司·奥兹(AmosOz,1939- ),以及70年代末期登上文坛的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1954- )等。
约书亚的早期作品，深受福克纳创作的影响，着重于人物独白，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其短篇小说《面对森林》(Facing the Forest,1968)堪称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描写阿以关系问题的里程碑。《面对森林》的背景置于大约60年代的以色列。主人公乃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一位近三十岁的大学生。他已修完各门功课，正在撰写有关十字军东征的论文，终日一筹莫展。朋友安排他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森林防火护林员。与之一起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一位阿拉伯哑巴，他的舌头在战争中被割断。护林员并非出于明显的政治动机，而是出于愚蠢的好奇，煽动起阿拉伯人的愤怒意识与颠覆倾向。就在护林员完成看护使命的前夜，阿拉伯人切断电话线，烧毁了他一直看守着的五座山林。第二天当局赶来，百般审讯护林员，直至他得出阿拉伯人可能就是纵火嫌疑犯的结论。护林员重返耶路撒冷，而阿拉伯人却锒铛入狱。表面看来，《面对森林》描写的是对以色列国家的颠覆活动。但实则具有深邃的象征意蕴，护林员奉命看护的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环境——森林，它建于废弃了的阿拉伯村庄之上，象征着以色列国家。在1948年独立战争的炮火中慢慢地成长起来，哑巴阿拉伯人乃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具体化表现形式，他时而从森林中冒了出来，时而又消失不见，创造出一个失败了的阿以关系的精细比喻。
约书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人》(The Lover,1977)亦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描写阿以关系的名著。风华正茂的少女达菲狂热的爱上了在父亲车库里做工的阿拉伯少年纳伊姆。纳伊姆的哥哥是一恐怖组织成员，憎恨犹太人，谴责他们粉碎了自己要进大学的梦想。而纳伊姆却深感阿拉伯年轻一代人在心灵深处无比空虚，反而对犹太民族主义诗人比亚利克的诗倒背如流，渴望进入犹太人的世界，对它进行了解。达菲也很关心阿以问题，她问纳伊姆：
“你非常恨我们吗？”
“恨谁？”他问。
“我们，以色列人，”她回答说。
“我们也是以色列人。”
“不……我是说犹太人，”
“现在不太恨了。”（注：A.B.Yehushua:The Lover,Schocken,1977,pp185-186.）
尽管达菲与纳伊姆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但他们还是不断接近，小说以二人疯狂的作爱作结。此外，约书亚亦在《三天和一个孩子》(Three Days and a Child,1965)等短篇小说中，运用反讽手法，影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生活。
与约书亚同时代的阿摩司·奥兹素以关注时世著称。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而且也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除在《在以色列国土上》(In the Land of Israel,1983)和《黎巴嫩斜坡》(The Slopes of Lebanon,1987)等政论集中直抒自己的政治主张外，还运用审美沉思手段，通过纯文学的形式反映以色列人的心理真实与生存境况，笔锋触及到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问题。最富有代表意义的当推短篇小说《游牧人和蝰蛇》(Nomad and Viper,1965)和长篇小说《我的米赫伊尔》(My Michael,1968)。前者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描写基布兹女子盖乌拉在果园中同一个贝督因人邂逅而遇，产生强烈的性冲动，后被毒蛇咬死。而此时，基布兹成员正在讨论外部世界的威胁正日益加剧的问题，阿拉伯人此时已不再是被动的人物，而是跃跃欲试，觊觎着基布兹社会的危险因素。盖乌拉同贝督因人的交往超出种族界限，具有普遍人性的特点。
《我的米赫伊尔》是奥兹的一部代表作。女主人公汉娜与一位前程远大的大学生结为伉俪，但却无法摆脱对与自己青梅竹马的一对阿拉伯双胞胎的病态性思恋。她经常沉溺于臆想之中，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与梦幻世界中均无法摆脱阿拉伯双胞胎阴影的控制。而她所生存的耶路撒冷，亦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之中，酷似一个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我的米赫伊尔》通过人格化的描写暗示出耶路撒冷这座极富有历史感城市的处境。同时，渲染了1956年中东战争给以色列人的生活造成的恐慌。
继奥兹·约书亚之后步入以色列文坛的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佼佼者大卫·格罗斯曼则在作品中反映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1987年5月，33岁的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采风，目睹了巴勒斯坦难民营中阿拉伯人的生存境况，触目惊心，完成随笔集《黄风》(The Yellow Wind,1987)，如实地描摹出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阿拉伯难民营的情形，探索所谓的阿拉伯人的梦想，舆论界哗然，以色列读者受到强烈的震撼，因为他们从未意识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求生存、实现复国主义梦想给阿拉伯人带来了何种遭际。《洛杉矶时报书评》称之为“以色列作家所写的最诚实的灵魂探索之作。”
二、对希伯来文学中阿拉伯意象的历史、文化、心理审视
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意象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心理现象，负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集体无意识与民族凝聚力。
众所周知，犹太与阿拉伯问题历来是中东地区一个极为敏感而又令人关注的问题。早在圣经时代，亚伯兰（即后来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即后来的撒拉）不能为他生儿育女，撒莱有一使女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而得孩子”。亚伯兰听从撒莱劝告，与撒莱的使女夏甲同房，夏甲怀孕，于是小看主母，遭到撒莱苦待，夏甲逃走，在泉水边碰到耶和华的使者，使者要夏甲回到主母身边，“服在她手下”，许愿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又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夏甲回到撒莱身边，生下以实玛利。后亚伯兰和撒莱受神谕易名为亚伯拉罕与撒拉。撒拉蒙神恩生下以撒，因担心使女生的儿子会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遂欲逐之。亚伯拉罕深感为难。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真正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另据《古兰经》记载，伊斯兰教六大使者之一易卜拉欣曾离开巴比伦前往巴勒斯坦，后携妻萨莱逃荒至埃及，萨莱被法老夺走，因安拉福佑，法老送还萨莱，曾赠女仆哈哲尔。旋返巴勒斯坦。晚年得安拉应许，得子易司马仪和易斯哈格。传说曾将哈哲尔和易司马仪母子送往麦加，后其子被奉为阿拉伯人祖先。易卜拉欣即《旧约》中所述的亚伯拉罕，哈哲尔即夏甲，易司马仪即以实马利。从《旧约》和《古兰经》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希伯来人与古埃及人有着同源关系，他们同系亚伯拉罕的子孙。
约在公元前1656年，迦南地区发生饥荒，亚伯拉罕之孙雅各率11个儿子及其家小逃荒到埃及，投奔曾被哥哥卖给埃及人为奴、现已备受法老器重的幼子约瑟，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歌珊。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他们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与文化生活之外，逐渐失去自由，沦为奴隶。约400年后，以色列人的政治和宗教首领摩西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西奈半岛徘徊数十年；摩西死后，约书亚率以色列人向迦南进发，逐渐向王国时代过渡。此后，犹太人又经历了短暂的兴邦复国时期，相断遭到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罗马人等的侵略，流亡到世界各地。而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古巴比伦人在中东这片土地上与阿拉伯人都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也有人主张把他们归入泛阿拉伯民族的范畴内。）他们和犹太人都隶属于闪族文化体系，相互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
中世纪，阿拉伯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和西班牙的大帝国，对犹太人采取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策，允许他们在服从伊斯兰统治的前提下，信奉自己的宗教。许多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定居。在埃及、迦太基、叙利亚和摩洛哥等地，建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团。但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犹太人经历了种种苦难。流散各地的犹太人，一直同圣城耶路撒冷具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他们世世代代向往锡安山，向往回到“希望之乡”(Promised Lang)。从19世纪60年代起，犹太人复兴民族的要求已发展到在行动上自发地向巴勒斯坦移民。1896年，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西奥多·赫茨尔发表著名的《犹太国》一书，提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完整纲领，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第一次世界性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推进新的历史阶段。
早期犹太居民在巴勒斯坦的生存状况非常艰苦。但同阿拉伯人的关系总的来说比较融洽。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起学校和医院，允许阿拉伯人及其子女上学和就医。但是到了1903年第二次移民浪潮开始之后，阿拉伯人的“恐惧感日渐加剧”（注：Dr.Elit Podeh:The Arab-Israeli Conflict,The Palestinians,Tel Aviv University,1996,p2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东地区成了英法德等国家的觊觎对象，德国和英国均意识到争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重要性。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寻求大国支持，是赫茨尔在世时就一直追求的目标。此时，亲英的魏茨曼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涵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罗思柴尔德，正式表达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的主张，此乃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它的发表，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第一次公开得到第一个西方大国的支持，在整个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诚然，《贝尔福宣言》亦是为英国在巴勒斯坦进行殖民扩张的有力见证，它未曾考虑到世世代代居住在巴勒斯坦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阿拉伯人利益，为日后阿以长期冲突打下一个伏笔。
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时期，英当局“为加紧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一开始便采取扶犹制阿的政策。”（注：徐向群等：《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版，72页。）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在1922年的丘吉尔宣言中，“强调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认为他们在巴勒斯坦是‘一种权利，而不是出于他人的宽容’。”（注：徐向群等：《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版，78页。）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举行一次次抗议活动，袭击犹太人居住区，并举行武装暴动，甚至发生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三六事件”爆发后，“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向托管政府提出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迁移、禁止向犹太人出卖属于阿拉伯人土地等要求。1947年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决定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双方剑拔弩张，阿拉伯人公开袭击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则利用军事优势，“大规模驱赶阿拉伯人，占领巴勒斯坦阿拉伯城市。”（注：徐向群等：《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版，106页。）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到迄今的50余年间，与周边阿拉伯世界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五次“中东战争”，危机四伏，战患频仍。
从文化历史传承角度看，两大民族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交相辉映。自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进兵耶路撒冷，捣毁圣殿，酿成东方历史上耸人听闻的“巴比伦之囚”事件，犹太人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命运。两千年来，重返巴勒斯坦便与几代犹太人的梦想与希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犹太人欲返希望之乡的梦想化作现实。温和派的以色列领袖们均声称，他们所想要的就是“一块当作避难所的和平土地。”就像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所说：“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以自由民族身份生存的地方；阿拉伯人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家园。”（注：Amos Oz:Under this Blazing Light,Sifriat Poalim,1979,p92.）“他们的祖先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注：Amos Oz:Under this Blazing Light,Sifriat Poalim,1979,p5.）“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也是他们的土地。”（注：Amos Oz:Under this Blazing Light,Sifriat Poalim,1979,p93.）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残酷的。犹太人的复国无形中损害了世世代代生存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利益，悲剧冲突由此产生。伴随犹太人的复乐园，巴勒斯坦人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以色列人的自我定义与土地，与边境，与阿拉伯人编织下一个解不开的情结，阿拉伯人成为既游离于犹太世界之外，又萦绕在以色列犹太人心灵中的影子。
文学是作家们借助审美手段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境况进行道德、社会、哲学和心理意义上的审视与反思的一种艺术形式。阿以关系的诸多复杂因素决定着现当代希伯来语文学中意象组合上的多重属性，反映出不同层面、不同背景下的阿拉伯生活风情与心理特征。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意象具有历时性，伴随着社会历史、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及文学活动内部规律的变化而变化。
概而言之，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的希伯来作家多为从俄国和东欧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作家，他们同阿拉伯人的关系比较单纯。富有东方情调及原始色彩的游牧民族生活风情对他们颇具吸引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世纪之初的生动的阿拉伯风俗画卷。以伊兹哈尔为代表的本土作家基本上承袭的是前一代人的“先驱者精神”、复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传统，同情阿拉伯人的生活遭遇，对阿拉伯人与土地的淳朴和谐关系持肯定与赞赏态度。而奥兹、约书亚及后来的格罗斯曼等一代作家，终日生活在战争及恐怖阴影中，从情感上对阿拉伯人怀有一种不自觉的敌意，但作家毕意不是政治家，用大卫·格罗斯曼的话说：“作家的职责是将手指放在伤口上，重新描写错综复杂的生存境况，”（注：David Grossman:Yellow Wind,Hakibbutz Hameuchad,1987,pl.）“警醒那些忘却人性与道义依旧是重要问题的人们。”（注：David Grossman:Yellow Wind,Hakibbutz Hameuchad,1987,pl.）在这种良知的感召下，这批作家笔下的阿拉伯意象更趋于精细、模糊、耐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希伯来文学中阿拉伯意象的复杂性正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一个既受民族情结与历史传承因素困扰又与人类普遍情感相谐相通的独特而奇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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