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泽友[1]2003年在《当代新闻理论纵向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论新闻学又被称为新闻理论，它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新闻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又是新闻工作的向导和指南。对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不断的梳理和比较，是理论新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只有采用这种方法，理论新闻学习才能在体现继承性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理论研究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不仅要对新闻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同时也要对新闻理论研究本身不断进行研究。 本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版的主要供教学参改用的新闻理论专着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当代新闻思想观念发展史。同时，本论文采用宏观总体比较与微观细节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新闻理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代新闻观，当代新闻事业观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了细致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另外，本论文还对当代理论新闻学存在的问题作了批判性反思。 论文第一部分为总论，作者从宏观着手，在对当代新闻理论概述的基础上，总结了20余年来理论专着的总体发展情况，提出了叁个发展趋势。在总论的最后部分，作者还对新闻理论建设目前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展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论文第二部分为分论，作者选取新闻理论的最基本问题，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产生、新闻事业的性质与新闻事业的功能五大问题。通过纵向的梳理，论文展示了理论界对五大问题认识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了作者自己对于解决理论纷争问题的意见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新闻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诸多的问题，要完成新闻理论的创新工作，使之更具有时代性，前面的路依然很漫长。
张振亭[2]2008年在《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以来的30年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最快、取得成绩最大的30年。对业已做过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得失,“以史为鉴”,有利于我们对其过去有个清晰的认识,有利于现在的研究者找到新的切入点,有利于新闻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壮大。本文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引入“5W”传播模式作为分析架构,既描述学术研究的构成及其发展历程,又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从静态构成和动态变化两个维度述说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历史。本文在整体上采取“总—分—总”的体例,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探究新闻传播学术总体及各构成要素的变化,即首先概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轨迹,然后分述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效果四个面向的变化,最后总结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其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1992-1996:“为学术而学术”;1997-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多元化发展”。研究主体是整个学术生产活动中的第一环节和主导性因素。本文借用知识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以群体为线、以个体为点,勾画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的变化,探究变化背后的原因,并揭示这种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为了精细呈现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动态变化,本文对叁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进行了抽样内容分析,以寻找各个分支研究领域(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其他)中比较集中的话题、问题,然后结合有关研究成果对此进行评述。在“研究方法论”一章,本文梳理了学界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代表性论述,并以部分新闻传播博士论文为例,管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把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考察,揭示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具体应用。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效果的主要体现。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是基础,学科理论体系越完善,越能发挥出学科能量。研究者的论述、新方法的引进、新理论的提出,既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阐释,又促进了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从纵向看,新闻传播研究进展迅速、成绩巨大。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摘掉了“无学”的帽子,建起了学术研究梯队,初步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跻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拥有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效力得以初步彰显。同时,新闻传播研究不够深入,知识、理论和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笔者提倡应向学术自身回归,尊重其自身逻辑,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注重积累;要遵守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摈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的、直接的、操作性的实用研究。
丁柏铨[3]2002年在《论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它是在对中国历史上新闻理论研究成果有所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吸收西方新闻理论研究成果的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研究者和新闻从业人员思考、回答当下新闻实践所提出的理实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提升的。这就是说，中国当
王飞[4]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传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时代的进步,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也前所未有地显现了既有政治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促使我们面对挑战而积极应对挑战,通过改进政治传播的方式,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梳理概括,也存在着传播的难题亟待破解。本文围绕前述缘由,尝试从理论背景,历史演进,主要任务,难题及破解理路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论述,努力构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论证了政治传播在政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现了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演进中的规律,论证了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将个人言论自由问题与遵守党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指出了衡量党报党性原则的标准就在于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四个方面。他还提出,政治传播不是无目的的灌输,而是有针对性的灌输,这种"针对性"主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自发性"问题,它需要传播媒介发挥榜样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将政治传播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政治传播中国化的含义,即对内宣布和对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立了适合于国情的面向不同大众的分层传播组织,形成了以报纸、期刊为主要载体,以红军政治传播为辅助手段的特色传播网络,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打赢和国民党的宣传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反转。建国以后,党继续强化运用党报等新闻宣传工具,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形势,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形成了从宣传鼓动、新闻报道到创新融合这样的传播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逐渐表现为政治理论传播、政党和国家形象塑造、动员和沟通民众叁大形态。面对着媒介融合改变了我国传媒业既有的传播格局和生存方式,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与冲突,迫切需要新型主流媒体担负起价值沟通与共识达成的桥梁职能。党通过聚焦政治任务,培养传播精英人才实现传播主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党媒新版图的构建也在逐步形成,对外传播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媒介公信力不断回归,舆论引导力得到强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政治传播受众普及化、年轻化、群体化和网络化的转变,适时地作出了调整,使党的政治传播观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愈加明显,如何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需要政治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的互动不够,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还不能完全适应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提出的新要求。破解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困境,应从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对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对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对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出发,做到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相结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念,增强传播效果的关注度、认同度。同时,也要科学地认识政治传播自身的规律,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信息传受规律,探索传播途径从单一的组织、人际到组织、人际与新兴媒介的结合,推动政治传播主体从单一的政党主体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社会主体补充,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乃至个体作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功能,使其成为与政党互补且良性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中,我们应以勇于革新的态度,改革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治传播,改变现有对外政治传播覆盖面缺漏和势能弱化的情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着力点,强化对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准诠释与传播。
杨保军, 李泓江[5]2018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呈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文章从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四个方面比较详尽地梳理总结了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提出唯有承认中国特征、尊重中国特征、厚植中国特征,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建设。
杜永利[6]2016年在《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图厘清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史学观念,并基于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思考框架,展开史学批评。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本文考察了内部与外部两类因素。从外部因素看,除了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方史学学科的演进和发展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思想环境；从内部因素看,大众传播业的自身演变规律及其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的互动,构建了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叁个代表性史学路径的观念和方法。本文从总体上呈现了美国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历史演进脉络,即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认为从史学渊源上,美国传统新闻史学时期的史学观念主要侧重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主题建构,包括描述性史学维度、解释性史学维度两个阶段,并分析了两个史学阶段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历史价值和缺陷。二战后,当代西方史学“重新定向”,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呈现出多元化、不断拓宽和纵深挖掘的局面,新史学潮流的转向逐步影响着大众传播史学的演进。到1970年代,进入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新阶段,在总体的研究走向上,呈现出新文化史学、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全球历史观这叁种主要的史学路径。本文展现了新文化史学路径转向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重点从文化史学潮流和美国的传播文化两个历时性因素进行了考察,以呈现影响美国当代文化史学路径的历史文化印迹。在文化史学潮流的考察方面,梳理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知识谱系及主要特征,以及美国文化史学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特征；在美国传播文化的考察方面,回顾了美国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本文认为,美国史学在1893年进入独立的专业化发展之后,注重寻找美国文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思想史路径,这直接影响了传统美国新闻史学时期的文化史路径,即新闻自由的民族“神话”建构,也和前述的西方史学潮流和传播文化两个因素一起,影响着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的文化建构,即知识生产、公共文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其中既有新文化史学的史学特点,也可以看到“我们人民”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这个美国传播文化的传统思路。顺着史学观念的发展,本文考察了多元文化主义史观下的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背景和内涵,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大众传播业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对大众传播史学的影响,从黑人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两个方面展示了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的实践状态和特点。最后,本文考察了“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的大众传播史学。新文化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给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带来了历史主题越来越碎片化、分散化的烦恼。如何在通史写作上进行史学思路的整合,对历史编撰的碎片化现象进行纠偏,重新走向综合的整体史(通史),是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提供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解决答案。本文通过对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埃杰顿《美国电视史》、大卫·斯隆《美国传媒史》等叁部着作的解读,评析了“全球历史观”路径的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演进和整体特色。本文进一步对以上发现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史编撰而言,如何在维护多元文化社会的均衡利益与文化批判之间做好辩证平衡,是美国文化史学者今后应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从各种不同史学观念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小众读者市场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史书写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李明德[7]2006年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阐释》文中认为本文在研究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时,以理论界定为逻辑起点,以理论阐释为文本重心,以期为目前我国大力建设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文章由六部分构成: 引言中,阐明了本研究的选题思路与研究意义;概括了学术界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明了论文的框架设置依据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厘定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概念,指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指由特定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代言人通过规范化的方式经由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发布并与之交流有关新闻性信息的新闻发布制度或传播活动。新闻发言人制度实为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叁种传播方式的结合。 第二章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宪政分析。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宪政法理基础切入,剖析了宪政视角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实困境:相关观念意识淡薄;法律保障缺失;运作机制薄弱。 第叁章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理论阐释。从传播学的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及相应的功能承担、角色意识或技能,指出政府新闻发言人应是集组织界限沟通者、符号整释者、舆论引导者、控制者、说服者、政府形象代言人和信息代理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社会角色扮演者。 第四章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公共关系学阐释。剖析了公共关系理论视野中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和公众沟通的主渠道——解释政府行为,传播政府形象;是政府媒体公关的主战场——优化媒介关系,赢得正面宣传;是危机状态下政府媒介管理的主途径——积极应对危机,规避媒体事件;是对外宣传报道的主阵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优化国家形象。 第五章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新闻理论阐释。从当代新闻理论视角归纳出新闻发言人制度应遵循的运作规约:坚持新闻性原则,实现有效传播;坚持党性原则,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指导性原则,正确引导舆论。
林牧茵[8]2012年在《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文中研究指明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交流,影响对象是年轻一代,参与主体是知识界、学术界,因此教育交流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对构筑两国观念层面的沟通与认同意义深远。虽然过程较为缓慢,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加持久而深入人心。而新闻教育交流又涉及到在国际关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闻媒体,因而愈发值得关注。本文研究聚焦中美两国的新闻教育交流,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时代背景、历史事件,考察并分析20世纪上半叶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来到中国后,对中国新闻教育、新闻业、及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之所以会选择这一独特的中美关系研究视角,是因为在中美两国教育交往的历史中,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某些着名高等院校对中国某些学术和专业领域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追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找到一条研究中美关系的新路径。据此探寻国际关系中,通过教育交流建立起观念、文化、知识的认同,进而对对方国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产生的影响。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标志着世界近代新闻教育的发端。当时的密苏里大学还不为中国人所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密苏里模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被不断复制,在特定时期甚至成为世界新闻教育的模板,20世纪上半叶,它在中国的移植尤为成功。虽然解放后密苏里新闻学院与中国的交往有约30年的断层期,但是而今,密苏里新闻学院仍旧是中国新闻学子向往的学校,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跨越历史,仍旧在影响中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密苏里模式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新闻院校。为什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会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密苏里模式的魅力和生命力何在?是什么力量推动它来到中国?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为什么愉快地接纳了它,而没有像抵制其他西方国家文化那样抵制它?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将新闻教育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有哪些人物在中国新闻教育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思想碰撞后,如何交融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如何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设置篇章展开研究探讨。第一章,密苏里模式的形成。研究美国新闻教育起步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归纳密苏里模式的核心理念、主体教育方法和国际化的外延特征,并从新教传教运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中美双向需求的对接,四个角度来分析密苏里模式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动力。第二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横向移植。“横向”是一个空间概念,指从美国到中国。“移植”是一种最初的状态,指中国新闻教育起步阶段几乎照搬美国模式。结合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尝试解答为什么密苏里模式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那样在中国遭遇阻力,相反被知识界和教育界愉快地接纳。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圣约翰大学报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创立发展阶段与密苏里新闻学院交流往来。第叁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纵深发展。“纵深发展”强调的是密苏里模式移植到中国之后,如何真正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这一过程离不开一大批有密苏里背景的新闻人的推动。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个体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群体如“密苏里帮”及受密苏里模式影响的中国新闻人。他们都在实现自己事业人生理想的同时,推动了美国新闻理念在中国社会更深广的领域中逐渐被认同和接受。第四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流变。借助文化适应与变迁理论,进一步揭示密苏里模式与中国新闻教育的融合发展。展现出中国新闻教育由最初全盘移植密苏里模式,到逐渐融合本土需求和中国文化特征,最后形成中国特色新闻教育的过程。第五章,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探讨20世纪上半叶,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相互作用。选取了相关的叁个领域进行考察,新闻教育领域、报业领域、政治领域。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移植与流变是近代中美交流互动的一种折射,与20世纪初美国寻求海外扩张及中国经历民族危机的时代大背景密不可分。无论美国输出新闻教育模式,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为了实现其普世价值,在客观上,它的确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发展,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婷[9]2017年在《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十年学术型硕士毕业论文内容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对于新闻传播学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引导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本文通过梳理万方数据库中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十年(2005-2014)学术型硕士毕业论文,运用内容分析法,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的媒介类型以及学科交叉四个方面,对536篇硕士毕业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来探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现况以及不足。研究发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型硕士毕业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正向着多元化发展,研究方法朝着规范化进步,理论研究正努力突破传统,其他学科的引入已经十分普遍。本文在总结研究现状的同时发现问题,找寻不足,以期为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在今后的论文选题与写作中提供一份借鉴,同时希望能够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科建设提供一份有意义的资料。
刘勇[10]2008年在《嬗变的轨迹》文中认为1978年以来,伴随新闻改革的历程,我国报纸新闻文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其背后蕴涵了哪些规律性的质素?不同因素又如何促发和影响了新闻文体的发展?本论文立足历时性维度,试图在考察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脉络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本研究从“历史—现实”、“理论—实践”两条路径切入,着力贯通新闻学研究的叁大领域,将新闻文体研究置于历史、理论与业务的立体网状的研究框架中,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既立足于新闻文体自身的发展逻辑,又力图跳出单纯的业务研究层次,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历时地考察新闻文体的实存状态和发展脉络,从中探寻新闻文体与社会生态环境、媒体竞争格局、读者的接受心理以及新闻从业者自身独立的文体意识、学术界的对应性研究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寻求其中的普适性规律,最终从“实然”中探索“应然”。论文还借鉴文体学的相关知识,从内涵上厘清新闻文体的基本特质及其发展的逻辑线索,加强对不同历史分期新闻文体的原色分析、原因解析以及规律探寻,进而探索新时期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的基本趋势,从整体上为新闻工作者勾勒出新闻写作理论、历史与实务的“知识地图”。本文以报纸新闻文体作为研究切口,不仅对10届“全国好新闻评选”(1979-1988年)和17届“中国新闻奖”(1990-2006年)获奖作品中的796件样本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还选取了不同历史分期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了个案解读,力图透过不同阶段具体的新闻作品来描述、解释和评价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发展历程。本论文也着力探究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人”(记者)的因素的影响,对记者群体和“名记者”个体的研究交相呼应。同时,对于新闻学术界的贡献,我们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着力从梳理文体研究史的角度出发,重新剖析和评价了文体发展中的重要学术观点、学术论争,进而探察学术界之于新闻文体发展的影响。相比而言,在同类研究中,这种整合式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1]. 当代新闻理论纵向比较研究[D]. 夏泽友. 四川大学. 2003
[2]. 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D]. 张振亭.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3]. 论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体系研究[J]. 丁柏铨. 新闻知识. 2002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D]. 王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J]. 杨保军, 李泓江. 新闻界. 2018
[6]. 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D]. 杜永利. 武汉大学. 2016
[7].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阐释[D]. 李明德. 兰州大学. 2006
[8]. 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D]. 林牧茵. 复旦大学. 2012
[9]. 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十年学术型硕士毕业论文内容分析[D]. 张婷. 安徽大学. 2017
[10]. 嬗变的轨迹[D]. 刘勇. 复旦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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