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与当代_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巴黎手稿与当代_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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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手稿”①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马克思倾毕生之力研究与透视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生活的早期成果。刚刚由对社会的“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不同生活境况出发提出了“劳动异化论”和“社会关系异化论”②,以异化的事实为依据剖析了私有财产及其制度,在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哲学基础上理解和阐释了共产主义。尽管他是从古典经济学提供的议题出发的,但从撰写“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时期”求索“苦恼的疑问”,再到创办《德法年鉴》渐次展开的思想探索,他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提供了关于资本时代颇有见地的理论成果,为以后漫长的《资本论》探索和写作生涯竖立了第一块界碑。

      “巴黎手稿”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更为重要的,它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思路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对理解当代现实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是透视当代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如今,距离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的时代已经过去170年,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金融动荡而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困扰着世界,以资本主义方式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在发展的同时各种痼疾再次呈现。放眼全世界,全球霸权、国家间的经济掠夺、利益纷争,加之在金融海啸中显露出的强权肆虐、危机转嫁、信任缺失、价值颠倒和人性倒退等种种迹象,表明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文本的有效性仍被历史进一步证实着,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③

      “巴黎手稿”与现时代的关系很显然是一个大的课题。这里谨依据马克思在这一著述中有关“异化—异化的根源—异化的扬弃”的论证逻辑来具体观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方面再次体味马克思当年的思路和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使其所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性充分地显现出来。

      一、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异化”的再现

      “巴黎手稿”提出问题的方式值得深究。在“巴黎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笔记本Ⅰ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入手,具体描述和分析了不同收入形式所对应的三类主体——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各自不同的生活境况和命运,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秘密,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批判了国民政治经济学家的主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被纳入到了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的劳动呈现出异化的状态,工人丧失了人的本质与特性,以异化的方式存在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④在“巴黎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穆勒评注”里,马克思进一步表明,异化的劳动不仅带来劳动产品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人作为类的异化,同时还必然引起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别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对象化的私利。”⑤这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之中,构成一幅多种“社会关系异化”的图谱。“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的互相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⑥因此,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人的存在处于异化的状态,人的需求变成非人的需要,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异化的交往关系。

      纵然,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厂和工人阶级为标志的、到处都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不再是那个以腐烂的马铃薯为食的痛苦和不幸的世界,取而代之的却是以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等行业工作为主、作为社会重要部分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有些国家甚至有着完备福利制度和体系。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在现代的情势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资本的统治依然存在,其本质也并没有改变。所以,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和评判仍然中肯而准确。

      首先,当今世界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基本上还有着谋生的意义,因而不免带有异化的色彩。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判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时代。然而,超过整个从业人员50%的白领仍然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这不能不表明他们以及他们的劳动仍然还有着商品的属性,而劳动主要的作用还是谋生。在为谋生的劳动过程中,他们作为人被赋予了机器的职能,财富在不断增值,这样的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谓的“非现实化”吗?其不同之处大概只是非现实化的外在表现而已!至于那些为数不多的蓝领,恶劣的工作环境、仅足以维持温饱的工资、非人的工作强度等更是使他们非现实化到了相当的程度。

      其次,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里,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对商品和货币的单一性的需要。资本利用广告等手段诱导他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实际上是通过他对某种产品的依赖而使之陷入一种更加非现实化的境地,也许现代中产阶级颠覆了生活的意义,价值标准改弦易辙的结果,无疑将金钱在人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推到了极致。恰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⑦以无度和无节制为真正尺度的货币成为了人与人的生活的真正的上帝。人作为人更加贫穷,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

      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脱离了真正的人的关系,演变为物之间的关系,货币成了人与人之间“异己的中介”。货币由于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而成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中介,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然而,当人们把它看作普遍的万能之物,当它成了人的存在之间的牵线人和中介的时候,货币便越来越远离了它本来的职能,成了人与人交往的最普遍有效的媒介、成了主宰人与人关系的“上帝”。“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⑧。尤为可悲的是,货币这个上帝不仅用它的权力颠倒了它所代表的商品与它的关系,从货币代表商品而存在变成了商品以代表货币为前提,从货币对人的依赖变成了人对货币的绝对依赖。

      二、全球化与“私有财产存在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地方在于,他对异化问题的理解没有陷入单纯的“问题学”的揭示和罗列,而更深入到其根源、症结的解剖和分析当中。因此,他在提出异化劳动学说以后,又揭示出了隐藏在这个经济事实背后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私有财产关系。他认为,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就是私有财产。通过异化劳动,工人不仅生产出与自己异己的、敌对的产品,同时也生产出不从事生产的人对工人的生产及其产品的关系,这就是私有财产关系。而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阶段,私有财产又会反过来成为劳动之所以异化的原因。所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它们和资本一样,其本质在于“统治”人、“奴役”人,使得人与真正的人发生背离,使得人的财产与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发生背离。

      在《手稿》的笔记本Ⅱ中,马克思表明了他对私有财产存在形式的理解:“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⑨也就是说,主体形式的人的劳动与客体形式的资本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私有财产的三种存在形式。其中,“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存在形式,“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体存在形式。马克思指出,两种存在形式的有机结合才是私有财产的真正有效的形式,才能“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和农业、资本和土地、利润和地租、地租和工资、私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差别,已经不是历史的差别,而变成了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现代工业资本才是符合私有财产本性的、获得了自由的、完成了的资本。它是作为动产的私有财产,就像“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窄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⑩,它必然战胜不动产的私有财产,成为“现代的合法的嫡子”。然而,充斥于现代社会的这样的资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以此为客观表现的私有财产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就连即使表面上的与人的关系也消失殆尽了。没有了现实内容的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达到了同一,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完成了它对人的统治。

      放眼当代的全球一体化进程,资本的全球化是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从根本上讲,全球化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是一部分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追求利益而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和投资活动的过程。因此,当代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与马克思时代有所不同。

      从私有财产的客体存在形式看,资本不再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个人所拥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国家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形式。资本拓展了地域,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资本天地,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以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的形式奔走于世界范围,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进行越来越大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资本也不再是以实体货币的形式进入产品的生产,而更多地以虚拟资本的形式,越出产品生产的疆界,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大展身手;资本的流通也凭借着越来越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而使得速度大大加快。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流通空间的扩大、速度的提高,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也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跨区域结合的特征来。资本的全球化引起的国际分工是依照发达国家的主观意愿进行的,按照资本的逻辑,发达国家把大量的加工业外包给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以攫取更高的利润,因此,全球化成为了客体形式资本与主体形式资本的强力粘合剂,国际分工必然是发达国家拥有的资本与欠发达国家工人劳动,即客体形式的资本与主体形式的劳动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全球财富的源泉,也是世界历史体系中不平衡发展的源泉。

      显然,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私有财产的主体、客体存在形式,还是现代工业资本对劳动与资本的整合方式,与马克思理论所及的时代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存在形式迥异的资本所映现出的私有财产的侵略性、贪婪、与真正的人的本质的背离却依然不变。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破坏、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民众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劳动民众异化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无一不反映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特性。由于利润的驱使,发达国家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涌向服务业、金融业和通讯产业,传统的制造业被破坏;而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又不断压低利润率,并消耗着大量的资金,使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放缓;从全球范围看,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实际上大大增加了,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公共设施的私有化,使社会福利锐减,在血汗工厂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劳动异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依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嫁到这些国家和地区。

      三、人类的未来前景与“共产主义”的新解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分析,意在为资本时代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理清出路。我们看到,在《手稿》的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就按照“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1)的思考逻辑,阐发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主张。他认为,产生异化的社会条件本身也就为扬弃异化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以对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的准确理解为前提的,而且必须诉诸于产生并促进私有财产关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即只有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状况出发,才能找到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才能找到理解共产主义的合理途径。因此,他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了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私有制使人的劳动异化,使现实的、有生命的人异化,那么,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对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使人占有人的真正的本质、向社会复归。

      事实上,当我们反观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并进一步严谨地辨析他所诠释的共产主义的含义时,有关共产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的论调即会不辩自明了。的确,在马克思最初接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通过研读各种文献来探寻社会主义理论的源泉的。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此他悉心阅读了包括法国人沙尔·傅立叶和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以及英国人罗伯特·欧文等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在“巴黎时期”,空想共产主义者巴枯宁、卡贝的著作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但是,进入与抽离、专研与批判、汲取与超越始终是马克思对待他人理论成果的不变法则,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思想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巴黎手稿”中,还是在“巴黎时期”以后所著的文本当中,他都没有停留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的空洞描摹之中,而是凭借自己的独特研究和理性判断,使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超越了简单的空想,在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达至了复杂与深邃。

      具体来看“巴黎手稿”笔记本Ⅲ中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证,我们可以断定,其时马克思表达出来的是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思考,而不是最终的定义。例如:

      其一,他在论述共产主义的段落中,间或使用了“社会主义”这样的表述,甚至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词语。这无疑说明,马克思对这两个名词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表达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过程与目的和结果的思考。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他确实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相信历史将终结于一种理想状态的体系,而且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这种理想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许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的问题。但独特如马克思者,其历史观的精髓绝对不应该是用几形态说就可以概括得了的。

      其二,他把共产主义看作“历史之谜的解答”,“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这无疑也印证着,马克思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当中得出的共产主义的结论,是推导的结果、逻辑的产物,是用他独特的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哲学方法架起的一座连接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桥梁。换言之,如果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克服,是由私有制社会走向未来社会的中介、环节和方向。对此,马克思有着清晰的表述,“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13)而且,这一点在他往后的著述中表述得更为明确,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反对将共产主义视为“现实必须为之作出调整的理想”,而把共产主义表述为“真正废除事物现状的运动”。在《法兰西内战》中也一样,他认为那些革命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甚至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中,他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时序推进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动荡,马克思主义一时间似乎也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了一种普遍乐观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行将结束,未来的世界将由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下,就像福山所宣称的,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历史将终结于这种理念或制度的普遍化,终结于自由市场经济。

      然而,进入21世纪不到十年,一场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资本主义方式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内部各种痼疾再次呈现。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或者由美国支持的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人们认为的完美的模式。“影子金融”的存在使得监管部门很难发挥管理作用,而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从来都被美国人奉为神话,这固然是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原因。但贫富差距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工人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增长,廉价的贷款却带给工人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幻觉,其他国家大量注入的资本又使人们过高地估计自己承担债务的能力,这恐怕就是金融危机背后的市场经济泡沫的重要来源了。应该说,全球霸权、国家间的经济掠夺、利益纷争等种种迹象表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私有财产、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分析依然有效:资本具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持续不断的增值是它永恒不变的追求,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它也成为了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禁锢。

      金融危机在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沉痛一击、暴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致命的弊端的同时,也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思路,展示了历史发展的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竭力祛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和社会发展的束缚,使社会朝着实现人类最深切的、最根本的愿望,即更加合乎人性的方向前进。我们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方向。

      如今,几经震荡和波动,整个世界都在反思中调整和选择。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激励之下自觉地创新了它们的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再也不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只有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只有私人企业在发挥作用,而是把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置于某种政治框架之下,以此来限制和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市场进行监管,以造福于社会。同时,所有国家都在社会再生产的环节以外增加了再分配的活动,以减小贫富差距,保证经济的平等。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因素引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当中,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市场经济与原有体制的结合和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力量的快速提升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放眼未来,在理论上认真分析和领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意旨,在行动上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通过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去改善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使社会朝着尊重人性、肯定人的本质的方向发展,是当代人的迫切之举。

      总之,当代社会发展所呈现的更为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显示了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经典著述及其思想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昭示出在其基点上进一步进行理论探究和现实观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①马克思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根据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笔者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笔者称之为“巴黎手稿”。根据这种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录(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此外,由于“巴黎手稿”、“巴黎笔记”、“穆勒评注”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巴黎时期”不同形式的笔记或著述的称谓,而不是他正式撰写的作品,所以笔者在这里用引号(“”)来标注;但鉴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约定俗成为一本普遍知晓的书,且有单行本问世,所以仍用书名号(《》)标注。

      ②参见拙文:《从“劳动异化论”到“社会关系异化论”——“巴黎时期”马克思异化观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

      ③参看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第11页。

      ④⑦⑧⑨⑩(11)(12)(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6页;第242页;第247页;第172页;第176页;第182页;第186页;第197页。

      ⑤⑥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第181页;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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