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基本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试论论文,框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历史原因和现实战略利益的影响，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朝鲜一直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对象，但朝鲜却是亚洲唯一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几经波折，仍处于僵持状态，难成正果。
为了把握冷战后日朝关系及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正确认识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基本特点是必要的。如果以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基本特点，那么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在对美协调的大框架内，以安全利益为主、以绑架疑案与历史问题挂钩为基本策略方针的多因性协调的政策框架。本文试就此进行论述。
一、日本对朝政策的多因性分析
日本对朝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多因性政策，带有很大复杂性。
影响和制约日本对朝政策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1.历史问题
日本曾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给朝鲜半岛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和灾难。因此，日本和朝鲜半岛两国之间存在历史问题。
而且，由于朝鲜北部历史的特殊性，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历史问题显得更为严重。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认为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朝鲜北部民众与日本殖民当局在宗教信仰上发生过激烈斗争。朝鲜北部在历史上是朝鲜半岛基督教的中心，特别是平壤，有许多教会。日本侵占朝鲜后，强迫当地教民改信神道教，受到以平壤长老派教会为主的坚决抵制，朱基彻牧师为此被关死狱中。
其次，朝鲜北部是当年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斗争兴起的重要地区，受到过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金日成主席就曾被悬赏追捕。
再次，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给予美国全力支持，日朝关系更为恶化。当年日本不仅承担了美国的军需生产，不仅为对狂轰滥炸朝鲜的美国B—29轰炸机提供军事基地，而且派出1200人、54艘扫雷艇参加了对朝鲜的扫海作战。(注：[日]和田春树：“现在再开日朝交涉为什么是必要的?”，见《世界》2002年1月号第192—194页。)
由于以上因素，历史问题在日朝关系中变得更困难更难以解决。
2.“拉致”问题
“拉致”即绑架。1977至1978年，在日本海岸发生了多起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青年男女突然失踪的事件。1997年2月，逃亡到韩国的原朝鲜工作人员提供的证词表示失踪的日本少女横田是被朝鲜有关机关绑架去的。由此，在日朝之间形成了“拉致疑惑”即“绑架疑案”问题。
最初日本警方认定绑架疑案有7件10人。2002年3月12日，八尾惠在东京地裁就“绑架疑案”提供了新的证词。据称，八尾惠曾是日本极左组织的成员，其丈夫柴田泰弘元在潜入日本活动时被捕。八尾惠的证词称，她由于对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抱有兴趣，1977年2月去了平壤，在那里参加了日本的极左组织。1978年，日本极左组织的领导人田宫高吕对她说：“为了使日本金日成主义化，发现、获得、培养能成为革命核心的日本人是我们今后的任务。”1983年1月，田宫在平壤又指示她找人说：“25岁以下的女性，什么人都可以。”为此，八尾惠找到了在伦敦与她相识的有本惠子，有本惠子当时23岁，八尾以帮助找工作为由接近了她，并对她说：“去社会主义国家旅游很有意思。”在骗取了她的信任之后，便将她交给朝鲜劳动党联络部的金，并与金一起经莫斯科去平壤，之后便没有了消息。据此，日本警方将“绑架疑案”认定为8件11人。(注：[日]小此木政夫：“日本外交战略的尝试”，见《CHUOKORON》2002年5月号第54至55页。)
对“绑架疑案”问题，日朝双方立场的距离很大。日方要求调查被朝鲜绑架去的日本人是否平安，并要求交回日本。而朝方不承认有绑架问题，只同意按一般的“行踪不明者”处理这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强烈地涉及日本的国民感情，因此一被提出，便成为日朝交涉中一个很重要也很棘手的问题。
3.安全保障问题
安全保障问题主要是指朝鲜的核武器开发疑点和导弹开发等问题。
日本认为：“朝鲜历来存在开发核武器的疑点”。(注：[日]《防卫白书》平成12年版，第38页。)1993年2月，朝鲜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视察要求，同年3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这使日本对朝鲜开发核武器的怀疑大为加强。1994年10月，朝美签定“核框架协议”，朝鲜以美日韩帮助其建设用于和平目的的轻水反应堆等为交换条件，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但这并未完全消除日本对朝鲜的怀疑。1998年初，又出现了朝鲜在本国西北部建设秘密地下核设施的传说，这一传说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应，甚至有意见主张如果上述传说被证实，美日应对朝鲜的地下秘密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5月，美国派相关人员至朝鲜进行视察，并在6月发表报告说在视察时未发现地下秘密核设施。这一报告虽然暂时平息了由上述传说引发的风波，但日本对朝鲜核武器开发疑点的关注仍未稍有懈怠。日本认为“朝鲜核武器开发疑点不仅关系到日本的安全，而且从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观点看，这也是一个涉及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言，朝鲜能否诚实地履行‘核框架协议’是重要的。因此，今后必须继续密切地对此进行观察。”(注：[日]《防卫白书》平成12年版，第39页。)
朝鲜的导弹开发是日本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根据日本方面掌握的情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朝鲜在生产与装备飞毛腿B、C型导弹的同时，向中东各国出口了这两种型号的导弹。到90年代，朝鲜又着手开发劳动号导弹及比劳动号导弹射程更远的导弹。1993年5月，朝鲜在面向日本海进行的导弹发射实验中使用的很可能是劳动号导弹。1998年8月，飞越日本上空的则是以大蒲洞1号为基础的弹道导弹。朝鲜正在开发射程更远的大蒲洞1号导弹，这种导弹是利用飞毛腿的第1级、劳动号的第2级而形成的两级液体燃料推进式弹道导弹，射程在1500公里以上。朝鲜可能还在开发射程达到3500—6000公里的弹道导弹。
因此，日本判断说：“朝鲜从加强军事能力，开展政治外交和获得硬通货的立场出发，将开发弹道导弹放在很优先的地位，并在切实地推进导弹射程的远程化。”同时强调：“朝鲜的导弹开发，核武器开发的暖昧状况，不仅是给亚太地区，而且是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注：[日]《防卫白书》平成12年版，第39—41页。)
另外，日本对朝鲜的生化武器也表示了很大的担心，认为：“朝鲜拥有若干生产化学剂的设施和相当数量的化学剂。”“在生物武器方面也拥有一定的生产基础。”(注：[日]《防卫白书》平成12年版，第36页。)
4.日美韩协调问题
日朝关系的改善，不仅受到日朝双边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美韩的影响。
冷战时期，在东北亚存在两个对立的三角关系，即苏中朝对美日韩。20世纪6、70年代苏中朝三角关系开始破裂，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这一三角关系便不复存在。但美日韩三角关系仍然存在，而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了调整和扩展。
日本依赖美日韩三角关系特别是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谋取其在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安全利益。同时，日本的行动也受到这个三角关系的制约。日本在发展对朝关系时受到美韩特别是美国牵制的事例并不少见。
1961年4月，日本通产省发布《输出贸易管理规则》及《关于标准结算的省令》，批准与朝鲜进行直接贸易。其后，日朝贸易有了较好的发展。美国对此密切关注。1987年6月，美国提请日方注意：日本向朝鲜出口的大型卡车可能被改装为导弹发射台。日本政府为此向有关企业发出要求“自肃”的行政指令，并停发出口所需的“新车证明书”，导致日本对朝鲜的卡车出口完全停止。
1990年9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与社会党副委员长田边诚率两党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劳动党发表了“三党联合声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金丸信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政府称为“私人外交”，但还是开启了冷战后日朝官方对话的大门。其后，由1991年1月至1992年11月，日朝举行了8次正式会谈。由于这些会谈事先并未和美韩有过充分的协调，因此引起美韩的警惕。在会谈开始前，美国方面即一再表示，日朝关系正常化必须与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检查、与南北关系的改善挂钩，否则美国不会认可日朝关系的实质性进展。(注：[日]MASAO OKONOGI：《Japan 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n》,Jpan Center forInternateional Exchange《THE JCIE PAPERS》(英文版)第25期。)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并以美国卫星拍摄的朝鲜有关军事活动的照片，批评日本方面对形势严重性认识不足。(注：[日]小此木政夫：“日本外交战略的尝试”，见《CHUOKORON》2002年5月号，第60页。)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也多次强调，日朝关系的发展应遵循“日韩优先协商的原则”，应与南北对话、与朝鲜接受核检查挂钩。其后，日本以朝鲜拒绝接受核检查为理由，结束了冷战后日朝第一阶段的关系正常化交涉。
二、影响日本对朝政策主要因素的结构性关系
日本对朝政策框架是多因性的，但影响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多种原因并非以同样的影响力平行存在，而是紧密联系日本国内外条件的变动，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构性关系。
冷战后，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此，将结合这三个阶段的情况，分析影响日本对朝政策框架主要因素的结构性关系。
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91年的1月。
在这一阶段，影响日本对朝政策框架4大因素的第2项因素“绑架疑案”尚未提出。同时，在这一阶段，朝鲜有意通过对日关系正常化，打破苏东解体给朝鲜在外交和经济上带来的困境。而日本则正处于经济上的鼎盛时期，有建立美日欧三极世界的考虑，与美国尚未就冷战后的日美安保关系达成共识，可谓战后独立性最强的时期。应该说与以后几个阶段相比，在此阶段，日朝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困难最小的。但由于美韩的牵制，以及日本不能同意朝鲜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检查，最终导致日朝第一阶段交涉在1992年11月破裂。
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的第二阶段自1994年10月开始。
美朝在1994年10月签定了“核框架协议”，美朝关系有所改善，围绕朝鲜核开发问题形成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3月日本联合执政三党代表团以森喜朗为团长访问了朝鲜，与朝鲜劳动党举行会谈并发表了四党声明，一致同意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日本并向严重缺粮的朝鲜提供了50万吨大米。
但由于当时朝鲜正处于金日成主席丧期，难以正式开始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至1997年夏，金日成主席三年丧期结束不久，双方便开始了重开外交关系正常化交涉的预备性谈判，并将此谈判升级为外务省亚洲局审议官级。但由于1997年2月逃亡到韩国的原朝鲜工作人员提供证词说失踪的日本少女横田是被朝鲜有关机关绑架的，因此，在这次预备性谈判中，“绑架疑案”被提出来了。
通过预备性谈判，两国就尽早开始外交关系正常化交涉、朝鲜的日本人妻子访问日本、设立两国红十字会联络协议会，以及对在朝鲜的日本人是否平安进行调查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但以后朝鲜方面没有对在朝日本人是否平安的问题进行调查，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欺诈外交。(注：[日]《防卫白书》平成12年版，第61页。)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陷入困境。
1998年8月，朝鲜发射的导弹飞越日本列岛上空，朝鲜说是发射卫星，日本认为是试射大蒲洞导弹。为此，9月1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朝鲜停止导弹开发与输出，同时，宣布暂停与朝鲜国交正常化的交涉，暂停粮食援助及与KEDO的合作，暂停日朝间的包机航行。同时，日本以此为理由，在国会通过了与美国合作研制TMD及周边有事等法案。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尹德敏教授指出：“现在的日本和过去的日本不同，在军事介入朝鲜半岛问题上正在扩大其领域。”。(注：[日]尹德敏：“可疑船事件显示的北朝鲜的穷迫之状”，见《CHUOKORON》2002年3月号第115页。)第2阶段的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破裂。
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的第三阶段自1999年12月开始。
在此之前，1998年10月，主张对朝实行“阳光政策”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在对朝政策上加强与韩国的协调。1999年9月，朝美就检查金仓里地下设施达成协议，朝鲜同意暂停导弹发射。10月，朝美双方通过在新加坡的非正式接触，确认双方立场回到1998年8月朝鲜发射导弹事件之前。
在上述背景下，1999年12月，以原首相村山为团长的日本各政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在双方的谈判中，同意将“绑架疑案”、日本人妻子访问故乡、粮食援助作为“人道主义”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解决。但是朝鲜方面代表金容淳提出：“绑架”一词不妥，应是“行踪不明者”，并约定由红十字会对“行踪不明者”进行再调查。(注：[日]小此木政夫：“日本外交战略的尝试”，见《CHUOKORON》2002年5月号第62页。)
在上述基础上，2000年1月，日本首相小渊在施政演说中提出：日朝交涉的目标包括三项内容：外交关系正常化、人道主义问题、安全保障问题。
2000年4月，日本与朝鲜重开了停止达7年之久的关系正常化交涉。7月，日本河野外相和朝鲜白南淳外相就双方努力建立友好善邻关系达成了共识。7月和10月，日本高野幸二郎大使与郑泰和大使举行了大使级会谈。期间，森喜朗首相曾委托访问朝鲜的金大中总统向朝鲜方面表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并对朝鲜追加了50万吨粮食援助。
但在会谈中，日朝间的重要分歧仍然难以弥合，朝鲜方面将历史清算放在首要地位，要求日本政府对在朝鲜的殖民地统治谢罪和赔偿。日本方面则表示以村山首相的谈话作为谢罪的基准，赔偿则应以日朝双向的请求权作为处理方针，并希望按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模式即经济合作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同时日方还对朝鲜提出了绑架问题和导弹开发问题。而朝鲜方面只同意对行踪不明者进行调查，完全否认存在绑架问题。由于双方立场差距过大，会谈无效而终。
在日朝会谈前后，朝韩关系、美朝关系却取得较大进展。2000年6月，朝韩举行了高峰会谈。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访问了美国，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了朝鲜。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朝政策。著名的日本朝鲜问题专家、庆应大学教授小此木政夫认为：“在南北和平与美朝和平的‘两重冲击’下，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可能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日朝关系的正常化。”(注：[日]小此木政夫：“日本外交战略的尝试”，见《CHUOKORON》2002年5月号，第63页。)
就在此时，美国政府换届，布什上台，对朝鲜采取了较克林顿政府严厉的政策。2001年6月6日，布什总统在其政策声明中对朝鲜提出以下要求：在履行核框架协议方面要有改善；导弹计划要接受检查和限制，并禁止出口；削减常规武器，配置在前沿的兵力和远距离火炮要后撤。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总统更指名朝鲜为“邪恶的轴心国”。美国对朝政策的变化，使日本扭转了对朝关系上的孤立被动态势，并适应美国的需要，转而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对待朝鲜，以迫使朝鲜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发生可疑船只沉没后，日本宣布停止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日朝关系陷入低潮。
综观冷战后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影响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4个因素具有如下关系：
1.安全保障利益是日本对朝政策追求的第一位目标。
日本对朝关系正常化交涉的首要目标是本国的安全保障利益。在上述3个阶段的交涉中，日本最关心的问题都是朝鲜的核及导弹问题。导致双方在第一、第二阶段交涉破裂或关系后退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朝鲜拒绝核检查，就是因为朝鲜发射导弹。在第三阶段的交涉中，朝鲜虽然已与美国就金仓里地下设施接受检查达成协议，而且同意暂停导弹发射，但日本仍然坚持提出导弹开发问题，可见日本对此问题的重视。
2.美国对朝政策是主导日本对朝政策方向的首要因素。
安全保障利益虽然是日本对朝政策追求的第一目标，但日本的安全保障利益不但取决于日朝关系，更取决于日美关系，保持与美国的协调关系是日本安全战略和外交方针的基轴。这使日本很难有完全独立的对朝政策，日本的对朝政策基本上服从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制定的对朝政策。例如，在第一阶段的交涉中，日本开始时表示了较为强烈的改善对朝关系的积极性，但由于美国与韩国的牵制，转而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第三阶段的交涉中，虽然在历史问题与绑架疑案问题上，日朝的距离很大，但由于朝美、朝韩关系迅速改善，日本被迫不得不准备作出更大的让步以改善日朝关系，避免孤立。其后，只是由于美国对朝政策趋向强硬，日本才没有作出这种外交选择。
3.要求历史问题与绑架疑案同时解决，既是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本对朝政策的重要策略方针。
历史问题是日朝关系正常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日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绑架疑案则是日本对朝政策框架中更具主动性的内容。在与历史问题相联系的道歉与赔偿问题上，日朝双方距离甚大。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也为了牵制朝鲜的要求，日本坚持将绑架疑案与历史问题同时解决，这成为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重要策略方针。从第二阶段交涉提出绑架疑案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这样的方针。小此木政夫教授认为这使日本在日朝关系正常化交涉中除了经济援助以外，又多了一张牌。(注：[日]《CHUOKORON》2002年5月号第62页。)
综上所述，可知日对朝政策框架确是一种在对美协调的大框架内，以谋求安全保障利益为主、以绑架疑案和历史问题挂钩为基本策略的多因性协调政策框架。日本对朝政策框架的这种基本特点是由冷战后日本的国际国内条件所决定的，在这些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对朝政策框架将继续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