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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礼学 三礼 传授系统 清代礼学
在儒学的庞大体系中，礼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所谓礼学是指《仪礼》、《周礼》、《礼记》（即“三礼”）及儒士们对它们的诠释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历代艺文志或书目类书中都有记载。举其要者，如《汉书·艺文志》录：“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录礼部：“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录：“礼一百四部，周礼十三家，仪礼、丧服二十八家，礼论答问三十五家，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另史部“仪注八十四部，凡一千一百四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录：“礼类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宋史·艺文志》录：“礼类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仪注类一百七十一部，三千四百三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录：“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礼仪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杂礼之属五部，三十三卷。”可见礼学著述之宏丰，难以数计。本文对礼学进行历史的考察，仅就礼学的产生、形成、兴衰以及清人重振礼学、礼学的历史命运等问题做出历史回顾，为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做些基础工作。兹分述如下：
一、礼学的产生
礼学的产生，首先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的实践。考古资料表明，属于夏文化性质的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出土了许多礼器，且按一定组合方式下葬，表明这是一种礼制，礼制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无论用文献资料来衡量，或者以考古资料来证实，我国历史上都存在过“夏礼”、“殷礼”和“周礼”，周礼则是三代之礼的集大成。后来产生的礼学正是以周礼为根基，并以阐述周礼精神为宗旨的一门学问。
谈到礼学的产生，又不能无视周公制礼的作用。“周公制礼”之说，不像经今文学家判断的那样是子虚乌有的传说，而应属于信史，现可确认，以后成书的《礼经》（《仪礼》）、《周官》（《周礼》），它们依据的最早蓝本，应包括“周公制礼”留下的残篇断简。
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激烈的震荡，用宗法奴隶制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卫道者们发出了“天下无道”的慨叹。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其变化的深刻程度已触及到各个方面，当然包括对礼制的冲击，一部《春秋左传》处处记载了“礼坏乐崩”的事实。学士们萌发出忧患意识，为支撑礼制体系而制造舆论。关于礼、礼制和礼治问题，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知识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当时人们论礼的言论见诸于《左传》、《国语》等史籍，数不胜数。他们探讨礼的起源，视礼为“天之道也”〔1〕， 把礼神圣化，认为礼的主旨是“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2〕并提出“以礼治国”的纲领，认为：“礼， 国之纪也”〔3〕；“礼，王之大经也”〔4〕；“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5〕为挽救“礼坏乐崩”的情景， 贵族们普遍认为礼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要深化到理论高度去探讨。孔子在确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阐述了礼与仁义思想的关系，仅《论语》中提到“礼”字就有74次。孔子强调恢复周礼秩序，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为国以礼”〔7〕，“道之以德，齐之以礼”〔8〕，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同时，指出“不学礼，无以立”〔9〕， 又把学礼作为修身的基础。这些观点为礼学的产生做好了理论准备。继后孔子弟子论礼杂见群籍，尤杂厕于《礼记》中居多。战国时代孟子、荀子也都阐发了“礼”的含义，荀子还撰写了《礼论》专篇，洋洋洒洒，恢宏阔达，成为后来礼学著作和礼志典所遵循的理论依据。
应该承认，从礼制出现之始，就会有记录礼仪细节的礼经条文。古代究竟有多少礼经条文，难以估算，古人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10〕，“礼仪三百，威仪三千”〔11〕，“礼经三百，威仪三千”〔12〕，这些数字都是概算，是形容礼经条文之多的意思。这些礼经条文的辑集应是礼学产生的萌芽，而《仪礼》的成书则标志着礼学的产生。《仪礼》何时编定成书？论者其说不一，有周公说、孔子说以及六国儒家编定说，还有秦、西汉时编定说。经学家认为：“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13〕，这一看法大体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经过长期的礼治实践，出现了无数的礼经条文，作者认为作为首选本礼书的编定出自孔子手笔的看法是妥当的。成书后通称为《礼》，到了西汉，又叫《士礼》，与《礼记》对应，还称之为《礼经》，到了东汉才有《仪礼》之名〔14〕。关于《仪礼》由孔子编定的理由，以前学者多有论述，并提出诸多证据，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仅强调一点，《礼》的编定是孔子办学传授知识的需要，孔子讲六艺，礼是必修课，他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强调了这三门课的重要性，并为此编定了这三本教材，其中《礼》这本教材，大概就是后来称之为《仪礼》的这本书，《礼》的编定标志着礼学的产生。
二、“三礼”的形成
在战国诸子百家蜂起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和“六艺”著作都相继问世，关于礼制的著作也不仅是礼经一本，另外还有两种性质的礼书也在世上流传：一本是政书性质的《周官》，另有一种是与礼经对应的“记”体礼书。
关于《周官》（即《周礼》）一书，自古以来对它褒贬不一，“纷如聚讼，不可缕举”〔16〕，两汉以来经今古文之争的焦点之一，就涉及到对《周礼》的评价。西汉末刘歆称它是“周公致太平之道”的经典。直到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仍坚信《周礼》“然则其为先秦古经，周公致太平之法，自无疑义〔17〕。东汉以来攻讦者不乏其人，林孝存称它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斥它为“六国阴谋书”〔18〕。宋胡安国、欧阳修、苏轼、苏辙也多毁《周礼》，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把它列入“伪书”。康有为称《周礼》是刘歆、王莽伪作〔19〕。今天我们应超脱今古文学派的门户之见和政治工具论意识，而应从《周礼》的具体内容来分析，其成书年代确定为战国后期为宜。是书由掌握周王室档案的史官集体编纂而成，又有战国当时人的设想，因此，编定时间大概不能超越秦统一以前〔20〕。清学者皮锡瑞认为：“惟其书是一家之学，似是战国时有志之士，据周旧典，参以己意，定为一代之制，以俟后王举行之者。”〔21〕此为公允之见。
另外，《礼记》的成书年代问题，先秦礼学家们在传习“礼”（礼经）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但多数都已失传，其中保存在《仪礼》中就有许多“记”，正如洪业先生所云：“两汉学者所传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22〕可见当时这种“记”体的礼经参考资料是相当丰富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礼书当在被焚之列。汉朝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后，采取了加强法治和礼治建设的措施，汉高祖“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23〕，重新规划了礼制系统，促使礼学兴盛起来，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朝廷设立了包括礼经在内的五经博士官（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其中礼，是今文经礼），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 年）设置。王莽掌权后，重用刘歆，按《周礼》模式托古改制，立古文经为博士官，其中包括古文经《逸礼》。东汉初仍排斥古文经，古文经一直未被立为博士官，但今古文之争已逐渐平息下来。其次，形成了礼书的传授系统（见下表，此表绘制参阅了许清云的《仪礼概述》，收入《三礼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1年版）。
此系统见于《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从传授系统看，汉初自鲁高堂生始传士礼，后来逐渐形成了大戴、小戴、庆氏之学。不过庆氏礼未流传下来。汉立十四博士官，其中的礼，仅有大小戴礼。另外，礼学的传授来自鲁国，这与“周礼尽在鲁矣”的传统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些传习礼学的儒生，不仅精通礼学，凭此还当上了礼官或其他官职，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周官》同遭秦火之厄运。汉武帝时，广搜图书，《周官》“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仍未见诸于世。汉成帝时刘向子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是为周官经六篇。王莽改制，以周礼为模式，《周官》始得流传下去。
《礼记》的流传，有多种辑本，既有刘向别录所载的“古文记二百四篇”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又有后仓论礼所辑的“后氏曲台记九篇”。其后，后仓弟子戴德所辑论礼的篇章，有八十五篇，名为大戴礼记。后仓的另一弟子戴圣（戴德之侄）所辑论礼的篇章，有四十九篇，名为小戴礼记（即《礼记》），而其他选辑本到东汉中期，都先后被淘汰。
最能标志“三礼”形成的奠基之作，是为郑玄的《三礼注》。郑玄生活于汉末，那时社会混乱，封建礼法崩坏，为重振封建纲纪，统治者又倡导礼法，正如郑玄所论：“为政在人，政由礼也”，“重礼所以为国本”，道出了当政者崇礼的心态。
东汉建立初，立今文经学为博士官，再次把王莽立的各种古文经学排斥在官学之外。尽管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今古文之别已不像西汉那样明显了。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为适应朝廷上礼制建设的需要，为满足自己的功名利禄，不能“抱残守缺”而局限于今文经《礼》的传授，所以此时在礼学方面逐渐形成了“博学洽闻，通贯古今”的学风。兼容古今之法也就成了郑玄注经的基本特征。郑玄注礼，“前有所承”，多引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诸家旧注，兼熔今古文为一炉。如注《周礼》，并存“古文书”、“今书”。注《仪礼》，“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24〕，“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24〕，择善而从，绝无偏党之见。“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25〕。郑玄《三礼注》是礼学的奠基之作，孔颖达称道：“礼是郑学”〔26〕，皮锡瑞认为郑注“至今奉为圭皋”〔27〕。此后，“三礼”之书不绝于世，有《三礼目录》、《三礼义宗》、《三礼宗略》、《三礼图》、《三礼音》等书，对后世礼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礼学的兴衰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门阀制度的需要，礼学成为显学，而南方六朝尤精于礼学。在那种以士族为本位的凝固社会中，为巩固士族的特权地位，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不能单凭从玄学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还要靠礼学来维系士族门户的界限。如东晋名士庚亮一面“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另一方面“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28〕。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
在礼学中，六朝人尤精于丧服制度的研究，因为丧服体现了尊卑等级之别，故最为当时人所遵循。《隋书·经籍志》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魏晋时期，古文学派一度上升，有贾逵、马融、王肃等古文注“三礼”之学，他们力反郑学，独树新帜，尤以王肃联姻于司马氏，更借助于政治上的力量，得使其礼学列于学官，使当时王学几夺郑学之位。然而，西晋尚有名士董景道“专遵郑氏”、“演文郑旨”的“三礼”之学〔29〕。
随着南北朝的对峙，出现了南、北学之别。先看南学，刘宋名士伏曼容表定礼乐，撰治五礼，共撰《丧服义》《丧服集解》等。隐士雷次宗，既好佛，“尤明三礼”，隐退后专讲丧服经。他的“三礼”学很有名，时称雷郑之学〔30〕。此后，见于史传的有何佟之、范缜、沈文阿、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皇侃、贺
、郑灼、沈洙、戚衮等。梁武帝时大倡礼学，设官治礼，礼家辈出。史载这些名士“少好三礼”、“尤精三礼”、“尤明三礼”、“通三礼之学”，著作甚丰，尤专注丧服制的研究，皆以郑学为主，兼及王学（王肃）。
再看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载，北朝治“三礼”者有三个关键人物，一是徐遵明，他是一代儒宗，二是李铉，三是熊安生，他是北学之冠，影响深远，“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惜未传世。“（南北）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美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隋统一后，既关心法制建设，又重视礼制建设。隋文帝命牛弘等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后隋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天下一统，南并于北；而经学一统，北学反并于南”〔31〕。此时以郑学为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其时治礼最著名者要数张文诩，他“特精三礼”，“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32〕
唐朝国家昌盛，文化教育繁荣，礼学空前发展。唐太宗时修贞观礼，高宗时修显庆礼，玄宗时修开元礼，唐朝这三种礼书堪称礼制之大备。
科举制规定九经取士，其中包括“三礼”，使“三礼”之学得以昌明。同时规定：“《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33〕，“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34〕可见科举制对礼学的兴废产生很大影响。
唐代礼学有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就是以郑注为底本，由贾公彦作疏的《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和孔颖达做疏的《礼记正义》。
《周礼注疏》，郑玄注，贾公彦疏。该书吸取魏晋以来诸家之说，发挥郑学，《朱子语类》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35〕。
《仪礼注疏》，郑玄注，贾公彦疏。该书传习者少，贾疏据仅存数家之疏定为今本，对名物制度多有详释，故尤为珍贵。此书文辞古奥，而礼仪细节又难以推行，故唐代《仪礼》学虽相续不绝，但已衰微。
《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孔疏以南学皇侃疏义为本，又以北学熊安生补所未备，兼而有之，务伸郑注，取义颇详。这三本书是礼学带总结性的代表作，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
唐中期以后，王朝衰微，加上宋儒的理学化和科举制的导向，《礼记》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宋儒潜心于理学，已不深究名物度数，《仪礼》之学更渐衰微。
宋始亦以九经取士，后增为十三经。唐以前经学，多笃守古义，学者各承师传，无取新奇，皆渊源于汉学；宋庆历以后始兴疑古之风，不信前人注疏，务出新义，尤以理学悟其礼意。
受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三礼”地位各显沉浮。王安石改制，废置《仪礼》学官，而以《周礼》取士，使《周礼》之学突起。有王安石撰《周礼新义》二十二卷、王昭禹撰《周礼详解》四十卷、易祓撰《周官总义》三十卷等。反之，欧阳修、苏轼、苏辙多毁《周礼》。
《仪礼》之学虽衰微，但并未中断，尚有李如圭撰《仪礼集释》、朱熹及其弟子黄榦撰《仪礼经传通解》。该书以《仪礼》为经，而取《周礼》、《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经之下，具列《注》、《疏》及诸儒之说，分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和王朝礼为类，以成是书。
“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元陈澔的《礼记集说》，“空疏固陋”，解义浅显。明《仪礼》几成绝学，无可称道者。明尚有《大全》之类，有官修《礼记集说大全》，仅是根据陈澔书补益而成，无多创见。
总之，礼学的兴衰是封建王朝的一面镜子，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清代礼学的重振
清代礼学的重振是受了乾嘉学派和大兴考据之风的影响，且表现为郑学得到进一步倡明。其成就可归纳如下：
一是在诸经新疏中，出现了一批带总结性的鸿篇巨作。如：
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八十六卷，230万字， 是孙诒让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此书成于清末，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疏通考证，折衷至当，在清人诸经新疏中可谓上乘。当然本书仍囿于经古文派的门户之见，受历史的局限。
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四十卷，积40余年之力而成此书，书中疏证作法可归为四例：一曰疏经以补注，补郑注之所未备，二曰通《疏》以申《注》，申明郑注之义，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附存近儒之经说，四曰采他说以订《注》，订正郑注之违失。
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是书首取郑注孔义，芟其繁芜，掇其枢要，下及宋元以来诸儒之说，靡不博观约取，苟有未当，裁以己意，其于名物制度之详，必求确有根据”〔36〕，而解释礼意，则遵程朱理学之言。
二是礼学通论方面的著作也多有面世。如江永的《礼书纲目》是仿《仪礼经传通解》而作，便于阅读。徐乾学的《读礼通考》，仅列丧礼论一门，其他四礼皆未述及。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补徐书之不足，以五礼为目，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另有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贯通“三礼”，解释歧义，立一家之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和郭嵩焘的《礼记质疑》，荟萃乾嘉以来成果，不失为《礼记》研究方面的佳作。
三是专项考释以及礼学工具书甚丰。考释性的书有胡匡衷的《仪礼释官》、江永的《仪礼释宫增注》，程瑶田的《仪礼丧服足征记》等，还有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王鸣盛的《军赋说》和戴震的《考工记图》等，这些都是考据派的代表作。
礼学的工具书有张惠言的《仪礼图》六卷（前有宋代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把《仪礼》中的礼例分类归纳为246例。
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状况，章学诚作过如下评述：“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37〕。可以说清人考据学的成就已达到顶峰，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不能超越当时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方法。
五、礼学的历史命运
清朝被推翻后，封建宗法制度日趋崩溃，而维系等级制的礼学也就随之衰败下来。
古代礼治的沿革经历了从礼法合一到礼法分离的过程。夏商周三代，尤其是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礼制的功能，既有教化的一面，又有治民的一面，表现为礼治和法治的统一。对此，古人认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但自三代而下，礼乐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主要依靠行政官僚机构进行统治，“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礼乐，变成形式、虚名而已，“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两者脱节，“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38〕。礼乐愈益变为徒有其名、耗费资财的排场和炫耀帝王威力的权杖。
与礼制变化同步，礼学的内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礼在孔子时代本是仁义的形式，是仁义思想的具体体现，但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诠释经书，建立了“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后，到了朱熹，“他的所有理论，最后通向一个礼字。不是孔子讲的为仁义之形式的礼，而是十足的封建礼教的礼。”〔39〕礼完全走上神秘化、烦琐化和僵化的道路，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
封建礼教和与之相配伍的礼学，在“五·四”运动中，当然就被列为打倒的对象而受到抛弃。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首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针见血戳穿“仁义道德”是“吃人”的礼教，后来鲁迅本人谈到写《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40〕
鲁迅先生对“礼”，有过入木三分的剖析，现摘抄如次：
“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的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41〕
该文发表于1933年，是针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对礼的分析也是淋漓尽致，中肯透彻。在鲁迅笔下，礼不过是虚应故事、形式主义，繁琐杂芜，与老百姓无关，而是当权者欺骗民众的手段。
今天我们研究礼学，是把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史学角度，而不是从经学角度来研究，通过礼学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制度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因为那些具体的礼和礼制，很能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制、家族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
至于礼学思想，作为伦理道德精神的一面，其内容早已过时。我们今天提倡的礼貌、礼让、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等品质，已完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属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的范畴，这种礼的内容、本质和功能与古礼不能同日而语，它仅仅保留其“礼”的外壳，而过去的礼学思想则已被扬弃，成为历史的陈迹。
注释：
〔1〕《左传》文公十五年。
〔2〕《左传》宣公十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左传》昭公十五年。
〔5〕《左传》隐公十一年。
〔6〕《论语·颜渊》。
〔7〕《论语·先进》。
〔8〕《论语·为政》。
〔9〕《论语·季氏》。
〔10〕《礼记·礼器》。
〔11〕《礼记·中庸》。
〔12〕《汉书·艺文志》。
〔13〕邵懿辰：《礼经通论》。
〔14〕见《论衡·谢短篇》、《后汉书·郑玄传》。
〔15〕《论语·季氏》。
〔1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7〕《周礼正义注》。
〔18〕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19〕《新学伪经考》。
〔20〕参阅《金景芳古史论集》《周礼》。
〔21〕《经学通论·三礼通论》第57页。
〔22〕《洪业论学集》：礼记引得序。
〔23〕《史记·叔孙通列传》。
〔24〕〔25〕《四库全书总目》。
〔26〕《礼记正义》孔颖达疏。
〔27〕《经学通论·三礼通论》。
〔28〕《晋书·庚亮传》。
〔29〕《晋书·儒林传》。
〔30〕《宋书·隐逸传》。
〔3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32〕《隋书·张文诩传》。
〔33〕《新唐书·选举志》。
〔3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0页。
〔35〕《四库全书总目》。
〔36〕《礼记集解》序。
〔37〕《文史通义·礼教》。
〔38〕《新唐书·礼乐志序》。
〔39〕吕绍纲：《我师金景芳先生的学术精神》，《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40〕《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93页。
〔41〕《准风月谈·礼》，《鲁迅全集》第5卷，第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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