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历史运动规律，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对象。只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就需要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的古希腊词源是指家庭管理，如色诺芬的《经济论》，就是指庄园管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孟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从家庭管理拓展为国家治理层面，并使之开始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题。严格地说，古典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按照约翰·穆勒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特别是研究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制度、社会、道德乃至人性等因素，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以后，“政治经济学”才改为“经济学”，但往往会被通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20世纪以来，虽然这两个范畴有所不同，其内涵也有不同的变化，但基本上还是可以通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若特别区分这两个范畴，通常在两种情况下特别使用“政治经济学”范畴：一种情况是指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即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如选举等；另一种情况是指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如国际政治经济学。 虽然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或者将两者等同并以“经济学”来作为通用，但其内涵和方法则与古典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刻的变化。至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进一步做出阐释。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是从对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发展而来，马克思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学术界对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理解，争论的核心在于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否包含社会生产力范畴，即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体，是否应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共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包含生产力范畴，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不仅包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同时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②严格地说，马克思所说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的社会方式，本质上就是指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不包括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不包括生产力范畴。马克思讨论“生产方式”范畴时将其区分为生产的社会形式与自然形式，在社会形式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范畴时在生产方式之前往往加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定语，强调其社会历史性质，并且特别指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③在法文版的《资本论》中，在讲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为避免混淆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为“资本主义制度”。④那么，生产力或称生产的自然方式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实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最初表现为共同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⑤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自然形式的生产力。生产力只是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前提，生产的自然形式是社会形式的前提，政治经济学不研究这一前提，但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在运用的方法上会联系生产力这一前提。研究方法上要求联系生产力，或者说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统一中研究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不等于把生产力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研究生产关系运动，在方法上不仅要求联系生产力发展，还需联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运动，但不能因研究方法上的需要而将其列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象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资本主义结合方式。⑥这种“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⑦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运动的学说，可以包含对人类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的研究，⑧相应地也就有了所谓研究特定历史社会生产关系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 可以说，只要存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就自然存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制度的社会历史性质，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前提，同时又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就需要人们去认识这种生产关系并揭示和发现其运动规律，这就需要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发展的基础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其与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之间的能动关系便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这就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展开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特点 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根本目的是要论证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及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是要证明或否定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具有鲜明的代表历史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阶级属性及其相应的历史价值观。 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和分配的性质自然是其基本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及其分配关系成为关注的热点。为什么政治经济学要分析价值问题？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为何在思想史进程中有所变化？为何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学说不断交替？根本地都在于政治经济学所要证明的核心在于特定生产关系是否合乎历史必然，进而是否合理和正义。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自产生起，在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中，价值理论及相应的收入理论成为核心内容。其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成为主流价值论，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新兴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作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其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均未稳定，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成立的物质生产力基础(大机器工业)尚在培育中(产业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后才展开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替代是否正义、合理，是否成为历史必然？均还有待历史证明。所以，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史学家等等，需要以不同的学术语言、逻辑方法去证明同一个命题，即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契约等范畴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那么，经济学家是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这一命题呢？因而，价值论便成为那一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学家怎样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公正性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交易的市场社会，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是公正的。那么，什么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根据何在？这就不能不分析价格及决定，由此，作为价格决定基础的价值命题便成为全部经济学的基石性问题。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关注价值命题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合理、正义性，因为它“公正”。那么，为什么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提出劳动价值论(尽管不彻底)呢？因为在自由竞争的产业革命时代，作为上升的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最为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需要联合无产者作为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抗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因而在其价值理论中需要对无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予以承认，进而联合无产者对抗封建主义。承认无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在价值理论上集中体现为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因此无产者的劳动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当然，这种承认是有保留的。若彻底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不仅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所获得的地租是不合理、不正义的，而且资本所得也应当是非正义的。所以，在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斯密那里，又提出了所谓“收入决定论”。只是根据斯密的理论，先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到一定历史阶段，即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定获得统治地位之后，再以“收入决定论”为主，更多地强调资本等要素的正义、合理性。收入决定论本质上是要素决定论，说到底是为论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要素存在的正当性。后来的李嘉图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推到极致，坚持一元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论证了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指出了资本社会与封建主义的根本对立，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经济学根据；但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包含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若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所得也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占有。显然，这并非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本意。李嘉图不仅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封建主义提供政治经济学理论根据，更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及正义，再加之李嘉图学说本身内在范畴和逻辑上的矛盾，导致李嘉图学说不仅不能充分论证资本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其理论的破产。 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生产成本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取代了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占据了主流地位。生产成本价值论在19世纪初由萨伊提出，后来约翰·穆勒又对此做出系统的表述，到1840年取代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其核心观点在于认为价值即效用，而效用是资本、土地、劳动等三要素共同创造的，因而要素获得收入都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共同创造着价值。因此，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客观效用价值论对古典劳动价值论主体地位的取代，根本的经济史原因在于古典劳动价值论已不能满足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义性、合理性的需要，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会逻辑地导致对资本的正义性的置疑。1871年边际革命之后，主观效用价值论取代客观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根本经济史的原因在于19世纪末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已开始显露，特别是经历若干次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性受到质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出现，使人们开始质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则。要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谐性，就必须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怎样才能使供求自然自动实现和谐，因此在价值理论上便把满足人的欲望(即满足需求)作为根本，并且将其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的价值是满足人的欲望需求，并且能够充分满足人的欲望。正是通过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才能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并使整个社会生产达到和谐。可见，主观效用价值论对客观效用价值论主流地位的取代，同样是为论证新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与正义。⑨ 边际革命后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取得主流地位时间不久，很快便为19世纪末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所取代，新古典综合价值论实质上是以均衡价格(局部均衡)论取代了以往的价值论。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已经取得了稳定的统治地位，因而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正义性，进而为这一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并获得统治地位的进步性进行申辩已无更大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这一制度才能使资本收益最大化，实现资源(资本)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在于论证为什么需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论证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这种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即为均衡状态，也是资本收益最大状态。所以，如何发现均衡的位置，如何逼近均衡状态，便成为正统经济学新的根本任务，因而均衡价格(综合价值论)的讨论替代了传统价值论的讨论，成为新的主流。 可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其核心内容价值理论的演变表明，从古典经济学的以价值论为核心，并且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价值论，再到均衡价格论对价值论的取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因和历史逻辑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公正性、合理性、必然性、正义性、和谐性。这便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展对社会生产方式研究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核心同样是研究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关于价值的学说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以此来揭示人类社会制度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建立时期，也是古典经济学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瓦解，进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占主流的价值理论从古典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生产费用)论时期。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针对其缺陷，严格区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区分了价值与价格(交换价值)，创造了劳动两重性学说，科学地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论证了是什么劳动并且怎样创造了价值，同时论证了价值量如何决定，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特别是马克思指出了商品价值形式和货币起源的本质，这种本质在于商品、货币、价值、价格等不过是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运动方式，不过是由于商品货币拜物教使之产生“异化”，人类创造的活动反过来支配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扭曲。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在价值观上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一切资本、自然(土地)要素所得都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其剩余价值论奠定了理论和道义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只是历史的，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必然否定它的存在。另一方面，揭示了市场机制，商品货币制度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终究会将这种异化重新纠正过来，也即是说，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商品货币市场交易机制同样是历史的，同样具有其不合理性，终究会与私有制一道被历史否定(马克思把市场与资本私有制作为统一体)。人类理想社会的生产关系应当是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消灭与之相联系的或者说作为资本私有制实现形式的市场机制，建立社会共同占有的、没有任何剥削的、也不需要交换进而直接实现人们生产社会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显然，无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分析这一关系的运动的历史内涵，以价值理论分析作为核心，并且占主流的价值理论不断变化。马克思更是批判性地发展了古典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及历史必然及正义性，或根本否定这种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并论证其被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在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处在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发展、创新、完善这一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前途？这些命题都还在探索中，并有待历史来证明。因此，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便成为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构成了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需要。⑩ 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机制，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从思想史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的统一，面临两方面理论传统的否定。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市场机制的所有制基础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要说一切形式的公有制不能兼容市场机制，即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也不能满足市场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在取消私有制的社会中(社会共同占有制)，不可能也不需要存在市场交换的方式。 从改革探索的进程看，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是取消一切私有经济及市场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社会(1918年6月至1921年3月)，由于脱离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历史要求而发生了一系列矛盾，迫使列宁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部分恢复市场交换，相应地承认部分私有经济的存在。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模式”，取消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国有制为垄断、集体所有为支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被否定，计划经济成为资源配置基本机制。我国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大改造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便形成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对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后来所说的改革，实质上是指对斯大林模式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所要追求的恰恰是兼得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好处”，既有公有制基础上的取消剥削及公平，又有市场机制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改革所遇到的真正历史性难题，恰恰在于如何统一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兰格与米塞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之争的焦点，也在于米塞斯(包括哈耶克等资产阶级学者)从根本上质疑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可能，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缺乏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具发展前途。后来苏联、东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进行的各种改革尝试和理论探讨，初衷均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回到否定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可能性的传统，接受在资本私有化的基本制度上实现市场化的主张，与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者一道，形成“华盛顿共识”。(11) 我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恰在于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制度，同时力图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区别于其他的根本，也是改革最为核心和艰难之处。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获得解决，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对于所有制关系的基本要求，关键是使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本身适应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了统一。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与市场机制的统一，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以资本私有化为基础建立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既成历史，以公有制为基础取消市场机制(传统计划经济)是否定改革。 事实上，公有制是作为私有制的否定而出现的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质上是取消私有之间排他性的所有权界限，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成员之间形成无差异的公平、不存在任何特权、不仅在形式上(机会上)而且在事实上(结果上)的平等，即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理想社会)的“社会共同占有制”。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方式，本质上是所有制的运动和实现方式，市场交易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不是一般的物物关系的运动，而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社会本质是所有制(权)的彼此交换。因此，市场机制对所有制有着基本的要求，或者说一定的所有制若采取市场机制这一运动和实现方式，需要满足市场经济对于所有制(权)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包括：第一，所有制及相应的所有权必须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不能具有超经济性质；否则所有制(权)的运动便不可能首先服从市场等价交换的经济准则，而是首先服从凌驾于平等经济性质权利之上的超经济强制的准则。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私有制之所以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根本便在于存在普遍的超经济强制，所有制(权)不具有纯粹的经济性质，而是作为等级特权的“奴仆”存在，只能服从特权规则，不能贯彻平等交换准则。资本主义革命的要义是使资本摆脱超经济强制的奴役，具有了独立的且是社会核心的地位，使平等交易准则不仅成为支配资产运动的首要准则，而且使资本的权利成为其他权利存在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以怎样的资产制度和形式保证在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同时，使资产权利成为具有可满足平等交易的不受任何超经济强制的纯粹经济性质的权利？若以国有制为公有制的基本形态，那么国有制中国家作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这一主体可能成为单纯的经济性质的主体吗？国有制的资产首先服从国家意志和公众利益，还是首先服从市场盈利最大化目标？国有制资产运动首先服从政府行政准则，还是市场竞争准则？国有制之外是否存在新的公有制形式，既满足社会共同所有制的属性要求，又具有单纯经济性质，进而首先服从市场竞争准则硬约束？第二，交易者之间在所有制(权)上必须有严格的排他性，不能取消彼此间的所有制(权)界区，市场交易的本质是交易者相互间让渡所有权，没有所有制(权)上的界区，也就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可能和必要，任何界区上的含混，都可能导致市场交易的失灵和低效。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私有制及其各种变化的形式(比如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等)来满足市场机制对交易界区排他性要求的，并且把这种界区的清晰度与市场的有效性紧密联系起来(科斯的产权理论即为典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作为与公有制并存的各种非公经济如何彼此间(包括其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内部相互主体之间)形成排他性的所有制(权)界区并不难，真正困难的在于如何使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本身(在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及与非公经济之间)具有市场交易机制所要求的严格的交易界区？也就是说，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必须保持公有制性质不根本改变，但同时又形成清晰的交易边界，其与非公经济之间形成交易界区也不难，难的是其内部能否形成市场机制所要求的交易界区。如若不能，便意味着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自身不必也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所有制(权)的运动，那么市场机制还可能成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吗？若要满足市场交易对所有制(权)界区的要求，公有制经济怎样在不以私人间排他性方式的同时形成市场交易所要求的产权界区？第三，要求作为要素所有权的集合——企业，内部产权结构治理必须均衡，企业制度作为不同要素所有者交易形成的一种结果，本质上也是市场交易的一种形态，其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间的产权边界必须清晰，不同所有者在产权上的权、责、利制衡上必须均衡，相应的权利须有相应的责任约束，相应的责任须有相应的利益激励；否则，既无效率，也无秩序。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其公司治理结构的，尽管经过了长期探索，但仍存在“拿他人的资产冒险而又不负责任的可能”，(12)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现代股份制下，董事会与股东、经理与董事会、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权、责、利的不对称情况仍十分普遍，加之信息不对称及种种利益驱动的“败德”行为，使这种失衡更为严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如何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特别是在公有制经济本身，在企业所有制(权)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是以私人资产所有对应的私有权利和相应的风险责任约束形成的基本企业治理结构，并且仍有诸多失衡，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处理个体的权利、责任、利益的统一？尽管在形式上可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但在实质上，怎样在保障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基础上，对个体人的积极性激励和冒险行为的制度约束？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要回答上述基本问题，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更需要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处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历史创造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根本性都还有待于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统一、有无必要统一等历史性命题也还有待历史证明。总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还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证实，政治经济学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便有着特殊的必要，也有着前无古人的难度，或许这也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特殊魅力所在。 四、今天还需要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规定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的特殊性，这种分析方法上的特殊性恰是其他学科所不可替代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回答社会制度的历史正义性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回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公正性、必然性、合理性的理论，作为批判和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科学，在其方法论上必须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经济学是重科学主义，还是更重人文关怀？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强调的是对社会问题的证实或证伪，科学(不论自然或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质疑和发现，但政治经济学关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可能也不应当缺失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这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根本是学者的历史价值取向及哲学价值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问题，并不是已经解决了的命题。第二，政治经济学是重价值取向上的阶级属性，还是更重其解析能力上的逻辑性？政治经济学作为回答社会生产关系正义性的学问，其阶级性和历史性是不容质疑的，任何学者都有其阶级的价值取向的历史规定，否定这种历史规定便是否定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但另一方面，不论怎样的学说，包括政治经济学，只要作为科学，都需要有逻辑的说服力，需要有自身特有的学术范畴和理论体系，否定这种理论逻辑，政治经济学便不成其为科学。怎样使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自觉与逻辑分析统一起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重思想内容的深邃性，还是更重表达形式的完美性？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与其表达方式的数学形式之间的关系，科学的完美性重要的在于其数学表达的精确性，但学科的特殊性的泯灭，重要的往往也在于其数学运用的充分性，学科学术表达的数学化往往会标志着学科的死亡。问题在于，政治经济学(包括整个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意味着两种倾向：一方面，从西方正统经济学来看，自1871年边际革命发生后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及以后的正统经济学，不再去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不再去探讨为何采取这一制度，而是论证怎样运用这一制度以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因此经济学成为求解极值(盈利最大化)的学问，边际的数学分析成为基本工具，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历史分析倾向被淡化。其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不需质疑吗？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者和建设者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性、优越性、必然性还是有待于从实践和理论上予以证明的，这种批判和证明都不是一般的数学形式可以表达的，需要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历史批判精神。第四，我们可以仔细梳理马克思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者的原因，也可以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与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说的不同(当然，态度必须是真诚的)，但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容回避的是怎样处理中国传统与马克思理论，怎样处理马克思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怎样处理传统的中国与当代的中国，怎样处理当代的中国与世界，怎样处理传统的中国与当代世界等一系列问题，即所谓“中·西·马”命题？(13) 以上均是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需要回答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正在于此，不是不需要政治经济学，而是面对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历史性命题，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落伍，需要更多地努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②熊映梧：《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兼评单独创立“生产力经济学”的主张》，《经济科学》，1980年第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9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8页。 ⑥刘伟：《试论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5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3页。 ⑧对社会生产方式历史形态的这种五分法是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应当说是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形态的最为清晰的划分，相比较，摩尔根等西方学者的划分就粗糙些，如摩尔根《古代社会》划分的蒙昧、野蛮、文明三期划分等，中国思想家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划分也不精确。 ⑨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149页。 ⑩刘伟：《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理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5期。 (11)从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36年)到南斯拉夫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再到匈牙利卡达尔·亚诺什的“静悄悄的革命”(1956年)及里斯卡和稍后的科尔奈的改革思想，从布鲁斯关于波兰改革的思想及后来的变化，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及奥塔·锡克的改革理论，从苏联柯西金的改革尝试到利别尔曼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等，都是遵循这一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刘伟、平新乔：《经济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7页。 (13)刘伟：《经济学教学和科研若干问题的探讨》，《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公有制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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