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农民生育观探析--以河北省临漳县H村为例_农民论文

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探析——基于河北省临漳县H村的走访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临漳县论文,河北省论文,探析论文,当代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4)07-0699-06

       一、H村及调查对象介绍

       生育观即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生，即生育目的，如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等；二是生什么，即生育意愿，如性别偏好、子女数量等。[1]生育目的决定着生育意愿，进而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是什么样的呢?是依然固守着祖辈父辈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还是已经形成了国家计生法规所要求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呢?笔者于2014年春节走访调查了冀南H村①的43对青年育龄夫妇，以期通过详实的实证资料去探析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

       H村地处冀南地区，是个不到700人的自然村落，土地平整肥沃，人均耕地0.13公顷，村民对土地有着很深厚的情感，所以土地撂荒的现象不存在。男人季节性外出务工，女人、孩童留守在家种地上学是村民普遍的生活方式。随着务工收入的增加，村民置办高档家电、轿车已成常态。选择H村进行调查，首先因为这儿是笔者出生成长的村落，熟悉村情，了解乡邻，通过访谈调查以及旁邻的“证人证言”能最大程度确保所获材料的真实性。其次，村民很“狡猾”，在村干部的“包容”下，总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去躲避法规。比如春、慧夫妇将第三胎落户本族一光棍名下，给村干部象征性交了千元了事；又如怀孕二胎时去私人诊所随意性地做B超鉴定胎儿性别以决定要或不要，完全无视国家严禁胎儿性别鉴定的法规。这意味着H村属于计生政策的真空地带。在没有计生法规这种外部强制约束的因素下，再加上现代科技，H村青年的这种自主性的生育行为直接体现着他们的生育意愿、生育目的。透过H村青年的自主性生育行为可以窥探出青年农民的这种内生性的生育观特点。

       调查数据统计见表1至表7。

      

      

      

      

       二、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

       (一)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意愿

       H村青年在“生什么”的生育意愿上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生育数量：两个孩子

       统计资料显示，19对一儿一女夫妇和5对二儿夫妇已经停止了生育计划，决定只要两个孩子。6对一儿夫妇和7对一女夫妇则计划再生一个孩子。只有三对夫妇生育了三个孩子，如果把计划生三孩的1对二儿夫妇和2对二女夫妇算上，拥有三个孩子的夫妇也仅占一成。在生育数量意愿上，青年既没有只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户，也没有形成不可控的多生局面，两个孩子成为其理想的生育数量。

       2.性别偏好：重男不多生男，重男不轻女

       在关于农民生育性别偏好上，人们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重男轻女，多生儿子，但从笔者的调查数据可看出这种想当然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在走访调查中，所有的受访者都一致回答“第一胎男孩女孩都高兴”，也不会去进行B超性别鉴定决定生或流，无论男孩女孩都会给新出生的婴儿办十二天庆典。②但是对于生育第二个孩子，青年则非常慎重，怀孕后都要去做B超鉴定性别。从这种慎重中可以窥视出他们的生育性别偏好。首先依然偏好男孩。第一胎是女孩的夫妇都是在儿子出生后才决定终止生育的，如上表所示的10对一儿一女夫妇和2对二女一儿夫妇。7对一女夫妇和2对二女夫妇则在为生育儿子努力着，包括多次堕女胎。儿子出生后，家庭的生育任务才算真正结束，并隆重地为儿子举行出生庆典。虽然偏好男孩但不会多要，一个即可。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再怀男胎一般会选择堕掉，即使二儿子出生也不会办出生庆典。其次，重视男孩的同时也期盼女儿的到来。如家庭不仅为第一胎女孩举办出生庆典，也会为男孩下面的女孩办出生庆典，再如第一胎或前两胎是男孩的夫妇为了生育女儿去堕男胎。

       3.生育目标：一儿一女

       H村青年夫妇都把生育一儿一女作为自己理想的生育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以自身的健康为代价进行堕胎。19对一儿一女夫妇是在儿女双全后终止生育的，13对一孩夫妇则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努力着，二孩夫妇要么遗憾放弃生育计划，要么继续追生儿子或女儿，退而求其次地达到儿女双全的目标。

       (二)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目的

       人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从根本上是由其生育目的“为什么生”所决定的。深度访谈是了解农村青年生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对于“为什么生”，所走访的43对夫妇都给出了惊人相似的答案：“不生孩子干什么呢?”“不生孩子还结什么婚?”“长大了就是要结婚生子”等。他们很多人也都知道丁克一族，但却没人想过不生育，认为结婚生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不需要理由的，因此“为什么生”在此转化为“为什么这样生”更符合农村青年的现实情况。

       1.为子女着想

       农村青年理想的生育数量是两个孩子。在计生政策的真空地带，他们既没有不加控制地多生，也没有认可独生子女，看似不合常理，但走访对象却给出了他们的合理答案。受访者在回答“为什么不只要一个孩子?”时，其给出的答案几乎一样，即“一个孩子太孤单了，有事了也没人帮，以后照顾老人负担太大”。如果反问“一个孩子孤单，为什么不多要呢?”青年夫妇一致回答：养不起。兵(一儿)更详细地说道：“家里一年的收入就这么多，生的孩子多了拿什么养?现在小孩一天零花钱就得七八块，别的小孩有什么他都回来要，要就买，以后再去县城租房读书开支更大。”无论是拒绝“一孩”还是放弃“多生”，主要是站在“为子女着想”的角度，因此在生育数量上两个孩子成为了最佳选择。

       2.心疼自己

       在没有计生政策约束前提下，之所以没有出现政策真空下的多生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站在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晨(一儿一女)在访谈中这样说道：“孩子多了真养不起，孩子跟着受罪，大人也辛苦一辈子。学(二女一男)跟我一起在天津工地干活，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烟酒。一辈子不容易，得自个儿心疼自己。”可见农村青年在有了儿子之后去堕男胎也是出于“心疼自己”的考虑。杰(一儿)这样说道：“谁敢两个三个的生儿子啊?以后盖房子娶媳妇可不是闹着玩的。村里两个儿子的谁不紧张，老二一出生就开始勒紧裤腰带干了，再也不敢乱花钱了。我不想再过老一辈的紧日子啦。”

       3.活着有劲儿

       青年农民虽然追求一儿一女的生育目标，甚至为了“心疼自己”去堕男胎，但不意味着在其心中男孩女孩都一样，生男偏好依然很重，儿子依然是农民的人生意义。凤(二女)说：“没儿子就是绝户头，过着还有啥意思。村里都看不起绝户头，被人欺负，能不再要个儿子吗?”学(二女一男)在访谈中这样说道：“没儿子时觉得低人一头，什么也不想干，现在不一样，一想着给儿子盖楼娶媳妇就觉得活着特有劲。”儿子对他们来说依然是面子、尊严，有没有儿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其生活的意义所在。[2]所以一女夫妇、二女夫妇都在计划着生育儿子。特别是对于二女夫妇来说，生育儿子即使加重了家庭负担、降低了生活质量，也都是非常值得的。

       4.为老了着想

       H村青年在生育性别偏好上重男但不轻女，把“一儿一女”作为理想生育目标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养老送终投上双重保险。

       青年农民依然认为儿子在养老送终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敏(一儿一女)在回答为什么堕胎也要生儿子时说：“没儿子，百年后谁给摔盆③上坟?”成(二女一儿)：“没儿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住到女儿家多难堪。为老了着想也必须有个儿子，哪怕多干几年。”虽然儿子在养老送终上意义重大，但偏重的是形式、面子。如果就养老实际效用来说，女儿的作用更大。上辈人的老年生活状态提示着青年农民女儿养老的重要性。访谈中婷(一男一女)这样说：“有个闺女我就放心了，老了有人给洗头洗脚。”蜜(二儿)决定再生个女儿，她说：“没个女儿老了没人亲，儿媳妇怎么和闺女比?女儿时不时地给娘买好吃的好穿的，儿媳妇只会让给她干活，罚点儿钱也要再生个闺女。”可以说在养老送终上儿子是面子，女儿是里子，里子面子对农民来说都缺一不可。

       通过深度访谈可以看出青年农民在“为什么生”的生育目的上已经不再是以家族为重心的传宗接代，而是基于小家的利益，着重考虑的是自身及子女的生活质量，进而“一儿一女”而非“多生多育”成为其理想的生育目标。由此可见，注重自身及子女生活质量的现世伦理成为农村青年生育观的基石。[3]

       三、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解读

       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生育观，它的形成和维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场域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作用于人们关于生育问题的反映。当代农村青年以现世伦理为核心的生育观的形成和维系亦是如此。

       (一)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是青年农民生育成本——效用比较下理性抉择的反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市场经济已经深入渗透到农村生活，冲击着农村社会的传统伦理。在市场经济大潮背景下成长的农村青年是经济理性人，在生育问题上同样要理性比较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以作出最佳抉择。

       生育成本的急剧攀升是遏制青年农民生育数量的外在强制因素。生育成本主要包括孕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婚嫁成本。当代青年农民也重视优生优育，孕期营养和检查是生育成本的开始。孩子出生后养育成本随即启动。在电视、网络广告效应下，再加上孩子之间的攀比，种类繁多的儿童商品迅速扩散到农村市场，孩子消费需求的提升使家长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在技术人才高薪效应的诱使下，以苦力打工的青年农民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教育质量。如为让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并去租房或买房陪读，再如无论孩子成绩好坏都会坚持让其读书。如果把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费用算上，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青年农民来说其收入是有限的，为了保证子女的生活质量、教育质量，不会过多生育子女。如果说孕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是弹性可控的话，婚嫁成本则是一项硬指标，高昂的婚嫁成本直接导致青年农民怵多生男。给儿子盖房娶妻是农民不可逾越的人生任务，就目前冀南地区婚姻市场行情来看，男方要负责造楼房，买汽车、电器、家具等新婚物品，给女方家彩礼八万到十万，一场婚礼总的花费在四十万左右，而女方则象征性地买些生活日用品作为陪嫁。[4]这对于以苦力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从儿子出生之日起就要为其积存娶媳妇钱。消费经济下的青年农民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尽早完成人生任务，在有了儿子后当然会去选择堕男胎。

       生育效用的消解弱化了青年农民的生育动力。传统的农民生育效用主要包括经济效用、养老效用、力量效用(即人多势众)，但这些在当下农村正在消解，如，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意味着其结婚前很少能给家庭带来收益，男性常年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纠纷矛盾减少，让“人多势众”没了根基。

       在生育成本飙升和生育效用消解的双重因素下，青年农民理性地控制着生育数量。

       (二)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是“男性主位”传统延续和“女人当家做主”观念形成融合下的反映

       有几千年历史的“男性主位”传统在农村通过习俗、惯例、人情往来等依旧延续着。在农村的重大场合、事件当中男性按照习俗、传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这就强化了农民的男孩偏好情结。农村男娶女嫁的婚姻制度决定了儿子养老送终的“合情合理”。父母耗尽半生积蓄给儿子盖房娶妻就是为了年老时由儿子赡养，不至于“沦落”到外嫁的女儿家，因为在其看来有儿子在村庄才算真正扎下根。父母终老后，隆重的出殡仪式是由儿子主导的，在H村丧葬风俗中，儿子负责出殡摔盆和哭丧引路，以后的祭日上坟烧纸也是儿子、孙子负责。如果没有儿子，也有人会选择女婿或者本家族侄子来进行，但都是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在父母的丧葬中，女儿则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中，特别是婚丧嫁娶、拆建房屋等重大活动中，作为家庭代表的年轻力壮的男性都要上前帮忙捧场。如若家中没有儿子也即意味着现在或者未来无法和乡邻互帮互助，久而久之，和乡邻的重大交往就会中断。[5]同时乡邻也认为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因为这家属于绝户头，家中女儿嫁人后就没人了，甚至在家庭纠纷和冲突中备受欺辱。由习俗、惯例、人情交往等所决定的“男性主位”在一次次活生生的事件中强化着“男性主位”传统，同时也深化着青年农民的男孩偏好情结。正基于此，生育一个男孩在广大农民看来不再只是生育一个孩子的简单问题，而是事关在村庄做人资格和家庭尊严的重大问题，拥有儿子成为农民的人生动力。[6]正如陈俊杰所谈：“在农村，大多数农民的观念里，生育直接关联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他们生命逻辑里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环节。生一个男孩，仍是大多数农民今生无法超越的生命任务。”[7]

       虽然“男性主位”传统依旧在农村延续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女人当家做主”在农村已成普遍现象，已婚女性在和公婆分家单过的小家庭中甚至拥有比男性更大的发言权和财政权，不仅有心且有能力为年老的父母提供养老上的“心”和“薪”照顾。[8]传统意义上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闺女都是赔钱货”已经成为过去式，生养女儿不再是负效益，而是具有实际养老效用的。正是女儿的这种实际养老效用使得青年农民重男但不轻女，并强化着他们的生女意愿。

       (三)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是从祖父辈、同辈生活状况以及自身生活体验所受启迪的反映

       在乡土社会下的村庄里，农民彼此深度了解各自的生活状况并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系。村庄里祖父辈以及同辈的生活状况对青年农民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并影响着他们的生育观。

       祖父辈的老年生活状况启示着青年农民提前通过可控的生育行为为养老做出打算。在农村，虽然农民普遍认为儿子在养老送终上具有重大效用，但也不否认这种效用是面子工程，因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当下农村已成为奢谈。父母耗尽半生心血为儿子娶妻成家后不但依然要继续劳作养活自己，还要从人力、财力上帮助儿子、儿媳，否则会招致儿媳不满引发诸多家庭纠纷。等到彻底年老没有劳动能力后，才能理所当然地从儿子处获取微薄的赡养费勉强度日。儿子多的话，在赡养父母问题上还会互相推诿，斤斤计较，甚至出现都不赡养的心寒局面。儿子养老实际效用的弱化击垮了农民曾经坚信数千年的“多子多福”，这使得青年农民的生男热情大大消退，儿子一个即可。与此同时，有女儿照顾的老年生活则要幸福很多。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她们在夫家当家做主，拥有发言权和财政权，不仅经常回家探望年老父母给予他们贴心照顾，也能在父母生病就医上给予经济上的资助。[4]如前所言，正是女儿的这种实际养老效用使得青年农民重男但不轻女，并强化着他们的生女意愿。

       同辈的生活状况则直接提示着青年农民如何通过可控的生育行为来保障自己的生活水平。生育成本的攀升意味着多个孩子就多份担子，多生孩子对于苦力农民工来说不仅要降低自己以及子女的消费水平，还要更加拼命地外出劳作。[9]在为数不多的拥有三个孩子的青年农民夫妇的紧迫生活状况的示范效应下，青年农民会主动减少生育的数量。但是自身生活体验也让青年农民夫妇不认可“只生一个好”。乡土社会下的村庄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在重大事件如婚丧嫁娶上都需要获得由亲朋好友、街坊乡邻所编织的这张社会关系网的支持。为了让孩子长大后在重大事件上能获得较多的帮助，青年农民会多生育一个孩子，因为血缘是农村社会关系网最结实的网结。

       农村青年既不是只算经济账的人，也不是被传统习俗固化只追求终极价值的人，而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理性人。对于活生生的理性人来说，在生育问题上会综合考虑生多还是生少，生男还是生女，最后的理想目标就是“一儿一女”。

       结语：农村青年既没有固守“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也没有形成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提倡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而是十分现实地更加注重家庭的生活质量、子女教育及其发展、自身过日子的轻松度，从而具体实践着“一儿一女”的生育理想。这种建立在胎儿性别鉴定条件下的“一儿一女”为“好”的生育理想，虽然美好却损害着妇女的身体健康，践踏着法律的尊严，不仅损害了人道主义原则，也伤害了人间最美的亲情伦理。所以要让农村青年形成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相互和谐的并符合国家政策的生育理念，除了要大力打击那些违反国家法规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疗诊所外，还应该从农民的生育目的出发进行制度的合理构建，以铲除农村传统观念的余毒。

       注释：

       ①“H村”为化名，慧、杰等也为化名，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

       ②十二天庆典，即在孩子出生的第十二天通知亲朋好友进行聚餐庆贺孩子的出生，表示对孩子的重视。

       ③摔盆：是当地老人去世时的一种殡葬仪式，由儿子来完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也有选择女婿或者本家侄子去做，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上坟：坟墓是设在村庄家族墓群中的，上坟即扫墓，由儿孙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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