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本市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资本市场论文,技术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7-0027-05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步入了经济紧缩（注：时下学术界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将其概括为通货紧缩，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为避免引起歧义，笔者借用黄达教授用“经济紧缩”作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概括。）时期，突出表现为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下岗职工急剧增加，外贸出口1999年虽有所恢复，但因受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呈收缩趋势，进而引起形式上的总需求不足。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解决经济紧缩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对经济紧缩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许多颇有洞见的观点，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对缓和当前经济紧缩的局势也颇有价值。问题是，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后，经济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复苏迹象。之所以如此，依笔者看来，其原因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紧缩的实质和生成机理的认识可能存在偏差。为此，有必要对经济紧缩产生的根本原因重新认识，并对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思路重新审视，这样才能真正找到经济紧缩的内生原因，进而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的经济紧缩。
一、分析的前提与框架
学术界对经济紧缩成因解释的代表性观点包括：“继续下滑有益”说、“有效供给不足”说、“消费结构断层”说、“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需求不足”说、“社会投资不足”说和“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结构失调”说（注：王洛林、刘树成、刘溶沧：《论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此外还有“分配体制缺陷”说（注：刘国光：《关于当前经济与宏观调控一些问题的看法》，《改革》1999年第5期。）、“财富分配约束”说（注：陕西财经学院金融发展研究所宏观对策研究组：《中国当前是通货萎缩而非通货紧缩》，《金融研究》1999年第9期。）、“企业效益下滑”说（注：余永定：《打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和“经济周期”说（注：黄桂田：《中国经济增长转型阶段的宏观政策取向》，《金融研究》1999年第3期。）。事实上，学者们对经济紧缩成因的认识无论有多少成说，都不外乎从需求、供给及其相应的总量和结构方面进行论证的。从论证的过程看，其所隐含的前提是假定各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但从动态意义上说，无论是供求的总量因素还是结构因素，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并非相互独立。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结果并非是供求总量和结构各单个因素对经济影响的总和，而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假定在某一时间条件下，某一类因素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变化，则在另一时间条件下可能影响供给，这又反馈作用于需求，从而在供求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导致经济运行的累积性膨胀或累积性收缩。但经济中是出现累积性膨胀还是累积性收缩，则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宏观市场条件（是短缺经济还是过剩经济（注：这里，我们将宏观市场背景概括为“短缺经济（或卖方市场）”和“过剩经济（或买方市场）”是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即经济是“短缺”或“过剩”状态不是相对于现实“需要”。如果消费者有钱但买不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并且此种情况不是属于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这种经济就可称之为“短缺经济”。同样地，在消费者有钱能够买到自己所需产品的情况下，如果经济中普遍出现商品“卖不动”（尽管有很多消费者非常需要这些“卖不动”的商品）的现象，则此种经济可称之为“过剩经济”。如在过剩性的经济危机下，尽管“卖不掉”与“买不起”并存，并且相当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但在经济学上仍将其归结为“过剩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在这一条件下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网络链条”中各“节点”之间的环流是否顺畅。
为了分析方便，假定经济中企业行为受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企业生产这一产品的单位成本为C，产量为Q[,s]，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为Q[,d]，市场产品的价格为p，利润总额为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分别为K、L，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A[,0]为了分析的方便，暂不考虑中间投入。同时，假定企业生产所需资金可通过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解决，在这一前提下，单位成本c的大小就主要由技术变量和融资成本决定，而融资成本在一定的融资制度下，主要受银行利率r的影响，从而企业生产的行为方程可表示：
π=Q[,d]×(p-c)(1)
Q[,s]=f(K,L,A)(2)
c=g(A,r)
(3)
从上述行为方程可以看出，企业是否生产，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取决于企业盈利水平和能力。盈利水平的高低，由方程(1)看出，主要受市场需求Q[,d]和市场价格P以及企业生产成本c的影响，而盈利能力的大小则取决于技术约束，包括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企业行为受制于市场、成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约束。在不同的宏观市场背景下，它们以企业行为的影响表现出根本性差异。
二、短缺经济下的供给约束与企业行为：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
在短缺经济背景下，对企业而言，由于整个市场上普遍存在产品短缺现象，企业只要能够生产出产品而不管其质量好坏，就可以以大大高于产品成本的价格售出，此时的企业行为方程可重新表述为：
π=Q[,d]×(p-c)=Q[,s]×(p-c)=f(K,L,A)×[p-c(A,r)] (4)
从这一方程看，市场的需求不构成企业盈利水平的约束，生产成本也不完全构成其盈利水平的约束。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在短缺经济下，消费者的消费选择集很小，在其消费函数中，价格对消费者消费选择的影响并不很大，消费者为了得到所需要的消费品，在其收入约束范围内可以承受较高的价格。于是，企业利润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供给能力Q[,s]，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也就等同于产量最大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大量投入生产要素(K,L)，只要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有相应的产出，企业就有利润。技术创新和资本结构由于产品短缺而对企业不构成强有力的约束。
如果将以上所有企业行为加总，那么从宏观层面来看，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带来整个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命题：短缺经济下的经济增长必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大规模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构成了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并不构成其利润增长的主要约束因子，以至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较小。技术进步作用仅仅表现为在现有产品生产规模扩张基础上的成本降低，以此而言，企业有可能存在技术进步的冲动。然而，在短缺经济下，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照样可以盈利，同时由于技术创新的投资风险较大，这就抵消了因成本降低所产生的企业技术进步的冲动效应，由此导致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必然较低。与此相适应，整个经济也就不可能存在旨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知识创新体系和制度环境，尤其是技术创新的融资机制。所以，短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技术进步仅作为外生变量在起作用。
但是随着宏观市场条件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市场需求对企业的约束逐步增强，这必然导致企业行为机制相应地发生根本性改变，并对宏观经济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过剩经济下的市场约束与企业行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内生性
在过剩经济背景下，整个市场普遍存在产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即Q[,s]＞Q[,d]，从而市场对企业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根据方程(1)，由于企业利润水平取决于Q[,d]、p、c三个变量。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前两个变量难以控制，可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而其所能影响的是c变量，因此，利润水平的大小也就取决于企业单位产品成本的高低。单位产品成本也就构成了过剩经济下影响企业行为机制的内生变量。在企业面对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企业面临以下选择：一是尽可能降低成本，以市场价格出售其产品可以比其它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或者据此率先降价，通过价格竞争提高市场占有率；二是当P小于平均变动成本时，调整产品结构，实行转产。除非企业破产，实行市场退出，以上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应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一定的融资制度为基础。
首先，在融资制度一定的情况下，成本约束对企业盈利水平和能力的影响是和技术约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下，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高成本。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短缺经济下，企业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存在技术进步的冲动。只是由于没有市场的外在需求以及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很大，其冲动程度很小。但在过剩经济下，市场外在约束的增强导致企业竞争的加剧，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也就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撑，要降低成本也是不可能的，从而技术约束与成本约束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和发展的内生要求和重要力量，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要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烈。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从亚当·斯密开始由来已久，但第一个严格地阐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看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本世纪50年代末由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提出的。但其理论缺陷在于他将技术进步仅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由于不同国家的技术进步状态不同，从而技术进步不应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直到80年代，以P·M·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完成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工作。其主流思路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问题是，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从何而来？企业具备了创新能力是否就一定能带来企业的发展以至于拉动经济增长？故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经济制度尤其完全忽视了金融制度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注：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早在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就提出，英国历史上产业革命的发生，金融制度起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中也特别强调企业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认为金融制度能够恰当地为企业家创新提高资本和机会。由此引伸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可概括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在于金融制度。）。
根据前面的分析，过剩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成了企业竞争能力提高的宏观基础，但这一要求的满足必须以能够实现相应功能的融资制度为前提。这是因为没有与企业技术创新要求相适应的融资制度，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不可能得到提高，由此必然导致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相对下降。而且市场竞争越激烈，技术进步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大，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因此，融资制度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关键；另一方面，企业竞争的加剧使得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必然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风险加大。但这种风险可通过一定的融资制度得以化解。所以，从宏观层面来看，过剩经济条件下，要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必须进行相应的融资制度创新，并且通过这种融资制度首先能够满足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对资金的要求，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技术创新的“孵化”功能和转化功能，将真正具有市场前景的技术项目筛选出来并转化经济增长，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金融制度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实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催化”作用。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具备这些功能的融资制度就是创业资本市场。而传统的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制度很难具备以上功能，尤其是它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转化以及技术创新的风险化解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市场约束越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越高，具有以上功能的创业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就越发显得重要，并成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动力。
那么，金融制度为何能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呢？其核心是，不同的金融制度导致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的结果。因为技术创新的本质在软的或硬的预算约束意义上意味着如何筛选项目。硬预算约束下，可通过大量地“生和灭”机制筛选出最好的项目，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就没有能力让其大量地“生和灭”，因而缺乏投资项目的筛选机制。越是高科技项目，其风险越高，越显示出硬预算约束下金融制度对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约束作用。在软预算约束机制下，投资再大也不能保证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并不是“单纯往里面投钱就能出成果”的资金投入问题，而是能否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金融制度和环境的筛选机制问题（注：本刊记者：《从预算约束角度提出的新理论——访伦敦经济学院许成钢教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历史也证明，韩国、日本在追赶时期以及在建立中央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有先行国家现成的技术路径，在选择项目、大量投资等技术行为上存在相对充分的信息，因而在技术模仿阶段，项目的不确定性不明显，此时即使存在软预算约束，只要能够较好地发挥政府调动资源的优势以及按指定方向加以运用的能力，其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一般较大。但一旦面对技术的独自研究和创新课题使得项目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亚太模式”可能就不灵了。日本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软预算约束下的金融制度弱点在此时就愈发显现出来，从而建立硬预算约束下具有筛选功能和转化功能的融资制度即创业资本市场的培育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四、模型的检验：过剩经济下我国经济紧缩的生成机理与根本出路
如果将上述分析框架用于解释我国的经济紧缩，我们认为，我国经济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我国进入过剩经济后，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没有及时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并建立起旨在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金融筛选机制以及将企业创新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金融“催生”机制和“风险出口”机制。
根据笔者的判断，从改革开放至1994年以前，我国商品供求普遍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以此为标志，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其间由于企业不存在市场约束，其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能力，对技术创新的要求较低，技术进步对企业的作用在于它能否扩大现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由于市场需求对企业的约束较小，技术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不明显。所以，企业只要进行生产要素的投入就能获得较高利润，甚至在企业生产能力不足时还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外资和增加进口等手段就能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另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其动员资源的能力进行大量投资，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从而1994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小。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了直接的经济效果。
但是，1994年后，市场形势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普遍的商品过剩现象。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使企业效益普遍下滑，进而导致居民收入的下降，消费需求出现萎缩，与此同时，由于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形成，企业投资的收益预期较低，这又使企业投资需求降低，整个经济由此表现为总需求不足，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生成机理是什么？
首先，从企业看，1994年后，由于产品普遍供过于求，企业之间及消费者与企业间的竞争明显加剧，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使得产品的市场价格下跌进而引起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和企业仍然按照短缺经济下的“打法”，企图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加剧市场供求的失衡。市场的恶化导致企业普遍亏损，其投资的收益预期下降，同时，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投资责任约束的加强，企业投资意愿也随之降低，以至于整个经济中的投资需求减弱。但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此时的投资需求不足是否是由于在过剩经济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造成的呢？
有趣的是，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很弱。在过去十多年中，无论从技术创新投入还是从创新产出看，企业越来越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导性力量。更何况，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还有很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于实验室里（注：关于企业在我国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的详细资料参见冯之浚主编：《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如此多的科研成果为何在过剩经济下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融资制度的缺陷。这种制度一方面限制了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障碍。正是这一障碍，使得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投资项目不能筛选出来，同时也不能使企业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其结果又进一步使企业投资的收益预期和投资意愿降低，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不足也就成为必然现象。在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中，企业投资需求的不足又主要表现为企业对银行的“慎借”。
其次，在企业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必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整个社会失业人数的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劳动力的供过于求，由此使得劳动力工资水平在市场的压力下存在向下走低的倾向，而且在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同时，在业职工的名义收入也随之下降。以上因素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并引起以下一系列后果：其直接后果是使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降低，当前的消费需求减少，其间接后果则是造成居民收入预期的下降，对整个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由此在居民的货币总收入中，用于交易和投机、投资的货币需求不断减少，而用于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增加。而居民交易货币需求的减少反过来又使其对企业市场产品需求的减少，加剧了企业亏损的局面。
再次，从银行角度看，由于居民收入预期的下降导致其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减少，从而银行储蓄将大量增加。应该说，银行储蓄的增加表明银行用于可支配的金融资源增加，对银行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问题是银行可支配金融资源的增加是否对银行有利并非由银行自身决定。在我国现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制度下，银行储蓄主要运用给国有企业，所以从微观角度看，银行利益则取决于企业在将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后能否产生增值。但是由于现行的融资制度没有建立起与过剩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投资项目的筛选机制，从而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方面存在内生性缺陷，致使企业普遍存在亏损，随之银行不良债权的比重不断增大。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惜贷”，整个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由此发生了阻梗。这一阻梗使近6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滞留在银行里运用不出去，对全社会来说，这是金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形成这一阻梗的重要因素正是缺乏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将其转化为生产力的融资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就在于实行融资制度创新，启动创业资本市场，以清除促使经济环流收缩的障碍。
与此相对应，我国政府现行的政策思路是加大扩大总需求的力度。但在具体政策操作过程中却有与此相悖的地方，表现为一边要求企业提高其竞争能力，注重投资效益，一边又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一度实行紧的信用政策。虽然近两年实行了适度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政策效果。同时财政为了减少赤字，又增加对企业的税收，不给企业以“风险出口”。其结果，企业投资主动收缩，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必然代替企业进行投资以扩大内需，但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推动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从经济增长的长远利益看，这一改革思路必须重新审视（注：黄达：《冷静思考经济紧缩带来的启示，重新审视我们对经济、金融问题的思路》，《财贸经济》1999年第8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要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必须要有好的项目，但好的项目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必须由市场选择，而且技术创新是有风险的，这就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创业资本市场，一方面将好的创新项目“筛选”出来，另一方面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退出”机制。否则，以上紧缩过程将不断重复下去，累积性的紧缩机制将会使经济运行更紧。长此以往，不仅经济机制本身的调节，而且任何外在的调节都将使我国难以摆脱经济紧缩的状态。
综上所述，过剩经济下，我国当前经济紧缩产生的内在生成机理，就在于整个市场需求的约束，在于缺乏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和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融资机制，导致经济主体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进而导致企业“慎借”、银行“惜贷”和居民谨慎消费，最终使经济“网络链条”中的各“节点”（包括企业、居民和银行）失去了彼此间的环流联系，进而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宏观上则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累积性萎缩导致总需求的不足。所以，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总需求不足始终是经济紧缩的表现形式，但在其背后却有其内在的微观原因。这就是我国经济紧缩的微观基础。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融资制度的内生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可引伸出以下推论和政策含义：
推论一：过剩经济下，如果缺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金融筛选机制和催生机制，经济紧缩的产生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其表象则是总需求不足。
推论二：政府要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紧缩，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加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将其主要精力放在改革现行融资制度上，尽快启动具有技术项目筛选和转化功能的创业资本市场，以缩短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链条。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银行融资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创业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创业能力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项目预算论文; 经济学论文; 融资论文; 银行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