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民间论文,兴亚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从甲午战争前普遍蔑视的“蕞尔岛国”，到甲午战后的维新楷模，再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对抗列强，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后一度成为合谋反清的同党，中国趋新人士与日本对华团体的关系层层递进。而上海亚细亚协会承前启后，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还有一定的组织和人事脉络。一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之为“兴亚会”，视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具体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和清政府无所作为的现状，上海亚细亚协会所显示的不仅是中日双方民间人士同盟的努力，而且显示了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是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潜在动力。由于这一潜力持续存在并持续产生作用，庚子时期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反对当朝执政，而以合并包括亚细亚协会在内的日本各对华团体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则全面介入了南方的联合反清密谋。
一
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进展明显。藤谷浩悦的《戊戌变法と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41-62页）依据《对支回顾录》、《郑观应集》、《东京朝日新闻》、《湘报》等中外文献，从东亚会的角度考察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易惠莉的《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548页）则利用《郑孝胥日记》等新出史料，着重考察了郑观应、郑孝胥等人对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观点和立场的差异，并订正了该会成立的时间。菅野正的《戊戌维新期の上海亚细亚协会をめぐて》（《奈良史学》第16号，1998年12月）是以该会为主题的专文，利用了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狭间直树教授的《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东亚》第410-416号连载，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系统梳理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各团体渊源脉络的基础上，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缘起、归属等问题进行辩证，所掌握的中日双方文献相当周全，认识较前人大为深入。①与此同时，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则从汪康年的角度论述了上海亚细亚协会。
经过上述研究，以现有资料，这一为时短暂的组织已经剩义无多。不过，仔细推敲，各人在一些重要环节的认识上还存在差异，一些推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这些都与一项重要判断相关联，即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898年6月16日，按照章程，将展开各种事业，“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②它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也未留下什么具体活动的记录。研究者因此认为：“亚细亚协会与维新运动时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样，并未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大约在于它是中国知识界、绅商界第一个受日本影响、有明显亲日倾向的民间团体。”③就亚细亚协会的组织而言，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团体的影响力有时并不完全以组织的存废而生消，如果不拘泥于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从前因后果看联系，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远。或者说由上海亚细亚协会体现出来的日本各派兴亚势力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以及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潜流，更加值得深究。
就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的渊源脉络看，到1898年，由兴亚会改名而来的亚细亚协会，已经处于颓势，会员人数减少，组织规模大幅度缩小，几乎没有什么活动。④中国人士选择和这样的团体联盟，甚至名义上还是作为其海外分会，承认日本的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似非得策。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人士与兴亚会渊源较深，联系较多，主张较近，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各派对华势力都在寻求与中国民间人士的联盟，暂时可以将在两国联系方面有较长历史的亚细亚协会作为桥梁。而中方人士则将该会视为日本联华的象征，对于其他持相似态度的组织，也表现了同样的向往和接纳。
兴亚会的宗旨是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亚洲的颓势，进而振兴雄起，因此有意识地积极争取中国朝野官绅的赞成支持，“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⑤，先后加入该会的至少有何如璋、王韬等数十人。改名为亚细亚协会后，不仅主旨未变，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以东亚为中心的趋向，如重视和强调使用汉语。这或许是导致该会在日本活动不利的原因之一，可是对于中国绅士而言，却增加了一些亲近感甚至信任感。先后加入或支持者有黎庶昌、王韬、郑观应、李凤苞等人。这样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中日两国民间结盟的最好凭借。此外，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还得益于亚细亚协会会员小田切万寿之助和郑观应都在上海，前者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者则是沪上士绅的核心人物，双方均有意促成联合。结盟的最终成立并以亚细亚协会为名，与他们两人有很大关系。
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机缘可能不止一端，但还是有一些线索未能相互连贯。其中之一便是1897年底、1898年初汪康年、曾广铨两人的日本之行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直接关系。有传闻说此次游历日本时汪康年加入了兴亚会。吴以棨曾致函汪康年：“闻兴亚会已入公名，条例如何，能示大概否？”⑥廖梅认为此兴亚会即改名后的亚细亚协会，推断汪康年加入的应是亚细亚协会。⑦是函写于汪康年返回上海不久。另一种可能性是汪康年本人东行的目的即酝酿与日本亚细亚协会联盟。行前黄中慧建议：“亟与日本联攻守相助之盟，告以瓜分中原，固我之不幸，然亦非日本之福，动之以利害，彼必乐从。”⑧高凤岐说：“执事东游，自为兴亚要计，彼中贤士大夫怀此久矣。得吾国有心人一鼓其机，当更奋发，惜吾政府之不动耳。”⑨1898年1月23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汪诒年，其中提到：“农学、兴亚二事，兴会如何？日人肯为出力否？其兴亚会会章能否见示？至盼。”⑩按照目前的认识，仅仅从小田切、郑观应、甚至福本诚的角度看，这时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一事尚未提上议程。1898年6月17日，孙淦来函谓：“前者面谈之事，有日友冈本谓能说其政府每年津贴保护金数千金，俾专主东亚联络之说，弟未敢请命，固不敢擅嘱往东京。”(11)孙淦担任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当时在日本邮船会社供职，是汪康年日本之行的重要协助人，1898年4月又到沪与汪康年会晤。冈本为善邻协会的冈本监辅，他与吾妻兵治同为亚细亚协会重要成员。苏州的江瀚等人通过汪康年了解亚细亚协会，也说明后者在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筹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此外，1898年3月25日，汪有龄致函汪康年提到：“近闻神户将开兴亚会、华报馆，阁下已闻知否？”(13)华报馆应为《东亚报》馆，为神户华商所办，兴亚会则不知是否同为华商组织，与其他同名组织有何关联。
汪康年东行除了直接与亚细亚协会发生联系，还为稍后转向东亚会和同文会开辟先机。鼓动汪康年等人东游与日本人结盟，宗方小太郎起了不小的作用。早在1897年2月，宗方就在上海与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商议兴亚之策，认为清政府依赖俄国，整个清国上层完全腐败，而下层愚蠢无知，只有中间士子可以成事，他日动摇天下者必此一族；因此在野志士都盼望日中联合，无论两国政府方针如何，志士互相提携为当今急务。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的天下被满人破坏，要想挽回国运，必须脱离满人羁绊。(14)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发生，宗方即函告汪康年：“俄、法既与德有默契，一朝决裂，彼三国者皆我之敌也！英则持满未发，日本则跃跃欲试，隐约之间，彼我争衡之形既成矣。此诚亚洲浮沉之所系，干系决非小少也。穰卿先生阁下，天下滔滔不足道，独我辈有心之士，有不忍旁观此大难者也。”他的建议是：“即今第一策，只在中东盟。中东盟已熟，中原可争衡。盟之最所贵，始终在一诚。”并且表示：“从此中原定多事，与君连辘好偕行。”(15)希望在中日同盟之路上和衷共济。他专门赶去胶州查探，希望汪康年暂缓东行，与之详细面商有关事宜。(16)
此外，藤谷浩悦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与福本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1898年3月底到4月中旬，福本诚旅欧途中在上海滞留半月，先后会见了文廷式、志均、王仁东、余思诏、唐廉、江标、费念慈、罗贞意、汪康年、曾广铨、陈季同、姚文藻、洪述祖、董康、杨模等人，认为无论朝野官民，均寄希望于日清同盟论，因此全体同意在日清人士之间筹划一个如东邦协会乃至亚细亚协会那样的大协会。(17)也许藤谷浩悦的叙述给人以强调福本诚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注释中说兴亚会的计划由于福本诚的斡旋而实现(18)，狭间直树教授指出3月以前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联络筹组活动已经展开，而东邦协会与创立上海亚细亚协会渊源的痕迹尚未发现。(19)
就上海亚细亚协会而言，应该说的确与福本诚关系不大。可是从东亚会的角度看，福本诚的活动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联系到后来事态的发展，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筹组上海亚细亚协会。
1898年3月在东京牛込赤城神社境内清风亭举行的福本诚旅欧送别会上，政教社的陆实、池边吉太郎、三宅雄次郎等人提议结成新团体，以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匡正时局为目的，并选出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干事，被称为“东亚会的滥觞”。4月16日，在合并了江藤新作一派后，东亚会正式成立。(20)藤谷浩悦认为，东亚会的迅速告成，福本诚发自上海关于中国绅士拥护中日提携的报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日中同盟提携论发自日本，但具体到1898年的行动，中国趋新士绅的愿望则更加强烈，要求更加迫切。1897年底汪康年和曾广铨前往日本，目的就是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此次福本诚到上海，本来只是路过，按原定日程，4月4日就应乘法国邮船离沪。之所以滞留多日，正是有感于中国有志之士接连不断地陆续来访，并多次安排聚会，对于中日同盟抱有极大的热情。(21)
《湘报》刊登《东亚会简明章程》时，特意标明“即兴亚义会”。狭间直树教授推断，“兴亚义会”除了说明东亚会的性格外，还有作为别名的意思。(22)根据《知新报》的报道：“前报日本名流思创兴亚义会，联合中国，今悉其会定名曰东亚。”(23)则该会最初曾想取名为“兴亚义会”。所以和《东亚会简明章程》刊登于同一期《湘报》的唐才常那篇有名的《论兴亚义会》，完全没有提到“东亚会”的名字，通篇都是“兴亚义会”甚至“兴亚会”。他说：“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讲横滨之大同学校，则飞函告曰：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救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又日日宣言于国中曰：支那受创后，能毅然举新政、设学堂、谋国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诚勇猛之气，甲于十八行省，足与策支那，足与谋亚东。乃以勤介于湘，丐湘人有志行者联百数十人，入兴亚义会，其能联名千，益济乃事；幸而万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于是举勤会员，主连中国，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达名兹会，会之友幸为东道主毋馁。”他告诫湖南人，“吾湘弗餍外人望，或孤其兴亚之心”，进而提出“长策”十条：第一条为“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第二条为“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第九条为“《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24)
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叫兴亚会，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湘报》报道的标题是《兴亚大会集议记》，与《大公报》、《新闻报》、《集成报》等以《亚细亚协会》为题明显不同。唐才常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无论他是有意将二者混淆（在唐才常看来，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可能过于稳健，显然不如“兴亚义会”来得痛快），还是不大能够把握两个兴亚会的联系与区别，这样一来，此兴亚会与彼兴亚会的界线，自然变得模糊起来。一些新闻报道似乎也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迹象。1898年5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刊登5月13日的上海通信《亚细亚协会》，一方面说日中两国朝野人士为了振兴东方，团结设立亚细亚协会，上月发起相谈会，当地有力的中国官民同意举为会员，下月召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又说两湖人士也纷纷赞成并加入。(25)尽管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参加者中的确有唐才常这样的两湖人士，不过其呼吁湖南人大规模参加的，是东亚会的“兴亚义会”，而不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亚细亚协会虽然奉日本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中方人士更加看重的是兴亚的主旨，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而不是组织的归属。因此，至少在他们看来，作为中日民间结盟的载体，上海亚细亚协会是超越某个具体组织之上的桥梁。这对他们将目光逐渐转向东亚会和东亚同文会，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
上海亚细亚协会计划的各项活动虽已在落实之中(26)，但还来不及展开，唯一可记的事，是“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据说俄、法等国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协会解散。不过，上海亚细亚协会举议员24人，“已任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27)影响范围不可谓不广。全体会员的名单尚未查见，据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郑观应寓召开的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亚细亚协会准备会，中方与会者有郑观应（陶斋）、文廷式（云阁）、郑孝胥（苏龛）、何嗣焜（梅生）、志钧（仲鲁）、张謇（季直）、江标（建霞）、严信厚（小舫）、薛华培（次升）、盛揆臣、汪康年（穰卿）、曾广铨（敬贻）、经元善（莲珊）、陈季同（敬如）、施则敬（子英）、姚文焯（稷臣）、杨廷杲（子萱）、沈敦和（仲礼）、唐才常、李智俦（洛才）、李宝森（谷生）、吴瀚涛（广霈）等。(28)另外盛宣怀和蔡钧据说也赞成，因事忙未能与会。
这样一份名单，熟悉晚清史事者大都并不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是东南乃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江标、张謇、汪康年等人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须一一介绍。其余各人情况如下：何嗣焜，江苏武进人，又字眉孙，历参张树声、倪文蔚、盛宣怀幕府事，分省补用知府，后总理上海南洋公学。志钧，满洲镶红旗人，珍妃胞兄，进士，曾列名上海强学会。官江南候补道，南洋大臣洋务局总办。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曾入李鸿章幕，署长芦盐务帮办，后从事商业，为东南巨商。官直隶候补道。曾广铨，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1897年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随即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薛华培，四川华阳人，湖北候补道，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施则敬，浙江杭县人，道员用留直补用知府，其弟施肇基，为清季民初著名外交官。杨廷杲，商董，主持上海电报总局收支所。黄遵宪曾函告汪康年：“昨见盛杏翁云：已订嘱杨子萱缮公函分寄各电局，凡有商局处均有电局，不必两歧云云。”(29)他和严信厚、施则敬等均为上海中国女学堂董事。(30)姚文焯，浙江仁和人，又字伯纯，进士，曾任云南学政、福建兴泉永道。沈敦和，浙江鄞县人，英国剑桥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海防粮台委员、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以及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后改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江苏候选道，与严信厚同为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编辑过《自强军西法类编》。陈季同，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习国际法，历任驻欧各国公使馆参赞，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时为江南制造局翻译、《求是报》主笔。李智俦，江苏仪征人，字鹤侪，号乐才，监生，曾官湖南龙山知县，调署武陵等县，后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宾。李宝森，广东大埔人。吴瀚涛，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他和曾广铨同被预定为统领。盛揆臣，不详。
这批人早就在各种趋新事业中相互援引。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薛华培、汪康年、文廷式、张謇、江标、吴瀚涛、沈敦和、何嗣焜、杨廷杲、施则敬等人积极支持。尤其是戊戌、庚子间，他们的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活动，均与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各种因素，如日本主张亚细亚主义和保全中国、振兴东亚的对华团体日渐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寻求合作与联合，以及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积极谋求同盟提携等等，使得围绕庚子勤王事件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均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组织与人员也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由处于衰退期的亚细亚协会出面作为中日民间同盟的组织形式，除历史渊源之外，有一定的偶然性，东邦协会、兴亚义会（东亚会）等团体直接或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并未使日本的亚细亚协会获得转机，而东亚会和稍后成立的同文会则日益发展，并很快在1898年11月合组东亚同文会，1900年3月又与亚细亚协会合并，实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各团体的大合流。这样，日本方面，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对华团体，与此前几乎所有日本对华团体都有着一定的组织渊源。而这些团体与中国人士的各种联盟活动，也都陆续汇聚到东亚同文会的名下。
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东渡日本，企图向日本借兵求援，在湖南发动勤王举义。尽管他前此对被称为“兴亚义会”的东亚会充满期待，希望该会与湖南的南学会共谋大业，但此行似乎未能从东亚会方面获得实际帮助。这时东亚同文会已在筹组之中，唐才常在康有为下榻处偶遇还属于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以及后来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柏原文太郎，两度发出求援呼声。宗方小太郎认为请求日本政府出兵不现实，表示“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31)后来唐才常担任了由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人组织的上海乙未会发刊的《亚东时报》主笔，乙未会据说是上海同文会的基础。而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的白岩龙平与亚细亚协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立志继承荒尾精的事业，而亚细亚协会的岸田吟香是他的同乡大先辈，同时又可以说是荒尾精的师长。岸田吟香和长冈护美作为亚细亚协会成员，却参与了东亚同文会的组建，成为两会会员。所以1898年3月13日亚细亚协会在上野精养轩招待来访的姚锡光、吴敬英、张彪等人，白岩龙平也曾参加。(32)
上海同文会的成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相当直接的关系。近卫笃磨日记附属的《同文会设立趣意书》（由白岩龙平撰稿）和《时论》第7号刊载的《同文会纲目》，其内容同样有令人费解之处，即该会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包括设同文会馆、附属图书馆、附设翻译局、同文学堂，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等地设汉字新闻，经营航海、贸易、银行、矿山等以及以上海乙未会《亚东时报》和东京精神社《时论》为通信机关等七项。(33)从1898年7月29日白岩龙平写给近卫笃磨的信可知，此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关系密切。白岩认为，由福本诚欧游途经上海发端，小田切领事专心奔走而成的亚细亚协会，网罗官商名士虽不少，但内部也有不值一笑之事。同文会有必要从中取其精华。小田切领事到汉口与张之洞会晤，后者表示不宜用亚细亚协会之名，应改名为同文会。尽管这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同文会已经发端，白岩还是建议尽早确定上海同文会的建设重点，以便向内外显示该会的实际。(34)
东亚会最初注意的对象是康梁以及湖南的维新派，所以立会趣旨中明定允许辅佐光绪变法自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入会，又以康有为的门生徐勤和罗普为该会倡办董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部分会员如平山周等，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日趋紧张，转而以孙中山为支持对象。因此在日本对华团体尤其是东亚同文会内部，又分成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的不同主张和人脉。不过，总体而言，戊戌庚子间日本各派对华势力的主导倾向是合流而非分野，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能够联合行动，这一方面强化了本来就有意联合的中国各派趋新力量“当合而不当分”的意向，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对华团体之间的分界变得相当模糊，中国人士同时与不同派系的日本对华人士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白岩龙平的动向，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趋势，而且与中国方面的对日结盟极为关键。
1898年初汪康年和曾广铨访日期间，曾与白岩龙平在大阪会晤两日。(35)内容之一，当是中日两国人士联络之事。后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等：“《时务报》馆想已发刊，敝邦有志之士均共刮目，颇有先睹为快之慨，如何如何。兹附一纸，《中外时论》，与《时务报》诸报交换，一则系精神社友等弟嘱商贵馆，精神社系近卫公爵（东邦协会副会头）等幕友主笔，与贵馆一气联络，自有益于两间。”精神社即后来同文会重要刊物《时论》所属的机关。福本诚到上海前，3月15日白岩龙平又致函汪康年等代为介绍：“敝友福本诚君（号日南），现在《日本新闻》，又为东邦协会、《日本人》报等处笔政，二十年来以亚细亚为志之士也。此次周游欧、米各国，首先到沪上与贵国诸有志谈论，而后搭佛国邮船启行，尤祈阁下与贵馆中诸翁开臆联欢，有补于亚洲大局也。”(36)东邦协会的副会长是同文会首任会长，而东邦协会重要人物福本诚又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与他们两人关系密切的白岩龙平，既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又是同文会的重要发起人。东亚会虽然不像同文会那样，将活动和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可是除了将总会设在东京外，唯一明确规定的就是“并于支那上海设立分会，以相照应”。(37)联系到1898年7、8月间井手三郎、大内畅三、中西正树、平山周、宫崎寅藏、犬养毅、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人频繁来往，协商有关“对清设施”预案以及联合各派力量等事(38)，可以推断，东亚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合并为东亚同文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已经处于颓势的亚细亚协会，成为日中同盟的日方代表，甚至是中日双方的共同架构。而上海乙未会（以及其他在华日本人士）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同文会上海支部的基础，又成为东亚会上海分会的依托。
关于乙未会的详细情况，缺乏必要的材料，论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团体者，多一带而过。涉及较多的是中村义教授的《白岩龙平日记：アジア主义实业家の生涯》，虽然仍未提供该会的成立和活动情况，但在论述上海同文会时谈到是在先期设立的乙未会基础上改组扩大。从名称看，乙未会当与日本对华人士急于修复因甲午战争破裂的中日关系以及挽救由此引起的东亚危局有关。同文会成立后，白岩龙平于1898年7月底返回上海，10月1日，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联名以乙未同志会作为本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该本部设于美租界密勒路寿椿里233号，二层建筑，楼上三间，楼下四间，除事务所、接待室、图书室外，还可供八九人住宿。会员有147人，其中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者30余人，势力相当庞大。(39)他们早就与汪康年等革新派人士联系密切，1897年底后者东游寻求与日方结盟，首先即受到宗方小太郎和白岩龙平的鼓动，决非偶然。以往研究者可能过于看重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以及宗旨策略的差异分歧，甚至以后来眼光分别派系，反而使事实真相难以彰显。
东亚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会利用其在华的组织系统和与中国人士的广泛联系，影响很快超越亚细亚协会。在他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引导下，与中方结盟的日方组织不知不觉间实现了由亚细亚协会到东亚同文会的转移。
戊戌政变后的严峻形势，使得亚细亚协会联络朝野官民上层的路线失去大部分活动空间，而东亚同文会尽管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有不少人赞成联络民间人士从事反对清政府的体制外改革，而且戊戌、庚子之间，这一派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凭借其在华的各种组织基础，东亚同文会更加深入到中国各地趋新人士的组织活动中去，甚至介入各种密谋。这样的策略适应当时中国的局势，使得东亚同文会的在华活动迅速取得发展。一些亚细亚协会成员已经加入东亚同文会，并将重心放到后者的活动方面。在此形势下，亚细亚协会只能主动提出与东亚同文会合并。(40)
上海亚细亚协会解体后，由于戊戌政变所引起的一系列倒退和压制，沪上趋新士绅的活动一度消沉。到1899年，在内忧外患急剧加重的刺激下，又再次趋于活跃。本来聚集上海的士绅大都赞成渐进式改革，而不同意急进论，可是政变后日益恶化的局势将他们不断推向与当朝执政决裂的境地。这时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尤其是两湖和江浙志士继续此前联合救国的努力，并一如既往地寻求日本对华团体的支持。他们了解到日本对华团体变化的动向，争取的对象由亚细亚协会转向东亚同文会。汪康年和唐才常等人筹组正气会，特致函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内言：“敝国人游贵国归者，咸述从者眷怀时局，慨然以振兴东亚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邻之道，互相质证，佥谓欲联日清为团体，必从学会入手。前闻从者于亚东协会事宜，殷殷提倡，不遗余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学会，名曰正气，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立会以后，来着颇多，伏思从者于日清交谊素抱热肠，因特奉上章程□册，敬乞俯赐览观，并恳有以教之。”(41)正气会会章第五章第十七条特别规定：“中日两国，系同文同种之邦，如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42)1900年2月文廷式到日本避祸，接待者主要就是东亚同文会，连长冈护美和榎本武扬等亚细亚协会头面人物出场，也是以东亚同文会的名义。(43)
和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同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姿态，它利用原来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在中国各重要地方设立分会，试图全面掌控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的组织和活动，东亚同文会也借助原来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更加深入地介入内部事务。1900年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原亚细亚协会会员郑观应、汪康年、唐才常、文廷式、陈季同等人参与其事，前三位还担任重要职位，薛华培则在南京予以响应。而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不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有时甚至还作为中国议会的代表从事扩展组织等联络活动。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的大力协助下，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44)志钧也赞成井上雅二等东亚同文会员的计划，并进行过具体会商。(45)此外，中国国会干事丘震、汪有龄也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丘震的父亲丘玉符为郑孝胥在日本任外交官时的旧识，上海亚细亚协会筹组期间，与郑往来密切，很可能也参与其事。(46)而汪有龄从1898年初汪康年访日就介入中日联盟之事，他还告诫汪康年：“日本虽有日清同盟之议，然我能自强，则日本肯结之亲之。我倘委靡如故，则一有急难，日本亦将从而染指。故自保，实亟亟也。阁下具苦口婆心，望告当道求所以联络日本者，勿仅恃同舟之谊，而徒哀声惨色以结之也。”(47)经元善、吴瀚涛二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国会，所发起的反对立储通电，却是庚子勤王的重要契机。(48)
与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会、同文会乃至东亚同文会更加怀疑清政府有革新中国的愿望和能力，因而不再单一地寻求上层路线，只与上层官绅打交道，而是试图鼓动在野的革新力量改变甚至推翻清政府，以为非如此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使东亚维持和局，进而振兴东亚。所以它们愿意帮助中国革新派实行变革，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协作，不仅实现维护东亚的战略目标，而且获得各种具体利益，影响、控制甚至支配整个东亚局势。而戊戌政变后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将越来越多的士绅推向反对当朝执政的激进行列，不得不以各种非常手段谋求阻止倒退，变革振兴，以挽救内忧外患。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东亚同文会与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全面介入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各种公开及秘密的反清活动。只是后来担心战乱使中国陷入分裂，危及东亚同文会保全中国的整体目标，才中途有所收缩。
鉴于中国革新势力力量不足，为了实现反清大计，东亚同文会秉承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力主联合，劝说中国各派革新势力的领导人求同存异，尽力促成共同行动，而不赞成任何一方单独行事。这一决策，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的主张及行动方略相吻合，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东亚会成立时，接受徐勤、罗普等人，目的之一，就是要吸收各地的革新人士，尤其是和一些不为清政府所允许的人士沟通联系，所以福本诚还注意到孙中山及其他各地革新人士的存在。由于康有为的干扰阻挠，保皇会与革命党、江浙人士以及自立会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摩擦，为此，宫崎寅藏等人力图调解，甚至专程远赴新加坡进行劝说。在东亚同文会会员的协调下，唐才常、汪康年、梁启超、孙中山、乃至徐勤等人，还能避开康有为的阻力，维系联合大举的局面。自立会起义时，孙中山、梁启超分别从海外赶回，准备加入。起义失败，梁启超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49)这番话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呼应，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在空间上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和组织能力。康有为虽然有所怀疑，但并不知情，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50)上述行动，背后都有东亚同文会的作用。如梁启超从檀香山赶回上海，途经日本，曾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磨、伊藤博文等人。(51)如果没有东亚同文会的坚持并从中斡旋，宗旨策略差异甚大的各派，要想维持大合局面，并不容易。
戊戌、庚子乃至稍后一段时期，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活动将双方关系带入“蜜月期”。由于甲午战争的阴影和日本对华的进逼态势，即使在相信同文同种、同盟提携之际，中方人士对于日本与中国结盟的善意也将信将疑，更多的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郑孝胥、张謇、汪有龄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和忧虑，希望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基本。临时被邀约出席预备会的张謇会后记道：“日人以甲午之役，有毫毛之利，启唇齿之寒，悔而图救，亟连中、英。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为联络中国士大夫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独中朝大官昏昏然，徒事媕婀耳。预会者凡二十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52)1899年底《知新报》刊登的《福州忧时子致日本亚细亚协会同文会书》，可以反映对中日结盟怀有好感和期待的那些中国人的尴尬境遇和复杂心理：
亚细亚协会同文会日本诸君子公鉴：仆亚洲之男子，中国之庶民，闽中之鄙人也，足迹未尝出海外，学问未尝通古今，然固窃闻五洲之大势矣。欧西白人，既据美、非、奥之地，而臣妾红种黑种之人，亚洲半土，亦为俄法英德葡荷西士所分踞。其幸存者，虽有八国，然惟日本得以自立，惟中国可以有为，是黄种之存灭，惟吾日中是赖。不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授人以柄，中国既岌岌可危，而亚洲大势，亦因以震动。日本诸君，深知其祸，倡为联中之说，创立协会及同文会，志愿宏大，筹画深远，仆闻而伟之。中国之人，上者不讲外交政策，下者不识各国情伪，重以甲午之衅，痛彻于心，未能遽消前嫌。然则协盟之事，权在日本，责亦在日本也。近来日本志士，力持联中之议，如教东文译东书，及阅兵之官员、游学之生徒，皆加意亲厚，其来华日士，亦极力联络中人，谆谆以同种同洲之义相励。中国士夫，渐知日本之当亲者，未始非会中诸君子力也。虽然，仆窃有疑焉。数月以来，闽中商民，力诋日人，谓其好小利，好陵人，甚于欧洲，即宦途中亦有时言。叩其故，则曰：日人开设铺户，代商家包漏税厘，侵中国之利权，夺小民之生计，众口一词，怨声载道，甚者则谓欧人富，日人贫，欧人宽，日人刻，其仇视日人之心，竟十倍于欧人。仆闻斯言，反复辩论，晓以同种同洲之义，闻者尽哗，无可置喙。仆虽未履东土，读东书，然固尝接日本人士，察其言论，非不顾种族而干预税政者。盖由中国奸民，勾引日本无赖，图目前之小利，不顾久远之大局。愿诸君子将仆此言，上之政府，登之时报，精领事之选举，严游人之约束，勿令生事，以破我二国之和局。中国民智未开，易惑难晓，此辈以数人之小利，坏吾亚洲之大局，甚可痛也。诸君子志在兴亚，区区此心，亦非独为中国计而已。伏维原谅，忧时子启。(53)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后来事态的发展一步步坐实了中方人士的担忧，所有的期待却基本落空。而日方的信誓旦旦，哪怕是出于真诚和善意，也都成了谎言与欺骗。一段本来应是同舟共济的历史，最后成为痛苦回忆的起点。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
注释：
①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详见第3章《亚细亚协会について》，《东亚》2001年第12月号。
②《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上海亚细亚协会存在时间不长，应当不是问题。不过《汪康年师友书札》（三）录有据说己亥冬月廿一收到的郑观应的一封来函，谓：“弟去秋以来，绝口不谈时事。故日本领事小田切偕诸同志嘱创设亚洲协会、红十字会诸件，或付祝融，或送日人，只存红十字会歌一首，兹附呈，以博方家一粲。两会亦当今急务，夙仰阁下洞识中外情形，交游甚广，乐善不倦，如蒙鼎力赞成，则功德无量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8页）是函收到日期可能有误，否则就是亚细亚协会还有后续。
③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547页。
④狭间直树：《亚细亚协会について》，《东亚》2001年第12月号，第60页。
⑤《兴亚大会集议记》，《湘报》第69号，1898年5月25日，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274页。
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⑦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64页。
⑧1897年12月24日黄中慧来函之六，《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66-2267页。是函于1898年2月5日汪康年回国后才收到。
⑨1898年2月4日高凤岐来函之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8页。
⑩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2页。日期为编者考订。
(11)《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44页。
(12)《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63页。
(13)《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73页。
(14)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86年版，第375页。
(15)《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7页。
(16)《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34页。
(17)《对支回顾录》下卷，第878页。
(18)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依据《近卫笃麿日记》（二）断言：“福本诚来华时，提议成立如东邦协会或亚细亚协会性质的一种协会。他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的支持，这就是亚细亚协会的滥觞。”这一判断当受藤谷浩悦论文的影响。
(19)狭间直树：《东邦协会について》，《东亚》2001年第12月号，第69页。
(20)关于东亚会成立的时间，日本原有1897年春和1898年春两说（详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东亚会》注释8，《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56页），藤谷浩悦依据《湘报》第65号（1898年5月20日）刊登的《东亚会简明章程》落款中有“明治三十一年四月”的字样，断定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4月。而据《知新报》第54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1898年5月30日）第11页“京外近事”栏《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该会“于中历三月廿六日大会于日本东京，到会者甚众，皆其国有志节之人也”。
(21)《对支回顾录》下卷，第876-877页。
(22)狭间直树：《东亚会と同文会》，《东亚》2002年1月号，第68页。
(23)《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1898年5月30日，“京外近事”，第11页。
(2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7页。
(25)引自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东亚会》注释9，《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57页。
(26)如创办刊物，拟推郑孝胥总监。
(27)《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郑观应集》下册，第220页。此时亚细亚协会由榎本武扬任会长，尚未查到其来华的记录。郑观应有《和日本长冈护美子爵松柏园即席韵》，其中有“兴亚深知唇齿切，阅墙回溯感怀多”，“秦晋争雄形势急，中东相爱激昂多”（《郑观应集》下册，第1340页）等内容，疑与此有关。所举24位议员，未见有关资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中有兴亚协会议员粤东吕靖、广东大埔李宝森来函（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据此，参加4月26日筹备会者多数应为议员，但也有各种例外。戊戌政变后和吴瀚涛一同避往日本的恽玉茗，也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会员（明治31年10月23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大限外务大臣，兵发密第486号）。江瀚则向汪康年表示愿意入会。汪诒年应当也是会员，预备会时，郑孝胥曾通知汪康年邀其一起到会。
(28)《兴亚大会集议记》，《湘报》第69号，1898年5月25日，第274页；《亚细亚协会》，《集成报》第33册，1898年5月5日，第28页。关于出席者的名单，两报所载略有不同，《湘报》为：“主席者为文云阁学士、郑苏龛部郎、何梅生太守、郑陶斋观察，与会者为……志仲鲁观察、张季直殿撰、江建霞太史、严小舫观察、薛次升观察、施子英观察、姚稷臣太史、曾敬贻部郎、杨子萱太守、沈仲礼观察、汪穰卿贤书、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李洛才大令、经莲珊太守、唐杰臣观察、李谷生司马、本报馆主人吴剑华亦与其列。”《集成报》则为：“邀文云阁（廷式）学士、郑苏龛（孝胥）部郎、何梅生（嗣焜）太守、郑陶斋观察主席……江建霞（标）太史……志仲鲁（刚）观察、张季直（謇）殿撰、严小舫（信厚）、薛次升、施子英（则敬）、唐杰臣四观察，汪穰卿（康年）、姚稷臣两太史，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经莲珊太守、曾敬贻部郎、李洛才、吴瀚涛、李谷生（宝森）三大令。”前者22人，后者20人，缺杨子萱和沈仲礼。
(29)《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339页。
(30)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81-182、188页。
(31)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1-382页。
(32)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アジア主义实业家の生涯》，东京，研文出版（山本书店出版部）1999年版，第266页。
(33)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东京，霞山会1989年版，第265页；
(34)《近卫日记》第2卷，第122-123页。引自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アジア主义实业家の生涯》，第144页。
(35)白岩龙平日记：1898年“一月十五日，汪康年、曾广铨从东京来”（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アジア主义实业家の生涯》，第264页）。1898年2月10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曾广铨：“大阪停车场握别之后，不知行旌无恙到申否？两日之会，客舍匆忙，不能尽东道之理，抱歉何似，伏维两位阁下安健回申。”（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9页）
(36)《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3320页。
(37)《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1898年5月30日，“中外近事”，第12页。
(38)《井手三郎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82-383页。
(39)《近卫日记》第2卷，明治三一年八月二四日，第134-140页。见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アジア主义实业家の 生涯》，第144-145页。从乙未会的名称看，应当与中日战争的善后有关。
(40)《知新报》第117册（1900年4月29日）第34页“各国新闻”《两会并合》记：“日本亚细亚协会员中之人，以其会之主旨，与东亚同文会相同，故欲并合此两会，戮力同心，益尽力于东亚。顷以此事谋诸东亚同文会，而同文会亦以为然。”《东亚同文会第五回报告》所载《东亚同文会と亚细亚协会の合并》，也提到亚细亚协会的有力者某某等人鉴于东亚大局时势，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对于本会几年来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因而主动与东亚同文会联系交涉。
(41)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4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页。
(43)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61-1172页。如3月19日“同文会诸友招宴于‘偕乐园’，用中国菜肴，近卫、长冈、榎本，及犬养、中西、田锅等凡十七、八人。”
(44)《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3日、18日、17日（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65-368页）。
(45)《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50-351页。
(46)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6-665页。
(47)《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69页。
(48)《上总署转奏电禀》，1900年1月27日《苏报》。引自《经元善集》，第309页。
(49)《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71页。
(50)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78-279页。
(51)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ぉ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第23页。
(52)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53)《知新报》第106册，1899年11月23日，“京外近事”，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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