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终消费率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06)07-0010-0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高储蓄率给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解放以来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则相应不断下降。近几年，我国最终消费率进一步走低，内部需求结构出现一定的问题，内需不足已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1显示了解放以来我国不同时期最终消费率的变化情况。从1952年至2003年的52年中，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6.53％。2003年以来最终消费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仅为55.50％。同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估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达80％左右。近10多年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约20个百分点，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表1 解放以来年平均最终消费率变化情况
期间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2000年
至今
期间的 82.14％ 74.58％ 65.80％ 64.88％ 59.44％
58.65％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长期以来，高储蓄率被认为是我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高储蓄率所带来的问题，近几年开始被重视。《人民日报》在2003年推出《适当提高消费率系列述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列评述。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消费需求不旺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率偏低，并削弱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高储蓄率导致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平，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经济结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随着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将给我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风险。消费需求的不足使经济增长仍严重依赖于投资，从长远来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将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可能出现由于需求不足而继续依赖投资刺激需求的恶性循环。因此，逐步提高消费率是必然的选择。为此，必须从根源上找到消费率偏低的原因。
消费率偏低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经济发展情况、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相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被认为是重要的原因，由于对未来不确定，人们必须进行高储蓄。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对高储蓄原因进行分析，经历过1958年至1961年大饥荒年份并对此留下深刻记忆的人群中，年轻一些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慢慢积累了相当的个人财富并成为高储蓄率人群后，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过去饥饿的记忆以及关于饥饿的文化背景，深刻影响着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识，于是预防性的储蓄动机在这一批人身上体现得特别强烈，从而导致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居民高储蓄率倾向。
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研究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收入分配因素在内的社会宏观社会消费函数，分析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的租用机制。收入分配差距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呈扩大趋势是被广泛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1999年已经达0.397，接近国际通用的警戒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由八十年代初的1.8上升到2004年的3.2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八十年代末进行的第一次住户抽样调查，估计当时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此后第二次调查估计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收入分配差距在近10多年来快速扩大，而同时消费率也持续下降。对于二者关系，目前现有的研究总体上以理论分析为主，计量方法的实证分析比较欠缺。因此，从理论上建立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实证分析的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关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重点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妥当。
二、消费率与收入分配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
收入分配与消费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与储蓄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往往被认为是外生决定的，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有关，国外研究对此问题并没有太多关注。但现有经济理论对此实际上是有所论述的，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都提供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率影响的理论解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之一是收入分配理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消费资源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实际上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压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加快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必然导致过剩人口的产生。资本积累一方面导致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导致贫困的积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增长。现代经济理论对此也有论述。边际消费倾向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之一，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将导致富人的储蓄率较穷人的高。上世纪50、60年代收入分配被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例如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富人的储蓄倾向高于穷人的储蓄倾向，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经济的总储蓄率增加。新剑桥理论认为，如果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设提供了我国高储蓄率的一种理论解释：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高收入阶层占有收入更多，从而提高了总体的储蓄率，也即是降低了消费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可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解释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消费率偏低实际上与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有直接关系，并可能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以下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经济理论，建立解释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率的理论模型。模型具体如下：假设社会分为两个阶层，富有阶层和穷人阶层，国民收入在二者之间分配，即
不变，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将呈现负相关的简单线性关系。以下根据方程(1)作实证分析。
三、消费率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一)具体变量选取的说明
消费率方面，采用最终消费率(标识为Csr)，最终消费率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最终消费包括居民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而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政府消费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居民，因此最终消费率与方程(1)的消费率本质上是一致的。收入分配方面，由于方程(1)是高度简化的模型，现实社会是无法准确分为两个阶层，即没有准确的指标能够衡量Y[，r]/Y，必须采用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代替Y[，r]/Y。本文采用Kanbur and Zhang(2005)根据中国历年消费数据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标识为Gini)代替方程(1)中的Y[，r]/Y。Kanbur and Zhang估算1952年的基尼系数为0.232，2000年为0.372。这个数字比一般的估计要小，但统计上的一致性可以给我们使用这个数据的信心。消费数据是解放以来统计较为完整和一致的少数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被认为能够较好地反映收入分配的变动情况。此外，本文还使用虚拟变量反映经济改革前后的变化(标识为Dum，1978年后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这些变量为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包含1952年至2000年共48个观察值。
(二)实证方法说明
方程(1)表明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在具体的实证分析方法方面，非平稳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则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虽然经济变量经常会偏离均衡点，但内在的平衡关系会不断消除偏差，并使其恢复到均衡关系。如果变量存在着这种关系，则说明它们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使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模型(ECM)对消费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充分利用变量水平值(level)所包含的有用信息，可以分析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同时又避免了非平稳性的影响，还提高了估计值的小样本特性。一般使用由Johansen(1995)提出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如果变量之间被检验确认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它们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并可以进一步确认这种均衡关系的形式。由于协整分析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计量经济方法，本文对协整方法不作详细论述。
(三)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必须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即对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进行检验。表2是使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对各变量的年度时间序列进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其中DCsr、DGini和DDum是Csr、Gini和Dum的一阶差分。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变量Csr、Gini和Dum无法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都是非平稳的。但其1阶差分时间序列均可以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都是平稳的，即是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是1阶单整的，即Ⅰ(1)。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变量 ADF检验值
1％显著水平关键值 5％显著水平关键值 变量一阶差分 ADF检验值
1％显著水平关键值 5％显著水平关键值
Csr-1.8243
-3.58143 -2.9215
Dcsr
-6.1592 -3.5713-2.9228
Gini
-0.9387
-3.5814 -2.9215
DGini -4.5205 -3.5713-2.9228
Dum-0.9583
-3.5814 -2.9215
DDum
-4.8989 -3.5713-2.9228
注：单位根检验均使用了截距项、无时间趋势项和滞后2阶。
(四)协整检验
表2表明变量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根据Johansen(1995)的协整似然比(LR)检验方法，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对由Csr、Gini和Dum作为内生变量的VAR系统进行协整检验，表3是具体检验结果。LR统计值大于1％显著关键值，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时，可以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方程(2)系数估计值下方的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值，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均显著。方程(2)表明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二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方程(1)的理论分析吻合。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最终消费率在两段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的确存在着差异，改革开放后的消费率明显要偏低。
(五)误差修正模型
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Gini在短期上如何影响Csr进行分析。根据方程(2)，误差修正项为：
方程(3)的被解释变量为DCsr，即Csr的逐年变动值，估计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5821，DW值为1.8962，表明误差项无自相关问题。其中，由于统计上不显著常数项已被删除，除DGini[，t-1]外，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估计值为负数，数值为-0.7139，而且统计上显著，表明误差修正模型是稳定的，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要求。
对估计方程的残差序列进一步作检验，表明残差符合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各项假设，具体包括：(1)残差正态性检验，Jarque-Bera统计值为0.1037，置信水平P值为0.9490，不能拒绝残差为正态分布的假设；(2)自相关检验，使用LM自相关检验，滞后1阶至5阶的Breusch-Godfrey序列相关检验均不能拒绝无自相关的假设，以滞后二阶为例，检验值为0.1869，置信水平P值为0.8301；(3)异方差检验，使用ARCH-LM检验，滞后1阶至5阶检验值均不能拒绝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的零假设，以滞后2阶为例，检验值为0.0323，置信水平P值为0.9681。Whit异方差检验值为0.9571，置信水平P值为0.4897，同样不能拒绝无异方差的假设。据此，估计方程残差项是符合最小二乘法的各项假设的，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是完全合适的。
(六)实证分析的解释
根据方程(2)和方程(3)，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收入分配差距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最终消费率越低；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而近些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显然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关。
(2)误差修正模型也比较好地解释了最终消费率短期变化。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7139，表明调整速度相当快：如果最终消费率偏离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将以每年71.39％的速度向均衡关系恢复。例如，最终消费率在上一期出现偏高情况，误差修正项将使消费率在本期以较快的速度下降。
(3)方程(3)中，DGini的系数估计值为负数-1.8102，而且统计上显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短期上对最终消费率产生影响，本期的Gini上升，将立即导致本期最终消费率的下降，Gini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短期内消费率平均而言将下降1.8个百分点，而上一期的Gini系数的变化对本期Csr则不会产生影响。
四、结论
为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还使用城乡收入差距代替Gini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城乡差距与消费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呈负相关关系，短期动态关系也与方程(3)相似，误差修正调整速度较快。据此，我们认为本文的结论是相当可靠的。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确存在着线性关系。方程(1)在理论上表明最终消费率与收入分配差距相关，而使用1952年以来的年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方程(1)所反映的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长期以来能够维持一种均衡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则表明均衡关系可以迅速和及时进行误差修正。
本文将较长的历史时期仅分为两个阶段，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能够得以维持。因此，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步走低的原因，给当前的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果确认消费率偏低将产生不利影响，必须解决最终消费率偏低的问题，那么从收入分配角度对最终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加以解决是必然选择。因此，要促进内需，必须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使更多人能够有能力进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