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台湾民粹主义

胡本良

〔内容提要〕 民粹主义具有民众的反抗性和精英的操弄性双重特征，也是政治和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当然一般而言是一种不健康的互动方式。台湾存在着民主和威权、省籍、统“独”、阶级等多维度的矛盾，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为各类政客操弄民意提供了条件。从历史演变来看，民进党利用民意冲击威权体制这个庞然大物，李登辉、陈水扁则操弄民粹打击政敌并巩固自身权力，蔡英文发动民众推翻了马英九当局，但自身执政也受到民粹主义的反噬。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台湾的政治和社会之间走向了恶性互动，陷入了互相伤害模式。

〔关键词〕 民粹主义 政治与社会 合法性 社会运动

一 、基本概念和分析视角

(一)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是分析当代政治现象特别是民主政治的高频词。目前对于什么是民粹主义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一般认为“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是在于了解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注]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本文也从民众的反抗性和精英的操弄性两个方面定义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概念上的‘底层主义’和实际上的精英主义，它一方面以社会中下层为社会基础，反映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崇信，另一方面又是精英意识的产物，是实际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与策略，反映了部分精英以‘民之精粹’自居的价值取向”[注] 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

(2)在工业化市场中，供求关系及大的影响了自动化技术在市场上的发展，这也是影响自动化技术在我国市场份额，我国在国际出口重型机械所占比重小的直接原因。由于我国发展起步晚，所以我国国内很少有发展重型机械的大企业，而仅有的少数小企业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所以最终导致这样的市场现象。而国家应尽快扶持企业的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调整市场供给。

民粹主义认为“人民”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更强调中下层民众的作用，具有极端平民化的倾向。他们偏颇地宣扬平民代表着智慧、正义和美德，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和社会中坚力量；而精英代表着贪婪、腐化、道德败坏，是人民的寄生虫。民粹主义者极力发动平民反抗精英，并为此建构了一套简单和独特的话语体系，极力诉诸民众的感情而不顾理性，支持民众一些情绪化的、想当然的主张，甚至把平民对精英的仇恨、打击、掠夺合理化。当整个社会涌动着不满风潮，底层民众充满着愤怒、怨恨、叫嚣和抗争，特别是发展成社会运动时，就是民粹主义成型的外在表现。

民粹主义者把“民意”的作用推向极端化，大力鼓吹“人民意志至上”、“民意即合理”。在代议制政治中，他们特别强调少数服从多数，认为数量越多合法性就越大，经常沦为“多数霸权”和“多数暴政”。但从根本上来说，民粹主义者并不相信代议制民主，认为代议制只是骗人的把戏。他们更加推崇直接民主，认为“直接民意”才是民主的真谛，并把直接民意凌驾于间接民意之上。他们盲目地提倡“公投投票”，把“直接民意”作为一切政治行为合法性的来源，甚至敢于逾越民主和法治的界限，具有强烈的反体制、反建制的特征。相对而言，民主主义者虽然也重视民意和多数原则，但特别警惕民意中的短视、冲动等不合理成分，并对多数原则设置了各种“防火墙”，他们寻求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把直接民主作为代议制的补充。

然而，民粹主义又处处充满着悖论，经常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但其最终结果却是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强调“民意”，而民意最容易被精英所操弄。当社会上充斥着不满抗争氛围时，一些社会精英会竭力迎合这股民意，通过许下种种美好诺言、开出大量空头支票的方式赢得民众的信任。他们进而以民意为后盾推行自己的意志，甚至依恃“直接民意”破坏政治伦理和制度限制，实现依靠常规政治途径难以达到的目的。“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党领袖经常以直接诉诸民意的方法，利用群众的偏见，并煽动群众的情绪，达到动员及裹胁的目的，作为其政权或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便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政治。”^[注]黄光国：《民粹亡台论》，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3-14页。 他们在把民众的不满转化为对自己支持的同时，也转化为对政敌的反对。他们宣扬对手就是所谓的“精英”，是邪恶的化身和一切问题根源，将不满洪流引向自己的对手。这样，民意的力量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民粹主义沦为一部分精英对另一部分精英的打击。

民粹主义以反建制的面目出现，但其最终发展方向却是进入体制。因为只有进入体制，民粹主义的主张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才能保持持久的影响力。而体制内的领导者也经常煽动民粹主义，以超越体制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终究以体制本身为依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粹主义只有在代议制政治系统的条件下，才有能力维持自身并以系统化的政治运动形式而存在。”[注]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157页。 民粹主义把平民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经常制造克里斯玛型领袖。这些领袖人物善于伪装和讨好民众，极易引发民众狂热的崇拜和追捧，成为人民的“救世主”或者“宠儿”。但他们并不能永远驾驭民意，一旦民众醒悟过来，这些操弄者就会被厌恶和抛弃，在“民意”的反对声中重重地跌下“神坛”。

(二)政治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民粹主义

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重要理论范式。国家代表一种公共权威，而是市民社会一个私人领域，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国家角度而言，对社会主要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国家要在社会中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也可以说是执政地位。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强制力，利用暴力机关、专政工具强行要求社会的服从。在民主社会，这种方式已经不明显，但这是国家的存在基础和本质特征。另一种是让民众自愿认可自己的统治，即获得合法性。因为任何政权都不可能仅靠强力维持，“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注]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8页。 。在现代民主社会，合法性问题愈发重要，甚至成为一个政权生死攸关的问题。国家对社会的另一方面作用是，国家要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能，要能够有效调控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这是执政的有效性问题。有效性能够极大地增强合法性，有时也被称为政绩的合法性。国家对社会的这两种作用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必须以政治统治职能为后盾，而“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

图5给出了不同倾角和浆液扩散方位角时的注浆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由图5可知：注浆压力随着注浆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在注浆初期，注浆压力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而注浆后期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对国家具有决定作用，国家的存在和变化都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对国家的作用主要通过民众集体的政治参与来实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反体制”的参与，主要有革命、叛乱、社会运动等形式；另一类是体制内的参与，在民主社会主要有“社会抗议运动与传统政治行为(游说、参与竞选活动、投票表决)”[注] 杰克·A. 戈德斯通：《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XXI页。 两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运动在非民主政体下通常被视为一种“反体制”行为，在民主政体下则是一种合法行为。即便如此，社会运动在民主社会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手段，其一旦逾越法律界限，也具有“反体制”的色彩。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民主制度促成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因为民主“就是政府不断地对公民的选择做出响应”[注]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刷馆2003年版，第11页。 ，国家对社会的反应更加敏感，这诱发了群众运动的兴起。而“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运动，哪里就有一种作为潜在的政治运动或者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它无所不在”[注]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1-2页。 。

在使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时，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体仍可借鉴这一分析法，只需把国家概念中的主权因素抽离，而用政治代替国家，探讨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的关系。

就民粹主义而言，其产生的根源是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出现问题。如果政治与社会两大领域保持良性互动和均衡状态，各种矛盾以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民粹主义基本没有产生的土壤。然而，如果政治和社会发生龃龉和冲突，各种矛盾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孕育民粹主义的温床。

民粹主义本身又是社会和政治互动的一种方式。民粹主义所具有的民众反抗性，体现了社会对政治的作用。民众因为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进行抗争，要求政治领域做出回应和改变。而民粹主义所具有的精英的操弄性，则体现政治对社会的反作用。部分政治人物操弄民众的力量“为我所用”，强化自身夺取或维护政权的社会基础。

民粹主义作为社会和政治的互动方式，毋庸讳言是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方式，本文一般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民粹主义。但由于社会和政治的互动已经出现了种种问题，民粹主义的产生也包含合理的成分。可以说，民粹主义是“以毒攻毒”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如果问题就此解决，社会就此恢复常态，这么民粹主义的危害性将被控制在一定范围，甚至可以说矫正了民主制度的弊端。然而，如果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不断复发、长期存在，反而会加剧政治与社会的不良互动，对政治和社会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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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湾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台湾政治和社会之间长期存在多种不良互动，岛内由此产生了各种矛盾，形成了不同的分裂维度，而这也成为孕育民粹主义的温床。

(一)民主与威权的矛盾

台当局面对社会分化问题束手无策。调控收入分配是台当局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台湾经济发展缓慢，台当局只能把调控重心放在促增长上面，而不敢严厉限制资方。如果再限制资方，无异于杀鸡取卵，使问题雪上加霜。马英九当局曾开通“证所税”的措施，但最终予以废除。蔡英文上台后，推出了有利于劳工的“一例一休”，但不到一年后又修改为偏向资方的政策。因此蔡当局对处理公平正义问题办法不多，只能空喊“梦想起薪”、“做功德”等口号。

从指标体系运行方式来讲，指标预警是全过程即时监控与评价，指标评价是阶段性的“打分项目”。课堂教学质量预警指标更多聚焦过程性数据，而评价指标更多关注的是阶段性结果。比如，在评价课堂教学效果时，往往是通过师生打分学生是否注意集中、学生是否积极参与、互动反馈是否有效等项目来实现。而在设计课堂教学质量预警指标时，不仅仅需要考虑上述“打分项目”，更多还要考虑课堂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比如结合课堂教学设计设定参考阀值，监测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程度与内容设计、知识点模块、讲授技巧等教师授课要素的关联度。此类预警结果可作为教师之后改进课堂教学方式、优化课程标准的重要参考。

HPLC法同时测定3种红景天药材中5种化学成分的含量…………………………………………………… 吕秀梅等（18）：2515

在威权统治下，国民党为了“法统”的延续，长期不改选“国代”、“立委”等民意代表，造成了政治与社会的严重脱节。但这种方式只能是权宜之计，随着国民党长期在台执政，必然要面临本土化的挑战。威权体制意味着政治过度管控甚至侵犯社会，“白色恐怖”笼罩台湾，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被构陷入罪，这引发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威权体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成效卓著，台湾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但台湾也由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强烈向往自由、民主，要求结束威权体制。这也是威权体制的典型困境，“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注]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4页。 。

1）系统程序设计有待优化。实现教改课题项目的信息化管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实现教改项目数据的全面采集和挖掘，但教改项目的数据很多是以文本、关键词等为代表的非结构化数据，虽然系统设计时已经完善了项目申报书格式内容，尽可能采集具有可分析、可统计的结构化数据，但是在试用中发现，在一些程序设计上，如教师的论文发表情况这个采集点，系统没有进行限定性的选择和引导，导致收集的相关数据格式不一，无法进行有效分析。

国民党实行的“差异政治”[注] 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27页。 引发了省籍矛盾。国民党以统治中国的代表自居，进而把外省人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权力分配上，也由外省人占据党政军等关键职位，几乎垄断了岛内的政治资源。本省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被排斥和被压迫感，萌生了强烈的“悲情意识”、“出头天意识”。然而，随着本省人不断减少和日益本地化，这种政治安排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催台青”、“省籍平衡”等政策，有意识地照顾本省人。然而，这些补偿性政策并不能平复本省人的不满，省籍矛盾的祸根已经埋下，成为民粹主义重要来源。

阿里很不高兴，但是罗爹爹的话他也是必须听的。因为母亲每天都会跟他说：“阿里，要听罗爹爹的话哦。罗爹爹有功夫，一个巴掌下去，能把肚皮打爆。那你什么东西都吃不成了。”今天虽然没有母亲说这番话，阿里似乎还是记得。他赶紧捂了一下肚皮。

(二)省籍、族群矛盾

按照去台先后顺序等标准，岛内民众被分为四大族群，即3%的原住民、70%的闽南人、14%的客家人与13%的外省人，前三个族群又被称为本省人。台湾原来就存在着原汉矛盾、闽客矛盾等，而台湾光复后，省籍矛盾特别是外省人与闽南人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

民进党持续操作统“独”议题。针对国民党大力发展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民进党指责马英九“倾中卖台”，认为这会伤害台湾的“安全、尊严”、造成“主权流失”等，从根本上质疑发展两岸关系的合法性。在民进党煽动下，民众虽然享受了两岸“和平红利”，但也产生了“被统一”的焦虑感，对马英九的质疑与日俱增。在蔡英文的主导下，民进党还走上了一条“中间偏左”[注] 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演变(2008-2012)》，《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第31页。 的路线，开始使用“阶级议题”这一新武器打击国民党。蔡英文把民进党塑造为重视公平正义、代表中下层阶层的政党，而指责国民党只在乎经济增长，特别是图利大资本家。由此，民进党把两岸交流抹黑为台湾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进一步解构了国民党在两岸交流上的功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民主观念深植人心，甚至被认为是普世价值，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很多国家和地区推翻威权统治而走向民主，台湾地区也爆发了反对运动，民主和威权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在图2中比较了ESD和MSD的计算复杂度与Rx-SD，Tx-SD的计算复杂度.图中的复杂度定义为Cre(%)=100×(CML-CSD)/CML[9]，表示SD相对于ML检测减小的相关复杂度.图2(a)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频谱效率(频谱效率为6 bps/Hz)下，Nt>Nr时，改进算法比ML检测和经典的SD检测具有更低的计算复杂度，尤其是在信噪比较低的情况下优势更加明显，在信噪比为3dB时，ESD和MSD的相对复杂度降低了33%.图2(b)中，Nt≤Nr时，与Tx-SD进行比较，MSD的相关复杂度降低了20%以上.此外，在相同条件下ESD与MSD相比，ESD能够降低约2%的相关复杂度.

(三)统“独”矛盾

统“独”问题关系到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统治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是岛内的主要矛盾，台湾社会也因此分为蓝绿两大对立阵营。当然，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国、民两党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不断调整，统“独”矛盾也产生了种种变异，但并未脱离原来的主基调。

国民党坚持“一中”而保持自身合法性。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仍高举“中华民国”旗帜，以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居，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法理基础。这种观点曾经是台湾社会的共识，现在深蓝群体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但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严重冲击国民党在台湾的“法统”地位。国民党被迫不断进行调整，以加强与台湾的连结。到马英九时期甚至喊出了“不统”、“以台湾为主”等口号，以获取本土蓝和中间民众的支持。但国民党始终不敢放弃一中而主张“台独”，因为这将彻底丧失其在台湾执政的合法性。

在台湾民主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台独”势力特别是民进党不断根据形势需要操弄民粹主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使得民粹主义在台湾不断发酵和反复发作，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并长期共存。

(四)阶级矛盾

阶级矛盾是台湾近些年出现的新问题。台湾一度被称为“均富”型社会，民众的阶级意识薄弱。但当前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减速，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阶级矛盾显现出来。

经济发展缓慢是阶级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阶层流动顺畅，民众没有固定的阶级意识。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便陷入持续低迷的状况，从亚洲“四小龙”的之首变为吊车尾。在增长趋于停滞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自然成为最终受害者，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劳工薪水几乎20年没有进步。而青年世代的贫困现象尤为严重，以2015年为例，21岁至30岁年龄组底薪族占比达33%，为各年龄组中最高。[注] 《由财税大数据探讨台湾近年薪资样貌》，台“财政部”网站，2017年8月。 在这种情况下，岛内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必然萌生强烈的阶级意识，要求公平正义、世代正义的呼声高涨。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以代表中国的当局自居，也照搬了统治大陆时期的政府体制，即“战时动员戡乱体制”，并长期在台湾实行了“戒严”制度，从而建立威权主义体制，具有鲜明的依靠强力维持政治统治的特征。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择糖添加量、淡奶油添加量和发酵时间3个因素，采用二次通用旋转试验设计，进行3因素5水平试验，试验因素水平见表2。

民进党及其前身“党外”一直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目标。但威权体制是一个庞然大物，各项统治十分稳固，对力量弱小的民进党来说如“蚍蜉撼大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选择了依靠暴力冲撞的体制外方式对抗威权体制，这也成为台湾民粹主义的滥觞。

三 、台湾民粹主义的演进

民进党主张“台独”以争取社会认同。民进党认为一中原则使台湾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极力凸显“台湾”以反制国民党，宣扬只有实现“台独”才能解脱目前的困境。民进党在“台独党纲”中彻底否定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提出了建立“台湾共和国”等主张，这成为深绿基本盘的主要理念。但面对岛内外“反独”压力，民进党也作出了妥协，在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中表面上承认“中华民国”，以吸引浅绿和中间民众的支持。但民进党只是利用“中华民国”借壳上市，始终没有放弃“台独”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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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威权统治时期(1990年以前)

除了以上所述的矛盾之外，台湾还存在反核与拥核、南北差距等矛盾。这些矛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相互的重叠和转化。其中统“独”矛盾处于支配性地位，是制造矛盾的矛盾、是激化矛盾的矛盾，是台湾民粹主义的最重要来源。

当时民众的主要诉求是实现民主，“党外”也以民主为名发起抗争。1977年发生的“中坜事件”让“党外”运动者觉察到“民心可用”。1979年又爆发了震撼全台的“美丽岛事件”，虽然当时遭到国民党镇压，但为“党外”积蓄了更大的力量。此后，台湾社会的抗争运动层出不穷。据统计，在1980年至1986年间，共有18种类型的社会运动和3000余次抗议或请愿活动，民进党与社会团体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6年民进党成立，而当时台湾尚未解除“党禁”，其成立本身就带有“反体制”的性质。民进党成立后仍以民主作为动员民众的主要工具，同时不断挑起统“独”争议，但由于民主与威权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民进党主要是在民主旗号的掩盖下推行“台独”。1990年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野百合运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表达了强烈的民主诉求，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转型。可以说，民粹主义一开始对台湾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早期的台湾民粹主义是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反叛，包含着民主的合理内核”[注] 郭中军：《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页。 。

(二)李登辉时期(1991-2000年)

李登辉在蒋经国猝然离世后上台，但李在国民党内资历浅、没有班底，加上统“独”立场暧昧，在党内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而当时民主化的大门已经开启，但尚未完成，威权和民主的矛盾依然存在。同时，国民党原有的统治基础也受到严重挑战，“台独”势力蠢蠢欲动，省籍矛盾也更趋尖锐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李登辉走上了操弄民粹主义的道路，通过借助体制外的力量巩固其在体制内的权力。有观点认为，“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迎合解严后期高涨的台湾本土化意识，利用民众对蒋家国民党政权的反感，将自己定位于民粹领袖”[注] 丁虹匀：《“民粹主义”在台湾地区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4月，第32页。 。

一般的模糊推理系统需要大量的专家经验知识来作为模糊规则库,其主观色彩比较强,对于一个还未完全了解的研究对象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致命的缺陷。而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学习和自适应能力,能够实现非线性系统的控制。二者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利用神经网络学习生成了模糊推理系统所需要的客观的规则库,并具备了自适应能力,ANFIS很适合应用在还未能掌握的复杂系统的建模[8]。

面对岛内高涨的民主诉求，李登辉积极摆出推动民主的姿态，大肆宣扬“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等，抢占了争取民意的制高点。但李登辉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推进民主化，不断扩充“总统”权力，形成了一种“民粹威权主义”。李登辉在统“独”问题上搞两面手法，一方面组建“国统会”并制定“国统纲领”等，以安抚党内保守派。另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纵容“台独”分子在岛内活动，1994年甚至公然宣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以争取“台独”势力的支持。同时，李登辉利用“第一个台湾人总统”的身份，强化“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隔，以获取占多数的本省人的支持。

通过巧妙操弄各种矛盾，李登辉操控了岛内民众的情绪，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度，在政治斗争中也节节胜利。先是利用民进党的支持以“在野”压“在朝”，斗垮了国民党的“非主流”，巩固了在党内的权力。同时，通过培养民众的“李登辉情结”，获得了部分民进党选民的支持，赢得了1996年的“大选”。此后，李登辉的“台独”倾向日益严重，在1999年还公然端出“两国论”，2000年“大选”中又帮助民进党而抑制国民党，助力陈水扁赢得“大选”。

(三)陈水扁时期(2000-2008年)

陈水扁上位本来就是个意外，由于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发生分裂，陈水扁才以不到40%的得票率而侥幸当选。而且在选前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吸引了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民进党的选票才勉强到达这个水平。这意味着民进党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民进党虽然掌握着行政权，但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组成的泛蓝阵营控制着“立法院”，形成“朝小野大”、陈水扁“当家不做主”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陈水扁也竭力操弄民粹主义，利用民意来打压国民党、巩固自身的执政。

统“独”议题是陈水扁操弄民粹主义一大利器。他把两岸定位为“一边一国”，不断高喊“公投”、“制宪”等“法理台独”口号，以巩固深绿的支持。而把统一污蔑为“丧失尊应”、“并吞台湾”等，国民党逐渐不敢举起统一大旗。同时大力推行“文化台独”，向青年灌输“台独”理念，以扩大民进党的社会基础。陈水扁还大肆操弄省籍矛盾，把与国民党的竞争宣扬为“本土与外来”、“爱台与卖台”的对决，塑造“我群”与“他群”的对立。在2004年和2008年两次“大选”中他还发动了“公投绑大选”，把统“独”、族群与民主等问题绑在一起煽动民众，形成了一种“选举民粹主义”。

但陈水扁“斗争有术、治理无能”，在施政方面一塌糊涂，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2006年“扁家弊案”爆发后，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倒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百万“红衫军”运动。2008年选举中民进党彻底遭到民众唾弃，不但以悬殊的得票差距败给国民党，陈水扁狼狈下台后更锒铛入狱。

(四)马英九时期(2008-2016年)

2008年马英九以超高选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同时掌握立法行政大权，对民进党形成了压倒性优势。马英九执政后试图调和蓝绿矛盾，并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试图以政绩来赢得民众支持。但跌入谷底的民进党则不断操作民粹主义，极力发动社会力量来打击国民党，并积蓄自身再起的力量。

“二二八事件”成为省籍冲突的滥觞。1945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后，岛内民众发自内心地欢迎大陆军民的到来。但国民党政府专制腐化、贪赃枉法，致使岛内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终于酿成了“二·二八”事变。这是本是岛内民众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一事件操弄为省籍冲突，还发出“狗走猪来，猪不如狗”等感慨。这一事件形塑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互动的初始路径，造成了严重的历史伤疤。

在民进党煽动下，岛内不断发生冲击马英九当局的各种社会抗争运动。2008年民进党发起了“野草莓运动”，蔡英文还获得了“暴力小英”的称号。2010年民进党针对ECFA议题发起“焦土抗争”，2013年利用“洪仲丘案”发起了“白衫军运动”。2014年在审查服贸协议的过程中，民进党更是操弄青年学生发起了“太阳花学运”，马英九当局被打翻在地并陷入瘫痪状态。在其后的“九合一选举”中和2016年“大选”中，岛内形成了强烈的“反马、反国民党”氛围，国民党接连遭到挫败并再次丧失执政权。

(五)蔡英文时期(2016年至今)

从蔡英文上台至今，台湾还未产生大规模的民粹运动，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上的推动力。对民进党来说，现在已经同时掌握立法行政大权，依靠体制内的权力就可以推行自己的意志，无须利用具有“不可控性”的直接民意。就国民党而言，作为一个理性政党一向不善于操弄民意，难以主动发起各种民意运动。

但从社会层面来看，台湾仍然存在爆发民粹主义的诱因。一方面，蔡英文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民众的激烈反抗。目前，民进党强力清算国民党、打压新党、剥夺军公教退休金等，蓝营对此反弹激烈。同时由于蔡英文施政不彰，民众的不满情绪强烈，抗争运动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急独”势力也不断煽动民众进行激进活动，如台大的“中国新歌声”事件，针对蒋介石铜像的砍头、泼漆等不时发生。更严重的，“急独”势力不满蔡英文“柔性台独”政策，一直要求蔡英文尽快推动“法理台独”，不断提出各种形式的“台独公投”。更重要的是，随着2018年和2020年选举的到来，民进党如果选情不好，可能会重新大肆操弄民粹主义，这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四 、台湾民粹主义的影响

在民粹主义的漩涡之中，台湾的政治与社会也陷入恶性互动的路径。一方面，政治严重戕害社会，导致台湾社会内斗不止而经济发展每况愈下。另一方面，社会又不断冲撞政治，民众逐渐失去了对当局的敬畏，严重损害了政治权威。

(一)政治对社会的戕害

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是政治作用于社会的两大面向，但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之下，台湾政治对社会这两方面的作用都走向异化。政治没有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而是起到了激化社会矛盾、迟滞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台独”势力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一味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撕裂整个社会。诉诸统“独”矛盾是民进党最常使用的手法，在选举期间更实行“以独催票”的策略，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对立状态。“台独”分子也极力操弄岛内其他维度的矛盾，各种矛盾也被人为的放大和激化。随着台湾实现民主化，民主与威权的矛盾本应弱化消失，但民进党不断以“转型正义”为名打击国民党，使得“民主与威权”成为岛内挥之不去的问题。岛内的省籍矛盾平时并不突出，但在选举期间就猛然爆发，主因就是“台独”分子刻意操弄了这一矛盾，并把它引向极端。而岛内的阶级矛盾更是有被夸大的成分，因为台湾总体而言仍是一个较为平均的社会，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民主制度本来是一个不断弥合各种矛盾的机制，但台湾民主变形为民粹主义之后，反而成为一个不断激发对立的机制，岛内各种矛盾不但得不到弥合，反而更加深化。

台湾民粹主义还从政治统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蔓延，经济问题彻底被政治化、边缘化，台当局的社会管理职能严重变形。在岛内经济发展上，民粹主义严重绑架了公共政策。为了讨好民众，台湾政治人物不顾专业理性，经常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以满足民众情绪化的需求，在提高民众福利待遇等问题上甚至出现两党竞相叫价的情况，一系列公共决策只顾眼前利益而失去长远考虑。在两岸关系上，民粹主义更严重阻碍了两岸经济合作交流。由于中国大陆强势崛起本来是台湾发展的机会，但“台独”势力担心对大陆经济上的依赖最终会走向政治上的统一，因此一直阻碍和限制两岸经济交流，也耽误了台湾自身的发展。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根留台湾”、陈水扁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等政策，都严重阻碍了两岸交流，致使台湾错失利用大陆市场的最佳机会。马英九上台后大力发展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但民进党煽动民粹主义进行抵制，致使两岸难以进行深度整合。蔡英文上台后又喊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等，两岸经济合作严重受阻，台湾的发展更是陷入泥潭。社会管理职能本来应该遵循理性决策原则，但政治精英首先考虑的是执政而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这使得民粹主义主导了岛内经济决策，完全偏离了理性轨道。

更为严重的是，对“台独”分子而言，一旦在经济发展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必然更加疯狂地操弄各种社会矛盾。因为在无法取得政绩合法性的情况下，只能从政治认同层面争取合法性，陷入了“重统治”而“轻管理”的恶性循环。

(二)社会对政治的撞击

在民粹主义的泛滥之下，台湾社会也不断侵蚀、撞击台湾政治，而且经常以社会运动这种非常规方式，严重侵蚀了台湾政治的权威性。一般而言，建设强大的公民社会是一种良好追求，但如果逾越了正常的界限，社会压迫甚至吞没政治，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台湾社会对政治的作用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威权统治时期，台湾呈现出一种“强政治、弱社会”的状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市民社会逐渐发育强大，在没有合法途径表达诉求的情况下，民众开始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向台当局发起抗争，这对台湾来说具有进步意义。但台湾也由此走上街头政治的路径，在民主体制建立以后，民众仍然经常走上街头表达政治诉求。

药学院在与企业合作建立产业学院过程中首先提出实施创新创优战略。对医药产业和民生需求，建设优势专业、打造优秀团队、培养优秀人才、提供优质服务，充分发挥产业学院自主创新策源地的作用，破解人才培养、机制体制和产教融合中存在的瓶颈和壁垒、建设全国引领，特色鲜明、社会首选、区域支撑的药品安全产业学院，成为药品安全人才的培养基地。将理论学习、生产实践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升学生学、研、做综合能力。 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共建”，充分发挥优势，构筑学院跨越发展的社会平台，促进优质产教资源双向转化，以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促进社会和学院自身的可持续发展。[11-12]

在民主体制建立以后，李登辉、陈水扁等不断地以操弄民粹的方式，引发了民众狂热的崇拜。这时，台湾社会对政治形成了极强的支持性输入，以至于形成了“造神运动”，李登辉、陈水扁等一时成为克里斯玛型领袖。但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民众的期待，特别是缺乏政绩合法性而大失民心，扁执政后期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倒扁”一时成了民众的主要诉求。在常规途径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岛内民众在绿营人士的带领下发起了“红衫军”运动，以直接民意冲击陈水扁当局，让陈水扁尝到了被民粹主义反噬的滋味。当时民众有机会冲进“总统府”，但最终保持了克制，为政治威权保持了最后一丝尊严。但也可以看出，在台湾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中，社会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具有直接冲击政治的能力。

2008年“大选”中，在岛内多数民众极端厌恶民进党的形势下，马英九以高票当选而形成一股“马旋风”。民进党则再次操弄民粹主义，以各种方式煽动民众反对马英九当局。最终，2014年岛内爆发了“太阳花学运”，抗议学生违法占领“立法院”、冲击“行政院”，具有极强的“反体制”色彩。但学生竟然打着“民主”的旗号，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完全无视马英九和“立委”是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在他们看来，只要有“直接民意”的支持，他们的行为就具有正当性，甚至可以突破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反服贸风波’与其说是一场‘新公民运动’，不如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民粹主义运动”[注] 郭中军：《试论“反服贸风波”的民粹性质》，《台海研究》2014年第6期，第35页。 。这次运动是台湾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民粹主义的推动下，民众任意践踏政治权威，实质上形成了社会对政治的霸凌，与威权统治时期政治压迫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

蔡英文上台后又宣布“太阳花学运”无罪，这等于变相承认可以冲击执政当局。台湾也变成了“见火就着”的社会，民众遇到问题就进行冲撞，已经失去了对政治权威的尊重和敬畏，蔡英文正在品尝自己所酿造的苦果。而蔡英文当局也越来越依靠强力推行自己的意志，形成了民主制度下的“新威权”，“强政治”与“强社会”之间激烈对抗。

结 论

民粹主义在台湾长期存在并周期性的爆发，使得台湾的民主制度严重扭曲变形，在国际社会也成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台独”势力的操弄，他们一直用民粹主义的方式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不断召唤着这个“怪兽”。但“台独”势力不能总是掌控这个“怪兽”，最终会受到民粹主义反噬。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本身受到巨大的伤害，经济和政治发展成果不断被蚕食。“台湾本是经济体制健全、社会秩序良好的地方，但民进党被‘台独民粹’的毒瘤扼住脉搏，无心也无力治理好台湾，摧残了台湾的肌体。”[注] 《倪永杰：民进党把台湾拖向脱轨失序》，《环球网》，2017年8月28日。 “台独”和“民粹”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之癌，致使台湾陷入到自我浩劫和不断沉沦之中。

Taiwanese Popu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Society Interaction

Hu Benliang

Abstract : Populismis marked with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resistance and elite manipulation. It is also a way in which politics and societ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of course, an unhealthy way of interaction. There are multi-dimensional contradictions in Taiwan, such as democracy versus authoritarianism, provincial ancestry identification, unification versus independence, classes, and so on, breeding the hotbed of populism and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various politicians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DPP utilized public opinion to bring down the island’s authoritarian system; Lee Teng-hui and Chen Shui-bian manipulated populism to attack their political rivals and consolidate their own power. Tsai Ing-wen mobilized people to undermine Ma Ying-jeou’s authority, but her administration was attacked by populism as we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pul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s politics and society has fallen into a vicious circle, causing damage on both.

Keywords: populism,politics and society, legality, social movement

〔作者介绍〕 胡本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笑天)

Author: Hu Benliang is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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