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态势及其风险摆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业论文,态势论文,不良贷款论文,风险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演变轨迹及其成因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由于贷款分类方法、统计口径等原因，不良贷款的数据未能公开披露。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贷款风险分类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统计和监管。
从整个商业银行业来看，图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2006年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与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不良贷款余额从24406亿元下降至11701.8亿元，下降幅度超过52％，不良贷款率也在四年内逐年降至10％的国际警戒线以下。2007年由于我国宏观货币环境紧缩，银行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积累的信贷风险显现：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落后产能和“两高一低”行业信贷风险开始突出；二是全球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和汇率加速升值挤压部分外向型企业利润，加大了此类企业的信用风险；三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并导致其信用风险增大。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增大，不良贷款余额对比2006年年末增加了982.4亿元，但由于2007年年末贷款余额比2006年年末也增加28580.1亿元，因此不良贷款率也由2006年的7.09％下降至6.17％。2008年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5602.5亿元，比2007年同期下降7081.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42％，比2007年同期下降3.75个百分点。
图一 2003～2009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变动情况(余额)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从不良贷款的类别结构(图二)来看，2003～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损失类、可疑类、次级类贷款规模均有大幅减小，平均下降幅度达38.82％，其中以可疑类贷款余额的下降最为显著。截至2005年年末，可疑类贷款余额较2003年年末已完成下降65.14％。进入2007年第二季度后，损失类贷款规模开始攀升，直至2008年第三季度末平均每季度增加232.05亿元，而其余两类贷款规模保持平稳缓慢下降的趋势。2008年第四季度损失类贷款规模陡降5487.6亿元，接近该季季末规模的10倍，可疑类贷款规模也有所下降，降幅达37.95％，次级类贷款则小幅上升。截至2009年3月底，次级类和可疑类不良贷款均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历史最小值，而损失类贷款较2008年底略有增加。
图二 2003～2009年不良贷款结构(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从国有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银行改革后，到2007年年末仍然有8％以上的不良贷款率。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由于中国农业银行的股改和不良贷款的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大幅下降(见表1)。
表1
2003～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
不良贷款余额 占全部贷款比例
(亿元) (％)
2003 19168 20.36
2004 15751 15.57
200510724.8 10.49
200610534.9 9.22
200711149.5 8.05
2008年第一季度
10933.6 7.55
2008年第二季度
11031.7 7.43
2008年第三季度
11173.8 7.35
2008年年末 4208.2 2.81
2009年第一季度4040.1 2.3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从2004年年末的142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经缓慢上升至2005年的1471.8亿元后，总体上维持缓慢下降，到2008年年末有657.1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末较年初增加13.3亿元至674.3亿元，目前呈稳中略增的发展态势(见表2)。
表2
2004～2009年第一季度各类银行不良贷款情况
不良贷款余额2004年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第一季度末
国有商业银行1575110724.8 10534.9 11149.5 4208.2 4040.1
股份制商业银行1425 1471.8 1168.1 860.4657.1
674.3
政策性银行1364.551028.5892
844.9826.4
外资银行 38.2 37.9
32.2 61.074.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从政策性银行的情况来看，根据三大政策性银行2004～2007年年报统计，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不良贷款均有所下降，其中以农发行的降幅较大，接近50％，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不良贷款则略微上升。截至2007年末，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别为635.8亿元、131.5亿元和77.6亿元，合计844.9亿元。
外资银行方面，2005年仅有不良贷款38.2亿元，维持到2007年平缓下降至32.2亿元，而2008年不良贷款大幅攀升至61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增至74.3亿元，并有继续恶化不良贷款指标的趋势。
自2008年初农信社开始正式全面执行贷款五级分类以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中的农信社不良贷款规模率较高。截至2008年年末，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约为6000亿元，比年初减少6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约为15％。
从不良贷款的投向结构来看，2003～2006年除中国农业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超过8％，相对偏高以外，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均在3％～5％之间，四大商业银行汇总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约为5％。从2007年底至今，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通道，房价下跌导致商业性与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有所攀升。以上海为例，2008年12月末中外资银行机构的商业性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为1.04％，比年初上升了0.15个百分点，2009年年初商业性房地产不良贷款率继续升至1.08％，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升至0.69％，一月份违约率增幅达8.9％并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从总体来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实现了数量和比率的“双降”。但是，透视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情况并不容乐观。
首先，不良贷款的改善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剥离，其效应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两次财务重组最为明显。2004年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5751亿元，2005年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0724.8亿元，减少了5026.2亿元，仅仅考虑中国工商银行2005年剥离的7050亿元不良贷款，不难发现当年不良贷款实增2023.8亿元；2007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149.5亿元，由于2008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剥离近8000亿元不良资产，当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骤减了6941.3亿元。如果剔除这一因素，2008年国有银行实际不良贷款率高达8.1％左右，这一数字实际已超过了我国划定的警戒线。除此之外，考虑到隐藏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没有被披露的不良贷款和表外业务所产生的不良贷款，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问题将更大。这说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度的下降与外部直接剥离高度相关，而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自身经营改善的关联较小，因此，可以判断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优化绩效，主要是政府金融政策所为，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主体的优化效应较小。
其次，从不良贷款的类别结构来看，可以发现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劣变过程。仅以2005年为例，当年国有商业银行损失类贷款余额4806.8亿元，比年初的5511.4亿元减少了704.6亿元。但是，中国工商银行剥离了2460亿元的损失类资产，所以损失类贷款实际增加了2064.8亿元；可疑类贷款余额4990.4亿元，比年初的8899亿元减少3908.6亿元，但是中国工商银行剥离了4590亿元的可疑类资产，可疑类资产实际增加了681.4亿元；次级类贷款余额3336.4亿元，比年初3075增加261.4亿元。而次级类贷款的增加主要是由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劣变形成的。
再次，从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动机来看，自我国银行业实行贷款风险分类(五级分类)以来，“双下降”成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上级行对下级行的资产质量考核的重点指标，尤其是把不良贷款率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先决条件。面对处置不良贷款诸多不利的金融生态环境，商业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稀释”大量不良贷款，以实现快速降低不良贷款率的目的。例如，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为了不良贷款率的快速达标，全年新增贷款2.99万亿元，比年初央行确定的信贷规模高出1.1万亿元，统计2003年年末因盲目放贷新增不良贷款约1000亿元。商业银行大量放贷的结果助推了随后几年的经济过热。
最后，尽管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体上“双下降”，但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2009年一季度的不良贷款有上升趋势。一些特定产业贷款，如地产贷款的质量有所下降。
二、现阶段我国不良贷款变化趋势
近年来，许多学者就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周小川、李扬等先后提出了有关金融生态的理论观点，即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还广泛地依赖其活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变化及其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基于金融生态视角，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和变化，除了金融主体的自身因素以外，其外部的政策、经济、文化、法治等金融生态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把影响中国金融业发展、造成金融业不良资产和招致金融风险的金融与非金融因素首次作了系统的梳理。这些因素一般分为五大类，按照它们对金融风险的贡献程度依次为：金融生态主体系统、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
(一)金融生态主体系统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急剧恶化，资产安全将作为金融生态主体——银行业的首要任务，即银行部门优先关注贷款损失最小化，削减向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这种资产负债表行为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目前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效果，干扰金融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
自2008年9月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六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率，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3％、1.17％、2.17％、3.59%和1.09％，这个比例已经接近当前形势下银行风险控制的底线。因此虽然货币政策放松了，但是银行仍然会选择削减其惜贷、慎贷的行为。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数据显示，银行更倾向将贷款资金投放于与政府政策相关的项目上，在国有商业银行2009年4月份发放的5918亿元贷款中，有75％流向了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安排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项目。
因此，可以预见在目前宏观经济还未好转的情况下，银行业配合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放贷规模还将继续维持，新增贷款中政府支持部门的贷款还将占据主要部分。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行为使其投放贷款方向带有一定的狭隘和短视，对于那些具有生命力、危机过后将有较大上升空间的中小企业的潜在信贷收益并没有充分把握和利用。目前大量信贷过度集中在一些大型项目上，尽管会拉动投资需求，但是，由此而创造的巨大产能如果得不到相应的需求，又可能引发产能过剩，贷款集中度过高和产能过剩势必导致银行贷款质量下降的压力加大，不良贷款的反弹上升。
(二)金融生态环境系统
1.经济环境
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继续加深，使得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的制约。此次危机爆发后，东部沿海一些出口企业遭受重创甚至倒闭，这使得银行部门投放在这些企业的贷款大多成为新增不良贷款。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末，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加了17.3亿元、23.9亿元、6亿元和13.3亿元；不良贷款的增加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行为更加显著，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下国内中小企业的资金经营压力；在对危机发展不确定的心理预期下，一些有生存能力和充足资金的中小企业也主动关闭，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下降，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
由于企业优先关注债务最小化，所以在较为宽松的利率条件下，企业也不再从银行借款扩大投资，甚至会将拿到的含优惠利率的贷款转存入银行获取存款利率，从而不利于国家加大公共投资预期、带动私人投资和信心的调控中介目标实现，进一步恶化了金融生态环境。事实表明，在危机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有资格申请到银行信贷的企业，或用新贷还旧贷，或利用期限结构用长期贷还短期贷，或存入银行拿补助性利息，或进入资本市场赚取短期投机收益；达不到银行放贷要求的企业，还款能力明显下降，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较大。从2008年年末至今国内股份制、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升可以看出，与经济下行导致的企业还贷能力下降有较大关系。另一方面，目前新增信贷中大多为中长期贷款，由于一些企业在危机背景下的收入和利润下降，如果巨额贷款得不到有效的风险控制，不良贷款(率)将再次增加。
2.政策环境
当前执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各项民生政策，都是为了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而制定的，希望阻止危机的继续扩散和深化，均带有危机的不确定性，随着危机的变化带有短期调整的特点。而在全球经济复苏之前，危机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危机的惯性和反危机措施的有效性。在已执行实施的政策措施中，银行部门需对国家投资项目配套增加贷款跟进，既加大银行体系信贷投放力度，也对大批新增信贷的投向和规模作出了相应的引导。
渣打银行研究报告认为，四万亿投资计划中的项目将会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规模较小的投资项目将遇到一些困难。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8129亿元，同比增长了28.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83.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控股投资额约占50％，同比增长37.7％。另一方面，由国家优选出来的中央财政支持(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项目会比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国家核准但未给予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融资会相对比较困难，但因为其有潜在的政策支持，银行也会予以一定的信贷倾斜；那些未获得政府批准的项目将面临最艰难的处境，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将面临为其融资的压力。所以在“双松”政策下，由于中小银行在大项目上的竞争弱势，其新增贷款的风险可能更大。
3.法律环境
在我国的现有法律法规中，尚未有专门应对金融危机的金融法律条款；对于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金融法制预案；对于危机中清收不良贷款所涉及的法律程序也不具有一致性和持续性。这都促使我国银行业目前巨额新增贷款的不可控性加大，为地方政府借危机自救来偏袒地方企业提供了方便，对于危机导致的涉及有抵押、质押的债权次序问题中的银行利益也得不到法律保护，导致清收不良贷款的手段和力度受到约束。
4.信用环境
目前我国未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金融信用评估体系，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门、司法等部门没有形成合力，系统性、全面性和权威性的资信证明较少。信息生产环节的不严格，容易造成虚假信息盛行，银行信贷资金出现风险。所以，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信用评估机制不健全，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地评估，评估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信用风险的甄别作用。其结果是，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当前启动项目无须考虑过多的信用问题即可得到充足的资金供给，资金供给单一化令这类资金缺乏风险控制而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其余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私人企业由于融资较难，错过当前的发展机遇，降低了刺激内需政策的有效性。
三、我国防范信用风险积聚的路径
以下从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两个角度探析我国防范信用风险积聚的路径。
(一)金融生态主体
针对当前严峻的金融生态环境，我国银行业应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和资本金充足性管理，增加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下，加大金融支持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通过差别利率政策或信贷选择政策，引导资金投向，鼓励或限制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努力建立高效的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必要的金融资源配置和重组机制。在信用催化机制的作用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应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扩散效应的产业项目进行投资，而不再局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产业或项目，促进新兴绿色产业、新能源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成长，加速贷款结构的优化与不良贷款的清收。
(二)金融生态环境
1.经济环境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贷款结构。我国约有4000万家中小企业，吸收了近75％的员工量。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我国的中小企业以一般加工制造型、劳动密集型较多，具有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内在需求。在全球经济放缓期，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会进一步加大价值链的全球范围内的整合，会不断加大对外围区域的技术转移强度，尤其是一些高技术领域的产业，银行应给予这类企业中长期结构的贷款支持，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创造自主知识品牌提供融资服务。在始于20世纪的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的优势逐渐达到发展瓶颈时，持续十余年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潜力也迅速走入下行阶段，启示我们要开始并尽快寻找新的增长点，抢占先机。由于新一轮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研发和创新体系，因此加快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才能为自身在全球谋求到新的增长空间和有利的竞争地位，创造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
2.政策环境
明确政府在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指令约束政策。政府应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企业属性，对于银行发展自己的业务应当在特殊时期给予特殊的引导和支持，在明确国家鼓励行业和项目的方向和范围的同时，对当前战略措施的应急性给予银行部门充分思考和选择的空间，不应强迫其扩大不符合其自身承受力的信贷。
3.法律环境
根据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经验，加快制定适于我国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在处理不良贷款过程中遇到的不良贷款超过自身资本的，认为其无法恢复正常经营，并且不符合兼并重组的金融机构，应当允许其破产。应制订金融机构存款保险法，建立存款保险机构，这对于防止金融机构倒闭、保护存款者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秩序的事后补救措施，都具有重要作用。
要强化司法保护力度，注意从金融业的发展规律及发展动态出发，从有利于金融业发展，有利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保障金融安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依法严厉打击侵吞、诈骗和损害银行资产等各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对目前信贷投放要加强监管，加大对金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4.信用环境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的尊重，倡导信用文化的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为金融危机的平稳过渡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银行落实金融债权，从严打击企业逃废债行为，消除银行由于对诚信度不高的企业而引起的疑虑和担忧，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创造条件。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可以共享的信用数据库，完善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以帮助金融机构了解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态，节约银行调查客户资信状况的成本，有利于银行高效率安全地授信放贷，减少不良贷款增量。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用意识，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形象，改变银行“重贷轻管”的现象，坚持内外审批程序，加强贷后风险预警，对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实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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