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3)04-0038-10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天崩地解”般的大动荡、大变革。劫后之余，朝野 士人，痛定思痛，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此期间，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不少理学士人致力于关于学术史的探究，编写出一批研究成 果，记录了当时理学士人进行学术反思的思想轨迹，也成为人们了解明清学乃至整个思 想学术领域衍变的重要资料。
谈到清初编写行世的学术史著作，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 案》以及孙奇逢《理学宗传》等著述。清末学者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谈到清人 著述时说：“于理学家宗派言行，则有全祖望《宋元学案》一百卷(王梓材增补)、黄宗 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十五 卷。”江、唐二人的书则写成于清朝中后期。实际上，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剧烈，思想 领域格外活跃，各种论学、辨学、总结学术的著作层出不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 顺治、康熙两朝编辑刊行的各种学史著作就达26种之多。(注：见本文后的附录。)
这些学术史著作的问世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的个人著述行为，而是清初时期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理学士人进行学术反思和学术总结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当时分布于各 地的理学群体不同的政治趋向及其思想学术风格。深入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理学士人撰写 的学术史著述，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清顺康时期理学士人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历史反思意识 ，从学术层面对社会治乱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总结。
明清之际，中国经历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狂飚和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 变革，造成社会崩溃、经济凋敝、人民流亡的严重后果。亲身遭受离乱之苦的理学士人 在劫后之余，沉痛反思“亡国”，“亡天下”的历史教训，寻找返乱而治、兴国安邦的 宝方良药。在他们看来，明清之际的鼎革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问题暴露于政事，根源 而在人心学术，其祸根早在明代中叶就已经种下了。他们得出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结论是 ：天下兴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学术；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须明辨学术。陕西大 儒李颙曾说：“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 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注：引自全 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鲒埼亭集》卷12，姚江借树山房藏版(下同)，第9 页。)另一位理学家应撝谦经遭离乱，慨然反思，“自以故国诸生，绝志进取， 叹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维世教，庶不负所生耳’。”(注：引自全祖望：《应潜斋先 生神道碑》，《鲒埼亭集》卷12，第15页。)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在士人中具有普遍性。可见，反思学术、总结学术，的确是当时理学士人的一个重要 思想动向。从本文提到的论学著作作者有关言论来看，无论是隐居草野的布衣之士，还 是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大抵如此。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的离乱之苦和明代学风的败坏深有感触，尤其注重从学术的角度进 行总结。他在谈到世风学风时说：“修德而后可讲学”是圣学的一贯之道，可“今讲学 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时风愈下，兔园称儒，实老生之变相；坊人诡计， 借名母以行书。谁立庙庭之中正?九品参差，大类释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坛块 土为一哄之市，可哀也夫!”(注：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学案》上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第9页。)一语道出他编撰《明儒学案》的动机。黄宗羲的这 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诸弟子。黄门高足万斯同即以此宗旨编写《儒林宗派》。无怪有 人称：“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 其弊，因著此书。”(注：佚名：《儒林宗派按语》，清抄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张夏也认为：“世之学者往往阳儒阴释，以进释退儒，始而薄程朱，继而卑孔孟。由 是道术凌杂，世教日衰。”他还具体谈到宋明圣道的凌夷：“宋儒之道多沮抑于小人， 害尚浅，故其名先晦后显。明儒之道先掩蚀于新学，害尤深，故其实虽存若亡。”在他 看来，圣道在明代遇到的侵扰远迈在宋代的困扰。他认为：“学者居今日而尚论前人， 或闻其名未睹其实，或习其言未考其行，苟无记录，何以详议本末始终，而知其为足以 砥衰还盛也乎。况邪匿流殃，设吾党不早论定，得无有紊乱先型以迷惑后生者乎?”(注 ：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范镐鼎《理学备考》，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下同)， 五经堂藏版。)这番话道出了张夏编撰《洛闽源流录》的写作初衷。《明儒通考》作者 汪佑在早年进学时就注意辨学的问题，乃师曾对他说：“此(案：指《孟子》辟邪说的 篇章)皆圣贤之榛莽，杨墨之流祸，汝今所读正人心，息邪说，孟子良为此也。”崇祯 末年，民变四起，国家岌岌可危，“先生(案：汪佑)忧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 川诣阙上书故事，时事日殆，不可救药，因不果上，遂隐居事亲，教授生徒。”(注：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6，《守道学案·汪佑传》，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印本， 第124页。)他既关注辨学问题，又亲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有感于“王学流弊，中于 人心”(注：汪佑：《明儒通考》卷10，《附通论》，藏于国家图书馆之抄本。)，于是 产生了编写《明儒通考》一书的动因。张夏和汪佑的这些论述很能代表清初东林派学者 的一般见解。
以孙奇逢为首的北学、洛学群体同样注重反思学术。孙奇逢的高弟汤斌对“近世”“ 异说”扰乱“正学”的情况甚为忧虑，说：“近世学者或专记诵而遗德性，或重超悟而 略躬行，又有为儒佛舍一之说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与吾儒相近，而外人伦、遗 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注：汤斌：《理学宗传序》 ，引自孙奇逢《理学宗传》，清光绪六年浙江书局刊本(下同)。)道出了孙奇逢撰写《 理学宗传》的真实用意。
魏裔介、熊赐履的论述传达了清统治者对学术界现状的不满和试图实行学术控制的信 息。魏裔介在《圣学知统录序》流露出强烈的学术危机感：“自孟轲氏既殁，圣学晦蚀 ，火于秦，杂霸于汉，佛老于六朝，诗赋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继起，伊洛渊源粲 然可睹。其后，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鉴于此，他“ 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说，放淫辞，稍有助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也”( 注：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序》，《魏贞庵先生集》，清龙江书院刻本。)，遂著《圣 学知统录》。熊赐履在《学统序》中对此谈的比较清楚：圣人之道尽管源远流长，但“ 代远人徂，薪传寖蚀，异端曲说，往往起而淆乱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坏极敝不已 者。”特别强调：“鲁邹而降历乎洛闽，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 之故，众议纷挐，迄无定论，以至标揭门户，灭裂宗传，波靡沈沦，莫知所底。” (注：熊赐履：《学统序》，《学统》，经义斋康熙二十七年刊本(下同)，下学堂藏 版 。)
总之，清初顺康时期，无论是活跃于民间的草野士人，还是高居庙堂之上的仕宦儒臣 ，都提出反思学术的强烈要求。对于草野士人来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之苦，目睹 了世道、学风的衰敝，又对鼎革之变的严酷现实无能为力，就他们的能量所及，只能在 思想学术的空间有所作为。因此反思学术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选择。更重要的是，他们 中的多数都是明末学界精英人物，富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这也成为他们反思学术、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一种精神动力。从清朝统治阶级方面看，顺 康时期，各种反清势力的抗争陆续被镇压下去，清政权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 下，统治者有可能腾出手来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统一思想，规范学术，巩固其 统治地位。这就是多名高居庙堂的仕宦儒臣热衷于撰述论学著作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两 部分人都表示出强烈的学术反思的要求，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立场、思想等各 方面的不同，反思的思想内容、学术趋向亦不相同。
二、学术反思的不同选择趋向：调和程朱陆王与尊朱黜王
清初的学术界基本上为前明时代的遗老所左右，是宋学的一统天下。学者们的尊尚喜 好仍不出宋明理学所关心的话题，或标榜程朱，或偏袒陆王，或调和程朱陆王。正如近 世学者钱穆所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 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 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桴亭、亭林、嵩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 不寝馈于宋学。”他又说：“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章引论及自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这 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明代中后期，王学堀起，风靡一时，几乎掩盖了程朱之学，其末 流束书不观，流于空谈，造成严重后果，受到学界的广泛抨击。吕留良指出：“道之不 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源，非 仅争儒林之门户也。”(注：吕留良：《复高汇旃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南阳 讲习堂刻本，第9页。)因此，在清初，持明显的尊王黜朱立场的学者已不多见，然而， 标榜程朱及扬朱抑王者和调和程朱陆王者则大有人在，这同样反映在本文提到的各位学 者的学术反思中。
调和程朱陆王是清初学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情况比较复杂， 既有来自于王学方面的学者，又有本属程朱学派的士人。以下分别论之。
在批评王学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尊崇王学的学者意识到王学的流弊，主张以朱学补 王学，通过调和程朱陆王来挽救王学。有清初“三大儒”之称的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颙即是如此。孙奇逢早年习程朱，后归于陆王，自谓：“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 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注：孙奇逢：《寄张蓬轩》，《夏峰集》卷2，康熙三十 八年兼山堂藏版，第19页。)方苞曾对孙奇逢中后期学术由尊陆王到调和程朱陆王的发展 轨迹做过说明，讲他“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 。”(注：方苞：《孙征君传》，《碑传集》卷127，《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7年版，第638页。)在程朱陆王之间，孙奇逢不甚强调门户之争，而是试图通 过调和二者来寻找新的思想出路。他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编著《理学宗传》的。他 认为辨明圣学统系是关系到世道盛衰头等重要的大事，指出：“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 ，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国之统有正有闰，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运数 ，当必分正统焉。”他在《理学宗传序》中提出了自己的儒学承传统系观，指出：“先 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乾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享也； 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 元，尧 、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元其仲尼，亨其颜、 曾，利 其子思，贞其孟子乎!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 之贞乎? ”孙氏所说的“先正”指的是宋元之际理学家吴澄。《宋元学案》也引了这段 话，基本 意思相同，文字表述略有出入。只是《宋元学案》作者在引至“孰为今日之贞 乎”之后 说“其自任如此”，(注：引自黄宗羲等编著：《宋元学案》卷92，中华书局1 989年版 ，第4册，第3037页。)有讥讽吴澄自视为儒学道统传人之意。孙奇逢不以吴澄 所论为然 ，而是把继朱熹而后儒学道统传人的桂冠加在王阳明头上，指出：“由濂、洛 而来且五 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序》。)姚 江即王阳 明。孙奇逢把王阳明放在近古圣学承传“贞”的位置上，与处于“利”的朱子 相衔接， 同视为圣学代表人物，体现了作者调和程朱陆王的学术立场。当然，用“元、 亨、利、 贞”来表述“天道”和万物流行变化规律的，并不始于孙奇逢。早在南宋时， 朱熹的弟 子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讲解“天命”与万物关系时就用过这种观点，他说：
若就造化上论，则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贞。此四者，就气上论也得，就理上 论也得。气上论，则物之初生处为元，于时为春；物之发达处为亨，于时为夏；物之成 遂处为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处为贞，于是为冬。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 者而言，则谓之正，自其敛藏者而言，故谓之固。就理上论，则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 理之道，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固。(注：陈淳：《北溪字义》卷上，道光二十年 刊本，第4页。)
不同在于，陈淳讲的是天道变化的规律，孙奇逢则专讲理学的发展轨迹。在王学受到 朝野学人普遍批评的情况下，这种评价实际上提高了陆王的地位。基于这种认识，他提 出有11人组成的理学道统“大宗”，即两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 陆九渊，明代薛瑄、王阳明、罗洪先、顾宪成，力图弥合程朱陆王，合诸儒于 一堂。在他看来，道统不能由程朱一家独占，陆王一派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同样以王学为起点。他的老师、明末大儒刘宗周即以陆王心学为宗 ，只是痛心于王学末流的危害，提出“慎独”学说以救之，被称为王学的修正派。黄宗 羲秉承师说，论学以陆王为主，但又不甚排斥程朱，发挥了乃师的思想主张。他曾说： “羲幼遭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羲如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小子矍矍，梦奠之后， 始从遗书得其宗旨，而同门之友多归忠节。”(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于 此，可以看出黄、刘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学术师承联系。从学术倾向来说，黄宗羲的 《明儒学案》具有明显的王学倾向，但作者又深悉王学流弊，对其流弊深入反思，通加 批判，对王学反对派表现出相当的宽容，体现出一种兼容调和的态度。有人称：“黄梨 洲先生《明儒学案》一书，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 ，了如指掌。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蕺山为后劲。凡宗姚江与 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所以阐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远也。”(注 ：莫晋：《明儒学案序》。)因此，他在编辑《明儒学案》时，不仅包括明代王学的主 要学派，而且还包括程朱学派的主要学者群体，如对东林学派及方孝孺、曹端、薛碹、 胡居仁、罗钦顺等主程朱、讲正学的人物都给予一定篇幅。他认为：“上下诸先生，深 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入 糟粕。”(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他主张包容各家，追求的是学术真理，因 而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说，不以学派划线。
如果说孙奇逢、黄宗羲出于王学营垒而调和程朱，那么，范镐鼎则是程朱学派中积极 主张调和陆王的学者。范镐鼎早年钟情于理学，尝云；“‘人不为理学，将为何如人? 文不为理学，将为何如文?’自是宜究心濂、洛、关、闽诸书，阐明辛全之学。”(注：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7册，中华书局本，第5282页。)乃师辛全“生平最恶姚 江”。(注：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复识》，《理学备考》。)于学术，范镐鼎服膺朱子 之学，说：“鼎闻理学不始于宋儒，而申明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学不尽于朱子，而集大 成则自朱子始。”(注：范镐鼎：《理学备考又序》，《理学备考》卷首，五经堂藏版 。)俨然一派朱学风范。然而，他编辑的《理学备考》则是兼容程朱陆王的大拼凑，既 收录了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带有王学倾向的学术史著作，也包括 了张夏《洛闽源流录》、熊赐履《学统》等扬朱抑王的书籍，对于陆王之学不甚排抑。 在评价明代理学的问题上，范镐鼎主张薛、胡、王、陈并举共存，不有偏废。所谓薛、 胡即在当时被尊为代表程朱理学的传人薛瑄和胡居仁；王、陈是指王学派代表 人物王阳明和陈献章。他们在明朝均从祀文庙，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范氏主张四人并 举而不偏废的理由是：“从来理学不一人，学亦不一类。他不具论，如从祀四人中， 薛 、胡之学为一类，王、陈之学为一类。细分之，薛与胡各为一类，王与陈各为一类。 鼎 素偏尊薛、胡，但取薛、胡焉足矣，取与薛、胡为类焉者足矣，而何以兼取王、陈， 而 何以兼取与王、陈为类焉者?盖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 学 亦因薛、胡而益明也。”在他看来，薛、胡尊崇程朱，尽管与王、陈之学截然不同， 但 可以相互参合，起到互补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前圣后贤之论，互有发明，小有 异 者，不害其为大同，而非背驰不相入焉。”(注：范镐鼎：《理学备考序》。)
在调和程朱陆王的学术思潮流行的同时，尊崇程朱及扬朱抑王的思想也迅速发展起来 ，且影响愈增，渐趋主流。在本文所及的范围内，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活跃在民间的 普通儒士，如著有学术史的张夏、窦克勤等之辈，还有魏裔介、熊赐履等高居庙堂的显 宦。此外，在社会上还活跃着像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等尊朱派，程朱派在学坛的影 响炙手可热。
作为东林学派的传人，张夏痛绝于陆王之学而偏好程朱，尝云：“孔孟其儒之始祖乎 ，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 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注：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理学备考》收录原 著。)意思是辟异端，正学术，与其倡孔孟，不如倡程朱，直欲使程朱凌驾于孔孟之上 。他编辑的《洛闽源流录》即以程朱划线，把明代讲儒学的学者分为三等，以明道统的 亲疏，别学术的纯驳。他说：书中收录学者，“惟分三品，最上为正宗，传中称先生， 得十六人；其次为羽翼，得四十七人，皆顶格书之；又其次为儒林，亦称字，几及三百 人，下一格书之。”列入“正宗”的学人，都是学宗程朱理学派的骨干人物，如方孝孺 、曹端、薛瑄、陈真晟、胡居仁、章懋、蔡清、邵宝、罗钦顺、魏校、吕楠、 顾宪成、钱一本、金铉等。而把对明代儒学影响极大的王阳明从“正宗”学者中排除， 贬入“儒林”之列，以纯洁圣道统系。在列入“正宗”的学人中，张夏尤其推崇薛碹和 罗钦顺，称为明代理学的大宗，认为王学是败坏圣道的异说，“自陈、王(案：陈献 章 、王阳明)倡异，而其徒决裂太甚，隐怪有述，诐邪生心，一时讲坛遍地，絃诵彻 天，问之则皆讲新学，伐程朱者。”他“之所以不得已而作”《洛闽源流录》，为的是 杜绝“邪慝流殃”(注：张夏：《洛闽源流录原序》，引自《理学备考》收录原著 。)， 体现了鲜明的卫道精神。
熊赐履的《学统》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部学术史著作。作者以正统儒学的观点阐述评判 了从先秦至明代各派学术及其代表人物。书中把历代学术分为五个层次，即“正统”、 “翼统”、“附统”、“杂统”、“异统”。列入“正统”的学者共9人，即孔子、颜 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作者认为：“孔子上接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之统，集列圣之大成，而为万世宗师者也”，作为圣人之道的“ 正统”之主，其余8人，“皆躬行心得，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统焉 。”(注：熊赐履：《学统凡例》，《学统》。)孔子、朱熹在书中受到极力推崇。他解 释“翼统”说：“正统之外，先贤先儒有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则吾道之大功臣也 ，名曰翼统。”列入“翼统”的学者有23人，宋代以前有8人，包括孔子的6位学生，西 汉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等；宋明时期有15人，除列张载、邵雍、司马光等3位宋代非 程朱派理学家。由此可见，作者的学术视野不仅集中于宋明时期，重视后期儒学，而且 评判的标准极严，一以程朱为归。次于“正统”、“翼统”的是所谓“附统”。熊氏解 释说：“圣门群贤，历代诸儒见于传记言行可考者，君子论其事，想见其为人，皆得与 于斯文者也，名曰附统。”包括先秦时代孔孟之徒22人，秦汉以后至明代儒学学者156 人，共计178人。先秦时的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汉代的丁宽、孔安国、伏胜、夏 侯胜、许慎、郑玄、皇侃、孙复、石介、吕祖谦、金履祥、许谦、曹端、顾宪成、高攀 龙等。熊氏给“杂统”的定义是：“百家之支，二氏之谬，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 阴乱吾实，阴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必为之正其辜使不得乱吾统焉，故揭之曰 杂统。”划入“杂统”者有杨雄、文中子、苏子、陆象山、陈白沙、王阳明等6人。所 谓“异统”，是指儒学以外的各家思想流派。熊氏说：“曰异统，明不同也，如老、庄 、杨、墨，及道家、释氏之类是也。”列入书中的有老子、庄子、杨朱、墨子、告子、 道家、释氏(佛家)等7家。在以上五“统”中，“正统”、“翼统”、“杂统”，尽管 纯驳有异，但都属于“正学”即孔学的范围。孔子和朱熹尤其为作者所推崇，他说：“ 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注：熊赐履：《学统》卷9，《正统·朱晦庵 先生》，第54页。)作者把“杂统”和“异统”都作为思想异端来看待，尤其顾忌陆王 心学对“正学”的“危害”，抨击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 ”，攻击王学末流泛滥一时，败坏人心，“盖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 沦晦焉，今其余焰尚未息也。呜呼，岂可不为之寒心乎哉!”(注：熊赐履：《学统》卷 49，《杂统·王阳明》，第34-35页。)崇孔孟程朱而抑陆王释道，辨明学术正邪是非， 正是熊氏《学统》的一大特征。正如徐秉义所说：“先生讲学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 发明精义甚广，其为迷途之先导者，则在《学统》一书。其书别为五统，以示偏全，辨 是非，别同异，而其大旨、其深忧，则又在阳儒阴佛之徒流弊日深为心腹之害。辨之甚 精，言之甚切，先生诚有功于圣门矣。”(注：徐秉义：《学统跋》，《学统》。)熊赐 履的《学统》和张夏的《洛闽源流录》，都标榜程朱，贬抑陆王，具有鲜明的“卫道” 色彩，受到一些学者称赞。范稿鼎称赞说：“《洛闽源流录》尊薛、胡，抑王、陈，与 《学统》同，鼎诚服之。”(注：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复识》，《理学备考》收录原著 。)这说明，扬朱黜王在当时的学者中间有着一定的市场。
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及《圣学知统翼录》的编撰指导思想亦与《学统》相同，只是 规模篇幅略小。书中收录人物均为儒家正统学者，排除了程朱学派以外的学者。作者自 谓：“尧、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学上本于天；由孔子而后终于许、薛，以明知学 之不绝于人。”(注：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序》，龙江书院刻本。)
总之，清初学术史著作所述的内容不同，反映出的学术趋向亦不相同，既有尊朱抑王 的，也有调和程朱陆王的。他们的学术观点，以及所提出的儒学统系各不相同，目的是 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学派，争取学术正统地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论争，实际是明末学坛 不同派别争论的继续。因此，他们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道统”问题。
三、学术史编写体例的突破和创新
清顺康时期大量学术史著作的涌现，不是偶然的学术现象，而是宋明学人长于总结学 术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扬。宋元时期，理学发展，阐述学派流变的学史 著作陆续问世，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王力行的《朱氏传授支派图》、李杞的《紫 阳正传校》、薛疑之的《伊洛源流》等书，以及元代所修《宋史》中的《道学》、《儒 林》二传，都是流行一时的学术史著作。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编辑的关于宋代理学家传记著作，成书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 73)，凡14卷。“伊洛”指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水，因二程长期在洛阳居住，讲学于伊 洛之间，故用“伊洛”一词标志其学派，也可以看出，此书是以二程思想为中心。朱熹 在书中称程颢、程颐得圣人之学的精髓，是接续孟子的传道之人，使圣经贤传的真义复 明于世。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规定了理学道统的谱系。《四库全书总目》称： 该书“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见，甚若邢恕之反 相挤害者，亦具录其名氏，以备考。”(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7，上册 ，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第519页。)其写法是将传主的行状、墓志铭、祭文、年谱 等传记资料，一及门人友朋的记述、遗事等汇编一起。所述学者则按照学派传授关系而 排列。如记载程颢的“明道先生”卷，其内容依次为：程颐写的《事状》、游酢的《行 状书后》、文彦博的《墓表》、陈恬的《赞词》，以下为《遗事》27条，取自于《上蔡 语录》、《程氏遗书》、《邵氏闻见录》、《胡氏传家录》、《庭闻稿录》、《龟山语 录》、《击壤集》等书。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创立了编撰学术史的新体例，具有开新 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评价说：“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 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注：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7，上册，第 519页。)
明代时，理学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明中后期因王学的崛起，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涌现 出更多的学术史著述。诸如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6卷、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24 卷、朱衡的《道南源委》6卷、魏显国的《儒林全传》20卷、金贲亨的《台学源流》7卷 、杨应诏的《闽学源流》16卷、刘鳞长的《浙学宗传》、周汝登的《圣学宗传》18卷、 冯从吾的《元儒考略》4卷和《关学编》、刘元卿的《诸儒学案》8卷、辛全的《理学名 臣录》、赵仲全的《道学正宗》18卷、刘宗周的《圣学宗要》等书，先后迭起，各呈风 彩。与宋元时期相比，明代学者写的学术史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所述内容及表述形 式上也更为深入、丰富了。然而，其不足也是明显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受朱熹《伊洛渊 源录》模式的束缚。这种束缚表现为两点：一是把“以史昌学”作为写作宗旨，带有强 烈的门户之见；一是写作体例以朱熹的“渊源录”体为依归，不免单调贫乏。正如梁启 超所批评的：“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 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注：梁启超：《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第296页。)
至清代，由于学术反思的广泛开展，朝野士人备加关注总结学术上的是非得失，促使 大量学史著作的问世。清初学术史著作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明时期，在写法上比以 前更为成熟，从内容到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
以内容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贯通性的著述，叙述长时段的学术源流演变历程，或者起自先秦，或者始于 汉、宋，如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汉代至明代)、熊赐履《学统》(先秦至明代)、魏裔 介的《圣学知统录》(先秦至明代)和《圣学知统翼录》(先秦至明代)、范镐鼎的《理学 备考》(汉代至明代)、窦克勤的《理学正宗》(宋代至明代)、朱显祖的《希贤录》(先 秦至明代)、钱肃润的《道南正学编》(宋至明)、朱搴的《尊道集》(先秦至明代)、张 伯行的《道统录》(先秦至宋代)等。
第二类是断代性的书籍，只论述一两个朝代的学术历史，涉及的时段较短，但以叙述 明代学术史为多。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明代)和《宋元学案》(宋元两代)、汪佑的 《明儒通考》(明代)、张夏的《洛闽源流录》(明代)、范镐鼎的《国朝理学备考》(清 代)、《广理学备考》(明代)、张恒的《明儒林录》(明代)、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 》(宋元两代)、《道南源委》(宋代)等。
第三类是写某一地区学术史的著述。汤斌的《洛学编》(河南)、耿介的《中州道学编 》(河南)、魏一鳌的《北学编》(河北)、王维戊的《关学编本传》(陕西)、王心敬的《 关学编》(陕西)。
以著作结构论，也可分为三种不同情况：
一类著述仅由传记构成，如魏一鳌的《北学编》、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 知统翼录》、王维戊的《关学编续本传》、张伯行的《道统录》。
第二类著述不仅有传记，还有作者的按语或附论，如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 闽源流录》、汤斌的《洛学编》、汪佑的《明儒通考》。
第三类著述除有传记、按语或附论外，还收录传主代表作的节录或语录，如黄宗羲的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范镐鼎的《理学备考》、《国 朝理学备考》及《广理学备考》、窦克勤的《理学正宗》等。
清初编辑出版的学史著作尽管数量众多，但就质量而言则纯驳不一，不少著作存在经 史脱节、内容芜杂、剿袭先儒语录糟粕的问题。梁启超在上文所批评的弊端大量存在。 如范镐鼎的《理学备考》等三部书，从规模、收录人物数量上说，可称诸书之冠，但多 数内容是汇录他人著作的片段，“扰金银铜铁为一器”，缺乏作者自己的综合、辨析， 不免给人以主旨不明、矛盾百出、内容冗杂之感。如《理学备考》就把力主程朱的《学 统》(熊赐履)、《洛闽源流录》(张夏)与有明显陆王倾向的《理学宗传》(孙奇逢)、《 明儒学案》(黄宗羲)等书硬性拼凑在一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例上，都显得极不 协调。再如，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及《翼录》、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闽 源流录》、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及《道统录》等书，带有明显的尊程朱、排陆王 的偏见，为典型的“以史昌学”之作。当然，这里既有编者的指导思想、学识素养的问 题，也有编写体例方面的问题。相比较而言，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更完善一些，为清 初学史著述中的佼佼者。
黄宗羲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非常重视对史书体例的讲求。他对当时流行于世的一些 学术史著述并不满意，批评它们的缺陷与不足。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写道：“从来 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圣学宗传》，近有孙钟元《理学宗传》，诸儒之说颇备。…… 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门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 宗旨也。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 ”(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上册，第17页。)在他看来，之所以 存在“扰金银铜铁为一器”的弊病，是由宗旨不明所至。他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 人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之在 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发 凡》，《明儒学案》上册，第17页。)那么，他主张的宗旨是什麽呢?即摆脱门户习气， “为学作史”。他指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 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 上册，第18页。)意思是做学问贵在求真，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批评学界那些 “章句小儒”仅据一孔之得，标榜门户，是己非人的恶习，指出：“学问之事，析之者 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夫一儒也，裂之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岂非析 之欲其极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 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 ，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 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注：黄宗羲：《留别海昌 同学序》，《南雷文定前集》卷1，宣统二年上海时中书局印行(下同)，第3页。)当他 得知《明史》馆内有人主张专列“理学传”时，认为这是蹈袭宋元以来强分“道学”与 “儒林”为二的恶习，遂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予以反对。认为“以程朱一 派为正统”是不妥当的，被列入程朱派的一些学者，如罗钦顺、魏校等并非恪守程朱， 而应当以“儒林”函盖学界各派。明确表示：“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 ，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注：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 立理学传书》，《南雷文定前集》卷4，第7页。)这些都表明了黄宗羲作《明儒学案》 的指导思想与众不同，境界远大。基于此，他把有明一代241学者区分治学宗旨和师承 传授，分别归入19个学案，即“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 著者，总列诸儒之案。”(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上册，第18 页。)黄氏说：“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 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勾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注：黄宗 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上册，第17页。)强调首先吃透学者学术思想的 宗旨后截取材料，较好地避免了此类书籍易犯的芜杂与拼凑之病。在学案写作结构上， 黄宗羲也做了相应的变通，设计由序言、传记和著述节录或语录三部分组成。序言放在 每一学案之前，简述该学派的源流及宗旨；其后是学者传记，概要阐述传主的生平经历 、学术主张、师承关系及成就著述等；再次是学者本人的著述节录及语录选录。这样， 黄氏《明儒学案》既有明确的宗旨、新颖的立意，又在体例结构上有所更新，从而突破 了学界沿袭多年的朱熹“渊源录”旧模式，确立了“学案”体的新范式。
当然，在黄宗羲之前，已有名为“学案”的学术史著作，明人刘元卿曾著《诸儒学案 》，但不过仅用“学案”一词而已，其书宗旨体例仍不脱朱熹“渊源录”之窠臼。黄宗 羲的《明儒学案》已与之有了质的区别，尽管该书尚未完全摆脱门户之见的影响，对王 学稍有偏袒，但它仍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而成为我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学术史著作。《明 儒学案》及后来与全祖望等人合著的《宋元学案》的问世，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树起一 块新的里程碑。梁启超在谈到清初学术史研究时说：“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 复指导其门人魏莲陆著《北学编》，汤荆岘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注：梁 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296页。)又说：“黄宗 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 皆清代史学之光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 第40页。)钱穆亦称：“其《明儒学案》，为学术史不磨之创作。”(注：钱穆：《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页。)这些评价，并非虚语，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当然， 也有人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在黄氏《明儒学案》以前中国就有学术史著作。 刘声木说：“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均谓泰西以学为史，无代篾有，而我国之以学为史， 则始于黄梨洲，云云。声木谨案：我国以学为史者，始于南宋，实代有其人，代有其书 。朱子撰《伊洛渊源录》十四卷，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明冯从吾撰《元 儒考略》四卷，叙述元代诸儒学派，各为小传。刘元卿汇集宋元明廿七家，为《诸儒学 家》八卷。三书皆叙述诸儒学派，虽无学术史之名，实即泰西所谓学史，且远在黄梨洲 宗羲之前。”(注：刘声木：《学史不始于黄宗羲》，《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 》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03页。)现在看来，梁启超高度评价黄宗羲《明儒学案 》的观点基本不错，但称其为“学史之祖”则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刘声木的说法则更有 几分道理。
综上所述，清顺康时期理学士人进行的学术反思是深刻的和带有普遍性的。在不长的 时间里，问世的反思学术、总结学术的学术史著作多达26种，参与写作的士人几乎遍及 大江南北的各个学术群体。就各种学术史著作的内容来看，既有从长时段总结学术思想 的贯通性著作，也有着眼于反省一两个朝代学术兴衰的断代性书籍，而专论明代学术得 失的史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是：《明儒学案》(黄宗羲)、《明儒通考》(汪佑)、 《明儒林录》(张恒)、《广理学备考》(范镐鼎)、《洛闽源流录》(张夏)等，共5部， 约占全部数量的五分之一。其余贯通性的学史著作大多都涉及到明代学术。关注近时历 史是当时学术反思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因为明王朝覆亡的教训对人们的冲击确实刻骨 铭心，学者们都有太多的话语要吐露，也能从中看出士人们所具有的“以史论事”、“ 经世济民”的精神。许多学术史著带有鲜明的个性，敢于公开揭出自己的旗帜，提出自 己关于对儒学道统的理解，或者尊朱抑王，或者调和程朱陆王，各呈己见，异说并存。 但总的趋向是：王学及其末流受到日渐增多的抨击，其阵地和影响力在逐渐缩小；长期 受到王学排斥的程朱之学因受官方支持，以及部分程朱派学人的鼓荡而逐渐抬头，出现 了复兴的趋势。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思想学术发展大势时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 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 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 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注：梁启超：《清代 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页。)他所说的“第一步”“复古解放”， 指的就是清顺康时期出现的尊朱抑王的学术趋向。
清顺康时期学术反思的一个积极成果，乃为涌现出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 案》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学术史著作。它们以新的面貌和体例，对宋元明学术作了精辟 的总结，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突破了旧的学史研究模式，创立了新的学术史撰写体裁— —学案体，从而把我国学术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清初学术史著作简表：
书名
作者出版年代及版本说明
《理学宗传》26卷
孙奇逢康熙五年(1666年)
《圣学知统录》2卷 魏裔介康熙五年(1666年)
《圣学知统翼录》2卷魏裔介康熙七年(1668年)
《北学篇》2卷 魏一鳌康熙十二年、(1673年)
《洛学篇》2卷
汤斌 康熙十二年(1673年)
《明儒学案》62卷
黄宗羲康熙十五年(1676年)
《理学备考》34卷
范镐鼎康熙十七年(1678年)
《广理学备考》48卷 范镐鼎康熙十九年(1680年)
《洛闽渊源录》18卷 张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学统》56卷
熊赐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国朝理学备考》
范镐鼎康熙二十七年(1762年)
《理学正宗》15卷
窦克勤康熙二十八年(1763年)
《道南正学编》3卷 钱肃润康熙三十年(1791年)
《尊道集》4卷 朱搴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
《宋元学案》100卷 黄宗羲、全祖望 成书于康熙年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
《明儒通考》10卷
汪佑抄本，年代不详，见存于国家图书馆
《儒林宗派》16卷
万斯同 抄本，年代不详，见存于国家图书馆
《关学续编本传》
王维戊收于《二曲集》附录二
《关学编》5卷 王心敬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希贤录》5卷 朱显祖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中州道学编》2卷 耿 介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道学渊源录》1卷 王植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明儒林录》19卷
张恒 见《四库全书总目》63卷
《伊洛渊源续录》20卷
张伯行
见《正谊堂全书》，正谊书院藏版
《道统录》2卷 张伯行
见《正谊堂全书》，正谊书院藏版
收稿日期：200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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