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宸[1]2016年在《安哥拉内战时期的美国对安哥拉政策（1975-2002）》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清楚地认识到,冷战在非洲争夺的焦点已经从这块大陆的北部和中部转移到了南部。作为葡萄牙帝国残余殖民地之一的安哥拉,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爆发了反殖民斗争,并在葡萄牙殖民帝国崩溃后,于1975年爆发了内战。安哥拉内战的爆发吸引了正处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的注意,双方为了加强在第叁世界的争夺也积极介入安哥拉内战,之后南非、古巴等国也加入进来。最终,安哥拉内战的影响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安哥拉内战从1975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这场持续27年、多国参与、跨越冷战的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美国对安哥拉内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度,并根据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对安哥拉的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冷战中后期到冷战结束初期的政策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安哥拉政策,也可以呈现出美国对第叁世界外交政策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是对美国在安哥拉内战时期的不同政策进行梳理,并在这些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美国对安哥拉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政策带来的影响,从而揭示这一期间美国在第叁世界利益的变迁。从安哥拉内战爆发前的60年代到冷战结束后的2002年,美国对安哥拉的外交政策经历多次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美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自身利益的标准也存在差异,而美国是如何权衡和实现自身利益,则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本文将尝试通过对美国的安哥拉政策的分析,以揭示美国对世界热点问题,特别是第叁世界热点问题政策制定的某些规律。
吕香芝[2]2001年在《70年代美苏在南部非洲的争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70年代在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倡导用缓和来代替对抗，用和平共处代替激烈争夺，但是由于双方领导人都把它当成了同对方争夺的一项外交战略，因此两国的关系不仅没有走上一个和平发展的轨道，相反争夺越演越烈。南部非洲的动荡局势为美苏势力的渗入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里也就成了两个超级大国演练“缓和下的争夺”的实验场。分析这一时期美苏在南部非洲的争夺更有利于认知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实质。 文章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回顾战后至60年代末美苏在南部非洲的争夺，为下文做铺垫。在这一部分里，首先分析了美苏两国在南部非洲争夺的原因：丰富的战略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和特殊的社会条件，紧接着剖析美苏势力向南部非洲渗透的情况以及争夺态势。 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文章的主干。分析7O年代美苏在南部非洲的争夺战略及态势。70年代的美国由于诸多问题（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经济危机等）的困扰，国力明显今不如昔，对外行动受到掣肘。尼克松、福特、卡特入主白宫后，针对各自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对南部非洲的政策都作出了适时的调整。在针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民族解放组织的政策上虽然叁任政府各有侧重，但宗旨基本一致，即：既不抛弃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又在口头上抬高支持民族解放组织的调子，防止把它们推进共产主义苏联的怀抱。但是，由于“缓和”战略主导着整个70年代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在与苏联的争夺中基本上处于守势。苏联的情况与美国正好相反。经过战后一段时期的恢复和发展，苏联的国力到70年代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这种情况使得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侵略欲望膨胀，勃列日涅夫甚至公然宣称“目前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在南部非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苏联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招牌掩护下，将势力渗透到了这一地区，以积极进攻的姿态展开了同美国的争夺，并占据了优势地位。不过，美国政府在卡特任期内“和平解决”了罗得西亚问题，成功地排除了苏联趁插手这一问题之机扩张自己势力的 －且－可能性。由此得出结论，美苏70年代在南部非洲的争夺态势基本上是苏攻美守，互有进退。 第叁部分：以安哥拉战争为个案，再一次展示美苏两国在南部非洲的争夺情况。安哥拉战争本来是安哥拉国内叁个民族解放组织之间因争权夺利而引发的冲突，属于一国内战，但是在这次冲突中，美苏分别支持其中的一个派别，以各自的代理国军队充当炮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争的性质随着美苏的卷入演变为侵略战争，烈度也随之增强。在这一次争夺中，苏联战胜了美国。此后，美苏两国在南部非洲的争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部分：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美苏在南部非洲争夺的特点。主要归纳出叁点；冷战思维的束缚，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充当谋求国家利益的工具。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总是把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放在东西方对抗的框架内加以权衡。70年代南部非洲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这一地区政局不稳，美国和苏联都怕这种动荡的局势为对方所利用，遂抢先积极卷入，造成冲突更加剧烈。为了避兔直接军事对抗，两国又都扶植代理国为其火中取栗，它们则主要负责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在南部非洲的对抗中，意识形态的渗透成了美苏双方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苏联的作法尤为突出。 第五部分：结论。冷战时期是国际关系被严重扭曲以致畸形的特殊时期。美苏双方虽然在70年代都大力倡导缓和，鼓吹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结果双方不仅没有放弃对抗，反而以缓和为政治烟幕，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这不能不是畸形的国际关系的产物，苏联的霸权主义外交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作为一种与天生具有侵略扩张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而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代表了人类美好未来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为什么会走上霸权主义外交，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对这个问题的剖析，更有利于说明一个健康的国际关系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有多么重要。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两极格局下的国际关系是畸形的、不健康的。随着美苏冷战退出历史舞台，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和平共处的关系获得了一次机会，国际社会有望朝着健康、良胜的方向发展。这也是21世纪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文章以此为结束语，点化了它的现实意义。
毕元辉[3]2014年在《将冷战与非殖民化相连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部非洲是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经历了冷战斗争高潮、缓和、新冷战到新缓和时代，它为研究冷战与非殖民化相互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好案例。本文以美国对南部非洲叁个主要国家——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在非殖民化中的政策演变探讨冷战与非殖民化的相互关系。本文拟定在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国家安全档案”、“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各总统图书馆档案、相关的国务院、总统及国会文件为史料基础，通过美国对非殖民化过程中的南部非洲政策演变的梳理，展现美国的冷战政策与南部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冷战与非殖民化关系的一般规律。本文主要分为叁个大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论。引言部分主要概括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及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提出本选题研究的意义及写作思路。结论部分对美国政策演变的脉络及冷战与非殖民化的相互关系试图得出自己的研究观点。正文部分则分为四章论述。第一章为背景介绍和分析部分，重点阐述了南部非洲问题（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问题）的由来，美国外交非殖民原则的形成，肯尼迪政府前美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渊源。在此过程中，美国外交由以非殖民原则为指导逐渐转变为以冷战反共遏制核心，非殖民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开始迫使美国开始制定独立的非洲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在非殖民原则与冷战战略之间找到理想的契合点。第二章主要论述了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代对南部非洲总体政策及分别对安哥拉、纳米比亚和罗德西亚（1980年前用此称呼）叁地的政策演变脉络。肯尼迪支持民族自决的冷战国际主义在此后的南部非洲政策中留下了鲜明的特点。约翰逊时代美国集中于越南战争，在南部非洲上虽然维持肯尼迪的观念，却在政策上无所作为。第叁章主要论述了尼克松至卡特政府时期的政策演变，尼克松评估被越南战争扭曲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针对南部非洲的NSSM39号文件，实行以增加与白人政权交流和接触为指导的“焦油婴儿”政策。1974-1975年葡萄牙政变和葡萄牙撤出南部非洲是美国政策的转折点，结束了焦油婴儿政策。1976年基辛格试图以穿梭外交方式推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问题解决，以防止苏联影响扩大到安哥拉以南地区。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卡特政府继承基辛格外交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政策，但1978-1979年苏联进攻的加剧促使是美苏缓和走向新冷战时代。第四章论述了里根政府到冷战结束时代的美国应对南部非洲问题的政策。里根将遏制苏联和古巴在南部非洲的扩张为政策核心，在克罗克建设性参与政策的指导下，美国放松对南非的制裁，提出将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撤军一并解决的“联系战略”。虽然经历一波叁折，但1988年纽约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克罗克政策的成功。1991年前后，纳米比亚独立，安哥拉内战双方签署停战协定。结论部分总结了美国在南部非洲政策发展和利益变化、政策的基本特点、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和实现主义在南部非洲政策的影响、冷战与非殖民化的相互关系。
田金宗[4]2013年在《冷战视野下的安哥拉内战（1974-1988）》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安哥拉内战是冷战期间美苏在第叁世界发生的一次重大冲突.安哥拉内战虽起源于安哥拉种族矛盾之中,但却因处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下,一场发生于非洲国家的内战受到美苏中等大国关注,受到美苏为首的多国干涉,战争的进程受到影响,最后转化成一场涉及古巴和南非的战争,安哥拉战争牵扯国家之多,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反映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复杂程度,在冷战期间也实属罕见。由于非洲处于冷战的边缘地带,相较于欧洲和亚洲热点问题而言,曾经发生于非洲的这场热战成为了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本文通过现有最新解密档案,梳理1974年到1976年大国对安哥拉进行干涉及事件升级的过程,描述在安哥拉内战期间,美国,苏联,古巴,南非等多方的博弈,揭示在所谓缓和时期美苏如何在第叁世界进行争夺,以及由此而对美苏间大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冷战与第叁世界间的关系。除绪言,尾声和结语外,本文分成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安哥拉问题的背景,安哥拉在1975年前属于葡萄牙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安哥拉民族主义兴起,葡萄牙执意维护在安哥拉的殖民统治,投入军队进行镇压,并强化殖民政策。而葡萄牙殖民过程以及地域性因素造成安哥拉民族间的隔阂,进而导致之后安哥拉叁大解放组织安人运,安解阵,安盟的矛盾。叁方在自身发展中均谋求从超级大国中获得援助,在安哥拉播下美苏冲突的种子。另一方面70年代初的美苏冷战而言,虽然双方处于缓和时期,对于南部非洲均无太大关注,美国更关心与葡萄牙的关系,不愿积极干涉葡萄牙的殖民战争,苏联则因人运的内部斗争于1973年中断对人运的援助。但双方均暗中关注与对方的竞争,在这一地区内寻求盟友。第二章主要论述1974年葡萄牙政变后对安哥拉的影响以及之后内战的爆发,1974年葡萄牙政变后的新政府放弃对非洲的殖民过程,但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激化原有的叁大派系间的矛盾,而美苏两大国也纷纷恢复与安哥拉传统盟友间的关系。最终叁大派系为了独立后的权力争斗,种种事件使得原先的小冲突发展为叁大派系两大阵营的全面内战。第叁章主要论述1975年内战爆发前后美国,苏联,古巴,南非各国如何卷入并干涉安哥拉内战。美国动用中情局对安哥拉展开隐蔽行动,伙同扎伊尔等国干涉内战。而苏联与古巴在内战爆发前后加紧对安人运的支持,苏联加大军事物资的提供,古巴则在内战全面爆发后提供军事顾问。南非则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不仅同美国秘密合作干涉内战,且在战局不利情况下,派遣干涉军对安哥拉秘密入侵。第四章主要论述1975年11月起内战的高潮,南非的秘密入侵最终结果是促使古巴为挽救安人运大规模派遣正规军直接投入战争中,苏联则态度转变,全力支持安人运政权。古巴阻止南非的攻势后,美国欲进一步与苏联在安哥拉抗衡,遂联合法国,中国等国意图扩大干涉,并力求在国际舞台上迫使苏联让步,但终因美国国会的反对,资金的切断,无论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还是安哥拉前线的热战,美国均告失败。第五章主要论述1976年全面战争结束后到1988年外国干涉力量撤出安哥拉。1976年的内战后,安人运政权依靠苏联与古巴的援助得以维持,但安盟的游击战始终无法剿灭。南非为了自身安全利益继续对安哥拉进行越境干涉,而美国也始终未放弃与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争霸,随着里根的上台,美国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安盟与南非重新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因此到了1980年代后期,内战再次激化,但此时国际局势大变,美苏都意欲缓和,因此尽管1988年战争已扩大到古巴与南非全面战争的边缘,在美苏大国的作用下,南非,古巴与安哥拉政府达成协议,南非与古巴先后从安哥拉撤军。至此外国干涉力量全部撤出安哥拉。
纪洪娟[5]2018年在《冷战时期美苏在非洲的争夺:动因、历程及影响》文中认为随着20世纪50年代去殖民化运动的发展,新兴的非洲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美苏双方都将非洲作为各自战略侧翼并加强在非洲的利益角逐。美苏在非洲的争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末结束,双方争夺态势的变化分为叁个不同阶段。苏联最终在非洲的失败是多因素交织的结果。美苏在非洲的争夺对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区域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江岩[6]2007年在《安哥拉内战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发生在冷战缓和时期的安哥拉内战,一直是国外冷战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历史、种族和国际因素叁个角度出发,对葡萄牙殖民安哥拉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安哥拉的社会状况、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以及美苏等外来势力干涉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一方面,由于当时整个国际气候处在冷战阴影之下,所以安哥拉内战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冷战的印迹;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是缓和的十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内,美苏在安哥拉的对抗将“缓和”所具有的先天缺陷暴露无疑,直接导致了缓和衰落。
边玉娇[7]2018年在《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1975-198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哥拉因1975年内战引起美国的极大关注。虽然在安哥拉反抗殖民统治期间,美国一直借助非洲前线国家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保持联系,并为其提供有限援助。但鉴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甚微,葡萄牙殖民当局仍控制着安哥拉的政权,且其他国家也没有较大动作,美国不愿涉入过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政府对南部非洲的政策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维护与北约盟友的关系,实质为中间政策。葡萄牙军事政变之后执政的新政府于1974年提出在非洲实行非殖民化。这一政策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洲内外国家的格外关注,皆认为这是插手安哥拉事件的最佳机遇。福特时期东西方关系是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美国涉入安哥拉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遏制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扩张。中情局在安哥拉实施隐蔽行动,并煽动南非干预。然而,在安哥拉内战的最后阶段,美国公众与国会对政府在安哥拉的活动极其不满,遂停止了隐蔽行动的资金。苏联和古巴此时却加大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最终击败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也撤退至南部丛林地区实施游击战。美国在安哥拉内战中的失败致使卡特政府上台后转变外交思想,调整对非政策,侧重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南部非洲问题。其竭力促进美国和安哥拉关系正常化,推动安哥拉与扎伊尔和解,力压南非改革,争取安哥拉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合作。然而,卡特的对非政策遭到了国内的批评,认为正是其软弱才致使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苏联和古巴在非洲扩张活动的加剧,以及以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全球主义势力重新回归,卡特对安哥拉的政策也愈渐强硬。
凌胜利[8]2014年在《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冷战时期美国如何利用楔子战略分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该战略不仅包括分化、削弱、破坏、解除已经形成的苏联联盟关系，还包括阻止其他国家与苏联结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楔子战略被频繁使用，但对其理论和战略层面的研究尚显不足。楔子战略是联盟、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宏观谋划和实施艺术。联盟重组、联盟分化、联盟解除和联盟预阻是楔子战略的四大目标，为此需要采用选择性调和与对抗性等手段。由于楔子战略为达目标而几乎不择手段，其手段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对其进行归类难免挂一漏万。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策略选择依据强度由低到高分为语言、经济、政治、军事四大类。其中，语言类楔子策略主要包括宣传战、心理战；经济类楔子策略则有经济援助、经济制裁；政治类楔子战略涉及背书、颠覆；军事类楔子策略主要包含军事援助、军事制裁和军事征服叁种。此外，缓和、谈判等也可能成为策略选择。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叁者基本上决定了楔子策略选择，同时国内偏好也有所影响。对冷战时期美国楔子策略的选择规律，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叁个假设：一是战略利益越重要，美国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二是战略阻力越大，美国越有可能采取低强度的楔子策略；叁是战略资源越丰富，美国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楔子策略。据此可以论断，美国在远东地区主要采取中强度的楔子策略，在东欧主要采用低强度的楔子策略，在拉美采取中高强度楔子策略，在中东和非洲主要采取中低强度楔子策略。楔子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大战略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在瓦解中苏同盟，分化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第叁世界的影响当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了分化中苏同盟，美国主要采取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策略，具体表现为经济施压和原子威慑两条路径，以此加剧中苏同盟内部的困难与矛盾，进而有可能促成同盟破裂。为了离间苏东关系，美国主要通过心理战和经济战的方式，逐渐灌输、培植了东欧卫星国的离苏倾向，削弱了苏东阵营的团结性，这对苏东剧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美国还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行楔子战略，包括对拉美地区的强力颠覆性楔子战略、中东地区的持续援助性楔子战略、在非洲地区的略施恩惠型楔子战略。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主要通过叁种方式实现目标：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靠近；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制造阵营内部破坏性影响；叁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总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使用主要聚焦于限制、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靠近的国家的代价，或增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的联盟困境，使对象国履行联盟义务的意愿下降。展望未来，只要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依然继续，楔子战略就很难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比较明显有俄罗斯与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地带的竞争，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争夺。楔子战略的研究及应用可能转向国际影响力、地区领导权、地区一体化等的竞争。对于中国而言，扩大国际影响力，在不同问题领域聚集更多国际支持，必须充分了解楔子战略，并借鉴其合理内核，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参考。
刘长新[9]2013年在《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的缓和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利用美国的档案文献来探讨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的缓和外交。与其他的总统相比,福特在总统位置上的时间较短,给公众的印象也不足特别的深刻。然而,事实上福特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还是对这一时期乃至之后美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体现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福特政府对美苏关系的处理。战后美苏关系是各自双方对外关系的主线,也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线。美苏之间的竞争在冷战期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遏制与对抗一直是美苏关系的主流。尼克松上台后,由于一系列国内及国际因素的作用,美苏关系进入了缓和阶段。福特就职后,由于美国自身的实力仍未恢复,以及国内的政治状况等原因,福特政府仍然选择了继承前任的缓和外交政策,以寻求维护国家的稳定以及约束苏联的对外扩张。为此,福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洲安全及中欧裁军谈判等问题上同苏联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然而,由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除,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心理以及苏联寻求在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势力的根本目标也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两国在缓和的同时,仍然无法避免相互间的竞争与对抗,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两国间竞争与对抗的程度逐步增强。这一时期双方围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及安哥拉内战等问题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表明福特政府时期的缓和外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1976年是福特任内美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美苏两国的分歧已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有了迅速的增加。最终,来自于国内外的压力迫使福特政府放弃了缓和外交。本文认为,福特政府时期是美国对苏缓和外交发生转变的关键过渡期,这一时期的缓和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的一部分,是这一时间美国政府适应国际及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对外交政策做出的战略调整。虽然福特政府的对苏缓和外交继承自尼克松,但两者又有着不同之处。同时,缓和外交的衰落也足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其成效方面,虽然从短期来看,缓和外交并未能实现遏制苏联扩张势力的举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有助于促成苏联最后的转变,并且推动了国际局势的继续缓和,其影响不容忽视与低估。
石志宏[10]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叁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叁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叁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叁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叁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叁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叁边互动态势,叁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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