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历史规律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略论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主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观论文,主旨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6-0066-10
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主旨是什么，究竟是要描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许多人都认为，其理论主旨就是要描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马克思如何“描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呢？他究竟如何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呢？马克思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是不是包含了辩证法？如果包含了辩证法，那么这种辩证法究竟表现在何处呢？当我们深入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历史观虽然也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其主要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批判的批判哲学，而不是描述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
马克思如何“描述”社会发展规律？
按理说，如果马克思要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应该深入阅读历史学家的各种历史著作，研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经验地考证各种历史事实，并在这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研究才具有经验科学的意义，或者说，只有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才有可能“描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年确实曾经阅读过大量的历史学著作。1843年7-8月，马克思开始阅读大量的历史学著作和国家与法的理论著作，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内容来看，这五本笔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主要历史论著有：德国历史学家施米特关于法国史的两卷本的著作；法国作家、浪漫主义的代表弗·勒·沙多勃利昂论述法国七月王朝的两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德国政论家卡·兰齐措勒的著作《关于七月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后果》；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法国历史学派的代表兰克和T.冯·萨维尼写的发表在《历史政治杂志》上的论述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状况的一系列文章；英国历史学家、天主教徒林加尔特关于英国史的七卷本著作以及瑞典历史学家盖尔关于瑞典史的三卷本著作德译本所作的摘要。①据统计，这些历史著作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近2500年。②马克思完全可以借助于这些历史学资料来研究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从历史资料的研究中提炼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经济学的研究以及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中得到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
无论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是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实际上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详细论述了他自己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他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他碰到了物质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促使他思考经济问题。在解答经济学问题中，马克思阅读了黑格尔法哲学。通过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寻找。”③这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而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分析不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国家和市民社会才发生了分裂，市民社会成为独立国家的一个领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的特点。我们知道，只有当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发生了分化，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发生分化，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后，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的物质社会关系”，也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或者“经济基础”的概念是不是超历史的呢？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明确地指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也指明了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而在解释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他明确地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的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⑤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因此，要真正地了解市民社会就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当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马克思不是指资产阶级社会，而是指人类社会中一切时代的生产和交往组织。但是马克思对于这种生产和交往组织的理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形成的生产和交往组织为模型的。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往组织的基础上才产生一个独立于“市民社会”的国家。当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研究“市民社会”的时候，虽然这个“市民社会”是指一切社会中生产和交往组织，而要真正地了解这种生产、交往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说的市民社会。马克思用“市民社会”概念所指称的物质生活关系虽然是一切社会中的生产和交往组织，但是如果没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理解其他社会中的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活关系。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活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通过对于这里的矛盾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历史上的曾经存在过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必然会灭亡。
显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社会结构，也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的基础上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分析的直接对象不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进程，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马克思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他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在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绝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⑥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表述中确实概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但是，马克思对于这几个社会阶段的理解却不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而是用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研究作为“钥匙”来剖析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特别指出，不能把这些不同社会简单地等同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使用的概念，不能被简单地套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者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完全适用。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这些概念不能被套用到这些社会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他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定性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分适用的概念并不充分地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也抽象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是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精确说明。因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使用的概念不能被简单地套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当这些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被用来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把钥匙，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描述。而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表达，无非就是要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当作永恒的社会规律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表达主要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而不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描述。把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简单地套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分析理解为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阶段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做法。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完全、普遍地适应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在这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被等同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模式被简单地套用到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阶段。
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模型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并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模型来研究人类不同历史形态上出现的社会矛盾的。虽然马克思也曾经阅读过大量历史论著，收集过历史资料，但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毕竟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逻辑建构。我们不能把这种逻辑建构看作是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经验描述。
马克思怎样研究社会历史进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结构的阐述以及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阐述都不是经验性的，都不是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实证的描述。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没有“描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逻辑地建构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分析，马克思究竟是如何逻辑地建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虽然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建构要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是不能把这种经验基础上的逻辑建构等同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验描述。
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为直接对象的，并把他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成果用于研究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那么马克思究竟怎样研究资本主义的呢？
马克思确实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马克思本人一再强调，他的研究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对于马克思来说，从现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材料，概括出抽象的理论，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个研究方法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在马克思看来，形成抽象的概念之后，还要把这些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展示出来。马克思把这个方法称为叙述的方法。马克思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⑧在这种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中，马克思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为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就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走的是第一条道路，而第二条道路才是科学上正确的道路。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成果，并从这些成果出发，而在《资本论》中逻辑地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在这种逻辑地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方法，也就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具体的再现。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采取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而他的错误在于，把思维中达到具体或者思维中把握具体的过程理解为具体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强调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生产过程。”⑨当马克思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时候，马克思不是按照经验主义的方法依照不同的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先后出现的顺序来安排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按照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来叙述或者展开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⑩对于经济范畴的这种安排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观念上的建构。这种观念的建构真实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也把这种研究方法用来思考人类历史，或者说马克思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在社会历史研究中，马克思虽然也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文献，也进行了许多经验的研究，但是理论思路的核心确实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逻辑建构的方法。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初期，马克思就强调，社会历史的研究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这个现实的前提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1)。但是，他认为，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像“抽象的经验论”那样，只是把历史当作僵死的事实的汇聚。在他看来，历史的研究必须对于经验的材料进行抽象，“指出历史材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马克思又强调，这种对于历史资料的抽象和整理，不是像思辨唯心主义那样，为历史发展过程提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和公式”。(12)他吸收了具体的历史材料，但是，他又对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了逻辑的加工。这种逻辑的加工表现在他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来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马克思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思想痕迹。生产力的发展要建立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会作为一种异化的对象而抑制生产力的发展，于是社会历史过程就要扬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解释实际上就是保留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痕迹。
从马克思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最初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方法与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实际上当马克思说，他的研究要从现实出发的时候，他所说的现实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活动，而不是德国哲学家们所说的“一般人”。马克思所思考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当马克思考察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时候，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对象和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一致起来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具有了社会历史研究的性质。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他的社会历史研究具有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性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那么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的研究也同样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这个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更具体地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3)这就是说，要认识这个人类社会历史，就必须从现实开始，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开始，并追溯它的发展过程。这种向后思索的思路与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那里，马克思认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完全发展了的社会形态，或者说，那些以萌芽的形式而存在的社会形态在高级社会形态中充分展开，理解了高级社会形态就可以理解低级社会形态中曾经存在着的这些萌芽形式。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充分掌握了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人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或者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仅仅拘泥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足以清楚地解释这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雅克·比岱在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也指出，“显然，在许多地方，这种特殊化的讨论并不是自足的。在这里，马克思必须清楚地诉诸元语言(也就是超历史的术语——引者注)，以便准确地把握他想说的那种特殊的东西。”(14)为此，他认为，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一开始就是如此，并强调，要理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讨论，就必须联系到他对于人类社会中的一般现象的讨论。(15)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研究总是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模型，而社会历史的研究深化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
从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用一种经过唯物主义改造过的黑格尔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用这种方法所叙述的历史过程不是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经验的叙述，而是一种逻辑的建构，我们不能把这种逻辑的建构当作教条，它不是用来为历史发展过程提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和公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不是“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所提出的。按照马克思对于经济范畴的排列次序的理论，生产力、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观念是按照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决定地位来安排的，是一种逻辑上的次序。这种逻辑上的程序的安排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具有“充分的适用性”。这个学说最适合用来批判资本主义。
从劳动一般到劳动的二重性
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是一般劳动。一般人类劳动的概念是超历史的劳动概念，或者说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劳动概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的分析也是使用了一般的人类劳动的概念。通过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我们也可以深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是与他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分不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是马克思用来研究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概念。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曾经在一般的抽象意义上讨论了生产力和交往关系。马克思强调，人类生存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基本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个前提是，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市场，第三个前提是人在家庭中对他人生命的生产。这三个前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在对自身生命的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对他人生命的生产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关系。他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者是通过生育而得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16)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讨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而是讨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条件下都必然存在的历史前提和历史关系。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观。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于人的劳动以及人在劳动中必然产生一定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的起点，也适合于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
但是，马克思的这些基本命题不能被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历史命题恰恰是有时代背景的。马克思本人十分清楚这个时代背景。他说：“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换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17)这就是说，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才有可能无差别地对待或者理解劳动，一种把各种社会偶然性都剔除在外而孤立地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劳动。把劳动理解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把人对自然的改造理解为生产力。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分析社会历史的三个前提的时候所提出的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说明实际上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概念。从这个劳动概念中所引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恰恰是借助于一般劳动的概念而进一步分析劳动的二重性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包含了人的劳动力的耗费，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解决。马克思说：“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18)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一般人类劳动在这里被转换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转变为一般劳动的耗费。而这种一般劳动的耗费，成为价值的基础，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劳动都可以被无差别地对待。从历史观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人处理自己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劳动，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是人的劳动的消耗。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人和自然之间所进行的物质交换中，人在自己的劳动对象中耗费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不论人的具体劳动形式如何，人的劳动都可以用人的劳动时间来加以衡量。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人的劳动似乎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形式无关，似乎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状况，似乎可以用来说明一切人类劳动。然而从马克思对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劳动的抽象理解恰恰是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评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马克思指出，“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也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19)这就是说，抽象劳动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要从社会的维度去理解，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关系。为了把握抽象劳动中所蕴含着的社会关系，我们就必须追溯人类劳动的发展过程。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劳动都受到了分工的制约，劳动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在不同领域中转换劳动成为可能，劳动才有可能被看作是人的对象化活动，从而被抽象地理解。马克思说：“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20)所以马克思对于一般劳动的分析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一般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现象，其中包含了社会关系。马克思正是通过一般劳动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论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21)马克思对于劳动和生产一般的规定的研究不是要证明劳动和生产没有历史规定性，而恰恰就是要说明这种历史规定性。通过这种历史规定性的分析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生产的特殊性。
比岱在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恰恰看不到马克思在历史观意义上所说的一般劳动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抽象劳动”之间的理论联系。他说：“自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来，在对‘一般劳动’进行解释的时候，马克思体会到了一种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在‘一般劳动’的概念中没有包含他后来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抽象劳动’的特殊规定。”(22)应该承认，马克思从历史观的维度论述“一般劳动”的时候，确实没有从劳动力的消耗的意义上理解劳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般劳动”的概念并不包含后来《资本论》中所说的抽象劳动的内涵。但是，一般劳动的分析实际上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只有当马克思把握了“一般劳动”的概念，他才有可能把劳动的特殊内容和劳动力的耗费这种特殊形式区分开来。马克思在分析一般劳动的时候，他撇开了生产关系，而在分析抽象劳动的时候，他又进一步撇开了具体的劳动对象。可以说，抽象劳动概念是“一般劳动”概念的进一步抽象化。虽然一般劳动概念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但是，只有当马克思把一般劳动更深入地抽象为抽象劳动的时候，马克思就可以分析抽象劳动在交换中的作用，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把这种理论抽象的结果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从而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演化，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同样会产生矛盾。当从一般劳动开始分析历史发展的过程，并由此而进一步深入到抽象劳动概念的时候，马克思就把社会历史观的一般分析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
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到商品拜物教批判
马克思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系统地阐发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个历史观是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怎样的意识形态呢？马克思在该书的第一章也就是《费尔巴哈》这一章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般特性：这种意识形态把思想、观念等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并把这些独立的东西看作是人的真正的枷锁。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社会的变革就是思想的变革，就是要把人们从思想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他们“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23)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颠倒的意识。本来，思想是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现实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的思想却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形式，并反过来成为束缚人的生活的东西。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颠倒意识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并致力于批判这种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他自己的思想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24)。于是，他一再强调在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上要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而不是像德国的意识形态那样，从思想出发。他说：“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既然人的思想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由此，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束缚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束缚不如说是物质生活上的束缚。由此，要改变人们受束缚的限制既不能诉诸思想，也不能诉诸感性的直观，而要进行革命的实践。为此，马克思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那么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资本主义批判有什么关系呢？
在马克思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的颠倒意识。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被确立起来了。但是，这种普遍的交往关系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于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这种观点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即幻想地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而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的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26)德国唯心主义者所提出的“类的自我产生”或者神秘的“唯一者”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现代社会发展的状况是唯心主义思想家的颠倒意识的客观基础。对于他们的颠倒意识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颠倒现实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类”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成为一种独立于人并威慑和驾驭人的力量。德国唯心主义看不到这种类的力量是个人的力量的产物，而把这种类的力量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并认为，这种抽象的类的力量支配着社会现实。显然，马克思对于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或者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马克思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深化，并转变为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商品拜物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来，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普遍交往是个人活动的产物，但是它却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形式，并反过来控制个人的活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个社会是由类的力量所控制的，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类的自我产生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的，或者说是按照商品的价值量来进行的。商品的价值量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聚。不同的个人的具体劳动是不能交换的，凝聚在不同商品中的劳动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劳动产品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换就是因为，它们都包含着抽象的人类劳动。这种劳动是可以计算的。由此，商品的交换是不同的人的劳动的交换。商品交换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7)而商品拜物教就是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理解为物和物之间的交换关系。
马克思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他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在思想方法上完全是一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意识，它把个人活动的成果都看作是类的自我产生的结果。商品拜物教也是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物的关系。而这两种颠倒意识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商品交换中，物的交换关系掩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外化了的、异化了的交往关系压制着人的活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到《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所批判的是一般的社会交往关系对个人活动的压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这种交往关系具体化为商品交换关系，分析了这种商品交换关系对人的压制。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看到了社会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看到了这种关系的物化实质，看到了这种物化关系对人的控制。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的诉求就是要把人从这种物化关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或者说，把人和人之间的物的依赖关系，转变成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哲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理解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8)他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这个思想。如前所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批判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历史(29)。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而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必须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整个社会制度、社会意识都是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人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生产的东西(劳动的成果)会不受劳动者自己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本身。人在劳动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制度也会转变成为抑制人的生产活动外在强制力。人要在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地扬弃人在劳动中所产生的异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应和矛盾关系就是指人在劳动中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所产生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了顶点。本来，历史是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历史的人却变成了商品，他们和市场上所有的其他物质性的东西一样，人在这里被物化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货币交换关系，或者商品交换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表现为物的关系。这就如同我们现代日常生活中常常见到的那样，商品交换关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卢卡奇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商品交换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30)。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现象称为“物的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变成了物——商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这是一个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失去了自由，历史似乎不是人所创造的，而完全是由客观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人在这里似乎并不发挥作用。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历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观恰恰就是与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历史观根本对立。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产生的全面的物化现象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要扬弃这种物化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的时候，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31)在马克思看来，在现实的劳动中存在着分工，分工和私有制一样都限制了人的自由。而在现代社会中分工越来越发达，私人积累越来越增加，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强化(32)。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要扬弃私有制和分工，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他说，在共产主义阶段，“劳动向自主活动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33)马克思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人在自己的活动或劳动中创造历史，但是人的劳动受到了分工和私有制，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达到了顶点。这种现实的劳动和积累起来的劳动所产生的制约(劳动异化)应该被扬弃。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思想。他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分析，深入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活动所产生的压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说：“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上，每个个人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孤立化和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34)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依赖关系，但是这种依赖关系是以货币的手段来维系的。在以货币所维系的社会关系中所有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交换中的物。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人之为人的特性消失了。为此，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35)从表面上看，个人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这种活动都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称为物的依赖关系，并把这种物的依赖关系看作是独立于个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控制着人的活动。物的依赖关系对于人的活动的控制被马克思又说成是抽象的统治。他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6)德意志意识形态就确认了这种抽象的统治。
如果从观察者的维度来看待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就被理解为有规律的。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价值规律是不能被否定的。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停留在这种观察者的维度，而且从参与者的维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客观规律，他要扬弃这种客观规律。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的态度在方法论上就表现在马克思所采取的辩证法上。马克思在解释这种辩证法的时候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37)从参与者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关系是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所产生的，人也应该在自己的活动中扬弃这种异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并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38)。他借助于这种辩证法思想，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并批判了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贯彻了辩证法思想并借此而批判资本主义的批判哲学。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马克思主义研究数据库，《克罗茨纳赫笔记》。(http://myy.cass.cn/file/2006011322108.html)
②邓宏炎：《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92页。
(14)Jacques Bidet,Exploring Marx's Capital Philosoph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7,p.272.
(15)同上书。第272-27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7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7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22)Jacques Bidet,Exploring Marx's Capital Philosoph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p.277.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5-66页。
(2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88-8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5页。
(2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
(30)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5页。
(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27，12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0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10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111页。
(3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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