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1]2000年在《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依据分析和政策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如何理解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依据？以及对未来政策如何选择？是本文试图说明的中心问题。 本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依据。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在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这些理论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在传统理论基础上，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又进一步围绕分散投资风险和用专业化、分工以及规模经济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该部分主要说明在外国直接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国外企业和本国国内企业的经济行为方式，通过对三方当事人的行为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当事人行为目标的不同，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与政策目标发生较大程度上的偏离。 第三部分：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可以说以提供优惠政策激励途径来增强区位优势的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的代价是巨大的，其突出体现就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充分地实现。 第四部分：通过上述分析我国制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在于出口导向比较优势战略。根据这一要求，提出对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并强调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赵强华[2]2006年在《外国直接投资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后积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北地区由于国家发展战略导向、自身区位等多重原因，改革开放滞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进一步改革开放、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带来历史性机遇。 本文在结合国内外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依据相关理论模型，形成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及东北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东北地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若干重要结论。运用相关研究方法与技术，导入时间概念，重点研究在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后、FDI投资中国出现新动向、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我国对外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背景下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东北地区的双向选择课题，既研究投资者的行为，又研究地区的适应问题。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FDI与区域发展理论及应用；FDI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分析；东北地区利用FDI及与全国的比较研究；东北地区利用FDI的前景预测；东北地区利用FDI的地域导向、产业导向、投资国价值分析与东北地区选择策略；东北地区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对FDI吸引力的对策措施等。 本文认为，积极利用FDI对进一步扩大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樊少华[3]2013年在《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时期,并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发展至今,经济学界已经基本就国际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达成了共识,可是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东道国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如果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可以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会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各项经济指标的发展水平不足,将抑制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无法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日益频繁。一方面,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自1993年至今,一直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却总体上增长缓慢,2005年之后才得到跨越式发展,但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那么二者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关系成为最直接的疑问,这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本文把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分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首先,通过改进以往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其次,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协整分析,得出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后,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背景下,考察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中等人力资本可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吸收能力并不显著;我国的高等人力资本指标也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高等人力资本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远大于中等人力资本指标。代表研发水平的三个指标中,全国研发经费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指标都可以吸收技术溢出效应,只是吸收能力并不显著,但基础研究指标不能吸收技术溢出效应。另外,根据“门槛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等、高等人力资本指标、研发经费投入指标都对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存在门槛,门槛水平分别是：0.0684、0.0176、0.0023。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同样通过协整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后,考察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4大指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检验结果显示：国内研发水平指标可以吸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科技活动人员指标和研发人员指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有较强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高等学校在校生指标也可以吸收逆向溢出效应,但作用并不显著,而且研发人员指标的吸收能力强于科技活动人员指标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指标；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效率和金融深度指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显著；代表经济结构水平的高科技产业和工业发展水平指标都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综合比较得出,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国内研发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工业发展水平的吸收能力最强,金融效率指标的吸收能力最弱,这也正好符合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现状。最后,结合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各指标技术吸收能力的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李宁[4]2007年在《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FDI）适度规模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河北省引进外商投资的规模呈稳定增长势态。仅2006年,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20.1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28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河北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补充了内资的不足。然而,外商投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河北省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省内市场,甚至导致对省内某些市场的垄断,严重影响了河北省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利用FDI的规模要适应其经济发展水平,即FDI应该有一个适度的规模。本文以汉森——萨缪尔森的加速原理为指导,以FDI的规模为研究载体,以统计软件SPSS为研究工具,以河北省利用FDI适度规模问题和趋势规模问题为研究目标,分析了河北省利用FDI规模的现状;就影响河北省利用FDI规模的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根据汉森——萨缪尔森的加速原理,就影响FDI适度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构造了利用FDI适度规模函数及趋势规模函数;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测定出河北省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下利用FDI的适度规模与趋势规模,并最终得出河北省在2003—2005年,利用外资规模过度的结果;最后,为了控制河北省利用FDI的规模和保持FDI质量,本文对河北省利用FDI规模的政策调整目标进行了设计,从FDI的来源地结构、投资方式结构、产业结构、区域方向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张楠[5]2007年在《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的关系看我国的外资政策》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内建设资金紧缺,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包括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税收优惠等在内的外资激励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弥补了国内建设基金的不足,并附带引进一大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增加了税收和就业,从多方面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资本外逃问题,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因为内外资差别待遇所形成的“过渡性资本外逃”,其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呈显著性很高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中国近年经济的稳步增长,外汇储备和国内居民储蓄的持续上升,“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目标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本文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的关系分析出发,对外资优惠政策的持续存在性进行了分析,结合国家“十一五”规划,从而提出我国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政策方向:改变盲目追求外资数量的政策导向,注重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应体现新的政策目标,变“过度优惠”为“重点优惠”;逐步取消一般性的外资优惠政策,建立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政策体系;在利用外资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曹阳[6]2007年在《江苏省全口径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新的飞跃。在我国经济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江苏省作为全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先导省份之一,“十五”期间利用外资成效显著。江苏省利用外资不仅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带动了就业,创造了著名的新苏南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激烈矛盾和亟待解决问题。“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面临许多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利用外资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和转折时期。因此,如何化解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保持竞争优势,制定利用外资新战略,开创利用外资新模式和新局面,是江苏需要完成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对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还少见。本文在总结利用外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现状建立了一套利用外资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三大区域的13个城市为评价对象,进行了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综合评价研究,力求体现从过去到现在江苏省外资在规模、结构、经济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并针对评价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找出了江苏省利用外资中的不足,探讨利用外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利用外资与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开放度和产业集聚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对影响我省外资流入的基本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同时就目前国际国内影响外资的敏感因素: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两税合一”新政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江苏省利用外资发展的综合影响进行详细研究,为宏观经济决策和利用外资战略的制定打下基础。接着,本文在剖析我省利用外资面临的主要形势基础上,从我省经济国际化的长远利益最大化出发,提出了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再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富民强省,实现两个“率先”的宏观背景为基本出发点,高起点制定了“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重点,并针对分析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江苏利用外资发展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新举措。最后本文结合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典型案例:徐工集团利用外资改组、南京秦淮河利用亚行贷款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江苏省电力公司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剖析江苏省利用外资实践过程,一方面检验了理论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提出了提升和持续改进江苏利用外资的启示和经验。全文力求全面系统研究江苏省利用外资,弥补以往研究内容的不足,以期为江苏省的外资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尹永纯[7]200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三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秦允胜[8]2007年在《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在经历了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现有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相关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着重讨论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资本效率、工业内重加工业比例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并形成相关结论。进而,论文就中国当下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指出中国还未完成工业化,还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并针对中国转型经济时期产业结构的具体特点以及该时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研究,即此提出了对如何引导外国直接投资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思考,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最后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外资相对集中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与全国情况进行比较,通过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地明晰了引导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
李惠茹[9]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因素之一。在中国为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发展目标和背景下,关注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作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围绕FDI是否存在跨境污染转移,发展中国家是否是“污染避难所”进行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不同,使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从中国开放以来,就存在着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只是中国对短缺资本的渴求,掩盖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因此,需要以FDI适应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以及发展战略目标转变的要求为研究视角,全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争取最大限度降低FDI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提升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正面影响作用。同时,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与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环境相关的国家利益问题已越来越深化和扩大化,如何在国际环境关系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协调FDI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制度设计的空间。因此,要求不断审视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形成对FDI适应现实的系统性研究,不仅是本文的立意与研究视角,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FDI影响效应的研究。基于此,论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分析,揭示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为探讨FDI与中国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解决跨境环境污染转移问题,促进中国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论文以对FDI生态环境效应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以探讨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为核心,以FDI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为主线,从理论、现实和实证等多层面解析和揭示FDI形成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提出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设想。基本研究思路是：(1)厘清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依据,为研究FDI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提供理论基础。(2)探寻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途径,以及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性假定,为进行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分析基础。(3)进一步从现实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层面检验FDI与生态环境的基本关系。(4)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强调把跨境环境污染问题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构想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协约,规范FDI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促进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观点是：1.从理论层面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梳理和解析,明晰了FDI生态环境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依据。分析表明由于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强度不同,所形成的环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环境标准制定相对宽松的国家,容易吸引污染产业的跨境转移,从而成为“污染避难所”,或“污染的天堂”。同时,在发达国家国内环境保护日益强化的形势下,污染密集型产业就是率先安排进行对外投资的边际产业。而“波特假说”则强调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充足的理由和空间,提高自身的环境标准。本文指出如果完全靠内资发展经济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则外资的生态环境正效应就有其发挥的潜力与空间。2.探讨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基础。在明确FDI主要通过其投资规模、结构及技术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基础上,界定了FDI的生态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认为在环境保护技术和生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FDI规模的增加将使污染排放量增加,其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为负；FDI流动变化产生的结构性变动可能引致正负效应,如果投资结构更清洁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时,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且在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上,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一般大于规模效应。另外,论文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种关系形式的假设,为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分析基础。3.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现实性分析。通过分析中国实际利用FDI的现实状况,从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区域布局等多角度论述了FDI通过其规模、结构等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揭示了不同时期下的FDI规模及结构效应及其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了不同投资主体如美、日、欧和港、澳、台经济体的FDI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差异,得出港、澳、台经济体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大于美、日、欧；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界定为基础,着重分析了FDI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反映出FDI具有偏好投资中国工业部门及工业部门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特征。以中国东、中、西部的划分为前提,分析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FDI投资规模与结构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体现了FDI主要集中于东部的现实,从而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也体现东、中、西部这一梯度推移格局；同时,通过分析FDI对外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也反映了FDI的投资结构呈现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更高的产业结构转变的特征,从而以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体现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4.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经验分析。首先是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角度,FDI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成因之一,但是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次是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从FDI与生态环境趋势关系及其区域比较分析看,无论是从全国层面看还是从区域层面看,FDI与所分析的四个污染指标的趋势关系,几乎都具有“U型”特征。而且从各污染指标“U型”的转折点时间看,大都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近期的FDI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关系还比较明显表现为FDI加剧了中国污染指标的上升趋势。5.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依据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对分析指标进行了选择。即分别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反映FDI的规模效应；用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体现FDI的技术效应；用资本生产率表示生产方式；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用污染物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反映环境保护程度、环保技术水平等。在分解反映FDI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及结构效应的前提下,运用指数体系因素分析法测定各影响因素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方向与程度,以及引起的各污染指标增减变化量。6.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首先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解决跨国性环境问题的要求,作为引导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现实背景。分析了环境问题国际化和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趋势,探讨了在此背景下中国提高环境保护程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明晰了把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问题置于上述背景与现实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的设想,一方面以完善国际性的跨国环境规制,作为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基础,同时,强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形成和完善关于约束FDI投资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影响效应的相关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作为促进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条件。主要从建立与完善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建立和推广清洁生产机制与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循环型经济社会运行体系、引导FDI发挥正效应的引资政策调整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条件。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或拓展性研究表现为：通过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和趋势关系的区域比较分析,得出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上的差异,以及FDI与生态环境的曲线关系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特征的结论。在实证分析中建立了能够反映影响生态环境决定要素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数因素法分解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各因素指标,并就各因素对生态环境污染指标的变动程度、变动方向及由此引起的变动量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FDI规模对中国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同向性、FDI技术效应对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逆向性特征的结论。同时,进行了包含5方面内容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机制框架的设想。论文的立意是强调今后中国在利用外资上的态度决不能表现为饥不择食,要未雨绸缪的考虑引资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问题,使引进和利用FDI与提高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使利用FDI的规模和结构,都要以解决生态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为中心,以提高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体系为目标,让FDI真正成为中国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力量。
丁志杰[10]2001年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效应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连客犬誉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作者:指导教师:专业:时间:志杰白钦
参考文献：
[1]. 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依据分析和政策选择[D]. 李季. 东北农业大学. 2000
[2]. 外国直接投资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D]. 赵强华. 吉林大学. 2006
[3]. 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D]. 樊少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3
[4]. 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FDI）适度规模研究[D]. 李宁.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5]. 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的关系看我国的外资政策[D]. 张楠. 北京工业大学. 2007
[6]. 江苏省全口径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D]. 曹阳. 南京理工大学. 2007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D]. 尹永纯.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8].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秦允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9].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D]. 李惠茹. 河北大学. 2008
[10].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效应与政策研究[D]. 丁志杰. 辽宁大学. 2001
标签：金融论文; 投资论文; 外国直接投资论文; 溢出效应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