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两岸论文,路径论文,架构论文,和平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5)02-0009-10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自2008年开启以来，两岸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和平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尤其是两岸社会关系从相互隔绝时代的间接、非正式地交流，到和平发展时期面对面地、官方和民间同时展开地、密集深刻地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包括和平发展的内涵、任务，和平发展时期两岸之间的政治定位，和平发展时期两岸在国际社会的互动规则，等等，都需要通过理论的创新来为和平发展增添理论支撑①。学界对两岸关系和平的内涵或框架的观点或表述略有不同②，总的来看，研究者们在两岸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多能捕捉到两岸政经关系发展的细微脉动，作出大量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判断；惟两岸社会关系为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领域、新内容，无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实证调查与系统研究均需切实跟进。而关于两岸社会关系发展的研究也将是一个融合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新闻传播等学科与台湾研究的交叉领域。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两岸社会关系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尝试对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创新提出初步的研究框架。 一、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架构 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来源于并从属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两岸社会关系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从一个中国框架出发，积极建构一个既能反应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现状，又能战略性指向两岸和平统一战略目标的理论体系。两岸在推进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要考虑到两岸及其民众目前各自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差异，又要兼顾到两岸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国际现实。因此，当前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创新，其本质要求就是要最终探讨和构建一个符合两岸社会关系特色、适应两岸社会共同发展需要，最终达致两岸社会完全对接与融合的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然两岸社会关系又有不同于两岸关系其它领域(如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内涵与特征，需要建构一套适合两岸社会关系领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概念内涵 两岸社会关系是指两岸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以外的各种关系，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互动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关系主体为标准，可将两岸社会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微观层面，两岸民众个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两岸人民之间的亲缘、血缘、业缘、趣缘、地缘等各种关系类型；中观层面，两岸各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如闽台之间的神缘关系就属于这一层面的社会关系；宏观层面，镶嵌在两岸社会心理、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之中的两岸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如两岸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对对方社会的印象、认知，两岸社会在媒体、网络等载体上的互动交流等。 正是由于两岸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在一个中国社会大系统之下的子系统，而且这两个子系统目前尚未完全对接与融合，甚至在某些社会意识形态上还存在很强大的排斥反应，因此，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1、一中框架。两岸社会都是中国社会下的两个子系统。1949年以来两岸社会隔离，两岸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运作，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道路；2、两岸两个社会子系统各具特色，也各具优势。当前两岸的差异性很大，但都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传统背景；3、在当前两岸社会互动中，两岸双方均不以消灭或否定对方为前提，这也是两岸社会互动的重要特色。两岸社会互动的基本目标是要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这是两岸特色社会互动的重要特征；4、两岸社会互动是以中华民族利益及共同利益为依托，以两岸情感联系为重要纽带来推动。 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务角度看，当前阶段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具体内容包括：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两岸形成社会共同体等③。两岸人员往来的正常化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两岸关系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动力所在。如何推动两岸社会交往的理性化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两岸民众之间的理性交往、客观看待对方是需要解决的课题，因为两岸关系是两岸民众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交往的正常化是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的前提与基础。为此，两岸双方都有责任引导与教导自身的民众如何理性看待对岸的民众，如何从自身法制的层面来规范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交往，应该已经是当务之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尤其是要实现和平统一，需要台湾多数民众的赞成与支持。因此，两岸之间的社会融合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也是两岸和平发展时期的工作要点之一。 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当前阶段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两岸社会制度比较研究。比如两岸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工作、婚姻家庭制度、慈善救助制度、社会迁徙与社会流动等领域的比较研究与政策研究。2、两岸社会心理比较研究。如两岸民众政治与社会认同心理、政治参与心理、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民意研究。3、两岸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比较研究。4、两岸环境保护与海洋渔业生态保护比较研究与政策研究。5、两岸民间往来与交流中的相关问题研究。两岸民众在两岸间就业、经营、旅游、探亲、行业学术文化交流中衍生出的各种现象与问题，比如台商研究、陆配研究等。 (二)理论框架 如前所述，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研究涉及的研究内容相对比较宽泛，很多研究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因此，可以针对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领域中特定的研究对象建构特定的学科理论分析框架。下文试运用社会学学科相关理论介入台湾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1、“两岸间社会”——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从宏观层面关注两岸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研究两岸关系的视角。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两岸间各个领域、层面的交流合作都得以充分展开，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类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同于台湾社会，也不同于大陆社会，可谓之“两岸间社会”④，两岸间社会主要表现为笔者在台商研究中发现的五种跨界社会空间⑤。两岸间社会形成于两岸关系进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历史时期，成长于两岸关系的“深水区”，因此这样的一个“社会”还是一个有待成熟的社会，社会运行还不稳定，各种规章制度有待完善，各项功能体系有待建构，各类角色分工有待确立。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后来饱受诟病的宏大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用以分析他当时所处的社会。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⑥，两岸间社会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自称一个社会系统，产生组织分化，分别形成了四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信用系统，并分别承担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与潜在模式维系四大功能。适应功能确保资源的获取与分配；目标达成功能用于调动资源引导社会成员实现目标；整合功能能够协调社会系统内部矛盾，使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潜在模式维系功能则用于价值观的内化与制度化。这四个系统有自己各自的边界，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完成对社会成员和社会运行的控制⑦。由此，两岸间社会的成长就是两岸间社会子系统的分化与功能完善。两岸社会关系的和平发展有赖于两岸间社会的稳定与良性运行。两岸间社会呈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也可以运用社会学学科的相关理论视角加以解释分析。比如，有研究者运用“社会资本”概念来探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可行路径，不失为好的思路⑧。 2、台商研究——一个微观层面研究的案例。现有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研究多从宏观思辨视角着墨，从微观层面聚焦两岸关系中的特定行动者研究亦是一个极佳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加敏锐地把握两岸社会互动中的细微脉动，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与调整，比如对台商群体和陆配群体的相关研究。以笔者所做的一项台商研究为例，笔者视在两岸关系中扮演重要而敏感角色的台商群体为行动者，突出现有台商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社会性层面，挖掘台商群体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意义。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借鉴国际移民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围绕大陆台商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认同”这一研究主题，展开对大陆台商行为和心理的描述性分析与解释性研究。在研究目标导向上，着眼于两岸社会融合，提出了两岸人民“生活共同体”概念，并在借鉴国际迁移人口管理经验和对两岸关系现状理性考量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的相应社会政策建议。与上述视角与研究旨趣相应，在研究方法上，从对研究对象个体的观察、交往、交流中感受和描述台商群体的个性及形象，结合问卷调查，从不断累积的经验资料与文献资料中提炼出对这个群体真实、独特的人生经历的理解与诠释。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体现在两岸民众的正常交往、和平相处，两岸社会的互相认同、相互融合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后都体现在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上。因此，从微观层面拓展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研究，既是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理论创新的增长点，也有助于较好解决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后不断涌现的各种两岸间的社会问题。 二、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功能与特征 根据前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视角，下文在对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功能特征剖析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提出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实现路径。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功能作用是在两岸社会关系与两岸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出来的。 (一)基本功能 首先，两岸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关系。两岸关系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离不开政治指导。就欧洲经验而言，一体化最终是否成功，取决于政治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发展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核心是两岸政治关系的突破以及制度化，这是解决两岸历史遗留问题，加速两岸互动模式向良性化方向发展并实现制度化的重要前提。“政治问题还需要政治解决，经济、文化只是助力罢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要行稳致远，必须有政治层面的突破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⑩“先经后政”应为“先经助政”、“先易后难”应为“先易解难”、“先急后缓”应为“先急拉缓”，做好“经、易、急”的事，为政治协商创造条件，积累资源。因此，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与互动，积累政治互信的能量，为两岸最终解决政治议题创造基础性条件。 其次，两岸经济及文化交流与交往的制度化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之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两岸经济合作存在特殊的“外溢效应”。国外有研究者认为，两岸“经济接近的过程……有助于远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迫使北京关注岛内对统一的社会感受”(11)。以经济为主导推进两岸关系，其主要逐步扩大经济合作的社会影响，而非一蹴而就在短期内促成政治协商。因此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首先体现在促进正常的社会交流交往和功能性事务协商，形成两岸社会整合，建立社会互信，从而为重塑共同的国家认同创造条件(12)。另一方面，非政治领域的制度化非但不能确保两岸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甚至有可能对政治互动的制度化产生反向的消解作用(13)，如ECFA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两岸发生低级别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但低级别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下降。因此，在推进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要警惕非政治领域制度化产生的异化效应。 第三，和平发展阶段社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有助于两岸社会互信的培养和两岸社会共同认同的建构，最后有助于两岸政治对立的缓解。和平发展阶段，因为政治对立的存在，导致社会领域的交流出现各种问题。因为政治对立的存在，对大陆的疑虑和防备在台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体现在各个层面。首先是“台独危机意识”不强，甚至抱有借助“台独势力”来牵制大陆的错误想法；其次是存在受迫害心理，认为大陆在军事和外交上“打压台湾”；再次是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缺乏正常心态，认为大陆对台湾民众不友善，防备大陆借经济关系拉近政治关系等等。和平发展阶段就是根据交流任务、形势、特点和需要，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和心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找到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的各种因素、探讨增加“一个中国认同”的途径(14)。林冈的研究发现，两岸密切的经贸往来有助于缓解台湾认同的上升，例如统计数据显示：2007到2008年两岸贸易占台湾贸易比重明显下降，台湾认同则明显上升；而在1999-2007年两岸贸易急剧增长期间，台湾认同上升的幅度相较略显平缓(15)。由此可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两岸互信与两岸共同认同。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16)。台湾学者认为，台湾社会对这一提法的关注和了解并不太足够，但“心灵契合”的方向完全正确，“因为两岸的统一绝对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上统一，而是在精神层面上彼此接受、认同和欣赏。”(17)“两岸关系深化的关键，不在于往来的‘量’，而在于相处的‘质’；不仅在于有形的‘生计利益’计较，更取决于无形的‘价值思维’对接。建构社会互信更是两岸关系由经入政必经的界面与阶段”(18)。两岸社会关系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的载体，两岸社会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的夯实与增强，两岸同胞的感情融合与心灵契合也是在两岸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滋生成长起来的。 简言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体系中各个部分或领域的内在关系是：两岸政治关系趋向和平发展是两岸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两岸社会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助于两岸政治关系向纵深推进。 由此可见，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起着支柱性作用。从政治学意义上讲，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通过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整合作用，达到经济整合和政治整合。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讲，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将有助于两岸民众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认同，建立共同的情感认同，乃至文化和政治认同。 (二)主要特征 和平发展阶段的两岸社会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综合性。两岸关系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等涉及的互动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两岸社会关系涉及的互动内容则涵盖两岸社会及两岸社会间从微观到宏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两岸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是杂糅在一起，无从分割的，比如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等，与两岸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体现在两岸民众的社会交流与沟通之中。又如平潭两岸共同家园建设是在一个实体中尝试推进两岸社会一体化建设与两岸社会融合，但又与两岸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所能达到的程度密不可分。 2、弱敏感性。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军事、涉外等领域属于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范畴，两岸的正常交流多指涉民间层次的经济、文化等内容，属于低阶政治(low politics)的范畴(19)。还有研究者认为两岸文化交流是攻心，政治交流是争斗，相较之下，两岸社会交流更崇尚“和”的思想，是两岸民众在各自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自然交汇与交流。因此，两岸社会关系在实际处理中，不会那么容易触碰到两岸之间的敏感神经，较能可持续地顺畅发展。 3、民间性。两岸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关系过程中，多离不开公权力部门推动或介入，惟两岸社会关系即使是在两岸相互隔绝的时代也不会断绝，即使没有外力推动也能自觉自发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岸社会关系的基本动力在民间。 三、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涉及多个层次领域，就目前情况看，两岸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领域发展的广度、深度、速度是不一致的、不同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到来，将两岸经济关系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两岸已经签署ECFA，且有关ECFA的后续协议在不断地协商、签署与落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框架初步建立起来(20)，但其他领域的框架建设还远未达成。只有各个领域和平发展框架建设的均衡协调发展，才有可能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是不可逆的。 (一)机遇 “静默式的社会交流活动正逐渐地牵动两岸社会的重构”(21)。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形成两岸之间多领域、全方位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局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不断充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与人员往来等社会基础不断夯实。有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进入目前最好的阶段，形成“政治对立、经济互补”的关系(22)。 两岸“大交流”最显著的社会效应就是提升了两岸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性的认知。2008年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实现“两岸一日生活圈”，两岸民间社会互动也从单向交流走向双向交流，这是两岸社会交流中一个质的变化，带来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突破，两岸社会层面的交流交往不断突破以往的框架限制，蓬勃开展。两岸的人员往来与交流合作呈现一幅全新的景象：两岸往来更加便捷，两岸有了更加深入了解的条件；两岸交流扩大，互动更加频繁；两岸经济合作更加紧密，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有利于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动力，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拓展了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两岸政党交流作为第二渠道在两岸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闽台民俗社会文化交流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一大特色，这其中宗教信仰始交流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3)。闽台宗教文化交流互动的活跃，一方面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台湾同胞在文化上对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由此可见，两岸民间交流不断扩大、持续开展，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实现重大突破，这将有助于提升两岸民众对两岸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进而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民意又与政党政见发生互动，民进党也不得不正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问题。民进党政治领袖蔡英文也多次表示，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重要的责任，民进党要把两岸交往从注重量，改变为“优质的两岸关系”(24)。民进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过去的大陆政策论述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两岸关系发展之现状，甚至与两岸现实完全脱节，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5)。 因此，只要两岸从政党到民众都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共识，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就有了坚实的政治和民意基础，两岸社会关系就有可能不断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挑战 随着两岸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热络，两岸社会交流中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和问题也开始出现。 首先，两岸在微观层面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两岸社会风险累积。有研究者指出当前阶段两岸交流在微观层面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些问题：一是两岸经济交流带来商机的同时，一批“买办型”台商出现，导致两头的台湾农渔民与大陆的消费者都未蒙其利，反而是大陆采购台湾农产品政策的“受害者”，两岸经济交流的红利台湾人民“无感”。二是一条龙的旅游业垄断弊端凸显，台湾在地服务业者无法享受两岸开放观光的红利，由此导致少数受益者不愿公开说出来，多数人认为不公平却流传开去。三是大陆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在台湾却很容易被冠以落入中共“统战”圈套。文化是社会制度发展的“沉淀”，文化交流必须考量到近百年来两岸社会发展的差异，如果只为交流而交流，效益不大。因此，应对两岸交流的利弊进行检讨以防患于未然(26)。还有一些问题与两岸民众个人层次的社会互动有关，如旅游交通事故、企业经营纠纷、知识产权争议，以及组织犯罪等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两岸民众的互信。双方亟须通过有效的协商机制及制度化沟通管道，以谋求解决之道，更须共同面对一个可能会逐渐形成的“两岸风险社会”，否则会加大两岸社会的脆弱性，并使双方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27)。 其次，两岸在宏观层面交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产生离心力。学界检讨较多的一点就是以往两岸交流合作多侧重经贸方面，其他方面的交流合作相对较少。其他问题还有(28)：第一，两岸之间共同认同在减少。认同的严重异化是近几年出现的突出现象，台湾社会民众赞成两岸交流，但“越交流，越焦虑”；两岸认同大陆“越让利，越疏离”，两岸认同问题是“当前两岸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29)，第二，“台湾主体性”的上升。“台湾主体性”已经被转换成一种政治论述，威胁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第三，两岸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大。2008年后“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30)。 第三，两岸凸显的社会差异性成为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大交流”过程中，两岸社会在不同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上形成的客观差异以各种形式呈现于两岸社会生活中。归纳起来，两岸社会的差异性主要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两岸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台湾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大陆是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第二，两岸社会结构不同，主要是两岸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及发展程度不同；第三，两岸社会政治制度与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31)，比如台湾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广泛参与社会组织等，与大陆有不同程度的区别；第四，两岸社会文化结构不同，相较而言，台湾社会文化更具多元与开放包容特征，台湾社会团体的数量之大和参加人员之广，说明台湾社会的多元影响力不可小视(32)；第五，两岸在社会管理、信息公开、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33)，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大陆被台湾一些人称为“不透明”、“不公开”、“不文明”。两岸民众如何认识这种差异，如何将两岸社会事实存在的差异性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相结合成为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需要认真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两岸社会结构形态的认知图像是经由所有参与两岸交流的利害关系人所共同形构出来的。借由建构主义的观点，交流可以避免因两岸政治的特殊性，而造成整体社会的“系统性的扭曲沟通”(34)。研究表明：只要正确理解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2012年的台湾领导人大选，许多台湾大企业领导人出面力挺“九二共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四，岛内部分民众在两岸交流中出现的偏颇社会心态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台湾利益优先”已经成为台湾一些人的基本心态和要求，防范所谓大陆“先经后政”收买人心，政治上控制台湾，因此坚持“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在两岸涉及经济、政治、涉外、军事等领域的交往互动中抬高要价；还有一些台湾人出于各种考虑，存在“拒统心态”(35)。受这些心态的影响，在ECFA落实过程中，大陆对台湾让利持续增加，两岸民间交流也随之不断扩大，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同并未相应增强，两岸政治层面的互动也停滞不前。这就对大陆涉台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大陆各项对台政策给台湾人民带来种种利益的同时，还要能“走心”，能让台湾民众从心理上接纳、认同大陆，树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正常心态。 四、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路径选择 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领域，在两岸关系中起着润滑剂、连接者、桥梁纽带作用，将两岸社会关系放在两岸关系大系统中去对待处理，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思路。 (一)经济路径 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才能奠定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表明，两岸经济合作未必一定会直接促使两岸社会融合。但从过去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来观察，两岸经济合作对于推动两岸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的互动帮助巨大，有助于两岸共同利益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对于确保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至关重要。用经济政策或手段来缓解两岸间的政治问题，是对两岸间争正统主权的一种超越，从而使双方可以跨越零和式的博弈，让两岸关系可以基本地稳定发展。只有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两岸人民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才能为两岸关系的深化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36)。 (二)政治路径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树立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60多年来，两岸的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不同，必然带来“差异”的存在(37)。两岸政治方面的“差异”是两岸最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政治理念、运作程序方面。在此背景下，一个中国原则就成为两岸求同存异，谋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绝佳思路。两岸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就是双方要共同落实一个中国框架。一个中国原则不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而且也是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双方只有坚持一中框架，才能有助于增强双方的互信基础，才能有助于释放善意，也才能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状况。 (三)社会路径 推动两岸社会融合，才能建设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两岸“大交流”过程中，应不断增强、巩固两岸社会互信与社会认同，并以两岸社会融合作为两岸社会交流的旨归。两岸社会自1949年以后开始各自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尽管过去30年来两岸社会互动有所增加，但两岸社会的互动程度仍然不够深入，两岸社会的信任水平不适应渐入“深水区”的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两岸加强两岸社会的融合与重新连接，特别是在推动两岸人员互动及社会对接方面下足功夫。只有两岸社会重新连接与融合，才能为两岸政治关系和平发展提供强大的社会氛围和支持基础。有学者认为，民心所向、方向一致和不可逆转是当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的发展性要素，这些要素存在于和平状态由制度主导向身份认同主导的结构性转变中，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保障了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方向(38)。建构身份认同或建构共有身份认同更多强调的是自然的社会性过程，它将使两岸关系之舟自然而然地驶过当前的“水穷处”，并在未来的历史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左右两岸的共同命运。 (四)文化路径 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才能夯实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两岸文化在核心价值、思想精华、丰富内涵和优秀传统上具有相同性，这种文化上的相同是化解两岸关系中的矛盾、冲突、问题的重要资源。首先，通过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是两岸了解、尊重、包容和认同“差异”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持久动力。其次，在发挥文化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整合功能的同时，还要对当前阶段两岸文化的实际“差异”有所了解，避免在两岸文化领域的交流互动中引起误解，增加隔阂。大致来说，两岸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岸各自的多元文化、政治文化、性格文化和宗教文化四个方面的“差异”上(39)。第三，充分认识台湾文化的演变及其内涵，承认“台湾意识”中的合理成分，有利于缩短两岸在相互认知上的距离，有利于改变对于两岸文化“差异”的认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增加台湾“一个中国认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和平统一的完成打造信念、情感和思想基础。 (五)社会政策路径 要发挥两岸政府在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其主要途径就是积极地建构两岸社会制度交流合作政策体系。有学者在论述两岸文化交流时指出：两岸文化发展没有国际案例可以参考，过去只得由两岸的官方与民众各自作为，甚至还受到两岸各自的政治谋略所钳制，结果两岸的文化交流往往因此而处于表面化。反之，如果拟定出两岸官员与民众皆认同的“文化政策”，则一定有助于两岸建构“善意竞争与合作”的两岸新关系(40)。推动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需要，同样要避免使两岸社会关系的发展只限于民间的、自发的、自为的行为。两岸官方要对推动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心中有数、有所作为，必要时还要制定相关政策助力两岸社会关系的大步发展。 就建构两岸社会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政策体系来说，可以从三个层次着手。第一层次，积极推动两岸在社会制度、社会管理领域的交流合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两岸社会内部都面临一些各自的社会问题，需要借鉴、借助外部的智慧和力量取长补短，去认知、化解、处理。两岸在社会制度、社会管理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有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更将对两岸社会产生强大的相互吸引力，将两岸社会紧密黏合在一起。这就需要两岸公权力部门的介入、互信和持续推动。比如，两岸在平潭、厦门等特定区域推行的两岸共同治理、共同管理实践及共同家园建设，在推动地域社会整合方面都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实践，必将对两岸社会融合产生深远影响。再比如，推动两岸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岸社会养老事业与产业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台湾先进的社会养老服务与管理经验，加快大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助于增强台湾民众在社会保障领域对大陆的认同，也是一项增加大陆对台湾社会磁吸力的政策思路，同时也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衍生诸多社会层面的学术研究议题。第二层次，搭建多层次的两岸社会交流平台。推动两岸社会之间在社区、社会组织、党政部门、宗教场所、宗亲家族、协会学会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流合作平台。第三层次，营造有利于两岸社会交流的社会环境。在社区、企业中营造两岸民众社会融合的文化氛围，建构两岸一家亲、两岸融合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在各类媒体中加强两岸民众社会融合宣传。 注释： ①严安林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理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②如刘佳雁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基本内涵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教育关系和社会互动四个层次(参见刘佳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刍议》，载于第五届台湾研究新跨越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论文集》，厦门大学2014年9月21-24日)。林冈认为和平发展框架涉及双方的政治关系定位、政治和军事互信、涉外关系、正常交流四个领域的问题(参见林冈著：《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严安林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起经济、社会、文教、政治和军事安全等五大框架，或者说是五大支柱(参见严安林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理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③严安林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理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24页。 ④两岸间社会系笔者根据广田康生“回路性社会”概念和Pries的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概念演化而来，具体观点参见严志兰著：《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⑤严志兰著：《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经典社会学理论，曾经极大的启发了后来者从各自擅长的视角进行深入的社会学研究，由此形成了各种理论学派。笔者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引进到两岸关系研究中，也许不能十分恰当的解释和分析两岸间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问题，其用意也只是抛砖引玉。 ⑦[澳]马尔科姆·沃特斯著：《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⑧唐桦：《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和两岸关系》，载于刘国深主编、陈先才副主编《台湾研究新跨越·政治思辨》，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412页；刘震涛、郑振清等著：《两岸和平发展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 ⑨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页。 ⑩刘佳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刍议》，第五届台湾研究新跨越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论文集》，厦门大学2014年9月21-24日。 (11)胡里奥·里奥斯(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文献研究所主任)：《21世纪的中国》，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0年7月26日，见《参考资料》2010年8月23日第160期，第3页。 (12)刘震涛、郑振清等著：《两岸和平发展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3)陈星：《试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问题——基于两岸互动的视角》，第五届台湾研究新跨越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论文集》，厦门大学2014年9月21-24日。 (14)刘红著：《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 (15)林冈著：《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256页。 (16)《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9/27/c_133676180.htm，2014-09-26。 (17)《台学者热议“心灵契合”共成长才长久》，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 coluid=93&kindid=7492&docid=103447090，2014-10-27日。 (18)周志杰：《社会互信是两岸由经入政的桥梁》，台湾《旺报》，2012年3月19日，C6。 (19)林冈著：《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 (20)太阳花学运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框架建设未来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没有两岸间的政治互信、社会认同为基石，两岸经济关系也走不远。 (21)陈重成：《全球化下的两岸社会交流与互动：一个从他者转向自身的历程》，台湾《远景基金会季刊》第9卷，2008年第1期。 (22)吴建德、张蜀城、王玮琦：《未来五至十年影响两岸关系发展之环境因素》，载于吴建德、王海良等主编：《两岸关系新论》，(树德科技大学两岸和平研究中心授权)台湾丽文文化出版2012年版，第481页。 (23)刘震涛、郑振清等著：《两岸和平发展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24)《蔡：建立优质两岸关系》，《澳门日报》，2014年5月19日，A08版。 (25)陈先才：《2008年以来民进党大陆政策发展演变及特点研究》，《台湾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页。 (26)杨志恒：《两岸交流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五届台湾研究新跨越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论文集》，厦门大学2014年9月21-24日。 (27)刘震涛、郑振清等著：《两岸和平发展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 (28)严安林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理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0页。 (29)《思想者论坛——认同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第64页。 (30)《思想者论坛——认同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第56页。 (31)王建民：《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差异及因应策略之异同》，《台海研究季刊》2014年1月总第3期，第29-39页。 (32)刘震涛、郑振清等著：《两岸和平发展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31页。 (33)刘红著：《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34)刘震涛、郑振清等著：《两岸和平发展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35)刘红著：《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3页。 (36)李英明：《为两岸政治对话创造条件》，台湾《旺报》，2011年3月15日，C6。 (37)刘红著：《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38)李吉寿：《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保障与动力——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第五届台湾研究新跨越学术研讨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论文集》，厦门大学2014年9月21-24日。 (39)刘红著：《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4页。 (40)杨秀宫：《未来两岸文化政策刍议——以“文化中华”为核心的论点》，载于吴建德、王海良等主编：《两岸关系新论》，(树德科技大学两岸和平研究中心授权)台湾丽文文化出版2012年版，第467页。标签：两岸关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两岸经济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台湾经济论文; 两岸政治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台商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