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91—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计量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时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外包论文,序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2)05-0015-08
一、引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凭借其在劳动力、土地租金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政策优惠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在内地投资建厂。目前，制造业外包已经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突破性的发展，使得原本不适合外包的服务越来越具有商品化和标准化的性质，打破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服务不可转移”的假设。服务外包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服务的国际化也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重心。目前全球服务外包已经经历了最初的IT服务外包(ITO)阶段以及其后的业务流程外包(BPO)阶段，但是知识密集型的KPO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尚未形成规模。中国银行业、保险业等服务领域逐步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开始逐渐完善，承接服务外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的重大启动点[1]。理论上来讲，中国承接服务外包能够直接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接包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部分的风险。因此，研究承接服务外包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接包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内外学者大体上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研究外包以及服务外包问题，前者的研究方向包括外包的概念、决策、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风险以及绩效评估，后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了外包的动因、就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目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服务外包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但是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部分也不多。理论研究方面，Feenstra(2008)[2]提出了发达国家将技术含量低的业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能够促进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部分国内学者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角度来说明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理论机制，相关文献见于张明志(2008)[3]、史云霞(2009)[4]、陆聪哲等(2009)[5]等。实证研究方面，黄秀英(2009)[6]、杨文杰(2010)[7]，程菲(2011)[8]等都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关于国际服务外包对整体产业结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产业水平影响的分析结果上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一步研究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背景和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承接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外包模式虽然使中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但仍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弱化、环境的承载力降低，过度依赖承接制造业外包已不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9]。而服务外包产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的特点，因此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成为中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2006年开始至今，中国商务部已经扶持了大连、西安、成都、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南、合肥、长沙、广州等18个城市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商务部还发布了《商务部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确定了“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其水平和价值。
纵观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包国主要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仅这三个地区的服务外包产业就占据了全球服务外包总量的95%。其中美国独占约2/3的业务，欧盟和日本合占近1/3。印度、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是中低端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国。以印度为首的亚洲承接国约占据了45%的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爱尔兰和东欧依靠其地缘优势成为欧洲国家服务外包的主要输出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是中高端服务外包的承接地。因此，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见表1）。
就中国而言，所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主要来源于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地。由于日本同中国地理距离较近，并且文化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因此日本仍然是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最大的转移方。根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超过了200亿美元，占整个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的62.5%。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326.2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238.3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了64.5%和65%，同比增速比2010年提高了30和22个百分点。2011年，已有500余家企业的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1000万美元，占全国外包企业总数3%的这500余家企业创造了整个离岸金融外包市场67.6%的收入份额，同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①。
就不同类型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而言，中国软件服务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然而以高端的行业和投资分析为核心的知识流程外包(KPO)则刚刚处于起步阶段。Gartner认为中国国际IT外包业务在2009—2013年年均增长速度有望达到30%，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同期19%的增长速度。根据IDC在2010年的预测，BPO业务在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也将达到31.4%②。
尽管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速度强劲，但是其发展相对于印度、爱尔兰等国家起步晚，在全球市场中所占份额也较低，规模还比较弱小。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可利用后发之势逐步实现服务外包产业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业务方向延伸拓展。
三、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分析
1.中国产业结构现状
配第—克拉克定律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总结了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为主导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然后再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过程。可以从4个方面来理解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1)产业结构顺着第一、二、三产业占优势地位的方向演进；
(2)产业结构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演进；
(3)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攀升；
(4)产业结构从低加工度产业向高加工度产业演进。
本文借鉴周昌林、魏建良(2007)[10]提出的方法来测度产业结构水平：
图1 1982—2010年中国三大产业比重趋势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如图1所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然大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服务业比重仍然低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991—2010年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维持在40%～50%之间，始终处在领先地位。近几年，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都维持在43%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世界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平均比重达到了72.7%，中等收入国家也达到了53.8%，由此可见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尚未赶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
如表2所示，中国三次产业水平系数以及整体产业结构水平系数均呈现上升趋势(极少数年份除外)，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其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整体产业结构水平处在不断优化和升级当中。1991—2010年间，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系数水平从0.69上升到2.60，增长幅度达到了278.29%，年均增长达到了13.91%。此外工业产业水平系数均大于农业、服务业以及整体产业结构水平系数，也就是说工业的生产效率始终高于农业和服务业。这进一步说明了工业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服务业的地位有待提升。以传统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创造的附加值也低，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以传统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发展服务业仍然要以工业为强大的支撑，需要协调二者的关系，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2.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着每一个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国际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不仅促进了接包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发包方的跨国公司为了攫取价值链高端的利润把价值链中低端的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了自身业务的转型。发展中国家正好可以借助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浪潮，将承接软件开发和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服务行业作为新的切入点[11]。接包国在承接服务外包的过程中，技术水平、贸易结构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促使接包国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和升级。
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产品的投入产出状况、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效率，并且通过前后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拉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外包商一般来说都处在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并且都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品牌优势和国际销售渠道，他们通过将价值链中低端的服务环节和流程外包给专业化的服务提供商形成垂直分工链或者水平分工网[12]。无论是垂直还是水平分工的模式，全球外包体系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并且技术创新和管理经验累积的辐射效应也存在着相互交换和演化，使整个价值链环节的附加值都有所提升。与制造业外包相比，国际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软件、银行、保险、人力资源等知识密集型领域，承接服务外包能够更有利于发挥技术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更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其次，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具有一定的产业关联性，这些关联性又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从最初简单的数据输入、软件编程领域逐渐扩展到IT产业、金融、保险、产品开发与设计、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制造业中可以提供的服务中间产品，推动生产向规模经济和更高的效率发展[13]。服务外包不仅能够促使服务业本身实现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型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能够促进与生产性服务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
另外，接包国的人力资源禀赋也得益于承接服务外包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发包前，服务外包的发包方必然会设定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潜在的接包方是否有能力满足其工作需求，因此接包国需要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来吸引发包方的注意。在服务外包中，发包国为了保证服务产品能够满足自身标准和需要，必然会同接包国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等方面进行交流，使接包方的员工能够充分地发挥“干中学”效应，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由此，接包国的人力资源禀赋得到了提升。一般来说，人力资源充裕的行业相对于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较高，更有利于吸引生产要素流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较高的部门，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除此之外，贸易结构的优化也能够促使资源的优化配置，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由于服务具有了可贸易的性质，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从贸易内容来看就是将传统的制成品贸易延伸到了服务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贸易结构。因而服务外包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附加值部分提供了捷径和契机，实现跨越式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离岸服务外包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钱纳里、赛尔昆(1975)[14]的一般通式来研究影响经济结构的因素：
X表示经济结构，Y表示人均收入，N为总人口数，F为净资本流入，T为时间。
为了研究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因此将服务外包额OSS带入到模型中，去掉时间趋势项，将上述半对数模型修改线性模型[9]：
H表示产业结构水平，
表示第i产业的产业水平值，OSS为服务外包额，由于国内缺乏服务外包额的统计数据，因此通过服务贸易出口额中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来衡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本文采取1991—2010年间的数据，利用Eviews 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2.模型实证和结果分析
由于序列均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着不平稳性导致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滞后期选取以AIC准则为标准。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知所有变量的ADF统计量在5%的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通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即所有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将进一步利用Johansen检验来进行协整分析以说明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模型的判定系数接近1，回归系数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服务外包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服务外包对第三产业的产业水平值具有正向作用。服务外包额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业水平值平均提高0.096个百分点。服务外包额对总体产业结构和第二产业产业水平值的影响不显著，笔者认为是因为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逐步推进的，目前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水平较低，仍然以承接价值链中低端的环节为主，因此也只表现为服务业或者产品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的升级，尚未达到拉动第二产业以及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
五、结论
国际服务外包作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新浪潮，从理论上来讲不仅能够使发包国获取更高的附加值，也有利于接包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本文通过对中国近20年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可知，虽然承接服务外包对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对第二产业的产业水平拉动作用不显著。因此，如何提升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水平从而避免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就是我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首先，中国政府现行实施的税收返还、房租减免、人才补贴等服务外包产业政策在服务外包的发展初期的确能够减轻企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容易使企业滋生惰性，对优惠政策产生依赖心理，抑制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制定服务外包产业政策要紧密结合产业发展的趋势，不能仅仅局限于帮助企业降低运营和生产成本，而应该引导企业通过加大科研和市场投入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资质认证、规模经济以及流程改进来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并且可以构建学习型组织，吸收外部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以实现“附属—伙伴—自主”的转型。企业还应该十分注重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以摆脱被跨国公司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陷阱。企业只有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承接到价值链中高端的环节以实现更多的附加值，从而带动中国服务业以及整个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
其次，中国在发展服务外包时应该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输送到服务外包所需行业中，然而目前中国面临着专业技能人才相对供给不足的现状。因此针对发展服务外包需要的普适性人才，政府应该引导职业教育机构设置与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相接轨的课程，进一步加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并且设立健全的人才资格认证体制。另外针对海内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不仅需要政府层面上制定吸引海内外人才回流的政策，企业的薪酬福利体系以及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发展前景也是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法制环境(特别是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健全严密也是影响接包国服务外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一方面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做到诚实守信，自觉遵循国际惯例和规则，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良好的法制环境不仅需要政府的监管，同时需要企业能够自觉维护，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自觉履行合同义务。
此外，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作为中国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的策略之一，一方面能够直接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当服务业逐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引导其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以及提供中间服务产品来推动本国第一、二产业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从而促使整体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外包网http://www.chnsourcing.com.cn/outsourcing-news/article/25344.html.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0-2011)》，第45页、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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