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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各个方面的灵魂。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历史地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哲学的性质和特点
邓小平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哲学有如下一些特点：
1. 邓小平哲学是应用哲学。这是从哲学的类型上说的。应用哲学的特征是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高于具体科学，低于基础哲学。邓小平哲学更注重应用性，更贴切实践和生活。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化为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2.邓小平哲学是价值哲学。从哲学的功能来看，邓小平哲学更注重实效注重人民的功利，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哲学更多地带有价值哲学的特点。
3.邓小平哲学是大众哲学。从哲学的阶级基础来说，邓小平哲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又采用中国广大干部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朴实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哲理。邓小平一再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邓小平哲学正体现了这种为大众所接受、所需要的特点。
二、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
邓小平哲学既是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的纠正和超越。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其共同点或连续性表现在：其一是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带来哲学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299～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其二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在大思路上是一致的，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哲学主要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逻辑；邓小平哲学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其三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同属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们的概念、范畴、原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实践”、“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等范畴和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基本矛盾等原理。其四是理论风格的共同性。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一样，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但是，由于这两种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面临的任务的差异，也给它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相比较，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方面是哲学理论重心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任务不同，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在几个主要的哲学观点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实事求是观上，毛泽东更多地是强调调查研究，把理论付诸实践；而邓小平更多地是强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发展理论。在矛盾观上，毛泽东把斗争性放在首位，强调在同一中把握对立；邓小平则对同一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更多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则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毛泽东强调思想方法的客观性、全面性、科学性，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晚年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形成了狭隘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如夸大意志的作用，崇尚“斗争哲学”，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思维定势，吸收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管理方式的积极成果，使之与我党传统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三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以及加强工作中的“四性”（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求，这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朴素的整体思维走向系统辩证思维，从经验思维走向理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写出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东西，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纠正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没有提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体系（不是指表述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对毛泽东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而不是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哲学体系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需要比较全面的知识积累，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需要提出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建构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需要经受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就郑重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299～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应用哲学即方法论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哲学观点方面，这是我们从他的著作、言论和实践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
1.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除了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观和“再认识”的理论之外，最重要的是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为解决如何使实践活动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主体的目的提供了新的思路。
应该说，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有了实践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某些思想，表现在他谈到实践标准时一再提到要看是否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预想的结果”，同时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去规范和评价人民利益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去规范和评价人们和政党的实践活动。但后来没有很好地加以贯彻，而把所谓政治标准抬到了第一的、绝对的地位，发生了许多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意味着用价值、效果、预期目的去评价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从而也检验了指导这一切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真理性，这样就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了。生产力标准可以说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延伸和补充，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运用。它既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实践标准便于实际操作，又给生产力标准以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并同国家、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这一标准的综合性、客观性，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现代化建设主体的利益需要，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建立在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的基础之上。这事实上是要求我们把长期分开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研究统一起来，贯通起来。
2.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通俗表述，是一种全面的、辩证的发展观。但毛泽东晚年有把“两点论”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产生了主观性、片面性。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践观，特别是强调发展是对立的统一、质变和量变的统一、当前发展和今后持续发展的统一，尤其要求充分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求同存异”兼容思维。他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主张，等等，都是充分利用矛盾的同一性，提倡兼容思维，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邓小平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是把“两点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辩证系统思维。应该说，《矛盾论》在分析矛盾群、分析多种矛盾时已经有了某些系统论思想，但由于科学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那里的系统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两点”、事物简单的“一分为二”，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他特别把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作为一项要求郑重地向全党同志提出来。他强调要注意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如做工作要照顾“左邻右舍”，不能顾此失彼，要调整比例关系，掌握适度原则，注意有序发展，看问题、办事情要从整体出发，从全面出发，等，这些都是系统论思想的体现。
3.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继承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思想
毛泽东曾经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原则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法，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一大贡献。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搞得很清楚，不是集中精力进行体制改革，而是搞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方面恢复了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重申生产力标准是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并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的重要思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的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 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充分论证了生产关系中的体制改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改革的性质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既区别于在原有体制下的适当调整和枝节性的修补，又区别于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既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也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4.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贡献在于，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角度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范畴；并且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互相促进。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其实质就是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即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问题；而且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这就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经验。
5.把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统一起来，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从纵向上看，历史越来越成为“人类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一种是从横向上看，从近代开始，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经济文化的交往和联系越来越密切），两种趋势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两大前提。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当代世界历史的复杂情况，没有说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求生存图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世界历史理论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经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未能解决在当今世界历史中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形势，发挥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尤其如此。因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对外开放，自觉地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发展自己；同时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能丧失自我。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防止受制于人，同时要警惕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正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史和世界史趋势的统一，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他批评有些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就科学地回答了在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崇高的历史使命的前提问题，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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