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蜀 笔走百年——四川文苑世纪索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苑论文,斯文论文,索引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索引一份证词
100年，一个模糊的数字，一个抽象的符号。刚刚过去的百年四川文学却是一部清晰而厚重的历史。在充满动荡而又满怀希望的20世纪，四川文学以磅礴的气势和着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用文体，更用文本为四川历史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证词。
——编者
A
1903年5月，邹容出版了“举国上下无不震动”、“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部宣言书”《革命军》，成为“整个革命派的最早最鲜明的号角”（李泽厚）。
1906年，留学日本东京的曾孝谷、唐濂江发起“春柳戏剧”运动，开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之先声。曾孝谷创作并被搬上舞台的《黑奴吁天录》(1907)，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个创作的剧本”（欧阳予倩）。
1910年始，吴虞成为“成都言新学最先者”，连续发表《家族制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教与吃人》等论文，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胡适），其思想直接影响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憩园》等。
1918年李劼人在成都《晨钟报》发表短篇小说《游园会》，并陆续推出《盗志》、《做人难》等短篇集，以现代白话文表现社会人生问题。
B
1919年，北大学生团体“新潮社”成员康白情以《雪后》、《先生和听差》等诗作跃上诗坛，后结集出版为《草儿》，其风格为“力求解放而不求怪玄奇”（茅盾）；其1920年3月在《少年中国》发表的《新诗之我见》成为“五四”时期“对新诗音节理论建设贡献最大”之文（王永生）。
同年初，郭沫若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牧羊哀话》，借异域题材“寄托”反帝爱国思想；同时开始发表新诗。其后《漂流三部曲》等中长篇小说表现着“身边小说”的特点。
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最能够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郭沫若诗集《女神》出版，体现“本着内心要求”崇尚“天才”和文学的“全与美”的艺术追求。
“创造社”员邓均吾诗歌风格以“清新流丽”而被视为“一个极其真挚的诗人”（郑伯奇）；敬隐渔以小说集《玛丽》而显示出在创作领域“最为活跃”的特点（郑伯奇）。
1922年初，以蜀籍青年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李开先，联络冯至、杨晦等组成“浅草社”，后又以“沉钟社”形式继续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创作，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最久的团体”（鲁迅）。
年底，蒲伯英《阔人的孝道》、《道义之交》等剧作和《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等理论文章，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戏剧重要成果的体现。
1923年，郭沫若诗集《星空》出版，以个人心境方式表现“五四”落潮后时代精神。
1925年，郭沫若首倡“革命文学”，使“五四”文学的“问题”描写转向社会政治斗争的表现。
1926年3月，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成为一种中国现代史剧理论的范本。
1927年，郭沫若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试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的革命创造历程，体现着本世纪初中国文化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至于走向政治革命的共同特征。
本时期，“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陈毅、“狂飙社”员黄鹏基都有诗歌、小说问世。
C
1928年1月，郭沫若诗集《前茅》和《恢复》出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典范之作。是年，“后期创造社”的阳翰笙、李初梨、李一氓、沈起予等蜀籍青年，围绕在郭沫若身边，联合“太阳社”，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为中国30年代文学的巨大浪潮。与鲁迅之间关于“文学与革命”的论战开始。
1929年，巴金发表“愤激小说”《灭亡》、《新生》。
吴芳吉《白屋吴生诗稿》出版。其中的“现代歌行体”《婉容词》(1919)传诵甚为久远，80年代还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遗漏吴芳吉，是一大失误”（姚雪垠）。
1930年，阳翰笙发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并借再版《地泉三部曲》（1932年）机会请人作序，希望“严厉无情地给这本书一个批评”，通过解剖自己达到对“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的清算。阳翰笙的《普罗文艺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等论文所提出的观点，在后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中得到重申。
1931年，巴金在上海《时报》推出《激流》三部曲的《家》，将创作视角转向自己体味最深的封建大家族人生形态，确立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并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归依本土化、和逐渐显示民族化的典范之作。
沙汀、艾芜向鲁迅请教小说创作问题，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发表。艾芜短篇系列发表，后收入《南行记》(1935)；沙汀总结了《法律外的航线》的失误，以《土饼》(1936)、《苦难》、《丁跛公》等表现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生活。
陈铨出版长篇小说《天问》上下册，后又推出《彷徨中的冷静》、《狂飙》等长篇，朱自清在创建“新文学研究纲要”时，专设“陈铨小说”一节。
还珠楼主（李寿民，四川长寿人）发表连载《蜀山剑侠传》，继后以“后传”、“新传”等构成“蜀山系列”，成为现代武侠小说的定型标志。被称为当时“‘四大家’中最早让读者着迷的一家”。后来的白先勇回忆道：“还珠楼主的50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
1933年，周文短篇小说以“西康的兵”为题材的《雪地》引起社会关注，继而又推出《分》、《多产集》等短篇集和中长篇小说《白森镇》、《烟苗季》等，成为左翼青年作家中成绩显著、产量较多的作家。
艾芜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咆哮的许家屯》发表。
1935年，李劼人创作并发表“辛亥革命三部曲”《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在历史题材长篇和“大河小说”体式上进行了试验。
1936年，罗淑短篇《生人妻》发表。
1937年，中国诗歌会成员柳倩描写“一二八”抗日斗争的长诗《震撼大地的一月间》发表。
何其芳散文集《画梦录》因“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而获得《大公报》文艺奖。
郭沫若评论李劼人“辛亥革命三部曲”的长文《中国左拉之待望》发表。
本时期，章泯、孙瑜在戏剧、电影界颇有建树；青年作家刘涟清的小说被鲁迅推荐给国外。
D
1939年，“文协成都分会”成立。老舍、冯玉祥与会，周文、肖军、李劼人等为理事。
1940年，陈铨等“战国策派”形成；陈铨剧作《野玫瑰》(1942)、《蓝蝴蝶》、《金指环》、《黄鹤楼》等，体现着对新型民族性格“力人”的向往和“浪漫悲剧”文学特色（司马长风）。
1941年12月，郭沫若发表《棠棣之花》，继后推出《屈原》、《虎符》、《南冠草》(1943)，成为“战国史剧”创作热潮的源头。
阳翰笙剧作《天国春秋》问世，与《李秀成之死》(1937)等构成“太平天国史剧”的源头。
沙汀创作并发表长篇小说《淘金记》，与其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等显示出鲜明艺术个性和民族化特色。
1942年，艾芜发表长篇连载《故乡》，其短篇《石青嫂子》在艺术上达到完美高度。
“七月诗派”成员杜谷、方然、罗洛、芒甸等在成都创办《平原诗丛》后又以《蚂蚁》、《泥土》、《诗垦地》等，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阵地。
1944年，巴金长篇《憩园》出版，后《寒夜》出版(1946)，体现着其后期艺术风格的鲜明特征。
1945年，何其芳诗集《夜歌》出版。
1947年，陈敬容诗集《交响集》出版，后出版《盈盈集》(1948)。
本时期，肖蔓若、王余杞、李华飞、刘盛亚的小说，沙鸥的诗，以及“晋察冀诗群”中邵子南的诗作、小说、范长江的报告文学等，都产生着较大影响。
E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召开，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随后发表诗歌《新华颂》，与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成为新中国“颂歌文学”的开始。
1951年，毛泽东发动对蜀籍艺术家孙瑜《武训传》的批判；全国范围对刘盛亚小说《再生记》的批判。
1954年，何其芳诗作《回答》发表，与后来郭沫若诗作《骆驼》，体现中国文学转型中的迷惘和探索。
陈其通话剧《万水千山》发表并上演，与李伯钊歌剧《长征》(1950)等体现着“战歌”与“颂歌”主流文学模式。
“森林诗人”傅仇诗集《森林之歌》出版。
1956年，巴金短篇《团圆》发表，后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西南边疆诗人群”梁上泉《喧腾的高原》出版，该群体的雁翼、高缨、孙静轩、张永枚等，构成“出现在一个省区的引人注目的青年诗群”（洪子诚）。
1957年1月，共和国第一家诗歌刊物《星星》创刊于成都。
全国批判流沙河《草木篇》；蜀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发表《电影的锣鼓》并受到批判。
艾芜长篇《百炼成钢》发表于1957年《收获》创刊号。
1959郭沫若剧作《蔡文姬》出版；后又出版《武则天》(1960)。1960年，马识途以短篇《找红军》步入文坛，继后发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61)。
1961年，《红岩》发表。至80年代，共计发行800多万册。
诗人高缨发表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被拍摄为电影。
艾芜短篇集《南行记续篇》出版。李劼人《大波》修改本出版。
陈翔鹤发表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成为60年代初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
1964年6月，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大会发言中，点名批判阳翰笙电影剧作《北国江南》为“大毒草”。阳翰笙另有剧作《三人行》发表(1958)。
1972年，克非长篇小说《春潮急》出版。“就其丰富性和真实性来说，是同类作品中少见的”（郭志刚）。
本时期何其芳、王朝闻、蒋孔阳的文艺理论较有建树。
F
197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四川现代作家选集”、“近作”等丛书，后又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思路。
周克芹出版短篇集《石家兄妹》；同时创作出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山月不知心里事》(1981)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刘心武《班主任》发表。
1978年，沙汀发表长篇《青杠坡》，继后又推出《木鱼山记》、《红石滩》等长篇。
1979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阳翰笙作报告。
曾于60年代发表短篇《古峡迷雾》的童恩正，以短篇《珊瑚岛上的死光》掀起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浪潮。
郑义反思文革的短篇《枫》发表，是“伤痕文学”代表作之一。后发表《远村》(1983)、《老井》(1986)，成为中国当代“西部文学”的代表。
1980年，巴金“讲真话”的“一部大书”《随想录》出版，是“全民族共忏悔”、“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大清扫”的代表作。
1981年，傅天琳诗集《绿色的音符》出版。
1982年，《流沙河诗选》出版，获“1979-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集）一等奖”，其《故园六咏》获“1979-1980全国优秀诗歌奖”。
1983年，以《第三代诗会·题记》为宣言，“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巴蜀新生代诗”形成集群，消解着中国诗坛固有的审美思维模式。
1984年“新边塞诗派”代表杨牧诗集《复活的海》出版。并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集）奖。
1985年，艾芜出版长篇《春天的雾》。创作的短篇收入《南行记新篇》。
1985年，意西泽仁小说《依姆琼琼》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1986年，扬炼诗集《荒魂》出版，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出版。
1992年吉狄马加小说《一个彝人的梦想》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1996年，王火《战争与人》三部曲，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998年张新泉诗集《鸟落民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0年，曾出版短篇集《旧年的血痕》藏族青年作家阿来，以长篇《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魏明伦剧作《变脸》获“中国第六届艺术节大奖”。从《易胆大》、《巴山秀才》等开始，魏明伦“一年一戏”、“一戏一招”并且“连中三元”，获得剧作“八部皆走红”的巨大声誉。
本时期蜀籍理论家张隆溪、刘小枫、徐友渔、王岳川、王一川理论建树颇丰；蜀中学者、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曹顺庆提出“汉语批评”的中国学派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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