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巨灾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以地震风险为例_地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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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风险是人类面临的主要巨灾风险之一，破坏性地震会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统计表明，2000年至2011年我国共发生了140次地震，共计造成473 946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9 587亿元，其中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共计发生了17次地震，造成446 293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8 595亿元。包括地震风险在内的巨灾风险的损失保障在我国已经引起充分重视。2013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从而为解决我国巨灾保险供给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保证。但现有研究表明，巨灾保险市场失灵包括两个方面：巨灾保险供给不足且需求有限(Kunreuther和Pauly，2004；卓志和段胜，2010)。随着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巨灾保险供给不足的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于是，发展巨灾保险的另一个障碍——巨灾保险需求不足的影响——会变得愈发重要。因此，识别影响巨灾保险需求的相关重要因素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相关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需求的形成源自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和保险决策行为。已有文献基于这一视角对巨灾保险需求不足的成因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人们的风险评估具有主观性，并且会根据主观认知而不是风险的客观估计做出保险决策。而巨灾事件的发生频率低、后果严重的特点导致了对巨灾风险的估计不准确且很难达成共识，从而放大了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对其保险决策的影响(Camerer和Weber，1992；Johnson等，1993)。进一步的研究指出，面对巨灾事件，人们倾向于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情感反应来评估风险，即人们会形成自己的风险感知(Slovic，1987，2000)。Loewenstein等(2001)的研究指出，风险感知会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包含非认知的内容。该研究将人们对巨灾风险的感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巨灾发生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客观与主观认知，另一方面是对巨灾的各种情感反应(feelings)。在巨灾应急管理的背景下，巨灾事件导致的人们的情感反应是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李华强等，2009管理世界)。本部分的研究视角与上述研究不同：由于巨灾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探讨居民在巨灾未发生情形下形成的巨灾风险认知对其保险决策的影响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希望隔离情感反应的影响，基本研究设计如下：以破坏性地震的风险与保险为研究对象①，于2011年1月选取了北京、大理、成都三个城市，就居民对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地震发生可能性的认知(即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和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调研。选择上述三个城市作为调查地点的考虑如下：北京近300年内没有发生过破坏性地震，上次破坏性地震是1730年发生的6.5级地震(任振起，1996)；云南大理是地震高发地区，近20年来发生了多次低震级地震，但上次破坏性地震是1925年发生的7级地震②；而四川省汶川县2008年发生7.8级地震，成都有强烈震感。上述调研时间与地点的选择使得我们可以达到以下目标：一是通过不同调研地点的选择可以考察不同地震发生频率与强度背景下居民的地震风险认知和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是否存在差异；二是通过调研时间的适度延后，我们可以在适度隔离情感反应的情形下考察居民的主观风险认知与地震保险购买意愿的关系③。

      本文从风险认知的视角实证考察居民的巨灾保险购买决策，将居民的地震风险认知细分为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和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从而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居民风险认知对其保险需求的影响。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识别风险认知对于居民巨灾保险需求的影响，为我国居民巨灾保险不足的成因提供新的实证证据；二是检验居民的防损行为是否显著地影响了居民对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从而为防损与保险需求的关系研究增添新的实证证据；三是识别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助是否会导致居民地震保险购买行为存在道德风险，该道德风险表现为：在灾后恢复阶段，由于政府直接救助的效果显著而保险保障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居民可能更倾向于相信未来发生地震灾害时会得到政府的救助，进而地震保险购买意愿较低。另外，本文还考察了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为考察影响居民地震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和经济机理，本文将集中从地震风险认知和居民的防损行为两个方面归纳文献进展并提出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地震保险需求的经济和人口因素。

      (一)破坏性地震的风险认知

      经典的风险与保险理论指出，风险评估的对象包括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两个方面(Klugman等，2004)。本文的抽样调查集中考察破坏性地震的风险认知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一方面是研究巨灾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风险事件后果严重程度的影响，从而能够分析居民关于该类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对其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Sunstein(2003)的研究指出，由于巨灾事件引发的恐慌等情绪反应，使得人们更关注巨灾事件的严重后果，从而对于其发生的概率不敏感，即风险的概率认知对于其风险决策影响不明显，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概率忽视(probability neglecting)。Loewenstein等(2001)已经指出，居民对风险事件的情感反应具有短期记忆的特征。与之相关，Shafran(2011)对人们巨灾保险购买行为的实验研究也指出，人们的巨灾保险购买意愿具有短期记忆的特点。例如，1994年的Los Lomas地震发生后，加利福尼亚地区地震投保率上升到33%，而到2008年则下降到12%(Wilkinson，2008)。类似地，2005年的Katrina飓风之后，美国洪水保险计划当年的投保率增加了55%，而到2008年又下降到2005年水平(Michel-Kerjan等，2012)。由于本文适度隔离了情感反应的影响，因此预期居民关于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对于保险购买意愿影响不显著。

      假设

：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对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影响不显著。

      关于风险认知的文献研究指出，个人风险认知的具体、清晰程度对于其保险购买决策具有重要影响。Johnson等(1993)运用实验方法通过航空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的例子分析得出，对于航空风险和疾病风险的具体形象描述使得被调查对象意愿支付的保费提高了一倍以上④。随着居民对地震风险的背景认识(包括居民对所在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地震发生历史的认识等)程度的提高，居民对地震风险将具有更明确的认知。受上述研究的启发，本文进一步探讨地震风险的背景认识对于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是否有显著影响，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

：随着居民对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程度的提高，地震保险购买意愿会显著增加。

      (二)居民的防损行为

      Ehrlich和Becker(1972)关于个人防损、减损行为与保险购买的经典研究指出，防损努力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个人降低其保险需求⑤。后续的一系列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防损行为与保险购买的关系，发现防损行为的加强可能导致更高的保险需求。其中，De Meza和Webb(2001)论证了风险厌恶程度高的消费者倾向于付出更高的防损努力并购买更多的保险。Huang等(2010)的研究也指出，相对于过度自信的消费者，理性的消费者倾向于付出更高的防损努力并购买更多的保险。由此，本文提出下述待检验假设：

      假设

：居民的防损行为会显著正向影响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

      三、数据与基本统计量

      (一)变量的度量

      1.地震保险需求

      由于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还未真正推出，本文用抽样调查中被调查者对“是否愿意为您的房产投保”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其对地震保险的需求。

      2.地震风险认知

      地震风险认知包含两个部分：对风险发生概率的认识和对风险严重程度的认识。本文研究对象是居民对破坏性地震(六级以上)的风险认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度量指标包括：“对所在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是否了解”、“对所在城市地震发生历史是否了解”；(2)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度量指标为“破坏性地震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3.地震风险防范行为

      有许多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地震防范行为，例如房屋购买时是否考虑了房屋的防震性能、在房屋改造或者装修过程中是否考虑防震效果等。考虑到后者是居民更普遍面临的决策问题，本文在调查问卷中选择它来度量居民的地震风险防范行为。

      4.控制变量

      为控制北京、成都、大理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调研包含了居民的以下信息：(1)居民所处的年龄段；(2)居民的收入水平；(3)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考虑到居民的已有保险购买行为可能会对其地震保险需求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已有的保险购买差异的影响，调研中包含了以下两种保险购买信息：(4)是否购买了家庭财产保险；(5)是否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收集采取电话调查的形式，委托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于2011年2月15～28日对北京、大理、成都三个城市进行了调研。在问卷正式调查之前，我们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后，形成了最终的调查问卷。问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调查的目的，调查对象设定为25岁以上的家庭户主。调研收回了706份有效问卷，其中北京303份，大理201份，成都202份。

      (三)基本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可以看出，居民对于地震保险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兴趣，愿意购买的比例达到72.9%；同时居民认为地震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高，认为有可能发生的比例达到76.5%；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背景知识的关注程度也较高，分别有74.8%和76.5%的居民表示关注居住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状况和居住所在地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历史(包括不了解和了解两个选项)；另外居民也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地震风险防范行为，55.4%的居民表示在房屋装修与改造过程中考虑了抗震效果。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汶川大地震后被调查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关注程度较高，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推行与地震保险相关的巨灾保险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背景知识的认知程度还有待提高，只有20.8%的居民了解居住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状况，23.8%的居民了解居住所在地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历史。

      表1还显示，被调查户主的性别构成为男性占65.3%，女性占34.7%；在年龄分布上，25～34岁的户主占59.4%，35～44岁占27.5%，45～54岁占10.1%，55岁以上占3.0%；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看，初中及以下占8.2%，高中(中专/职高)占18.7%，大专占21.1%，本科及以上占52.0%。上述被调查户主的人口与受教育水平的结构比较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抽样的可靠性。为控制居民的保险购买行为对于地震保险需求的可能影响，本研究进一步调查了居民的相关保险购买行为，样本显示分别有10.1%和42.1%的居民购买了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地震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计量模型

      本文用Probit模型考察地震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公式如下：

      

      式中，Pr(insure=1)表示居民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的概率，cog表示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认知指标，protect为居民是否采取风险防范行为的指标，包括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和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

代表相关的控制变量和识别变量，其中控制变量包括居民所在地、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财产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与否等。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由于上述Probit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为分类变量，本文运用虚拟变量方法对上述各分类变量进行赋值，基准情形取为：居民所在地为北京、未关注地震断裂带分布、未关注所在地区的破坏性地震的发生历史、认为破坏性地震不可能发生、不了解房屋的抗震级别、年龄为25～34岁、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收入3 000元以下。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各模型的估计均控制了居民所在地的影响。模型(1)单独针对居民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已有的保险购买行为，对地震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了Probit回归，回归的虚拟判定系数(Pseudo

)为0.113 8，表明居民的人口特征和已有保险购买行为对于其地震保险需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居民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了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随着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在增强；与25～34岁的年轻人相比，35～44岁和55岁以上的人群的地震保险购买意愿显著降低，可能的解释是生命周期的影响，即35～44岁的人群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而55岁以上的人群则面临着为退休做储蓄的压力，此时对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可能降低。进一步，我们在模型(2)中考察了居民的风险认知对于其地震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可以看出，居民的风险认知因素的加入明显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Probit回归虚拟判定系数上升为0.188 0，其中，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显著提高了其保险购买意愿；但居民关于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对于其保险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最后在模型(3)我们加入了居民的防损行为指标，发现模型的解释力继续提高，虚拟判定系数上升到0.223 3，并且居民的地震风险防范行为的实施显著增强了其保险购买意愿。

      

      1.风险认知的影响

      由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居民关于地震风险的不同类型的认知对于其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不同。其中，居民关于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未显著影响其保险购买意愿，本文的假设H[,i]成立。而关于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强居民的地震保险购买意愿。由模型3的估计结果，与不关注居住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状况的居民相比，表示关注居住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状况的居民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的概率增加了14%～20%(不了解和了解的居民的意愿购买概率分别增加了14.15%和19.95%)；关注居住所在地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历史的居民的购买意愿提升了12%～13%(不了解和了解的居民的意愿购买概率分别增加了12.47%和12.01%)⑥。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H[，2]成立。本文的上述发现深化了关于风险认知对于保险购买影响的理解。

      在分析了上述风险认知的影响后，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地震事件的发生是如何改变居民的风险认知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地震事件的发生会如何影响居民的保险购买行为。表3和表4描述了三地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认知情况，其中汶川大地震对于成都居民具有直接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对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程度较低，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了解这些信息的均不足30%。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中，成都居民选择“从未关注过”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北京和大理的居民；选择“了解”的比例均高于北京和大理的居民。本文进一步运用Wilcoxen秩和检验对三城市居民选择的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对于“是否了解居住城市地震断裂带分布状况”这一问题，北京、成都和大理居民的回答两两之间均显著不同⑦。对于“是否了解居住所在地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历史”这一问题，成都居民的回答显著不同于北京和大理居民，而北京和大理居民没有显著差异⑧。上述结果表明，与北京和大理居民相比，近期地震事件的发生显著地提高了成都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程度。

      各城市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的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认为破坏性地震事件很可能发生的比例在15%～30%之间，表明居民对地震风险表示出了一定的担心。我们还可以看出，对于破坏性地震发生可能性的认识，成都居民明显高于北京和大理。Wilcoxen秩和检验结果表明，成都居民对于地震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认知显著不同于北京和大理居民，而北京和大理居民没有显著差异⑨。成都居民因位2008年经历了汶川大地震；而北京居民近300年来没有经历过破坏性地震；大理虽然地震多发，但上次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为1925年，距今已有88年。因此，对各地居民在地震风险概率认知方面出现的显著差异的可能解释是：成都居民经历过破坏性地震事件，而北京和大理居民未经历过。需要指出的是，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来看，成都处于北京和大理之间，因此，上述地震风险概率认知方面的差异难以由居民的收入水平或受教育水平来解释，而更多地还是来自是否经历过破坏性地震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破坏性地震事件的发生显著地提高了居民对于地震风险发生的概率判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破坏性地震事件的发生显著地提高了居民对于地震风险的认知，也进而会提高居民对于地震保险的需求。

      2.居民防损行为的影响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还显示，实施风险防范行动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保险购买意愿。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房屋装修与改造过程中，考虑抗震效果的居民与未考虑的相比，地震保险购买意愿增强了19.20%，由此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成立。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在面对地震这一巨灾风险时，其防损行动和保险购买具有正相关性。理论研究指出，风险厌恶程度更高或者更理性的消费者(De Meza和Webb，2001；Huang等，2010)更倾向于同时采取防损行动和保险购买，但对于地震风险，到底是何种类型的居民更倾向于同时采取防损行动和保险购买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为分析破坏性地震事件的发生对于居民防损行为的影响，我们给出三地居民对于地震风险防范行为的统计结果，见表5。

      

      表5的数据显示，在房屋装修与改造过程中，成都居民为防范地震风险做出努力的比例最高，大理与北京的比例依次下降，但三地居民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区别，考虑了防震效果的比例在54%～57%之间。Wilcoxen秩和检验也表明，成都居民的防范行为与其他两城市居民没有显著区别⑩。这一结果表明破坏性地震事件的发生并未显著地改变居民的防损行为，与居民风险认知的显著变动情形不同。

      3.居民个体特征的影响

      居民的部分个体特征也显著影响了其保险购买意愿。Probit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更强。与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的居民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的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的概率增加值超过18.80%，且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越强，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居民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的概率增加了33.37%。与25～34岁的年轻人相比，更高年龄的居民倾向于少购买保险，其中35～44岁的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显著降低：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的概率下降了9.50%，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居民生命周期的影响：35～44岁的人群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另外，虽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倾向于购买保险，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4.灾后救助的影响

      在控制了相关影响因素后，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与其他两个城市的居民相比，成都居民具有更低的保险购买意愿，与北京居民相比其愿意购买地震保险的概率下降了9.97%，而大理与北京则没有显著区别。这一地区虚拟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居民的个体特征、风险认知、防损行为和其他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后，仍有未识别的因素使得成都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显著地低于北京和大理。我们注意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具有一个重要特征：与政府直接救助的显著效果相比较，保险保障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相对于汶川大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为8 451亿元，保险业的赔付仅为16.6亿元(11)。因此上述未识别的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反映了灾后救助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与未经历破坏性地震事件的北京和大理居民相比，经历灾后救援的成都居民更倾向于相信未来发生地震灾害时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救助，而不是通过保险获得补偿，从而更不愿意购买地震保险。

      本文根据2011年2月对北京、成都和大理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研究了我国居民在地震风险感知和地震保险需求等方面的特征，从风险认知的视角初步探析了地震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包括地震风险在内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结果主要包括：

      (1)居民不同类型的地震风险认知对地震保险需求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地震风险的背景认知显著地正向影响了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对地震风险的概率认知则对保险购买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破坏性地震的发生显著地提高了居民的风险认知程度，从而导致其保险购买意愿的增强。

      (2)实施了防损措施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保险购买意愿，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显著增加保险购买意愿，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还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3)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购买地震保险。年龄对于居民的地震保险购买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4)在控制了居民个体特征、风险认知、防损行为和其他保险购买行为后，受到汶川大地震影响的成都居民的地震保险的购买意愿显著地低于北京和大理居民。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灾后救助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阶段，相对于政府直接救助的显著效果，保险保障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从而导致灾后的成都居民更倾向于相信未来发生地震灾害时会得到政府的救助，而不愿意购买地震保险。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1)由于居民的地震保险需求受到风险认知程度的显著影响，而目前居民的地震风险的认知程度还较低，因此政府应通过包括风险教育、风险沟通等多种方式，改进居民对地震风险的认知，这样会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地震保险购买意愿，为包括地震保险在内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实施提供支持。

      (2)地震救灾政策会影响居民的地震保险需求：汶川地震后政府采取的卓有成效的直接救助行动和保险保障发挥的微弱作用的对比使得灾后居民的地震保险购买意愿较低，从而可能导致对于政府救灾更加依赖，政府在规划整体的巨灾保障制度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现象。

      (3)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居民的保险购买意愿，使得其形成更客观的保险购买行为，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来增强居民的地震保险购买意愿。

      ①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破坏性地震定义为6级以上的地震。

      ②详细信息见大理州防震减灾网，http://www.eqdali.com/main/home/ns.php?nowmenuid=15.

      ③Loewenstein等(2001)已经指出居民对于风险事件的情感反应具有短期记忆的特征，本文将调研时间选择在2011年1月，距离汶川地震已经超过2年7个月，从而可以适度隔离居民情感反应的影响。

      ④当人们被告知航空保险的保障包含恐怖主义袭击风险时比被告知包含所有的可能风险时愿意支付更多的保费。

      ⑤该研究将“防损”定义为降低风险事故发生概率的行为，而“减损”为有助于减少风险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的行为。

      ⑥上述结果显示，不了解地震风险背景知识的居民比了解的居民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虽然差别并不显著)，对此结果的一个解释是人们对于巨灾风险表现出不明确厌恶(ambiguity aversion)的特征，这一解释最初由Kunruether等(1993)在研究人们对于巨灾事件的反应时所提出：人们对于巨灾事件的认识越不清晰，其关于该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意味着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地震保险。

      ⑦北京和成都居民、北京和大理居民、成都和大理居民关于地震断裂带认知的Wilcoxen秩和检验的概率值分别为0.000 1、0.001 9、0.000 1.

      ⑧北京和成都居民、北京和大理居民、成都和大理居民关于地震发生历史认知的Wilcoxen秩和检验的概率值分别为0.001 7、0.540 7、0.000 5.

      ⑨北京和成都居民、北京和大理居民、成都和大理居民关于地震发生可能性认知的Wilcoxen秩和检验的概率值分别为0.000 1、0.240 8、0.000 0.

      ⑩北京和成都居民、北京和大理居民、成都和大理居民关于地震防范行为的Wilcoxen秩和检验的概率值分别为0.583 9、0.865 4、0.730 3.

      (11)上述数据分别源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G50nIa6Syn09-uYZAVrmecpEk218oklFEqBiSk0VEBGAWxyAEt4iP2eukeTGLUfWg3lNgPI-dDEqhmshJJlq和保监会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9-05/11/content13111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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