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变化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孙中山论文,冯玉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执掌北洋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倒台。应冯玉祥国民军和段祺瑞、张作霖皖奉军阀等反直派的邀请，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颇为重视。但是，北上期间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是如何认识评价的？这种认识对孙中山北上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似未引起关注。实际上，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故决定到北京“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认识变化，无疑是孙中山对当时北方政局客观形势急剧变化的折射反映，也凸显了孙中山联合军阀打军阀策略的最后失败，从而使他更坚定了沿途北上唤醒民众、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本文拟就此进行考析。
一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至11月上旬，孙中山认为这次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注：《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页。）但是，北京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于是决定去北京造成革命的基础，筹划中央革命。
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之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固然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爱国民主思想，是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争权夺利的严重冲突，也是由于段祺瑞皖系军阀、张作霖奉系军阀对冯玉祥的极力拉拢。另外，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冯、胡、孙的联络工作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历史上都有过爱国民主的进步表现，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过联系。冯玉祥辛亥革命以来参加过滦州起义、反对帝制、讨伐张勋，响应过护法战争。胡景翼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起义于陕西耀州，后东渡日本，入孙中山主办的军事学校——“浩然庐”中学习兵法。护法战争中他即起响应，在陕西三原独立，与于右任共同揭起“靖国军”旗帜；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滦州起义、讨袁战争。
尤其是冯玉祥，与孙中山早就有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护法运动中，冯玉祥在湖北武穴停兵不进，并于2月14日、18日先后两次通电主和。（注：《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三户印书社印行（作者和出版年代不详），第56-60页。又及：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9页所说“我在1月14日和18日发了两个通电”，时间有误，1月应为2月。）孙中山于3月4日致函冯玉祥，对其“热诚护法，努力救国”表示赞佩。（注：《致冯玉祥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72页。）1920年7月，冯玉祥率部驻扎汉口后，曾致书孙中山表示敬慕之情，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注：孙嘉会：《冯玉祥小传》，北平戊辰学社，1933年再版，第60页。）孙中山接信后，密派徐谦、钮永键执其亲笔函于9月底到汉口会见冯玉祥，表示慰问，使冯“很是兴奋感激”。随后，冯玉祥派其秘书任佑民去广东回访孙中山，并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时，他“当然无不尽力以赴”。（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3页。）
1922年起，一些国民党人多次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冯玉祥、胡景翼以实行“中央革命”（亦称“北方革命”）的计划。1922年，国民党北方特派员王用宾回到广东向孙中山提出“北伐非北军自伐，革命非中央革命不可”的意见，“极蒙赞成”。（注：《王用宾1933年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的说明》，转引自董安邦：《1924年孙中山为什么北上》，《民国春秋》1989年第1期，第32页。）同年马伯援奉孙中山命赴陕西访冯玉祥、胡景翼时，曾“谈冯胡合作，实行北方革命计划”。（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页。）1923年10月，马伯援到广州向孙中山力陈“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即指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军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表示：“你的计划，有许多可行的”，并请马伯援和徐谦“从速着手”此事之进行。（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是年12月，马伯援再度赴北京访问冯玉祥，告以孙中山对其的殷切期望，冯玉祥当即表示：“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即徐谦）。”（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2-33页。）1924年1月，孙中山派孔祥熙将其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赠送给冯玉祥，冯“环诵之余，见建国之方井然。因与胡笠僧（即胡景翼）、孙禹行（即孙岳）二友共作深刻研究，思有以实现之。”（注：《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孙中山派遣众多国民党人赴北方做冯、胡、孙的工作。徐谦、王正廷经常与冯玉祥见面，往来至密，并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相识，经常谈论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冯“得到许多新的认识”。（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8页。）于右任、焦易堂、刘允丞（守中）等赴胡景翼处，张继、李石曾、王法勤等赴孙岳处，分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带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注：鹿钟麟：《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153页。）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19日，孙中山正式委任“张继、王用宾、刘守中、续桐溪、焦易堂为军事委员”，（注：《任命张继等职务令》，《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09页。）联络北方军事。次日，孙中山“特派徐谦为冯军慰问使，续桐溪为陕军慰问使，王用宾为直军慰问使。”（注：《特派徐谦等职务令》，《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10页。）还于18日致函刘允丞，命其争取陕军支持北伐。（注：《致刘守中函》，《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04-205页。）于是，胡景翼即派刘允丞到上海，与于右任商量反曹锟、吴佩孚的计划。
可见，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工作对发动北京政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北京政变爆发后，孙中山也多次公开承认国民党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影响。11月12日，他在广州各界欢送会上说道：“这次推倒曹、吴的原动力，本来是革命党首先筹划的，其他各军队都是临时响应的。”（注：《在广州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308页。）11月25日，他在日本神户欢迎会上又指出：“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但是，直到北京政变前夕，孙中山对于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能够马上发动“中央革命”的可能性还是估计不足的，对北方国民党人关于中央革命的情报不大相信。他自己坦言：北京政变“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北京政变之初，孙中山认为这次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注：《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5页。）但是，北京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决定去北京造成革命的基础，筹划中央革命。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暧昧举动的事实基础之上的。
其一，冯玉祥采取仍由曹锟政府暂维现状的作法。冯玉祥虽然囚禁了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除他，也没有立即解散颜惠庆内阁，而是采取了“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企图用曹锟来压制吴佩孚和直系各督，并拟由现政府促成解决国是会议的召开。
其二，通电迎请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冯玉祥原想政府暂时维持现状，借曹锟以压制吴佩孚及直系各督。但是吴佩孚却于10月25日通电声明曹锟所下停战等命令为冯玉祥所“捏造”，并宣称“奉元首密使传谕便宜行事，贯彻戡乱”，（注：无聊子：《北京政变记》，上海共和书局，1924年。见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0页。）号召各方响应。同时率部万余人回师天津，准备进攻北京。直系将领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等纷纷通电讨冯，并派兵北上援吴。面对直系的挑战，冯玉祥等决定请段祺瑞出山，借段之影响促成山东郑士琦、山西阎锡山出兵阻截直系援军北上。
其三，直到10月31日止，冯玉祥国民军方面未有单独邀请孙中山北上的专电。
根据上述事实，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11月3日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指出：“现在就发生事变时候的情形而论，可以决定是我们同志的筹划。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党之手，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不过经过这次事变之后，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确是有军队来欢迎革命主义的。”“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个革命的基础。”“从今以后，只［要］有人在北京筹划中央革命，一定可以望天天进步。这次虽然不能造成一个中央革命，以后进步，可以望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中央革命”；“可以推测彻底的革命，一定可以在北京发生。因为有这种希望，所以我为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去北京。”（注：《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5-266页。）
二
11月上旬至中旬初，孙中山改变了对北京政变的看法，认为北京政变是“革命的事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注：《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8页。）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
孙中山的这种认识变化，主要是基于冯玉祥国民军所采取的一系列进步举动。10月底至11月上旬，冯玉祥国民军在直、皖、奉各派军阀势力的压迫下势危力孤，为摆脱困境，采取了联合孙中山以制衡各派军阀的策略，始有种种倾向进步的举动：
其一，逼迫曹锟退位，成立具有国民党影响色彩的黄郛摄政内阁。1924年10月31日，由曹锟下令改组内阁，特任黄郛兼代国务总理和交通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11月2日，曹锟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此后，黄郛以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名义相继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
黄郛摄政内阁是冯玉祥为了对付段祺瑞、张作霖联盟并加强自己的声势和地位，采取联合孙中山以与段祺瑞、张作霖联盟相抗衡而建立的具有国民党影响色彩的内阁。内阁总理黄郛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曾与陈英士、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以致后来孙中山北上后，1925年1月20日蒋介石致信黄郛，请其全力侍疾孙中山。（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9册，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本，第11页。）阁员李烈钧、李书城是著名的国民党活动家。王正廷早期为国民党“奋斗多年，具有光荣之历史”。（注：《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第82页。）张耀曾则是“辛亥旧识”。（注：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第203页。）因之，李烈钧评价道：“综观此次内阁，可谓已国民党化。”（注：《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第82页。）
其二，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铲除帝制复辟祸根。黄郛摄政内阁成立后，立即做了一件具有进步意义的大事，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于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从此清室小朝廷消灭，铲除了帝制复辟祸根。随后，又组成了以李石曾为委员长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和保管。
其三，急切真诚地邀请孙中山北上。当时，国民军与奉系军阀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军乘直系军阀溃败之际于11月3日占领天津，11月5日进占保定，基本上控制了京、津、保定等国家精华命脉之地，占有直隶，并收编了大量直系军队。张作霖对冯玉祥抢夺反直战争的胜利果实极度嫉恨。他不让奉系阁员王永江、王乃斌赴京就职，以示对黄郛内阁的抗议。也不顾原与冯玉祥曾经达成的“奉军不入关”的协约，大批奉军入关，11月5日疾抵天津。同时与皖系紧密勾结，拥戴段祺瑞出山执政。国民军面临实力强大的奉军的严重威胁，面临段、张联盟以制冯的不利境地。据此，冯玉祥采取了联合孙中山，以与段、张联盟相抗衡的策略。从11月1日起，他以十分急切的心情积极敦促孙中山北上，相继在1日、4日、6日、8日多次专电邀请孙中山，并于7日派马伯援南下迎孙，请其速驾北京。
鉴于冯玉祥成立黄郛摄政内阁、驱逐溥仪出宫和倾向国民党的种种表示，使北京政变具有了进步意义，孙中山遂改变了对北京政变的看法，并决意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他对冯玉祥国民军的邀请电及时回复，并对其进步举动予以赞扬和勉励。11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中指出：“他们这次能够发动中央革命，便可证明革命在北京已经有了力量，这次虽然没有彻底成功，但可相信革命在北京有可以运动的余地，北京可以做革命的好地盘。”“大家聚精会神都把力量集中到北京，将来自然有机会把革命得到彻底的成功。这次北京的变动，不过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告成功的。”“所以我这回为革命前途计，便不能不到北京去筹备。”（注：《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308页。）
当时，孙中山对于去北京实现“中央革命”的计划踌躇满志。11月10日，他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国民党“一大”政纲及其内外政策，采纳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提出的“国民会议”（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的政治主张，宣称国民党“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一旦“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注：《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7-298页。）又据黄季陆的回忆录所讲，他于“11月初旬的一天”晋见孙中山时，孙中山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北方的同志推翻了曹吴军阀，国家又呈露出一个统一建设的机会，我这次北上要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国家的独立；要把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纲提到国民大会予以通过，来重奠国民革命的基础。”因为“宣言政纲现在只是本党所决定的，是我们一党的宣言政纲，实行的责任只在我们一个党，经国民会议通过之后，便成为全国国民的政纲了，全国国民便都有责任来实行，这就是重奠国民革命基础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的意义。”（注：黄季陆：《国父逝世前后——纪念国父逝世四十周年》，见《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第3-4页。）
11月13日，孙中山正是怀着这种实现“中央革命”、扩大国民革命基础的宏图伟略而离粤北上的。
三
11月中下旬，正当孙中山从广州北上至上海、日本途中，北方政局急转直下。孙中山据此又改变了对北京政变的看法，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但是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故决定到北京，“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337页。）
北京政变后，当时北方出现了国民军、奉系、皖系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均以反直胜利派出现，势锋正胜，明争暗斗染指中枢；南方长江流域是直系势力，虽然新近战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实力不可低估；广东是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的革命势力，举起了国民革命的旗帜，逐渐为人民群众所向往，但是处境极为艰难，广东境内还未统一，加之又偏踞边陲一隅，虽然有共同反直之举可共谋善后，但毕竟势单力薄。北方政局的逆转，主要是国、奉、皖、直各实力派的实力较量以及它们之间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
11月中旬，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天津会议的召开，北方政局开始急转直下。段祺瑞早有东山再起，重掌政权的野心。皖系支持其上台，自不待言。国民军是主张段祺瑞主军、孙中山主政。奉系则极力排拒孙中山、拥护段祺瑞，坚持“收拾时局，舍上元（指段祺瑞）外，别无其人”。（注：《杨宇霆致姚震信稿》，见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印刷本，第195页。）长江流域直系各督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当然不愿中央政权落到与己敌对的冯玉祥、张作霖手中，更不愿让孙中山出掌政权，而宁愿让没有军事实力对其又无危险的段祺瑞上台，借段图存。段祺瑞受到国、皖、奉、直各方的一致拥戴，决定东山再起，并企图在孙中山北上到京之前出掌政权，他一再催促冯玉祥、张作霖到天津共商时局。冯玉祥原拟待孙中山北上到天津后再前往，无奈段祺瑞“速来数电”（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2页。）邀请，并于11月9日派罗开榜等人到北京催促，冯遂不得不于当日起程赴津。
天津会议期间空气紧张，阴云密布。11月10日晚，奉军在北仓将冯玉祥以收缴直军武器装备的两个混成旅缴械，11日又在天津将国民军由收编直军而新成立的两个师全部包围缴械。18日，李景林就任直隶保安司令。于是，奉军从国民军手中强取了天津、直隶。此时，冯玉祥建立的具有国民党影响色彩的黄郛摄政内阁不仅遭到皖、奉军阀的反对，而且不为直系军阀和帝国主义所承认。11月13日，齐燮元在南京召集直系苏、浙、闽、皖、赣、鄂、豫、陕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联名通电声称：“现因中央政府中断，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受。”（注：《公电：齐燮元等通电》，《申报》1924年11月15日。）这实际上是否认黄郛摄政内阁。北京各国列强公使也对黄郛摄政内阁抱极冷淡态度，当黄郛摄政内阁柬邀宴请各国驻京使节时，除苏联外各国公使一致拒绝，黄郛乃自动取消宴会。
面临奉军的武力威胁，以及皖、奉、直系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冯玉祥被迫妥协与皖、奉共同迅速解决政权问题。他不敢坚持自己早就提出的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和新政府采取委员制的主张，而对段祺瑞、张作霖的建议唯唯喏喏。天津会议终于达成协议：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同时宣布解散黄郛摄政内阁。11月15日冯玉祥附和张作霖、卢永祥等人联名通电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22日段祺瑞偕冯玉祥、张学良等人离津入京，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这样，中央政权终于落到以皖、奉军阀为主干的段祺瑞手中，孙中山国民党人被排斥于中枢之外，政权的反动性质如同曹锟直系政权一样，北京政变失败了。冯玉祥感叹道：“首都革命的最初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是，除给曹、吴军阀一个致命打击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为私人势力的合作之下断送了！”（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6页。）通过天津会议，他深感局面日非，大势已去，限于自身力量难所作为，不得已而趋消极。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之日，冯即通电辞职，匿迹京郊西山。
北方政局逆转变化之时，孙中山正从广州北上至上海、日本。当他了解北方情况后，又改变了对北京政变的看法。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对北京政变称之为“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5页。）11月25日，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随着北京政变的失败，黄郛摄政内阁取消，以皖奉军阀为主干的段祺瑞中央政权的建立，孙中山国民党人拟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实现“中央革命”的设想当然无从实施了。但是，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变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从而更加坚定了沿途北上唤醒民众、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指出：曹吴失败后，“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我这次“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332页。）
孙中山高举“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两面旗帜，沿途呐喊，唤醒民众。在北上的过程中，他抓紧一切时机，无论在寓所内、宴会上，还是在车船中、码头车站内，尽自己最大的热情，广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和目的。
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目前中国问题之唯一办法”。（注：《中山先生之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3日。）他反复强调：“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经有组织的团体，举出代表来出席国民会议，大家商量，解决国事。”“我们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这种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最近的主张。”“我这次的行动，就是为求达到这个目的，去开国民会议。”（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368页。）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慨然疾呼：许多记者“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9页。）“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页。）“期待着国家独立的实现和全世界对于中华民国的国际平等的承认。”（注：《与高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3页。）
孙中山在自己奔走疾呼的同时，号召新闻记者、留日学生、各民众团体广泛宣传、参与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指出：“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他在长崎号召中国留日学生代表“除了对日本人宣传之外，还要对海外各处留学生联络，成立一个国外学生联合总会，一致打电报，来赞成国民会议。对国内的家属朋友，也是一样联络起来。全体一致打电报，力争要开国民会议。”（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1页。）另外，为使“内地交通不便”的广大民众“均得了解国民会议之真意”，孙中山又“特派同志分赴各地宣传”。（注：《致各省各公署等组织通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9页。）他先后委派各省宣传委员32人分赴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奉天、吉林、内蒙、绥远等北方13省区从事宣传。（注：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台湾1969年版，第1169-1170页。）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全国范围的拥护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得以充分发动起来，国民党的影响得以迅速扩展于北方，从而使孙中山的北上不同于1912年和1919年的两度南北议和，而成为一次革命的、不妥协的北上，从而使孙中山的北上成为规模空前的唤起民众的大宣传、大发动，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从广东一隅向北方和全国发展，从政治上、组织上和群众基础上推动了1925年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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