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亚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其安全利益的国外部分主要在亚太地区内体现。考察跨世纪秩序更迭时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首先必须估量战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形势以及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一、美、日、中三角关系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环境
亚太地区在冷战结束前就出现多极化的趋势，美、日、中、苏各方围绕经济贸易、武器扩散和军备控制、安全合作机制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印支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纵横捭阖，既有相互借重、合作，也存在矛盾和斗争。冷战后，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继承国，力量削弱，东盟扩大并崛起正成为独立力量，积极参与亚太事务。90年代以来，美、日、中、俄和东盟“四国五方”的相互关系和政策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全局产生影响。
美国认识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采取各种手段更多地参与亚太事务，维护和加强其主导地位。军事上要在亚太保持10万大军，加强冷战时期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经济上加强与亚太国家合作，积极开拓亚太市场。亚太地区已超过欧洲成为美国海外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继续把日本作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伙伴，同时也视日本为重要的竞争对手。一方面，美国容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鼓励日本进行适度武装，加强美日军事同盟，把日本作为配合美国控制亚太地区事务的伙伴；另一方面，美国要求日本从重商主义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认为美日经济贸易摩擦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因政治军事关系的加强而放弃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美国对日本在亚太地区谋求排斥美国的主导权以及军事自主性的增强怀有戒心，美国对日政策中制约日本的因素始终存在。美国视中国为亚太的大国，中国的高速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市场对美国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国面临要处理的许多全球性和亚太地区性的事务需要与中国合作。同时美国又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取得支配地位的阻碍。美国也重视俄罗斯在亚太的影响以及东盟的崛起，但尚未列入美国亚太政策的重点。
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冷战后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希望在亚太地区取得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主导权。日本实施其大国战略过程中需要得到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但是日本认识到要如冷战时期那样在美国庇护下受益已不可能也不可取，因此正悄悄改变对美政策，在维护日美军事同盟的架构中，谋求政治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外交上除了维系日美特殊关系外，还要发展日中关系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经济上除维持日美相互依存的利益外，更敢于同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竞争，在关于日美经贸框架谈判中坚持日本的利益。冷战后，日本还面临着经济上高速发展、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由于地缘的接近和经济上的互补，日本希望在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中得到最大的利益，政治上可倚重中国以平衡美国。但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同对美国一样存在两面性，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要削弱中国的竞争能力和制约中国的高速发展。
俄罗斯由于目前的困难在亚太地区大国中属于最弱的一员。当前俄罗斯外交重点在于独联体邻国和西方（美欧）。虽然近年来俄罗斯加强了对亚太事务的介入，加强同中国、朝鲜的关系，但俄目前的东方政策作为恢复大国地位的举措，投入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西方政策过分倾斜的平衡物。俄在亚太地区保留强大的军事存在，希望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与亚太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以保持俄东部的稳定和良好的安全环境。俄中关系正常化和合作的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俄日关系由于北方四岛问题难有大的突破，但也不会恶化；俄发展同朝鲜的关系，恢复在朝鲜北南双方的影响，保持平衡。美、日、中在冷战后已不把俄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视为直接的威胁，希望俄国政治经济形势趋向稳定，对俄国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甚为担心。俄国目前的困难是深刻的，但不会是长久的。若干年后，随着俄国经济恢复和政局稳定，必定会成为在亚太地区有巨大影响的国家，俄国同其他大国关系会得到调整，建立起新的平衡。东盟的发展，在亚太地区成为一支不依附大国的独立力量已是现实。
亚太地区“四国五方”关系构成了亚太多极格局的大体框架。目前由于东盟的作用侧重于东南亚和俄罗斯的外交重点在独联体和西方，现实的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以美、日、中三角为核心。30年来美、日、中关系尽管不时出现曲折和动荡，但和平与合作的基础始终是主流，得到三国政府的共同维护。这种三角关系的基础是：1.美、日、中三方是亚太事务的主角，相互关系会对亚太局势产生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亚太经济合作能否取得进展，和平与稳定能否保持，都取决于三角关系的状况。2.三角的三个双边关系都含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重性，已不再是冷战时期那样两者联合对抗第三方。相互间不是以对抗为主，相互合作是主流。3.三角的三个双边还相互连动。每一个双边关系的调整都要影响到第三方。目前美、日、中三角关系不是等边的。论实力，美国是超级大国，日本是经济大国，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三者的综合国力也有差别。论关系，日美关系显然比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处于相对疏远的位置上。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这种不等边的状况可能会逐渐变化，但方向尚难确定。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最弱一方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与美日的国力差距渐趋缩小；由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亚太奉行全方位外交，对美中奉行大体的等距离政策；中国与美日关系进一步调整，建立良性的合作竞争关系。这些因素将促使美、日、中三角逐渐向等边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显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和平与稳定，也符合美、日、中在三方的利益。另一种可能性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推进，美日出于共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联手制华，使美中、日中关系拉远。
从亚太地区冷战后的基本潮流和三方的基本利益来看，美、日、中三角关系朝着大体等边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三方相互依存、需要合作是相互关系的主流，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对美日的合理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而且美日国内反华势力目前还不占主导地位。但建立大体等边的三角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近期看，美日在某些问题上联手制华，中美、中日摩擦增加、矛盾上升的可能性则较大。这是因为美日国内保守势力抬头，蓄意制造“中国威胁论”；美日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冷战时期的旧观念在美日政界仍相当顽固；美国制约中国需要日本配合，这正符合日本希望美国带头制约中国的图谋。另外，美国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制约日本。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最终要与美国分享主导权，但更现实的考虑是第一步尽量避免与美国进行激烈抗争（日本实力尚不足），而先通过与中国抗衡，在亚太地区提高国际地位、树立政治大国形象，然后再图与美国分庭抗礼。
对中国而言，在亚太大国关系中，美日两国关系作用的加强将对中国安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90年代末的几年里，美国加紧编织和强化以美国为主体的地区安全网，亚太中小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对美国政治经济上的依赖性有所发展，使美国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右翼势力发展，国际上对日本进一步发挥政治军事作用的制约因素日益削弱，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另外，亚太许多国家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对它们构成威胁。90年代以来，亚太许多国家在发展同中国合作的同时防范中国的意识抬头。对此，中国必须在对外关系中趋利避害，化解外国的疑虑。
二、中国周边环境得到改善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因冷战结束有重要改善。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军事威胁，除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可能爆发把中国卷入大战的威胁外，还表现为在中国周边地区美苏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邻近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冲突，中国与邻国之间边界争端等原因酿成的冲突。冷战结束后，以美苏分别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以及可能爆发的大战的危险基本消除，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明显降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发展。
冷战时期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从东北、华北（蒙古）、西北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随着苏联的解体，继承国俄罗斯的军力和战略都呈收缩态势。俄罗斯在其远东地区虽然保持规模庞大的军事编制，并得到其实力雄厚的太平洋舰队的支持，但由于经济困难，战斗力下降。俄国不得不在1995年对部署在远东地区的兵力进行大幅度裁减。俄罗斯驻蒙古的军队已于1992年全部撤出。与中国西北相邻的中亚诸国独立后，在军事上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4国组成联合代表团与中国谈判， 并就边界、边境地区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等达成协议。总之，冷战时期来自“三北”（即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方向）的军事威胁在冷战后已大大缓解或正在消除。
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加上外部大国直接、间接地卷入，在冷战时期一直是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尖锐复杂的热点。冷战结束后，朝鲜北南双方高层对话取得进展，局势趋向缓和。1991年签订北南和解协议书，1992年5月成立板门店联络处，建立军事委员会、 社会安定文化交流合作委员会、经济交流合作委员会。随后双方商定架设军事热线，逐步建立“和平共存关系”。虽然北南交流对话的过程一波三折，但毕竟已有良好的开端，特别是中韩建交和朝鲜北南双方一起参加联合国，更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1993年核查问题上风波骤起，后经过朝鲜与美国谈判达成核框架协议，接着又促成朝、韩、美、中“四方会谈”，积极促进朝鲜半岛的尖锐矛盾走上和平解决的轨道。2000年6 月中旬南北朝鲜首脑举行会晤。这是朝鲜半岛分裂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北朝鲜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有力地推动了双方停止对抗，有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复杂，目前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仍存在反复和矛盾尖锐化的危险。
柬埔寨问题在冷战后得到政治解决。柬埔寨四方根据巴黎国际会议上签署的柬埔寨和平协定实现停火，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促进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选举产生的柬埔寨政府有利于柬埔寨政局稳定并使柬埔寨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中国与印度之间爆发过边境战争，中印边界争端迄今仍未解决，但两国政府都主张以互谅互让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边界谈判气氛良好。双方达成建立边境信任措施的协议，包括双方军人在边境定期会晤，建立通讯联系和通报军事演习等。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邦。印巴之间曾因克什米尔问题爆发战争，双方在领土主权、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矛盾尖锐。冷战结束后，双方正在寻找和平的途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正式签署协议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在高级军事部门之间建立热线联系，互相通报军事演习等。虽然如此，但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迄今仍保持着相互对立的基本态势，而且先后进行核爆炸试验和中程导弹发射试验，对中国及南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的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及海域受到越南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侵占，中越之间还存在边界争端。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得到有关国家的赞同。中越边界谈判经过长期的努力，于1999年12月取得突破，达成协议。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虽仍未解决，但中国本着友好睦邻的精神，提出如果双方的分歧在短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积极开展活动，使局势有所缓和。冷战后中国与印支、东南亚国家总体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新的发展，中国还作为东盟论坛的正式对话国，积极参加建立信任措施和安全机制等问题的多边磋商。
环顾中国周边，不仅“热点”降温，军事威胁逐步消除，而且在绵延220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两铡，中国与15 个邻国都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除了继续开放沿海城市外，还扩大开放陆地边境口岸。1992年中国批准了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授予边境贸易的许多自主权。在138个边境县市设立为数众多的边贸口岸、边民互市点和通道。中国发展边境贸易，有力地推动了边境两侧地区的经济振兴，对稳定周边起着重要作用。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冷战后东盟内部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对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改善亚太安全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亚太地区在冷战后仍面临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又缺乏类似欧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机制，这特别使亚太地区中小国家缺乏安全感。1994年7月召开了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18国外长出席。 目前成员数已达22个，中国从一开始就参加活动。东盟论坛已成为亚太地区现有的唯一的官方多边安全与合作的场所。东盟论坛的目的首先是保障东盟成员国的安全，其次还要把这种安全保障体制扩大到亚太地区，建立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框架。东盟论坛作为东南亚地区安全机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要发展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则有重重障碍和局限。东盟的影响力还无法遍及整个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美、中、日、俄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东盟论坛不能讨论和处理东北亚事务，东北亚安全问题与东南亚安全问题缺少内在联系，东盟也无法成为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核心力量。
三、中国周边仍不稳定，西方压力继续存在
冷战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在1993年大体结束，“以压促变”的对华政策为“接触”政策所取代。此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国际环境除了上述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外，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不利的因素。
中国周边安全依然存在不稳定因素。虽然亚太地区的“热点”正在降温，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至于爆发过去朝鲜式或越南式那样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但美俄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仍部署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军队70万人，舰艇700余艘；美国10万人，舰艇210艘。由于冷战后力量消长，美国拥有海空优势。虽然美俄声明不再互为对手，但双方都互存戒心。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力图主宰世界事务，在亚太地区强化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关系，发表《美日安保联合宣言》对美日安全条约进行再定义，在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把适用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包括台湾海峡。日本加快发展军事力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军费开支大国，日军高技术兵器和军事能力大大增强，将中国列为“潜在作战对象”，并相应调整部署。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力量。东南亚许多国家面对国际形势的起伏波动和安全问题上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也加强了军事力量的发展。亚太地区尚缺乏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比欧洲地区相对滞后，甚至有“逆裁军”的趋势，不利于亚太的安全稳定。
亚太地区受冷战结束的冲击不大，因此，本地区原来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也无法得到较快、较彻底的解决，而在冷战后继续存在。朝鲜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巴问题、南沙群岛及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中国与一些邻国的边界争端等等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冲突或未了事宜，有些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安全和稳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前景暗淡，势力像苏联东欧一样发生危机并导致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正与西方反华势力的预测相反，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使西方不得不放弃“中国崩溃论”，改为宣扬“中国威胁论”。西方不少官员、学者和新闻媒介对中国国防现代化进行渲染，说中国连年增加国防经费、更新军备，就要成为具有“向外扩张能力”的“军事大国”；中国特别重视发展海空力量，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支持自己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的立场；中国扩充军备还意欲填补冷战后苏联（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收缩而留下的“真空”，对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构成威胁。在宣传中国军事威胁的同时，西方一些报刊和某些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进行夸大估计，似乎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按照西方的逻辑，既然成为经济大国就必然要谋求霸权，使不明真相的人们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说法更加相信。“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的新障碍，还可以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所利用，作为向中国施压和牵制中国发展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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