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青少年研究的学科共同体——第三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共同体论文,基础理论论文,第三届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2010年5月8-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浙江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大会不仅继续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少年研究的学术发展进路，更着力厘清青少年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体系，并为构建青少年研究的多学科整合框架提供思路。与会者在三场各有重点的研讨中，就青少年研究的学科建设、青少年研究方法论、多学科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运用，以及当前青少年研究的问题与反思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一、学科建设：概念、性质与路径
青年研究是否应当或能否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形成有一定自主性的专业空间，这是自我国的青年研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青年研究自身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核心理论与方法，我国的学术建制中也没有青年学科，这都使得多年来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处于争议之中。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文化的迅速变化，要求青年研究积极回应青年发展和青年问题，对学科方法和研究路径重新思考与定位，以保持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青年研究需要建立比较融贯多学科成果的理论系统，运用规范而科学的方法，探讨青年研究学科化及研究路径选择问题。
深圳青年学院田杰认为，当前我国的青年研究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相对独立学科体系的青年研究。青年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学热”和“建校热”这一独特社会背景之下，但至今仍未完成。二是与青年有关的相关学科研究，目前大多数的青年研究都属此类。就青年研究自身性质而言，它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两重属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走向科学化道路，注重实证研究。这种取向固然扭转了空泛的议论和宏大叙事的弊端，却忽视了青年研究学科建构所必需的人文性。如何综合青年研究学科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呢？田杰认为，学科建构应回归元理论研究的道路。元理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新的知识，而是为了学科的自我确证，回答如何判定一门科学是不是科学、如何使之成为科学、一门科学具有何种学科结构、一门科学有哪些概念范畴和基本研究方法等问题。据此，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路径，应是在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相关学科青年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青年研究的学科结构，同时突出其人文性特征。具体而言，要为青年研究设计一个切合实际的、适合其学科发展和学科特征的概念系统。这个概念系统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概念框架，即初步的理论设想，包括组成研究问题的重要概念和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概念秩序，研究概念在经过不断调整之后进入概念秩序，形成有序的概念序列；三是在概念框架与概念秩序的基础上构建成概念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杰认为，青年研究将成为一门显学，基于两个条件。一是青年作为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二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努力。就青年主体获得社会关注的可能性而言，当前青年的群体特征为青年研究带来极大的机遇。当前中国青年具有许多与过去各代人所不同的特征：(1)更加理性化；(2)更加人本化；(3)越来越个性化；(4)越来越世俗化；(5)更加娱乐化。这些特性一方面会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发生极大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全新革命。这些都使当代的青年人不同于成年人以及以往的青年人，会使青年人获得社会的极大关注。就学科建设的努力而言，青年研究的特性决定了其应该走宏大叙事与微观考证相结合的多元化道路。社会科学发展有两个潮流：一是在微观领域越来越细；二是在问题领域越来越综合。青年研究不以某个领域而是以某个人群为研究对象的特性，正好与社会科学发展潮流相一致，因此其具有成为一门显学的可能性。而要真正建立青年研究学科，则需要以细化的分支学科研究为基础。沈杰指出，当前时代所需要的，绝不是人为地、技术化地建立青年学科，而是要进行中层的、偏宏观的青年研究。这样才能反映当代青年发展和变迁对社会的影响，记录青年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范式是美国科学家、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是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某种理论、学说和方法。青年学范式即是青年研究的人员在关于青年学规范性问题上所共同掌握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认为，当前青年研究的学科化正面临着研究范式缺失的困境，这种困境导致概念、理论、方法生成的虚无与混乱。表现在：长久以来，青年研究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着学术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分裂和由实证化倾向导致的经验描述的滥觞使得青年研究自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形象。同时，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青少年，青年研究的事前预见力和事后解释力又显得疲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多学科的分散研究尚未形成论题共域；(2)不同的方法论进路未能同构学科的整体图景；(3)学术共同体在青年研究的核心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科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范式的转换上。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一门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进入到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因此，当前青年研究学科建设必须走范式革命的道路。范式革命的基点是社会对青少年群体的认知和评价发生转变，即从主要把青少年视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客体，转变为将其作为特殊性的利益主体来看待。范式革命的路径首先在于增强学科意识，确立分支学科。第二，要重申历史意识，构建多元对话共域。第三，注重经验研究向理论研究的提升。第四，重视比较研究，强化原创性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孙抱弘对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建设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学科建设的初衷是教学需要，而基础理论建设则是为了研究问题而引发的思考和相应的解释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的建构，两者具有差异。社会科学研究者谈学科建设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应该与大学教育中的学科化的梳理、提炼与传授讲解有所区别。青年研究若要取得真正的发展，不能仅仅作为某一门学科建设来实现，还应通过针对特定对象整合多学科成果的基础理论建设，亦即通过综合性、跨学科的系统研究才能完成。从这一出发点来看，当前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必须破除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霸权的误区，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不断建构适应不同目的需求的、整合性的青年研究的理论框架或模型，而这种模型只能在不断的研究与实证中不断验证、不断修正。杭州青年干部管理学院钱永祥则对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目标设定、合作框架和组织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设想。他认为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迄今已举行了三届，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基本的合作框架。如何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推出中国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方向和阶段性目标，是研究者接下来应该着力的重点。具体做法是，首先提出一个阶段性目标，根据目标建立相应的研究团队，在稳定的组织框架内进行分工合作。
二、青年研究方法论探讨
青年研究学科的建立，不仅取决于独立研究对象及其知识体系的形成，还基于青年研究方法论的确立。与概念化和理论体系类似，青年研究在方法论的学科化方面同样也任重而道远。中国传统的青年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注意。这两种研究取向一直延续至今，成为青年研究的主要形式。随着时代环境的变革、研究对象的变化、相邻学科的发展、基本条件的改善，青少年研究的研究领域、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与会者普遍认为，青年研究应建立一种现代科学的经验研究规范，将自己的研究及其结论真正建立在有目的的、系统而全面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上。
田杰认为，青年研究方法论的决定因素是研究者所持的青年观，在确定了青年观后，才有开放的空间、人性的追问、人文的关怀、价值的确证、美学的追求、科学的论证和规律的探寻。当前学术界存在一种“问题”青年观，即是将青少年期看做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急剧动荡阶段，着重关注青少年的问题心理与行为。对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应将青少年视为“问题”，因此转而提出青年研究应从问题走向学科。对此，孙抱弘认为，以青年为问题的研究不可取，但以青年如何能自由全面发展为问题的研究却值得提倡。从青少年自由全面发展出发，目前的研究需要重新思考客体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被组织与自组织、受教育与自我教育等几对关系。对此观点，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志堃研究员补充认为：争取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它也应该成为整个青年研究的指导思想。对复杂纷繁的青年现象和对青年本质的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人文的思考与唯物史观的应用，可以丰富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并以此为方法，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中国的青年学。当然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述。在方法论的应用上，孙抱弘认为不应追求宏大叙事，而要开展系统分析研究。这种系统分析研究摈弃了抽象笼统，注重整体把握；不局限于描述说明，而是进行深入理论分析；不纠结于个别经验，而是要实现系统提升；也要避免个案堆砌，而应追求细节发微。他指出，青少年研究发展的趋向是从因果关系的研究走向互动关系和过程的研究。也就是说，要辨清因果论与互动论的关系、平面论与层次论的关系、静态论与动态论的关系，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关系。
复旦大学于海通过对“80后”一代的分析认为，“80后”是一个可以成立的世代范畴和社会分析范畴，因而具有方法论意义。他认为，无论是“50后”、“60后”还是“90后”，都是按“80后”的模本复制出来的，本身不具有社会建构和范畴原创的意义。而“80后”确实在共和国的编年史上分出了两个人群，前“80后”的一群和“80后”及以后的一群。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认为，真正的代沟必定形成于历史的大变故，“80后”分析之可以成立，是因为“80后”世代与其父辈世代隔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成长为迥然不同的一代，并形成了有社会分析意义的代沟。于海进一步补充说，“80后”世代及“80后”分析之所以可以成立，不仅因为他们与其父辈隔了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更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不同于其父辈，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更是因为有了常态的政治和恢复了个人感性权利的社会生活。由此不仅可以明确地划分出前30年与后30年，更可以明确地对比出一系列重大的不同来。如总体主义的和原子主义的、阶级斗争主导的政治运动与常态政治、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与多元价值取向、大公无私与个人感性权利的肯定、封闭的与开放的、城乡分割的与城乡流动的、一切有待分配的与依赖个人竞争的等等。这是真正的社会变迁，从而才会成长起真正区别于前辈的“新一代”。
在过去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经由人类学、社会学的共同推动，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内在的个案研究并不追求概括性结论，因此个案研究者们总是谨慎地限制自己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但事实上他们都有“走出个案”的学术抱负。如何从微观、特定的个案走向宏观、一般的总体？方法论上的正面回应是必不可少的。浙江工业大学方巍认为，在研究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时，个案研究也许比问卷调查更有代表性，其原因在于如果缺乏对农民工生活的全面了解，很难事先提出某种假设和研究问题，而农民工群体的特性也对样本问卷调查造成相当的难度。此外，在选择个案研究的对象时，要注意区分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差别。典型研究是通过考察代表性的对象，最终推导出一般性的规律。而个案研究在对象选择上往往更有一种随意性和便利性。方巍将个案研究定位为经验性研究。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思辨方法，强调用访谈资料、统计分析及数据来论证观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修正。
三、多学科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运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对青年认识的不断深化，研究者逐渐发现单学科的研究已难于全面认识新时代的青年，难以解释新时代出现的种种青年问题，对青年中发生的突发事件难于应对，于是出现了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本次研讨会上，与会者从哲学、心理学、身体研究、自组织理论、小众研究理论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中国青少年的独特现象与问题以及加以科学把握的可能性。
形式与内容是一组哲学概念，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传统道德教育领域也形成了以内容为中心的道德教育模式。尽管在20世纪初西方教育科学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催生下，形式主义道德教育曾盛极一时，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道德教育的内容主义重新升温，占据道德教育的主要位置。武汉大学佘双好对1979年至2009年中国知网有关青少年思想道德的论文进行了归类分析，发现这些论文大多以道德教育内容为研究对象，对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形式维度关注不够，缺乏对青少年道德发展的总体观照。据此，他主张将形式维度和内容维度相结合，以“特则研究”来考察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特则研究”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分为四个维度。第一是发展维度，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过程分为早闭、延迟、扩散、达成四个阶段；第二是结构维度，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分为心理、思想、道德、政治、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层面。第三是内容维度，即将道德教育的内容进行分层，例如爱国主义就可分为朴素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等多个层次。第四是背景维度，即指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会随年龄、环境、教育等差异而存在不同的路径和轨迹。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日益获得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关注。但在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方法都来自于西方。中国学者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往往发现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之处，从而萌发改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愿望。浙江大学马建青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把国际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心理咨询流派与中国文化、社会现实、国民心理相结合，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进；二是寻找和开发中国传统思想及医学中所包含的心理咨询思想和方法，使之发扬光大，发挥积极的作用；三是创造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心理咨询体系。目前，中国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现状仍以前两个层次为主，一方面是学习、消化和改进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另一方面是结合中国文化背景，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发展有赖于三个维度的结合：对西方心理咨询理论的兼收并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的挖掘、整理和诠释；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提炼。
传统的青年社团，一般由团组织、有关政府部门等发起成立，通过文件、通知、电话等传统方式组织活动，带有明显的行政性、区域性、职业性特点，很难吸引更多青年的参与。而近年兴起的青年自组织，则依托网络平台，突破了地域、资源限制，成为直接面对青年、面向需求、无边界的组织，因而受到青年的热烈欢迎和全情投入。对于青年自组织的定义，一般认为是指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行运作和自我治理，具备一定规模、拥有组织章程和组织框架的青年非政府组织。但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黄鸿基认为，目前我国青年自组织的组合方式、组合目的、组织结构、组织成员都趋于复杂多样，并且很多青年自组织处于随意组合、自生自灭的无序发展状态，为青年自组织的概念界定带来困难。在概念模糊的情况下，往往使得不同研究者所获得的自组织数量存在巨大差异。黄鸿基指出，当代青年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普遍增强，青年自组织成为青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青年自组织的社会作用已经日益凸显。因此，有必要在青年研究中引入自组织理论，探讨青年如何通过自组织方式来影响社会与政治，从而深入理解青年的社会融入与自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各界和学术界进入一个“身体社会崛起”的时代。在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的众多领域里，对身体的认知都取得了进步。那么，身体如何成为青少年研究的主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何芳从对清末学生国民身份塑造的研究发现，在研究青少年国民身份的塑造时，目前学界主要采用两类路径。一是对知识精英有关教育与国民启蒙的思想进行研究，二是以学校的课程、教科书为对象，分析其中所蕴含、传递的国家和国民观念。这两种研究路径能够很好地呈现国民角色、国家观念被建构和传播的过程，但是却难以对这些抽象观念如何具体化为青少年的日常行动做出进一步回答。她指出，对于青少年而言，意识形态的说教和重大理论的诠释，都无法与实践的作用相比拟。而最有效的实践方式就是通过身体的反复训练来实现观念的巩固和强化。因此，在研究青少年国民身份的培养时，研究便不应仅着眼于意识形态层面，还应关注国民身份意识如何转化为青少年生活中的具体部分。例如，在研究学校中的国民身份教育时，不应仅将学校看作传授知识的场所，还应看到学校作为生活管理机构，对学生日常生活进行指导、训练和改造的一面。而正是这些与学生身体行为实践密切相关的部分，最能体现其对建构国民身份的作用。
关注大众民生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诉求，研究者针对一个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措施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也不可偏废对“小众民生”、“小众利益”的关注，忽略对一些弱势群体、特殊人群或“边缘人”的研究。浙江树人大学陈微认为，作为“小众”的弱势群体确实存在，且其对社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研究者首先应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界定。其次，应探讨这些群体在运作过程中如何与社会主流群体发生互动，以及如何处理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冲突等问题。
四、当前青少年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当前，青少年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学术性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一大批学术著作和论文成果不断问世，全国性、地区性的社会调研接连不断。在青少年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瑕疵。研讨会上，学者们对当前青少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深刻反思。
金大陆认为当前的青少年研究在青少年调研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却存在着短、平、快的误区，即往往只为了应对青少年一时出现的问题。这种研究思路导致青少年研究进入了学术困局，即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亦很难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这与青少年研究在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方面的不足有关。青少年研究在学科建设上缺少两方面：一是历史厚度，表现在对青少年学术史的梳理极为缺乏；二是理论深度，表现为忽略青少年概念及相关概念的深层挖掘。
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刘宏森认为当前青少年研究领域的“宏大叙事”倾向很值得注意。这种“宏大叙事”体现在：一是选题时空范围宏大。他对2008年第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的411篇与会文章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168篇文章的选题都存在未限定时间和空间范围的现象。二是研究使用的概念宽泛。例如，一项以“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青年价值观念的演变”为题的研究中，既使用了“价值观念”这一宏观概念，又未能考虑“中国青年”群体分化的可能性。刘宏森认为，“宏大叙事”对青少年研究有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弊大于利。“宏大叙事”需要有扎实充分的具体研究为基础。但目前许多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哲学层面进行思辨，缺少对事实和现象的发掘。其次，“宏大叙事”使研究流于笼统漂浮的层面，走马观花，难于进行深度的开掘。第三，“宏大叙事”也不利于学术积累和学科建设。至于“宏大叙事”盛行的原因，则与研究者的学术训练不足、学术积累不够以及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有关。
广州市团校涂敏霞基于多年编审论文的经验积累，认为目前大多数有关青少年的实证研究都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研究选题雷同，二是研究方法不规范，三是研究结果不具应用价值。研究者在选题时应避免选择过于宏大的题目；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不要局限于问卷调查，而应将多种方法相结合；应注重实证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发挥其对青少年政策制定和工作开展的指导作用。
与会者对青少年研究在选题、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多有共识。对于造成诸多问题的原因，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余逸群从学科队伍、学术理路、研究者等方面进行了反思，认为青少年研究的学术起点较低。青少年研究的学术队伍最初来自共青团系统，后来才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参与。目前，全国社会科学系统的青少年研究所只有两家，这说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没有或很少关注青少年研究。在高校中，关注青少年研究的往往是从事德育工作的教师，但他们的研究多是对青少年现象或问题所作的经验性思考，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从学术理路来看，目前的青少年研究常常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发动，从学者自身学术兴趣和学术视角来进行的研究很少。这种状况容易造成研究方向朝令夕改，对于学科的形成、发展和积累是极为不利的。青少年研究的许多问题也是由研究者的观念偏差所造成的。许多研究者将青少年作为管理的对象，居高临下地对青少年做出判断，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研究结果。而真正客观的青少年研究，应该深入青少年的生活，了解其所思所想所乐，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青少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杨雄在本届研讨会上的致辞中讲到，青少年研究是跨学科、开放领域研究，青少年代群是面向未来的、开放的代群。这就要求研究者把青少年问题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来理解，引入更多方法，团结全国方方面面专家，形成学科共同体，开展跨学科的更有创新的研究。本届研讨会正是一次构建学科共同体的实践，在不同学科的碰撞交流中，促进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