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汉语古古越语底层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底层论文,古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方汉语跟南方兄弟民族语言共有的特点或曰南方方言的“古越语底层”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发表：语法如量词（游汝杰1982），语音如先喉塞音（陈忠敏1995），底层词如结合温州话（吴安其1986）、粤语（欧阳觉亚1993、R.Bauer1997）、客家话（邓晓华1999）等方言的研究。在分析“底层”时，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情形：看共有词，有些词的非汉语性质大约可以肯定，有些却倒也能上溯到古代汉语，还有一些虽然解释成汉语固有词不无道理，但也同样能解释成“底层词”。看某些共同的语法特点，比如今天南方汉语跟侗台语语序相同的“鸡母、鸡婆、鸡嬷”（表示“母鸡”）之类的说法，似乎也跟古汉语大名冠小名的结构一脉相承，但查文献发现东汉王充说的却是“牡马、雌牛、雄雀、牝鸡”之类：《论衡·奇怪篇》“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王氏好写口语，又是会稽人，而会稽曾经是古越人之地，王氏的用词竟然既不法古，又不合于古越语的语序。下边联系侗台语等民族语言，先就这个问题分三种情况来谈，最后以词头比较为例作些探讨。
一 南方所独 汉籍则无
周振鹤、游汝杰（1986，见1997:239）、陈忠敏(1995:1)都讨论过确定底层的原则，此处不赘。需要强调的是，除古文献为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以外，关键在于南方方言、北方方言、侗台语，以及性质较明确的古汉语文献之间相互对应与否的互证性解释。底层、同源、返借等本来就不易分清，这也使底层的判定遇到困难。
有些词大约只出现在南方汉语跟侗台语等民族语言中，此类自然容易判定成非汉语来源的“底层词”或借词。比如表示“这”的ni，它出现在粤方言（如广州话ni[l]）或某些客家话中，古文献、现代其他方言均未见，它又跟与古越语有渊源关系的现代侗台语音义对应整齐。粤、闽、客等南方方言中都有类似的本字无考的口语词。下边这些见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南方汉语方言的词可归此类：
(1)柚子：福州、建瓯phau，温州phз，侗paau。
要是单从某一个南方方言的角度来看，这类词例自然可以列出很多。如上文提到的几位先生结合温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的研究，就有一部分词例符合此类。
二 虽为“底层”汉越同源
还有一些使用范围或宽或窄的南方方言词，既跟上古汉语对应，又跟侗台语对应，而跟后者的对应还更整齐一些。这里似乎涉及到同源或返借问题，例如当“松脱”讲的“脱”。
《老子·五十四》“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汉语“脱”的“滑脱”义由来已久。从谐声上来看，上古汉语“脱”当有复辅音声母。以“兑”为谐声旁的字有透母：脱蜕莌棁娧裞；以母：悦说娧阅；定母：兑綐
敓痥；书母：税说涚。透、定、书母都暗示1-前可能有别的辅音。《释名·释天》“戌，恤也，物当收敛矜恤之也。亦言脱也，落也。”以脱训戌，也许说明“脱”早期有带[**]sC-＞[**]hC-的可能性。在郑张－潘的古音体系中，
，临高luat，侗ljot。越南语也相同：lot。除侗语、越南语为阳入外，汉语方言及兄弟民族语言均为阴入。印尼语lolos。汉语南方方言词一方面跟台语对应整齐，另一方面，语音形式也跟古汉语或汉藏语系语言表示“脱”的词根完全对应。对这种现象，我们也许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作解释：1.汉语南方方言保留了汉语两个历史层次的“脱”音，以厦门话为例，lut较古，而thuat则较晚。后者也可能是方言接触中产生的后期读音。2.汉语南方方言“脱”的lut类读音是古越人转用汉语后保留下的古越语，即底层词；或是从古越人语言中借来的词。第一种解释并非说不通，“艦”字北方话多读如见母，而南方闽语、粤语等多读若来母，反映出个别复辅音声母南北音变的方向不同。声母“异类”，词却并非不同源。不过我们还是倾向于第二种解释。虽然可以证明不少“底层词”跟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有关系，但是由于其语音形式更合于侗台语，没有汉字书写形式，在分布区域上跟先前古越人生活的地方也相符，定为“底层词”或借词也许更为妥当。下边是其他一些同类的例子：
三 汉源越源 两可难断
个别词汉语南北方言均有，而南方多用，可考出本字，因而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汉语词。如：
闽语区多俗写作“刣”，客家话地区多俗写作“
”。J.Norman(1979:179-181)考证该词是之韵读平声（直之切）的“治”，指出“治”跟“宰”的“杀”义都是委婉语，他提到李方桂构拟的原始台语中“死”是[*]trai，暗示台语词在语音上是不对应的。“治”的“宰杀”义有文献证据（《说文》四下刀部：“魝，楚人谓治鱼也”），现代汉语方言中多有验证，连官话区（如北京、济南、武汉）也有这个说法，因而大致已成定论。此处无意全部否定，这里只谈谈另一方面可能的联系。
首先，即使如“治”这类见于较早（如汉代）文献的词，甚至包括后来作为汉语通语流传至今的词，有时也不见得能定成汉源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插一个例子：“蟋蟀”和“蜻蛚”意思相同而且都见于文献，《诗》、《楚辞》均用“蟋蟀”，《尔雅·释虫》“蟋蟀，蛬。”也许“蛬”当时更为通用。《说文》十三上虫部两个词都有，前者写作“悉
”。《方言》卷十一最清楚：“蜻蛚，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蛬。”说明“蟋蟀”当时似乎已经不再是通语，秦晋间的说法更可能是“蜻蛚”。东汉时远在会稽上虞的王充也说“蜻蛚”：《论衡·变动篇》“是故夏末蜻
鸣，寒螀啼，感阴气也。”查现代汉语方言，“蜻蛚”独少见。泰文
对应，不对“蟋蟀”。这使我们不大敢肯定“蜻蛚”原本就是汉语词。且不说“治鱼”意义让人联想起非内陆地区，从音义对应角度来考察，“治”可能跟古越语有瓜葛：
声母。李方桂构拟的[*]trai宜作修改。“死”，侗台诸语言多说tai[1]，但武鸣为rai[1]，拉珈为plei[1]，石语为praai[1]。原始侗台语可构似为[*]prai＜[**]parai。词头的弱化形成复辅音，塞化可解释台语tai[1]的形式，比较汉语塞化音例：汉语“苔”
。阿眉斯语pataj“杀死”，排湾语matsay、patsay“死”。印尼语mati“死”，bantai“屠杀”。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的故乡都在中国大陆南方地区。中国境内南亚语言未见用这个词。跟侗台语关系较近的苗瑶语也用这个词，与侗台语不同的是，包括畲语在内的苗瑶语表示“死”、“杀”意思的两个词同源，通过声母的清浊相区别：作“杀”一般是阴调[*]tai，当“死”义讲时常为阳调[*]dai（王辅世1995）。
从上面的材料及分析来看，尽管把“治”解释成汉源的委婉语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它跟南方语言音义相合的现象同样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自从白保罗(Paul Benedict)提出澳－泰(Austo-Thai)语系的假设以来，从汉语中找非汉语成分的研究渐多，国外一些学者似乎乐此不疲，自然有偏激的学术观点。不过跟我们好将舶来品说成吾国“古已有之”的习惯相比，白氏及其后继者的研究更能引起讨论。当然，见到蒙古人把河叫
源于南亚语。不过这种不以汉语为中心的思路很有益处，至少有利于把汉语放在众多语言之中来考查，有利于澄清更大范围的区域性语言事实。
四 源头已久 南北皆有
周振鹤、游汝杰（1986，见1997:145）讨论了广州话中“马蹄”（梅州、厦门“马荠”）的“马”跟侗台语“果”的对应，这一认识很正确。侗台语“果”：泰语、老挝、德宏、邕宁、武鸣maak，龙州、柳江maak，临高mak，
侗台语（以泰文为例）词头也大体相合：
，按一般字书说法是由“果子”hmaak[D1]（泰语读音为maak）演变来的前缀。这只是此类词头的一种情况。带此前缀的词包括了动物、植物和其他类事物。）
古汉语文献（以《尔雅》为例）反映出的词头也跟上面的例子平行：夫：《释草》臺，～须”，“芏，～王。”；凫：《释草》“芍，～茈。”；马：《释虫》“蝒，～蜩。”《释草》“芣苡，～舄；～舄，车前。”，“葴，～蓝。”，“荓，～帚。”不：《释虫》“～过，蟷蠰，其子蜱蛸。”，“～蜩，王蚥。”；芣：《释草》“～苡”；杜：《释草》“莣，～荣。”；狗：《释草》“蘻，～毒。”
以《尔雅》为代表的上古晚期汉语文献记录不少词头，充当词头的汉字韵母以鱼([**]a)、侯([**]o)、之
三类为多。这些词头经常用于表示花草鸟虫的词里，沿用至今。
北方方言里类似的词头同样存在，如关中话带“马（蚂）”词头的有“蚂蚁、马蜂、蚂蝗（水蛭）、蚂蚱（蚱蜢）、蚂螂（蜻蜓）、马齿苋（草名）”等等，泰晋一带的“圪”
词头普遍，数目多到有的先生曾把它算作“晋语”的特点的地步。
由于此类词头极有可能是古汉语语言现象的残留，古今无中断，大江南北都有，非南方所独。古今、南北、番汉词头的相似性，解释成区域性语言现象也好，解释成同源也好，都不能直接证明南方话的词头是古越语底层。南方方言里一些带词头的词的确跟侗台语平行，可能本来就来源于侗台语的某一祖语，但那只能作为词汇现象来个别探讨，不是大类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