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晚期三大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三大论文,述评论文,晚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369(2002)01-0030-05
洛伊德(1865-1936)理论一般以1913年左右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的弗洛伊德致力于神经症的心理分析和治疗，以发现人的无意识而名声大噪，创立了一套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晚期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广，他要求用精神分析理论说明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中的问题，从而使他的理论上升到了哲学和人类学的高度。洛伊德自称这一时期的理论为“应用心理分析”。他的《超越唯乐原则》、《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自我与本我》、《文明及其缺憾》四部著作集中阐述了他晚期的主要理论思想。本文试从这四篇著作入手，对其晚期的三大理论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两类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本能和欲望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动力系统。他接受了十九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提出的能量守恒定律并将之引入他的心理分析，提出“心理能”的概念，称这种在心理过程中起作用的性欲能量为“里比多”(Libido)。“里比多”给人的本能和欲望提供能量，是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早期的弗洛伊德按生物学的方法将本能分为自卫本能和性本能。自卫本能是自我保存和维持自身存在的本能，如饥饿的本能、害怕危险的本能等，这一本能若受到长期阻碍会导致死亡；性本能是延续自身存在的本能，又称生殖本能，这一本能如长期受到压抑，就会导致个性的改变和精神病的产生。由于弗洛伊德把性本能视为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他因而认为，支配人的心理活动整个过程的是唯乐原则即寻求快乐和满足。
在《超越唯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修正了早期的本能学说，把自卫本能和生殖本能合称为“生的本能”，进而提出了他的两类本能说，即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弗洛伊德考察了儿童游戏（丢失和寻回的游戏）和神经症患者的移情(transfereice)现象，发现人心中存在着一种“强迫重复”，它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回到过去的情形。它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支配作用超过了唯乐原则，比唯乐原则更根本、更符合人的本能。他还用某些正常人生活中出现的厄运“强迫重复”、神经症患者总是重复幼儿性生活失败的情境及痛苦感受的梦，以及一系列生物现象来说明强迫重复原则的普遍性。他列举有的施惠者在每一次恩举后总是被受惠者抛弃；有的人所有的友谊都以朋友的背叛而告终；鱼类离开它们惯常的栖息地不远万里到一个特定的水域产卵；有机体器官的再生现象是为了重新长出一个同样的器官；甚至“进行有性生殖的两个生殖细胞以及它们的生命史本身就只不过是对有机体生命开端状况的重复”。[1]在他看来，本能是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事物早先状态的冲动，一切生物的最终目的就是走向死亡，因此他称这一本能为“死的本能”。“死的本能”是保守的力量，遵循现实原则行事。他推测：在地球进化过程中，当宇宙的各种力量作用于无机物并使之变成生物时，死的本能便形成了。在那时，生物体的死亡还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它们一般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然后又回复到先前的无机物状态。随着世界的不断进化，起决定作用的外界环境发生了改变，迫使那些依然存活下来的生命得以延长，生命获得了繁殖的能力，这样就使得它在达到死亡的最终目标之前所必经的路程变得极为复杂，这种使生命延续的本能被弗洛伊德称之为“真正的生的本能”。
弗洛伊德还运用生物学家魏斯曼(Weisman)对躯体和种质的区分理论为自己的两类本能说寻找科学依据。魏斯曼将生物体区分为必死的和不死的两个部分，躯体是必死的，而生殖细胞则是潜在的永生的。他认为魏斯曼从形态学角度对生物体的考察与自己从动力学上得出的两类本能理论极为相似，是殊途同归。他强调死的本能的存在意味着，生物的最终命运总是回到生命前的无机物状态，因而较之生的本能更根本。在他看来，生的本能是积极的，是生活和生长的原则，是爱和建设的力量；死的本能是保守性的，是衰退和死亡的原则，是恨和破坏的力量，它们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生命的整个历程。后来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用“爱的本能”替代了“生的本能”，从而使这一本能超出了狭隘的性本能的范围，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因而这两类本能又可称为爱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1]
此外，他还探讨了本能和性欲的起源问题。弗洛伊德用柏拉图在《会宴篇》中借阿里斯托芬之口提出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原始人最初有男性、女性、男女混合性三种性别。每个人身上都有四只手、四条腿、两张脸，两个生殖器等。后来，宙斯决定把这些人劈成两半。被分成两半之后的人由于相互都十分向往另一半，于是就聚合在一起，相互之间拼命挥动手臂，仍然渴望长成一个人。在他看来，“产生本能的原因乃是一种恢复事物某种状态的需要”。[3]
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把本能概括为两大类，并用二者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生命之谜，这无疑带有辨证意味，是人类对本能认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突破了传统心理学和伦理学重知轻情、重行轻欲、重表轻里的研究方式，从内向外，由深层向表层进行研究，开创了动力心理学的新领域，为伦理学提供了心理学的方法论启示。同时，弗洛伊德力图揭露和表现在现代文明重重包裹下的人类心灵的原发性面貌，再现人类心灵的宇宙大爆炸情形，这种尝试对于我们从动态层面来理解人的本质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片面强调无意识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否认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忽视了意识在人的活动中的调节和支配作用，这就抹杀了人和动物的界限和本质区别。他企图用“生的本能”来说明人的整个创造活动，用“死的本能”说明人的一切破坏和侵略行为，并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来解释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类历史进程，这就不免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带有泛本能主义的倾向，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生物决定论。此外，他把“里比多”视为本能的能量源泉，把人的基本动力置于本能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考虑人的活动对其心理的影响，偏离了人的研究的正确方向，带有主观唯能论的色彩。而且他借助于神话故事来解释性欲的起源问题，不免带有神秘主义的倾向。
二、人格三结构：本我、自我、超我
晚期的弗洛伊德为了修缮早期无意识论中的泛性主义倾向，提出了人格三结构理论。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个层面。《自我与本我》一书则进一步对三者的形成过程以及相互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本我”又称“伊底”，是无意识欲望的深部，是人格中最原始、最神秘而不可及的部分，由先天的本能和欲望组成。弗洛伊德称它为“一个充满沸腾的兴奋之大釜”，它是“里比多的大量储存器”，它无道德性，只是遵循快乐原则去追求本能的满足。婴儿是纯粹本我的代表，人出生时神经系统与其他动物并无多大差别，人格结构中的惟一成分就是“本我”，它是个体在获得外界经验之前就已存在的内部世界。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要与外部世界接触，但本我的唯乐原则与外界环境产生矛盾，于是受知觉系统的影响改变了部分本我，以调节这种矛盾，这一部分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我”。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是现实化了的本能，代表着理性和常识。它连接着本我与外部世界，遵循着现实原则调节本我与外界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延缓性的控制和压抑，本我则为自我提供能量。弗洛伊德用骑手和马的关系来类比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马提供前进的动力，骑手则策马而行。同样，自我驾驭本我，但本我这匹马也许并不听话，使得骑手不是被马甩掉就是常常不得不将马引向它想去的地方。因此，自我对本我的调节实际上是为本我服务的。“自我习惯于把本我的欲望转变为行动，好象这种欲望是它自己的欲望似的”。[1]
“超我”源于个人前历史时期与父亲的自居作用(Object-identifications)，是对奥狄帕司情结(oedipus complex)压抑的产物。它从自我内部分化出来，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处于人格的最高层，依据理想原则活动。人在幼儿期与父母比较时，感到自己软弱无能，于是就以这些大人为榜样产生了自居作用，渴望成为父亲或母亲的代替物，建立自己所希望的一种理想的“自我”。但自我又达不到理想的要求，于是产生了谦卑的感情，自我因而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我本身，一部分是超我。超我又包括“自我典范”和“良心”。“当一个孩子成长起来，父亲的角色由教师或其他权威人士担任下去；他们的禁令和禁律在自我典范中仍然强大，且继续发展，并形成良心，履行道德的稽察。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现实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被体验成一种罪恶感。”[1]超我一方面通过自我典范来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一方面通过良心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产生有罪感或内疚感。超我是心理的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而自我则是外部世界和现实的代表。超我控制和压抑本我的自然要求，控制自我的运行方向，它真正站在了本我的对立面。
在谈到三者的关系时，弗洛伊德指出：“从本能控制的观点来说，可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是力求道德的；超我是能成为道德的，然后变得很残酷——如本我才能有的那种残酷。”[1]他认为三者并无明显的分界，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就像“现代艺术家所展现的各种颜色彼此混合交融的图画”。[2]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意识的主要部分。自我和超我是后天形成的，二者构成了经验中的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状态。本我依次派生出自我和超我，并把心理能通过特定的途径输入自我和超我。自我通过自居作用，把自己作为本我的爱的对象去控制本我，同时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是外部世界、超我、本我这三个“暴君”的仆人，处于最尴尬的境地。三者的密切配合使人满足基本需要，实现人的理想和目的；若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则会产生神经症等失常状态。
弗洛伊德在无意识论的基础上构想了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动态的、发展的人格层面，摆脱了传统心理学由单一的意识层面和静态水平构筑人格心理的做法，而且摆脱了传统伦理学从抽象思维层面来构建道德理论的方法。他注重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人与外部环境的现实联系中具体考察人类心理活动和人格的形成过程，对道德现象作出心理层面的解释，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精神活动本质的认识，深化了对人自身的研究，为伦理学开拓出了如道德心理学等许多新的领域。弗洛伊德的人格三结构理论，注意到了人格的多层次性，克服了传统人格理论中过分强调理性的人的观点，他通过人格三个层面的阐述，试图使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达成统一，并认识到了超我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的作用，主张调节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冲突，以创造美好的生活。然而，弗洛伊德的人格三结构论中本我是首要和根本的东西，他单纯从生物本性和心理特征方面解释人类社会的道德形成和人格的形成，过分强调了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基础性和原发性意义，把外部世界仅视为对无意识本我进行压抑的对立物，忽视或抹杀了外部世界对人格形成的制约性作用。他的人格结构论离开了人脑的机能，离开了心理活动对大脑的依赖性，把人格结构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认为内部靠里比多调节，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此外，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在幼儿期基本形成的观点缺乏科学上的证明。他把人格发展的各阶段建立在对奥狄帕司情结的压抑、转换和继承的基础上的阐述也是荒谬的，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整体看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富有创见性的，但也有把人类社会心理学化和把人的心理生物学化的倾向。
三、道德与文明：压抑“人性”的产物
弗洛伊德早年在研究神经症的过程中提出了压抑(repression)的理论，并把它看作是认识神经症的一块基石。在他看来，人的本能、欲望尤其是性本能，从幼年起便受到社会的摧残和损害，在被排挤到无意识领域后，仍然充满着满满的能量，不断寻找机会得到满足。例如梦就是人的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本能和欲望遭受过分压抑则会导致精神病或其他病症的发作。弗洛伊德还认为，人的本能和欲望在需求满足的道路上也可能得到升华，即它们会通过某种社会所允许或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中得到间接的满足。压抑和升华是弗洛伊德防御机制的两种重要形式。
以此为基础，晚期的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阐述了他的文明观，探讨了人生目的、道德的本质、良心等问题。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并保有幸福。他指出，幸福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幸福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获得愉悦的感受和体验；消极的幸福指的是避免痛苦和不快。由于我们肉体的软弱、自然的优势力量尤其是调节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各种规则、制度的缺陷，人更容易体验到痛苦。因而狭义上的幸福从本质上看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于是人们习惯了节制对幸福的要求，只追求消极的幸福了。弗洛伊德列举了一些追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如离群索居、致醉物的利用、借助于本能的升华转移“里比多”、与外部世界的感情联系、对美的欣赏等等。弗洛伊德认为，虽然通达幸福的途径有许多，但是没有一条肯定能达到幸福。幸福只是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肯定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认为工具设备、美、清洁、秩序、宗教体系、哲学沉思、人的理想以及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都是文明的标志。另一方面却又从文明产生的根源出发，得出文明是对人性的压抑，道德就是文明压抑本能的产物和工具的结论。他认为，文明产生于爱的力量。起初是性爱使男人不愿离开自己的性对象，女人不愿失去自己的孩子，于是就有了家庭的产生。在征服父亲的过程中，儿子们发现联合起来要比单个人的力量强大得多，性爱转变成一种“目标受到控制的爱”，即友谊使得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普遍的联系。于是集体、社会形成，道德、文明得以产生。这标志着人类的进步，但这种文明却是对人性的压抑。文明虽根植于爱，但文明与爱之间的裂痕又是不可避免的。弗洛伊德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表现为家庭和集体之间的冲突。家庭不愿抛弃其中的个体，但文明的主要努力就是把人们集中到统一体之中。其次是由于创造文明的工作日益成为男人的事后，妇女们发现自己被迫进入幕后，使得她们很快站在了文明的对立面。其三是文明形成的禁忌、法律、风俗等必然意味着对性本能的限制和压抑。因此，文明的发展是以对性本能的压抑为代价的。通过对基督教的黄金律——“爱邻如爱己”的分析，弗洛伊德发现了文明与人性对抗的更深层的原因。他发现，在人的本能天赋中固有一种进攻性的倾向，这一倾向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我生存的本能属性。它构成了文明的最大障碍。因此“文明不得不尽最大努力限制人类进攻性的本能，并利用心理反作用构成来控制它的显露”。[3]这一定律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反作用而产生的。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要以对进攻性本能的压抑为基础。弗洛伊德据此认为共产主义者从人性善出发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是违背人性的。文明服从于爱的本能，但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反对这种文明，因而文明的进化过程就是爱神与死神、生的本能与进攻本能斗争的过程。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文明对人性的压抑是通过良心即超我起作用的。文明使个人的进攻性转向内部，“通过减弱和消除个人的危险的进攻欲望，并在个人心中建立一股力量，像一座被征服的城市中的驻军一样来监视这种愿望，从而获得对它的控制”。[3]这股力量就是良心，它通过有罪感对人实施监督和惩罚。这种有罪感是对外部权威的爱的需要和抑制产生进攻倾向的对本能满足的欲望之间冲突的直接产物。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通过有罪感的加强而失去幸福。并且这种有罪感会日益增长且与文明紧紧相连。在他看来，人类文明进程与个人发展历程是极为相似的，即将个体统一到群体当中。但个体的发展注重“利己”欲望，追求幸福；而文明的发展注重“利他”欲望，幸福的目的成为次要的东西。他认为伦理道德就是处理“那些容易被认为是每种文明中最令人痛苦的东西”，[3]它是一种治疗的尝试，即努力通过超我的命令来获得通过任何其他文化活动的手段至今仍未获得的东西。但他又认为道德文明向人提出了过多过高的要求，会引起个人神经症甚至社会集体的神经症。他认为自然的伦理和宗教伦理都是徒劳的。他不同意将文明视为最珍贵、最终将通往完善的东西。他委婉地借批评者之口表示：文明对人类并无多大价值，全部努力都是不值得的，但他同时又认为文明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人类已经获得了控制自然乃至消灭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痛苦和焦虑。而爱神和死神的争斗即人性与文明的斗争何者会胜出并不能预见。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是建立在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的基础上的。一战期间人类文化的破坏和千百万人的死亡震惊了弗洛伊德，使他对文明持怀疑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把人性等同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尤其是进攻性本能，这使得他的整个文明观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同时，他把道德文明同本能的对抗视为必然现象，他只从道德与本能的关系着眼去规定道德的本质，把私有制社会道德的某种特殊性当做人类道德的一般本质，否认文明与人性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这样就把道德和文明凝固化和抽象化了，并且陷入了悲观主义。不过这种道德文明论也给我们以警醒：现代工业文明无止境地掠夺自然而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匾乏等问题时，当现代化大生产使得人们只是在流水线上进行机械化的操作时，当现代文明正使人类遭受空前的竞争压力时，人类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本身呢？
弗洛伊德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赞扬他的人将他的无意识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称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三次科学革命，视他为与马克思、爱因斯坦相媲美的犹太伟人。贬损他的人，将他斥之为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一头野猪”，性泛滥的鼓动者，认为他的精神分析学完全忽视了人性中高级的和道德的方面。的确，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应当说，弗洛伊德将其理论建立在无意识的性本能的基础上，强调人的生物性，忽视人的社会性，夸大了无意识心理的作用，贬低了人有意识活动的主导意义，在道德文明观上陷入了悲观主义，这显然使其理论的伦理意义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确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极其细致的观察者和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的心理分析把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带进了人的深层精神领域，为我们洞开了一个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对现代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文化的版图上，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今天虽然有许多与其理论迥异的观点，但他们无一不将之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比较。他晚期的两类本能说、人格三结构说以及道德文明观中有许多新颖而独特的见解，至今仍受到广泛的关注。总之，对待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始终应采取辨证的眼光来看待，偏执于一端的奉若神明或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收稿日期：200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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