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五”生态环境结构研究——生态环境结构变化影响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结构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消费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生态环境呈资源总量趋减、环境污染加剧之势，这种生态环境结构变化趋势对人们消费生活整体质量的提高已构成严重威胁。这里以具体指标数据实证生态环境“八五”状况与“九五”趋向对国民经济发展及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程度。
（一）生态资源结构性短缺、总量趋减，正在降低人们消费生活赖
以的资源供给量
表—1证实中国人均资源水平之低在世界是不多见的，这不仅严重地制约着“东方巨龙腾飞”，而且已威胁到“九五”国民生活质量与消费结构的改善。“八五”状况是“九五”发展的基础，下面先探析“八五”期间资源结构性供需矛盾状况。
表—1 “八五”末国有资源人均水平与国际比较（据中、外相关资料综合推算）
（附图 
）
水资源南多北少与耕地分布背反，南方占全国36%的耕地拥有81%的供水量，北方占全国64%的耕地却仅有19%的供水量，导致工、农业用水供需缺口分别在200亿m[3]和300亿m[3]以上；生活用水短缺，517座城市中3／5以上年缺水量在58亿m[3]，农村有8200万人发生饮水困难。华北地区和沿海城市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深度与广度加大。据监测，华北地区地下水位年下降0.5至3m不等，京、津沉降2.4m，全国已形成56个地下区域性漏斗，总面积达8.7万平方公里。
生物资源的多样性比重逐渐下降。其中，森林覆盖率已由50年代的13%降至1994年的12.5%，年林木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50%以上，现有林地面积1.15亿公顷，蓄积量为90.4亿m[3]，年供需缺口约不低于9610万m[3]；实有草原33.6亿亩，较之50年代，生产能力普遍下降30%至50%，且沙化、碱化及人为破坏正在加重。据研究，全国草原退化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85.4%，沙化面积占35.6%，潜在沙化占46.7%，碱化占5.7%，人为破坏2.8亿亩（其中1.2亿亩变为永久性沙漠），草原退化正以每年2000—3000万亩的速度在不断扩大。生物资源的减少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泥石流、滑坡等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和综合损害值的加大。
耕地资源年均减少37.5万亩，在国土局新公布的153750万亩耕地中，60.8%受坡度、侵蚀、土质、盐碱、洪涝的限制，沙化年增加1.6万公顷。现累计沙化面积已达153.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6%。据普查，耕地面积中缺磷、缺钾、磷钾俱缺、土壤板结的比例分别为59%、23%、14%和12%。至1995年底人均耕地仅有1.29亩；按人口12亿、人均耕地1.29亩水平推算，实际耕地供需缺口为2.4亿亩。
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趋紧。其中，矿产的40多种主要资源不仅供需缺口量大而且生产能力早已开始萎缩；煤炭、石油、电力的年缺口分别为2000多万吨、1000多万吨和500亿度。
“八五”各类资源不仅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短缺，而且浪费都极为严重。其中，在年减少25万公顷的耕地中约有20%系人为浪费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为20%至30%，农业渠水利用率为45%；矿产、能源的利用率分别为40%和30%。这种资源的短缺与浪费势必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结构发展和人们消费结构发展。
根据上述“八五”资源变化数据并考虑可能变化因素，可测算出2000年资源结构（环境污染导致资源生产减量未计）供需缺口的以下指标数据。
2000年全国总需水量为6000—6500亿m[3]，按1993年水能力（5400亿m[3]）推算，2000年水资源供需缺口为600—650亿m[3]，但考虑2000年时，北方省区及沿海城市已不能“超采”地下水，在全国ρ＝75%（ρ为保证率，ρ＝75%相当于中等干旱年），实际供需缺口要超过700—900亿m[3]，届时，黄、淮、海、辽流域势必发生供水严重不足。
2000年森林覆盖率经“森林工程”可望达到15%至16%，但以13亿人口计算，人均森林面积增至0.118公顷，木材生产总量（按有林地年增长率1.2%计）可达1.27亿m[3]，而需求总量为2.1亿m[3]，供需缺口仍在8000万m[3]；草原按年均减少2500万亩速度推算，供需缺口为1995年可利用面积的1／3。
按“九五”期间还将净减少耕地150万亩，人均耕地1.27亩，比《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规划2000年保有耕地数（18.3亿亩）相差了3075万亩，按人口13亿、人均耕地1.49亩的水平推算，2000年耕地供需缺口为4.415亿亩，比1995年扩大1.7亿亩缺口。
矿产资源中，铁、铅、锌的生产能力，2000年比1993年分别自然消失10%和40%，其他有色金属矿山2／3进入中晚期；能源中，石油、电力的供需缺口均略高于“八五”的年均缺口量，而煤炭的供需缺口（按比1992年扩大1.5倍的推论计算）为3000多万吨。
生态资源供需缺口的全方位增大必然导致经济结构性萎缩和人们消费结构的畸形化。
（二）环境污染有增无减正在降低人们消费生活的资源供给质量和消费环境质量
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标一般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和噪声污染四个子指标的数据变化，因“噪声污染”无统计资料，以下仅分析前三种污染状况及趋势。
先看水污染。据统计，全国工业的年均排污水量为3496858.5万吨，另据有关资料推算出全国乡镇工业排污水430000万吨，生活污染水年排放73000万吨，累计“八五”年均排污水总量约为5030000万吨（取平均处理率为25%），导致全国七大水系50%河段严重污染，86%的城市河段水质超标，50%的内河渔业水质超标，25%农灌水质超标，61.5%的湖泊出现富养化，全国城市饮用水、地下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的分别占42%和50%以上。预测2000年全国污水排放总量为4129000万吨，实际排放量可能要超过预测数据，其中工业（含乡镇工业）排放污水占70%至75%。估计2000年时将有70%以上的淡水因遭污染不能直接饮用。
再看大气污染。据统计及研究资料分析计算出“八五”年均废气排放量约为98718亿标m[3]，净化处理率为50%至60%。另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生态环境预警研究》预测，2000年全国废气排放量为115432亿标m[3]，年均增长率为5.1%，这个数据没有包括乡镇工业废气排放量。显然，实际情况要比预测数据偏高。
最后看固体废物污染。据统计及各种相关研究资料推算，“八五”期间固体废物年排放总量为62000万吨，处理率为35%。其中，工业废物排放量占80%以上，乡镇工业排放固体废物量为69000万吨左右，其中将有10亿吨生活垃圾（除去利用率15%）困扰着城镇居民。
环境污染对生态资源（如水体、耕地、生物）质量有着极大的破坏力，归根到底还是要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它从各个方面（最终）影响着消费结构，降低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必须加以控制，进行有效的治理。
（三）生态环境影响消费结构的宏观经济估价
生态环境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基本途径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方面表现为对人身健康的危害，如饮用污水、食用受污染的食物（粮食、水果、蔬菜）导致水中毒、食物中毒等，反映在宏观统计上，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加。这在国内各种《年鉴》上尚无专项反映，也未见有专门的研究。但从1985年以来随环境污染量逐渐增加而国内医疗支出也同时逐年加大的现象来看，其影响的经济数目应该说是不小的。当然要准确揭示之还有赖于对基础数据的处理分析。
从间接影响看，生态环境总是通过制约国民经济的结构、总量与运行速度来影响结构发展、变化的。根据现有的基础数据条件，下面着重估测与探析它的间接影响。
生态环境间接影响消费结构的方式可图示为
在此比较中外生态环境指标分类后，这里将其分为生态资源结构和环境污染结构两个子结构。前者再细分为如前所述的耕地、水、生物（森林、草原）、能源、矿产等项目；后者再细分为水体、大气、固体、噪声等项目。最理想的是逐项均确定价值或价格，据以进行完形的结构分析。目前有若干项难以进行估值，因而只能据以进行非完形的结构分析。综合多项讨论与研究并加上我们的推算估测，中国90年代生态环境的经济损失估计如表—2所示。在表—2中，我们比较“八五”与2000年的生态环境状况，作出基本推论是：
第一，生态资源方面的供需缺口还将加大。考虑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并极力控制资源消减问题这一政策因素，假定“九五”的控制水平与供需扩大缺口水平相当，则“九五”资源影响所造成的年经济损失与“八五”时相当；考虑环保投资占GNP的1.5%难以使上面的假定成立，即控制水平低于缺口扩大水平，而以提高资源利用率来减少供需缺口量，并需以提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率来弥补，假定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科技成果转化率协调起来能够抵消资源破坏控制水平低于供需缺口数，则“九五”与“八五”的资源影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大体相当。但根据现有技术设备和科技含量等发展状况，估计“九五”资源影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要略高于“八五”的水平。也就是说，生态资源短缺对消费结构发展的制约不容乐观。
表—2 90年代生态环境造成经济损失估计 单位：亿元
评价指标
年损失 “八五”总损失（累加） 2000年损失的初
步推断略高于“八五
”年均损失
生 水资源短缺
工业
135 625
态 农业
400 2000
同上
源 耕地资源消减90 450
同上
响 森林资源破坏 280 1400
同上
环 水体污染 360 1800 高于“八五”年均损失
境 大气污染 678 3390 同上
染 固体污染76 380 同上
影 噪声污染
216 1080 同上
响合计223511175 高于“八五”年均损失
说明：表中除“噪声污染”年损失据《羊城晚报》（1994年5月15日）外其余均据有关估测并作局部验证。其中“生态资源影响”取各种估值的平均数，“环境污染影响”在基础参数中加入了“统计”中缺少的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量。
第二，环境污染方面，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增无减。除“噪声污染”外，一项计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八五”期间的各项年经济损失是：水污染损失356亿元、大气污染损失578.9亿元、固体废物污染损失51.2亿元。而经过查验发现，该研究的基础参数中均不含乡镇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我们经过参数矫正并以相似计算方法测得三项污染所造成的年经济损失分别为360亿元、678亿元和76亿元左右。其中在对大气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推算时，我们参照有关乡镇工业排放废气的报导和实际调查资料并作适当调整；对固体废物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推算时，我们将煤矸石和城镇居民生活垃圾的年排放量同时计入固体废物总量（矸石年排放量约等于年产原煤总量的20—25%；生活垃圾年排放量约等于城镇废弃物总量的37.4%，年增长率在10%以上，处理率视同废弃物年处理率，即15%），经预测，“九五”环境污染物的各项排放量都明显高于“八五”期间的平均水平，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还将进一步增加，按照目前国家极力控制环境污染的投资水平（GNP的1.5%）很难在短期内扭转环境恶化的局面。因此说，环境污染还将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还将持续加大对人们消费结构的破坏力度。
总之，生态环境从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对“九五”经济结构、消费结构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之势，它们如同两条“毒龙”在竭力缠绕着中国社会发展肌体，破坏着人们消费结构质量。人们只有竭力铲除这两条“毒龙”才能获得自由的发展。
编者注：本文有关数据转引自《中国环境科学年鉴》、《经济世界》、《生态经济》、《经济日报》、《管理世界》等，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
*这是本文作者承担199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号94BJ035）的子项目《“九五”生态环境与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研究》的“研究报告”中第二节，单独发表，以广泛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