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体系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30(2002)01-0005-04
在北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又称为音乐人类学(music anthropology)，以 表明此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既然如此，民族音乐学的热门话题常步文化 人类学的后尘，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北美文化人类学的时髦话题是“ 后现代主义”，当地民族音乐学界亦开始探讨此问题。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全球通讯 网络的发明、跨国企业和跨国交流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支配作用、全球温室效应的 加剧以及其他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化”成为北美文化人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 ，北美民族音乐学界很快跟上了这一潮流，同时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
2001年，我国音乐学界也开始了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人民音乐》第一期发表郑苏的 《质疑“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对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思想两个最基本概念的再思 考》和求实的《一点感想》两篇文章，讨论“中国音乐”、“西方音乐”的概念和“全 球化”问题(注：郑苏：《质疑“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对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思 想两个最基本概念的再思考》刊《人民音乐》2001年第一期第30—33页；求实：《一点 感想》刊同期第34页。)，笔者亦在《人民音乐》第七期发表的《中西音乐及“全球化 ”》一文中谈了一些意见。(注：杜亚雄：《中西音乐及“全球化”》刊《人民音乐》2 001年第七期。)笔者认为这一讨论对我国音乐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都很有意义，故不 揣冒昧，草成此文，希望这一讨论能够继续深入。
综观目前文化人类学界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全球化” 是何物和为何人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否只有一种经济模式?经济方面的“全球化 ”是不是也要导致文化方面的“全球化”?我们先来介绍有关这三方面讨论的情况，然 后再谈有关建设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问题。
(一)
“全球化”是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电子资讯的时代而提出来的。在这个时代里， 从经济上看，随着关税壁垒逐个被击破，资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纷纷涌到生产成本 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随着资本进一步国际化，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交通和通讯的费用 也越来越低廉，使人感到地球越来越小。不难看出，“全球化”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产物，它首先是资本的“全球化”。
因为资本只涌到更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全球化”首先涉及到资本输出及输入的地 区和国家，无“资本”问津的国家和地区，则有被逐渐“边缘化”的危险。专家们注意 到由于资本流向条件好的、比较发达的地区，使那里越来越繁荣，而原本生产力落后、 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却可能会因为得不到资本而和发达地区的距离越来越大。2001年初在 海南三亚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上，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说：“那些穷国根本没 有参加全球化，它们跟全球化没有关系。”(注：庄永康：《全球化等于“一个脑袋”? 》刊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31日。)
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不难看到，发扬和利用本国文化的资源去营造“知 识平台”是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成为“赢家”的一个必要条件。日本学者大前研一 在描述新世纪竞争规则的新书《看不见的新大陆》中指出：“在看不见的新大陆上支配 人们生活的平台很多，英文、数位影音光碟、电信通讯以及视窗都是，若无法掌控一种 或更多的主力平台，根本难以发展有利可图的事业。”(注：见《未来经济：全球与在 地两端运作》刊美国《芝加哥时报》2001年7月27日，D5版。)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的发 展，除了和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关以外，和它的文化也不无关系。如美国使用全球都必须 跟随的语言—英语、美国人在二战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广其文化，如流行音乐、 饮料、快餐等等，这些后来都成为使它能够掌握并控制主力“知识平台”的有利条件。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不少是使用英语的国家，也证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是 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如印度和爱尔兰不仅生产全球适用的英文软件产品，更分别成为 美国、欧洲提供全球服务的“电话服务中心”。去年，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率为11%，创 世界最高记录。所以，有经济学家预测，在今后的20年中，只要能抢到或打造“知识平 台”，就有条件吸引全球最佳人才，就能得到更快的发展。(注：见《未来经济：全球 与在地两端运作》刊美国《芝加哥时报》2001年7月27日，D5版。)
有关第二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观点以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ma) 欧曼(Ohmae Kenichi)为代表，认为“全球化”是人类惟一的出路。他们认为冷战结束 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共产主义，这种制度既能满足人类在物质方面的需求， 又能解决人类在精神方面的需要，因此，以后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历史变革。“自由民 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这将导致“ 历史的终结”。(注：邹崇铭：《千禧年全球化新思维》第158页。明报出版社，2000年 ，香港。)按照他们的观点，世界即将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提 下实现“大同”。按照他们的看法，“全球化”只有西化(实际上是美国化)一种模式。 不少学者对此提出疑议，不赞同“全球化”只有一种形式。亚洲一些国家的领袖提出“ 亚洲价值观”，表达了他们希望建立植根本土文化价值体系的非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意 图。(注：邹崇铭：《千禧年全球化新思维》第16页。明报出版社，2000年，香港。)进 入21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增长速度放慢，而我国经济则在党的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继续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也说明了西方模 式并不是发展经济的惟一模式。
有关第三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势必带来全球 文化一体化。(注：见汤亚汀：《走向现实生活的世界音乐》刊《交响》2000年第三期 第16—19页。)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不应当导致文化的一体化，提出在经 济方面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应当和文化方面的“本土化”(localization)双 轨并行。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文化一体化、倡导文化多元化，提出即使全球在经济方面 能够“一体化”，人类文化不一定要走相同的道路。法国总理若斯潘提出，我们要“市 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社会”便体现了这种思想。(注：庄永康：《全球化等于“一 个脑袋”?》刊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31日。)
(二)
在上述有关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经济过程， 但它也可能借助文化，本民族文化的推广和发扬，会对这个民族在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 过程中成为“赢家”有所帮助。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之后，看到出自不同民族、不同国 家的学者对于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同时我们也能 从各自不同的经济背景出发对他们的主张有更深入的分析和更深刻的理解。
总的来看，认为“全球化”是人类惟一的出路、赞成全球经济一体化势必带来全球文 化一体化意见的学者大多属于目前是“赢家”的富国和富裕的民族，因为他们的文化已 经是一种强势文化，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永远保持强势，对其他民族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怀有戒心。赞成这一意见的学者中，也包括了一些鼓吹“文化冲突论”和“中国威 胁论”的人。希望建立植根本土文化价值体系、非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学者和提出经济 方面的“全球化”应当和文化方面的“本土化”双轨并行意见的人则一般属于目前想要 占有或打造“知识平台”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文化与强势文化比较则处于弱势。发展 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与占有或打造“知识平台”密切相关，和发展其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事。因为发展经济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目前我国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大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在目前这场“全球化”战斗中，中国如果不想被“开除球籍”，也希望成为“赢家” ，变成富国，中华民族也想成为一个富裕民族，我们就不仅应当掌握并控制主力“知识 平台”，还要打造自己的“知识平台”。在音乐方面，为了掌握并控制主力“知识平台 ”，我们必须开阔视野，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了打造中国人自己 的音乐“知识平台”，就必须努力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由于西方人不但占领了经济的平台，也占领了包括音乐在内的“ 知识平台”，西方音乐成为世界上的“主宰文化”，而各国传统音乐则逐渐成为国际上 的“亚文化”。民族音乐学家Bruno Nettl指出：“音乐能被更加广泛地运用于我们想 要传达的那些难于用言语表达的社会价值观。”“教授一种音乐体系，有助于音乐学习 方式，有助于音乐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音乐用以表达和教授价值观以及对一文化指导 原则的理解。”(注：见Bruno Nettl：《蒙大拿和伊朗：两种不同文化中音乐概念的教 与学》，徐征译，管建华校刊《音乐教育》2001年第一期第87—90页。)20世纪，我国 在欧洲古典音乐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的音乐教学体系，对中国人学习欧洲古典音乐、理 解欧洲人的音乐观念和欧洲文化的指导原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作曲家、歌唱家、 演奏家和理论家今天能够在西方的音乐文化舞台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得益于这个教学体 系。因为目前有这个教学体系，所以我们有条件去占领西方音乐的“知识平台”。然而 ，直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基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体系，这对在音乐方面打 造中国自己的“知识平台”非常不利。建立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体系，通过 这一体系的教学，不但有助于学生学习中国传统音乐，也有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 观以及文化指导原则。建立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体系，是1964年敬爱的周恩 来总理为中国音乐学院制定的办院方针，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近40年，然而我们尚没 有完成周总理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世 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我们，应当努力工 作，加快建设这一教学体系步伐。
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其基本理论就是欧洲的基本乐 理。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也应当建立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其基本理论就是中国的基本 乐理。
声音有高低、长短、强弱和音色四种物理性质，其中音高和时值较为重要，故各种乐 理无不以讨论此两者为最基本的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两方面，中国乐理和西方乐理有很 大的不同。另，乐谱是用来记录音乐，使之能广泛传播的符号，故介绍乐谱亦是基本乐 理教学的任务。中国传统音乐中音高方面最小构成单位是“声”，这个“声”是可以变 易的，只有懂得了“声”的“变化之道”，才能了解中国音乐旋律的神韵所在。换言之 ，中国音乐的旋律中没有了“摇声”，失去了音高方面的“变化之道”，其神韵也就丧 失殆尽了。中国传统音乐中衡量时值的计量单位是“拍”，这个“拍”是可以变易的， 只有懂得“有伸有缩，方能合拍”的“变化之道”，才能了解中国音乐节拍节奏的神韵 所在。换言之，中国音乐没有了“散板”和“拍值可变”的弹性节拍和节奏的特点，失 去了节奏、节拍方面的“变化之道”，其神韵也就丧失殆尽了。
中国是最早采用乐谱的国家之一，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 、文人音乐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大多数类别是有乐谱的。说中国传统音乐是没有书写的 传统音乐文化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但是，中国的“乐谱”是可以变易的，只有 懂得“谱为框格，色泽在唱”的“变化之道”，才能了解中国音乐作品的神韵所在。换 言之，如果只是按照乐谱去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不能做到“死谱活奏”、“死音活 唱”，不能发挥演奏者和演唱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失去了乐谱方面的“变化之道” ，其作品神韵也就丧失殆尽了。
综上所述，中国乐理是具有“变化之道”的乐理、充满辩证法的乐理。它的基础则是 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作为中国哲学“原点”的古老《易经》不仅通过象征 各种“卦”，来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探讨天理与人道，追求宇宙变化的大原理、大 法则，也为中国音乐艺术提供了哲学方法论的依据。《易经》中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不测之谓神”、“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这些话很重要。其实，《易经》所突出的就是一个“易”字，“易”就是“变易”。 全部的《易经》就是根据“变”的原则，对天地万物作出的各种不同素描。中国音乐艺 术始终受《易经》“变易”思想的影响，受其有机宇宙观的支配，突出“变化”和“变 易”。正如Bruno Nettl所指出的那样，教授这种音乐理论，有助于学习中国传统音乐 ，有助于学生理解中国传统的音乐概念，也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指导原 则。
(三)
20世纪，东方各国不甘心使本国音乐成为西方音乐文化“亚文化”的音乐家们，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地站在本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之上打造自己的音乐“平台”。在这方 面，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和印度都做得比我们好，所以这几个国家和传统音乐在世界 音乐舞台比中国音乐的影响大得多。欧美国家音乐学院校中开设这些国家音乐课程的远 比开设中国音乐的多，英文和许多西方语言中“筝”一词是借自日文而不是借自中文， 都能说明日本音乐文化在西方以及全世界的影响。为了打造中国音乐“知识平台”，日 本、韩国和印度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效法。一个民族兴衰和这个民族的成员对其文化和历 史的了解标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一个学音乐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传统音乐， 如何能够树立民族自信心?又如何能够为继承和发展中国音乐去奋斗?如果大多数学音乐 的中国人，都把继承、宣传欧美音乐为己任，又由谁来发展中国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建立有助于学音乐的中国人了解中国音乐，有助于他们树立对 中国传统音乐的信心，有助于打造中国音乐的“知识平台”。如果我们不仅能够占领西 洋音乐的“知识平台”，也能打造出一个中国音乐的“知识平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何愁不能振兴?中华民族何愁不能振兴?
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应当对中国音乐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予以反省，应当对中国人 在20世纪对待中国传统音乐的态度有所检讨。我们应当看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不 能保存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也不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如 果我们既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又能从其他民族的音乐中广泛吸收营养，中国音乐文化一 定能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中国人一定能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乐坛之上奏响 更辉煌的篇章。
收稿日期：2001-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