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世纪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封建论文,传统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一，他们宣称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违反人性的“野蛮政体”，是造成中国停滞落后的万恶之源；其二，他们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是专制统治的工具，是损害人性的“伪学”，特别指斥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和科举制度戕害人性，理应废绝；其三，他们认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奴化了民族性格，必须借助外来民主思想，重塑国民性格，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敢于超迈前人，义无反顾的反传统，就在于他们接受了诸如资产阶级人权思想，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超越前辈思想家“经世致用”、“中体西用”和“托古改制”等旧式理论模式，借助于崭新的西方人权思想的理论武器，从根本上将封建传统敲打得支离破碎，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彻底否定传统的狂飙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战斗姿态和决裂精神，披坚执锐，呐喊而前，组成了冲击旧世界的尖刀团队。
一
如果说君主专制政体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还起到一些维护华夏民族统一的进步作用，那么到了20世纪初，这种制度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落后和反动的东西。此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鼎盛阶段，中国资本主义也获得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无疑会使中国丧失光明的未来，而坠入永远落后挨打的深渊。因此，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感，率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绵延了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
青年知识分子宣称，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违反社会公益道德的“野蛮政体”，他们给封建专制政体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以四百兆积民成国、积国成天下者之公产业，为一二由战争、由盗篡、由世袭者攘为一人之私产业。……其位神明，其道崇尚，出言则为圣旨，署纸则为上谕，徽号则为圣神，命名则为天子，一人曰是其众不敢为非，一人为非万众不敢曰是……此之谓专制”，认为这种政体“涂毒天下肝脑，敲击万夫之膏髓，以殉独夫民贼不稍悔吝者分也”〔1〕。在此政体下， 一切用人、行政、司法大权“悉出于一人之喜且爱者，不计国民之利害而妄行之，其怒且憎者，不计国民之利害而擅废之；于其喜且爱之人，则可以加非常之宠荣，其怒且恶之人，则可处以无名之杀戮”〔2〕， 而“繁颐之律例”、“森严之王法”，“何一非出自寡人之私意者乎？”〔3〕 茫茫九州，除了君主的私产，万民无财；除了君主的声音，万民无息，一片昏暗萧瑟的景象。
青年知识分子进而拔树寻根，论证封建专制政体给中国社会进步带来了极大阻力，是中国积贫积弱、停滞落后的万恶之源。由于封建君主把国家当成一姓之私产，行政职能以“牺牲全体国民之公益、谋求一姓之幸福乐利”为核心，物质生产就不可能得到重视，国计民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青年知识分子在分析了封建立法的实质在于防范人民保全君位后指出，在封建君主制的框框内寻求社会的进步是缘木求鱼，封建社会只能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因为封建君主制度既然规定国家是某一姓的私产，就免不了“保位”与“觊觎”的争斗，就免不了“亲藩倡乱”、“外戚擅权”、“权奸弑篡”和“揭竿而起”，结果便造成君视民如寇仇、民视君如大盗，君民交恶，斗争不已，整个社会在一治一乱中不断地走着恶性循环的老路。
对于这样的君主专制政体，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它“永远黑暗而不能放一线光明于二百四十九星之一方面”，指出其“苟一日不除，则所以敲剥我国民，朘削我国民者，其害正无穷”，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打倒这个有害无利的“社会之蟊贼”，结束中国数千年的苦难轮回。〔4〕 年仅19岁的邹容在他的著作《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扫除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重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去祸害，求幸福，使中国还魄返魂，与列强并雄，舍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无由，这就是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君主政体后得到的结论。
二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头上一圈神圣的光环，是一张无所不在的束缚人民精神世界的黑暗网罗。因此，不批倒封建思想文化，就不可能唤醒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也不可能真正摧毁封建专制制度。青年知识分子以大彻大悟的觉醒者自居，把批判传统思想文化、唤醒民众当做自己的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
青年知识分子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学说的本质不仅是为独夫民贼的专制统治作辩护的工具，而且是涸人脑、吸人血、为一人服劳役的“伪学”。周作人著文说：“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想于一缚，而文艺之作靡不以润色鸿业，宣布皇猷为用，所谓为一人者也”〔5〕。 在儒家学说的捆束之下，数千年服儒服、冠儒冠者，“精神委顿”、“思想拘囚”，所言所行，“但知元后作民父母而已，但知尊君卑臣辨天泽高堂陛而已”，无论是不辨菽麦的白痴小儿，还是杀人如麻的窃国大盗，只要他一朝南面称王，那些拘文牵义之士便不惜“从而为之囚，从而为之死，从而为之愤慨悲思”。这种所谓的正宗学说实在是教猱升木、令人变奴的“盗贼利器”而已。
青年知识分子进一步对封建文化伦理层次上的三纲五常进行了重点轰击，认为这种伦理道德不是自然的、根于人类自由平等天性的道德，而是专制君主人为的“矫揉造作”，是封建帝王为了消磨臣民聪明才智，钳制臣民自由思想，使臣民柔顺屈从，从而有利于自己的专制统治捏造出来的。他们这样批判道：“彼以尊君抑民为目的，见夫宋儒尊三纲定名分之说，可以有利于专制也，遂从而表彰之，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6〕。 这种捏造出来的纲常道德能够杀人于无形，“惑世诬民，则直甚于洪水猛兽”。它除了有利于君主统治以外，毫无实用，“徒锢蔽乎无限之痴鬼于九幽十八狱而沉沦不悟”〔7〕。 一篇署名雷铁崖的文章举例批驳说：“中国之道德莫盛于南宋，而当金兵肆虐，黄河南北之民，肝脑涂于兵刃何限，试问可曾执道德二字以吓退金人，拯救同胞否耶？”〔8〕 纲常道德既然如此无补于实事，那些博带峨冠之流，高坐讲筵，迂谈三纲五常之精微，岂不令人喷饭？针对20世纪的中国远比宋代所处的环境险恶的现实，文章高喊进行道德革命，“推去旧宇，重建鸿模”，“涤尽旧日之陈朽，改易社会之观念”。
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还对封建文化赖以存在和流传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口诛笔伐，揭露它是封建统治者戕害中国人才、摧折志士锐气的恶毒手段，“其剪伐于国民，比较帝力为宏厉，而尤可怖也。”〔9〕在科举制度毒害下，中国士子，髫龄入学，皓首穷经，“终身埋头伏案，奔走驰驱”。如果历数十年之风霜雨雪，考数科不得，“则家计日逼，自顾不遑，亦气短心灰，老且死矣，何暇议谋人家国事哉！”〔10〕少数侥幸得第者，在《四书》《五经》、八股帖括的长期砍削之后，已经是人性全无、灵根尽去的“阉然躯壳”，除了寻章摘句、笺注训诂、高谈义理、应酬奔竞以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不敢为乡曲豪兴游侠之雄”〔11〕。这样的士人虽然“鱼鱼雅雅，衣冠俎豆”，但“实则死人之不若”。愤世嫉俗的邹容更是把这样的士人形象地称之为“磕头虫”，说他们只会一意奉承，两面讨好，三手捞钱，“上顾粒顶，下顾荷包”，认为其人愈多，其害愈大。
三
在以尊临卑的专制制度的砍伐下，在等级森严的纲常伦理的捆束下，中国人的天性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奴隶主义意识像一道甩不掉的魔箍紧扣在国人的灵魂之上。人们缺少自我个性和主动独立精神，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隶属和服从，畏官怕势，逆来顺受，笃守陈规陋习，安贫乐道，忍耐成了民族普遍认同的美德。青年知识分子从批判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出发，自然而然地转向对它们塑造出来的这种国民性进行剖析和批判。他们不无哀痛地揭示说：“吾国民之魂，乃不可得而问矣。梦魇于官，辞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痁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人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12〕
国民性格中的奴隶意识是青年知识分子集中抨击的目标。青年们指出，奴隶与国民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其间有明显的界限，“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13〕。由于历史上“支那人之性质曰柔顺、曰巧滑、曰苟且偷安、曰贪生怕死”，他们因此振聋发聩地宣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国民”，只有“以忍耐为宝典”的听人摆布的“奴隶”。《国民报》上一篇题为《说国民》的文章这样写道：“呜呼，吾尝观中国之民，未尝不喟然而太息也！不论上下，不论贵贱，其不为奴隶者盖鲜……天下至贵至重者莫如士，而中国则至贱者莫如士。彼抱其八股试帖以应科举者，俯首受搜检，则行同窃盗而不以为耻，揣摩主试之意，则行同妾妇而不以为贱，谓盖有益于吾之功名利禄，则虽断吾手刖吾足，以易其所谓进士举人者，吾何勒？至国家之事则掩耳而不欲闻，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剥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其稍黠者则曰吾辈学者，唯讲学问而已……嘻，是率一国之士而为奴隶也，国民何有！”而穷乡僻壤之间的平民百姓也是唯唯诺诺，牛之马之不以为苦，“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典其子而后已，然辈不敢动也……而遑论夫所谓选举权！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嘻，是率一国之农而为奴隶也，国民乎何有！”〔14〕思想家的冷峻和青年学子的愤世嫉俗之情跃然纸上，犀利的笔触使昏睡的国人再也无法安枕。
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国民性所表现出来的丑态进行了冷嘲热讽，“基喜惧颠倒悉听于他人之憎爱，闻有挫我折我者则色然而忧，闻有庇我豢我者则欣然而喜。故君相而能庇我豢我也，则奴颜婢膝唯唯听命……盗之贼之不以为辱，苟能遂其高车驷马锦衣美食之心，则甘为一姓之家奴而不辞”〔15〕，“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获异宝登天堂，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至极其鞭扑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几不复自知为人”〔16〕。一方面畏惧权势，唯唯喏喏；另一方面是自得其乐，不以为耻。青年们因此宣称这种国民性格是“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17〕。
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不仅含上述两重奴隶主义成分，而且兼具奴隶式的乖巧圆滑，所谓“三分刁黠七分媚”，“其处世也，无圭角棱骨，其风度则从容不迫，圆满和乐也，其天性则平凡而单纯，无变化无波浪也”〔18〕。出门长揖、匍匐、叩首，进门请安、寒喧、唱诺；开口“大人栽培”，闭口“小的岂敢”。青年知识分子在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现象之后进一步指出，奴隶式的八面玲珑不但使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长于应酬，精通讨好之术，而且使中国人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不讲原则、不讲信仰。他们以八国联军之役中顺天居民悬挂“顺民旗”迎接侵略者和香港华商集资修建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等事为典型，痛述这种无原则无信仰的奴隶圆滑给近代中国的独立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坏作用。青年们坚信，如果不进行国民性格的更新改造，靠这样的国民去完成反封建反侵略的历史重任，无异于“蒸沙求饭”。
四
早在近代初期，中国思想界就开始了对封建传统的反思，从旧营垒中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们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文化的完美无缺提出了怀疑，进而对它们的黑暗和腐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曾操戈上阵，与封建传统展开过搏杀。但是，由于他们自身与封建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联体关系，他们对旧传统怀着太多的眷念之情，没有勇气也不愿意将养育过自己的母体彻底否定。他们的揭露和批判虽然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强度，但总的说来没有摆脱零敲碎打和隔靴搔痒的天生缺陷。他们在“经世致用”、“托古改制”、“中体西用”的山重水复之中兜着圈子，从未超出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一句话，他们始终没有明确打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叛儒家文化的旗帜。
历史跨入20世纪的门槛之后，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1990年到1911年的12年中，全国新设立的资本10万元以上的厂矿达340家，加上1900 年以前设立的民族工矿企业，1911年全国的工矿企业总数达500家。 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为中国知识分子超越传统思想家的樊篱，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和批判封建传统提供了物质的和阶级的基础。文化上，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1904年仅江苏一省所办新学堂就达100余所，到1911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达5万多所，学生达一百多万人。还有大批的青年出国留学，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仅1904年留学日本学生就达1300多人，1906年更增加到8000人。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留学青年组成了一个迥异于封建士大夫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代表了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
由于较少受到封建文化的毒化而较多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批判封建传统的时候，不是像前辈知识精英那样到古代典籍或远古传说中去寻找批判武器，“以古驳古”，回戈相击，而是别开生面，把视点投向西方，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参照系，对封建传统进行正面的冲击。他们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特征。
在青年知识分子借助的参照系中，有三根明显的坐标轴。第一根是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西方人权学说在本世纪初已经被引进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杨廷栋翻译出版了《路索民约论》。1903年张相文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同年，老一代留学生严复也将弥勒·约翰的《论自由》翻译发表。这三部著作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与民主思想的代表作，曾在西方掀起过波澜壮阔的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风暴和思想解放运动。《民约论》宣称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人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国家，乃是社会成员协议订约的产物，其主权在民，人民有权推翻破坏社会契约、践踏人权的专制政体。《论法的精神》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扬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论自由》宣传个性解放，认为个人的行动如果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国家便无权干涉。青年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忱，对这些与封建传统格格不入的思想作品进行了广泛地介绍、阐发和赞颂。
邹容在他的反封建战斗檄文《革命军》中热情洋溢地欢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直说》杂志上有一篇名为《权利篇》的文章，直接以平等和人权思想为立论根据批判传统的道德说教，它写道：“人有平等之权利，人有不受人卑屈之权利，人有不从顺人之权利。权利思想伟乎大矣！倘有大逆不道，犯天赋人权之公理而无所忌惮者，则必防御之，虽力有不敌，智有不足，亦必犯百死以相抗，而勿稍踟蹰”，号召人们起来打倒“以谦让柔顺为教”的封建文化及其伦理道德，恢复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19〕
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传统之参照系的第二根主轴是无政府主义。19世纪到20世纪初，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认为国家和权力是屠杀人类智慧和心灵的罪恶之斧，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实现人人绝对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社会。显然，在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兴起之际，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但是，对仍然陷在封建专制主义黑暗深渊中的中国来说，它无疑又具有不可低估的批判作用。无政府主义既然强调废除一切政府、消灭一切权力和等级，那么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传统等级文化及其纲常伦理就必然成为它的否定对象。中国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无政府主义学说奉为改造社会的圭臬。
无政府主义最早在留学生和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流传，后经他们的介绍，逐渐传播于中国知识界。1903年，一位署名“大我”的青年在《浙江潮》上发表《新社会之理论》一文，称赞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该文在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内容后写道：“国民者，不论州与村，异其众寡，皆可自主，可自由，有自治之权利。国家者，以一人之意志，而曰与全体国民相一致，是即专制也。专制者，侵夺人之权利者……今之敌，非地主、非资本主，政府官吏也，舍志士之身，奔走尽瘁于社会中，行铁血手段，天职也。”〔20〕《江苏》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露西亚虚无党》的文章，以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痛斥专制政体为“国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学习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挟猛烈之破坏手段，“以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李石曾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三纲革命》一文，依据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自由和互助原则，主张无君无臣，无父无子，无夫无妻，大家一律平等互助，从而实现“人道幸福之进化”〔21〕。
青年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之参照系的第三根轴是粗浅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已经从欧洲传播到全世界。拼杀在时代风雨最前端的青年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它的强烈影响，开始注意和研究它的内容。上面提到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写道：“今社会主义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之二大现象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而未可漫不介意者”。有些比较激进的青年思想家已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唯物史观当作批判封建传统的新式武器加以介绍和运用，在他们的言论中马克思的名字已同改造社会的良方连在一块。
总之，20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理论武器是新式的。相对于前辈知识精英所运用的旧式理论武器来说，新理论具有无法比拟的摧毁性威力。批判者也不必像前辈思想家那样因“根据”出自传统而投鼠忌器，留有余地。正因为如此，它在强度和广度上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思潮。在它的扫荡之下，封建传统被犁庭扫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批而不倒，依然故我了。如同秋后败叶，封建传统已经失去往日的神韵。在西方新的思想理论的启蒙下，一代新人被唤醒，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历史也终于因此摆脱了轮回，向现代方向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注释：
〔1〕遁园《专制之结果》，《扬子江》1904年第4期。
〔2〕《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1901年第1期。
〔3〕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第5期。
〔4〕遁园《专制之结果》，《扬子江》1904年第4期；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1903年第4期。
〔5〕〔9〕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5期。
〔6〕《道统辩》，《国民日报汇编》1903年第3集。
〔7〕〔8〕雷铁崖《名说》，《越报》1909年第1期。
〔10〕太平洋客《新广东》，1902年。
〔11〕〔16〕〔17〕邹容《革命军》。
〔12〕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
〔13〕〔14〕〔15〕《说国民》，《国民报》1901年第2期。
〔18〕《中国之改造》，《大陆》1903年第3、4、8期。
〔19〕《直说》1903年第2期。
〔20〕《浙江潮》1903年第8期。
〔21〕《新世纪》19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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