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自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史坛上一支引人瞩目的史学劲旅。尤其自二战以后，英、法、美、前西德、意大利等国涌现出一大批世界驰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十分注重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中汲取营养，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理论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反对自我封闭 坚持开放式研究
首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张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早在三四十年代，英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莫里斯·多布就对社会科学各学科间彼此隔绝的状况深表不满，极力倡导跨学科研究，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就是结合历史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的结晶。进入当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此更为重视，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精神学等相邻学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致认为，历史学应当成为一门“综合的学问”，其研究范围应囊括所有社会历史现象，包括人口统计与血缘关系、城市研究、社会各阶级和各集团、集体意识与人类文化、社会变迁与发展、社会运动及社会对抗的各种现象。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文学系主任约翰·布鲁尔评论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突出的特点是：“他们从不作茧自缚，从不把历史当作经院学问来作，他们踊跃参加现实政治辩论，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交换意见，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注：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第75页。）在法国，伏维尔堪称跨学科研究的代表， 他把历史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对法国革命中的非基督教化运动，革命前夕普罗斯旺地区的节日，大革命中的英雄化及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研究，写出了《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化》、《宗教与大革命》、《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指出法国大革命既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也是精神状态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还有心理状态的巨大变化。伏维尔开辟了法国大革命社会心态史研究的新领域。可以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找不到一个人还在孤立地进行封闭式历史研究，他们至少已与社会学结合一起，这一特点反映了当代史学日趋社会学化的总体趋势。
其次，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流派保持对话，经常一起平等地讨论重大历史问题。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该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于1952年创办的。在其酝酿期间，曾有人提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通讯》为刊名，但主办者认为这个名称会妨碍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交流与合作，遂改为《过去与现在》。可见，创刊伊始主办者就有意识地把它办成一个基础广泛的合作性刊物。几十年来，该刊登载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优秀论文。在它的编委会里，总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历史学家，如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斯通、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阿布拉姆斯、人类学家古迪等，都曾担任该刊编委委员。《过去与现在》现已成为英国最有生气、最具权威性的史学刊物之一，在国际史学界也享有很高声望，它之所以能有此地位，与其坚持开放与合作原则是分不开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积极参与重大历史问题的国际讨论，如英国革命前的乡绅问题，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问题，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通过相互交流切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有价值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有关问题的论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借鉴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加强了对革命前长期性因素的综合研究，并采用资产阶级史学的计量研究方法，从而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更加准确，对法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和意义的认识更为深刻。所以霍布斯鲍姆等人说，他们从年鉴学派身上“获益匪浅”。
二、坚持“自下往上看的史学”研究视角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自下往上看的史学”（History fromthe bottom up）与“下层的史学”（History of the bottom）是两个不同概念。在当今国际史坛上，注重研究社会下层历史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家。因为自本世纪初兰克学派衰落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抛弃了以研究社会上层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把注意力转向“隐藏在冰山顶尖之下”的社会底层历史。但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往往只是孤立地研究社会下层，仅把下层民众当作一种被动、消极、沉默的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促进上层社会变化、推动整个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加以描述，结果至多写出了“下层的历史”，而写不出“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因此归根结底他们的研究视角仍是“从上往下看的”。与此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主张的是真正的“从下往上看的史学”，即以社会下层人民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民大众的生活经历和斗争及其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影响和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最先提出“自下往上看的史学”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封建社会史和农民运动史专家罗德尼·希尔顿。他认为，传统史学家主要依据过去遗留下来的官方文献资料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因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坠入上层统治者的偏见之中，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描绘出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他决心改变角度，重构很少见于历史记载的被压迫者的动机和要求，以弥补这一缺陷。他说，过去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那些内容，如果“从国家编年史家或中央政府档案的角度看来似乎是重要的”，但假如“从村庄、百户区和郡”的角度看来，其中很多远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社会，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较为确切的图景。”（注：H.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Polity Press 1984.P.85—86、）从这一视角出发， 希尔顿通过对中世纪英国农民史的系统研究，证明了农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因为，第一，中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多以改善和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为主，其结果是推动了农村和小市镇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类似城市市民所享有的、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所必需的那种权利，即个人自主权。第二，中世纪后期的农民运动多数表现为大规模起义，其目的是推翻整个封建制度，它们对于农奴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三，农民还从自身与领主的对立关系以及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信仰中建构起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其核心就是不向领主承担任何义务和不服从领主的“自由人观念”。这种观念是中世纪留给近代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这样，希尔顿把农民运动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从下往上看的历史”。
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实践，如法国的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对法国革命中的农民和巴黎无套裤汉的研究，美国的尤金·吉诺维斯对南方奴隶制度和奴隶群众日常生活的研究，也都明显地体现出“从下往上看的史学”研究倾向。
三、提倡总体史观 注重宏观分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因此，以逝去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家必须树立总体史观，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方位研究，尽力完整地再现社会历史的全貌。在这方面，克里斯托弗·希尔对英国革命的研究堪为楷模。在他之前，关于英国革命有三种观点影响较大：一种认为英国革命是一场源于宗教冲突的“清教徒革命”；另一种认为是政治、宪法冲突的产物；第三种认为是土地关系变化和乡绅阶层兴起的结果。希尔认为，上述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都片面强调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他指出，要想正确认识英国革命，必须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总体分析。他说，“我们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以便囊括全部社会活动。像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必须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无数的男人、妇女参与了这一政治活动，这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 而且也由于宗教和政治的驱动。 ”（注： C. Hill: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London.1958,P.31）为此， 希尔对十六七世纪英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思想、宗教、生活方式等各个社会层面的变化进行了全面考察，证明英国革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这次变革中，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17世纪成为英国历史上的“革命世纪”。希尔的研究大大丰富了英国革命的历史内涵，也使希尔成为享誉世界的英国革命史专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是撰写总体历史的杰出代表。他在系统阐述世界近代史的三部曲《革命时代》、《资本时代》、《帝国时代》的每一部当中，无不首先从经济和技术变化入手，进而考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描绘了一幅完整而丰满的近近世界的历史画卷。
要对社会进行总体分析，就无法回避社会诸要素间的关系问题，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等。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反对粗糙的阶级斗争归结论，也反对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注：宠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79页。）。希尔指出， 马克思从不认为人的思想观念仅仅是经济需要的苍白无力的反映，片面扩大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以后的人干的，其中很多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干的。所以，希尔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源时，着重考察了革命前英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及其对英国革命爆发的促进作用。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认真关注平民思想，关注垫在社会行为底下的观念意识”，是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优势特征（注：H.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Polity Press 1984,P.129）。
这样，是不是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陷入了二元或多元论？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坚持一元论唯物史观，即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不过，他们赋予经济基础这一范畴以更丰富的内涵。当他们使用“基础”这个概念时，意思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即作为适应于一定物质生产水平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体系（注：H.J.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Polity Press 1984,P.154）”。 如此理解经济基础概念是否科学虽可商讨，但它无疑体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总体史观。
四、鲜明的反教条主义倾向 勇于创新的理论探索精神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南，但不是僵化凝固的教条。号称“当代西方头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列举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三条理由：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理论，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说，因此，不断地加以修正、补充、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和存在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某些具体结论是根据19世纪中后期的情况提出来的，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有些结论已丧失其适用性；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是在尚未占有全部研究资料的情况下，或是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考虑提出来的，因而难免有片面之误。因此，今天不能机械地拘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做出的具体结论，摘引他们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而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对史学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进行深入反思，力求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为基础的新观念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霍布斯鲍姆说：“充满生气的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的引文不够用的地方开始的。”（注：姚太中、程汉大：《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重新界定阶级概念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精神的典型例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根据对列宁阶级定义的片面理解，把阶级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范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阶级不能单纯限制在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甚至不能单纯限制在经济方面，简言之，阶级指的是整个社会。”（注：姚太中、程汉大：《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就是说， 阶级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全部社会关系。这种新的解释在爱德华·汤普逊的阶级形成理论中得到集中体现。
汤普逊认为，阶级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静止的“物”（thing）， 而是一个动态的“发生”（happening），一个运动的历史过程。 阶级的形成“既是一个经济的、历史的事实，又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事实”（注：赵世玲：《人文化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114页。）。阶级是客观物质环境与人的主观努力双向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它既是客观的，被环境创造出来的，又是主观的，自我创造出来的。为了强调阶级形成过程中主观因素的能动作用，汤普逊在书中特意使用了“making”（形成）一词。汤普逊指出，每一个人出生伊始就存在于或者后来被迫纳入某种生产关系中，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经历”（experience）。所谓“经历”，指的是人们在历史上所经受过的事情以及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汤普逊阶级形成理论中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汤普逊看来，客观的生产关系和主观的阶级意识只有靠“经历”才能联结在一起，按其原话说就是“经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觉悟之间的必要的中介”。没有这个中介，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地位大致相同的人将经受大致相似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经历”。“当一批人通过共同的经历……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另一批人不同（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注： 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mondsworth.1963.P8.）这就是说，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即阶级经历通过传统习惯、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在文化上的表现——产生之时，亦即阶级最终形成之日。这样，思想意识便被纳入阶级概念之中。由于阶级意识并非自发导源于阶级地位，而是在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中，通过持续不断的阶级经历逐步形成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体现出来。国际学术界对汤普逊的这套阶级形成新理论虽然评说不一，但人们对其不囿传统、大胆创新的理论探索精神普遍给予充分肯定。
可以肯定地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述理论特征基本上是积极的、合理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西方历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但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例如，如何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交往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如何把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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