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德及统一后德国的“克服历史”*
★ 卢晓娜
摘要 ：“克服历史”是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全民反思起步的大背景下提出。西德全面的战争责任反思始于60年代，至70年代达到高潮。其后虽然经历了80年代初新右派保守势力“晚生幸福”“告别纳粹”呼声下的回流，以及90年代两德统一后身份认同困境下历史修正观的影响，但最终仍步上了正向、积极的轨道。
关键词 ：纳粹主义 德国 克服历史 战争责任 历史观
Post-war West Germany and the“Struggle to Overcome the Past”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控下的东德政府与学界对纳粹主义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同时，由于东德对自身的定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参与者，因此不但不承担罪责，还分享着胜利的果实。与此相反，西德与统一后的德国战争责任反思情况则较为复杂。1955年7月15日，柏林福音派学院举办了“刺杀希特勒”研讨会。在参会邀请函中，主办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克服历史”，并对该词做出详细解释。
（1）[薛素姐]把狄希陈的双手拶上，叫他招供。拶得狄希陈乔声怪气的叫唤。（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63回）
一般而言，沥青混凝土路面裂缝包括两种类型，即荷载型裂缝和非荷载型裂缝。荷载型裂缝主要是因行车荷载作用而引起的；非荷载型裂缝产生的原因包括：温度裂缝、所用的原材料质量和施工工艺不当等造成的裂缝[8]。本文研究的是荷载型裂缝。
所谓“克服历史”，就是要对黑暗历史进行理性思考。诚如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原籍德国）汉娜·阿伦特所言，“回顾历史并非为了悲叹噩运，亦不是为了控诉罪孽，更重要的是为了理解”。而理解历史，亦绝非是为之进行合理化洗脱，进而遗忘过去、否认战争责任、抵制指控；相反，理解是要“有意识地承担起本世纪的灾难施于我们的重负，并时刻警醒：历史已矣，无法回天，我们对之既不能矢口否认，也无需卑躬屈膝。一言以蔽之，理解是不论真相如何，都全心全意地直面之!”① Hannah Arendt,Antisemitism,Part one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Orland: MaryCarthy West,1979.P.x.“克服历史”术语很快传播开来，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德国的“克服历史”反思呈现出分化多元、纠结反复，却总体上正向、积极的发展态势。
一、政府层面的战争责任反思
作为国家行政代表，德国政府的历史态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往往被国际社会视为象征了全体德国人的战争责任观。战后，阿登纳、勃兰特、魏茨泽克、施罗德、默克尔等德国领导人均曾在正式外交场合向犹太人和其他纳粹受难者致歉，重申德国的战争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届政府在“克服历史”方面并非高歌猛进，亦存在诸多盘桓曲折。
在冷战格局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下，西德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取得国际社会的谅解。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成为首任总理。阿登纳主张“向西方靠拢”，将德国思想与西方国家思想融合起来，以获取欧美的认可。在国会演讲中，阿登纳明确表示，联邦德国是纳粹政权的法定继承者，理应承担相关责任。然而，阿登纳虽在国际上确认西德将承担战争责任，履行赔偿义务，但同时又在国内先后出台两部《大赦法》，大批纳粹战犯被释放出狱，有些甚至得以重新从政。50年代，西德国内甚至还发生数起反犹事件。60年代后，西德政府“克服历史”力度加大，1963～1965年的法兰克福审判（或称“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对罗伯特·穆尔克（Robert Mulka）等22名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低级军官进行了追责。与近20年前的波兰奥斯维辛审判不同，此次审判所依据的并非是国际法范畴的“反人类罪”，而是西德国家刑法中的谋杀罪。据此，22 名被告中有6 名被判终生监禁。用国家法来为纳粹量刑，这反映出西德政府反思战争责任、清除纳粹残余的决心。1970年后，西德政府“克服历史”达到了巅峰。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堪称“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此后，西德政府还取消了谋杀罪的20年诉讼时效，以便继续追责二战期间的纳粹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当年5月8日，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Freiherr von Weizsäcke）在联邦众议院发表了著名的反思演讲。① 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一个解放的日子：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为纪念欧洲战争及纳粹统治结束40周年于1985年5月8日在德国议会上的演讲”。王乾坤译，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大德国研究》第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260 页。此外，关于魏茨泽克反思演讲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景德祥：《重温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反思演讲》，《世界历史》2015年第4 期；景德祥：《德国总统与反思历史》，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大德国研究》第1 卷，第261～262 页。 他开篇便阐明了一个当时令德国人困惑不已的问题：第三帝国崩溃对德国人而言究竟是失败还是解放？魏茨泽克告诫德国民众，战后德国民众虽饱受苦难，但这并不来自战争失败，而应归结为侵略战争的发动，甚至应上溯至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基于这样的理念，魏茨泽克呼吁德国民众在为自身命运哀叹的同时，不要忘记其他国家遭受的痛苦。民族主义流毒与经济危机等任何理由都无法将德国的暴行合理化、相对化，更不能淡化德国的战争责任。5月8日正是当年德国投降仪式举行的日子，在保守力量暗流汹涌的形势下，魏茨泽克选择在此时发表演讲，无疑是对“晚生幸福”提法的有力纠正，被誉为“战后德国政府在反思纳粹历史方面最为杰出的表现”。
然而，至80年代，延续了30 余年的“克服历史”却出现了回流。1982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Josef Michael Kohl）出任西德总理。科尔被称为新右派政客，其经济与政治理念较为保守。上任伊始，他便创造了“精神道德转向”“宽恕新生代”等提法。科尔认为，在遭受多年的罪责指控后，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应该挥别父辈不堪的黑暗历史，转而享受“晚生的幸福”。1985年4月，就在二战欧洲战场终结40 周年之际，科尔甚至携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到比特堡德军墓地敬献花圈，那里埋葬着49 名党卫军士兵。这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广泛质疑与批判，西德的国际声誉一时间跌入谷底。
提升水质保障。2016年，省水利厅出台《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检测单位、检测指标、检测频率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各县（区）建立了完整的水质监测体系，根据检测结果，制定解决措施和办法，全力保障水质安全。2017年以来，年均集中培训检测人员400余人，年均检测水样近3万份。
1990年，两德统一。崭新的德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寻求他国谅解，而是彻底破除东西隔阂、完成民族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关于纳粹罪责的历史叙事发生了变化。东部不再宣扬自己在战争中作为反法西斯勇士的荣耀；西部也开始强调德国共产党员被迫害的事实与其在反纳粹斗争中的贡献。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在推进东西部关系的同时，亦对德国政府的历史态度产生了两大完全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它推进了政府的战争责任认知。但在另一方面，它亦带来了一种纠结焦虑的自我认同困难。在这种心态影响下，“纳粹罪行相对化”“历史叙述去意识形态化”等新右派历史修正观蔚然大兴。② 相关研究成果有：孙立新：《联邦德国新右派二战史观》，《世界知识》2016年第15 期。 但相较之下，第一种正向影响仍占主流地位。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以立法形式消除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隐患。③ 参见李文红、王建斌：《德国人是如何反思二战的》，《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5 期。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50 周年，德国的二战反思也达到了历史高度。当年6月，科尔访问以色列，在拜谒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时，他效法勃兰特，成为第二位向战争受害者下跪谢罪的德国领导人。科尔此举虽然有着加速德国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明确目的，但身为新右派政客，他的行为无疑更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与表率意义。次年，在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的倡议下，德国政府宣布将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月27日作为“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以悼念所有纳粹暴行的受害者。① 关于德国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的设立及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孟钟捷：《德国大屠杀纪念日刍议》，《江海学刊》2015年第4 期。 可以看出，统一后德国人心中虽然备受自我认同困境的煎熬，但德国政府的历史态度并未因此产生明显震荡、倒退，“克服历史”的理性思维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民众特别是对青年的战争教育。早在70年代，关于屠杀犹太人、迫害吉卜赛人的记述就成为西德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章节。⑥ 关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二战历史叙述，国内研究成果有：孟钟捷：《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试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世界历史》2013年第3 期；孙文沛、阮一帆：《联邦德国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历史叙述的变革》，《德国研究》2015年第3 期。 80年代，大战已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再加上新右派“晚生幸福”的宣传，德国青年们心中普遍产生了一种对自己是否还需要担负战争责任的困惑。对此，魏茨泽克在反思演讲的结语部分特意向德国青年们发出了致辞。他先是直指人心地提问：“为何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要反省战争责任；并且这种反省力度甚至超越了之前数十年？”接着，他援引《旧约》中以色列人在沙漠中艰苦跋涉40年方才到达迦南的故事，告诉青年们“40年的时间跨度在人类个体生命及国家命运中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对于德国人而言，“彻底而完全地从父辈肩上接过战争责任的重担，正需要40年”⑦ 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一个解放的日子：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为纪念欧洲战争及纳粹统治结束40周年于1985年5月8日在德国议会上的演讲”。王亁坤译，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大德国研究》第1 卷，第253～260 页。 。魏茨泽克劝诫青年人不要将历史的遗留抛之脑后：“有鉴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很清楚人类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所以我们绝不能信以为我们已经同过去决裂或已经变得更好。”他提醒青年人千万不要忘记，“道德上的完美至臻永无止境，我们已经明白，作为人类，我们仍然处于险境之中”。随即，他又掷地有声地鼓舞青年们：“纵然如此，我们有力量一遍又一遍地克服这样的危险。”魏茨泽克的这番话为德国青年们阐明了延续战争责任反思的重要性。同时，这亦不失为是对“克服历史”最精辟的诠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德国政府的反思在经历盘桓之后终于步上了正轨；究其总体趋势，仍体现着正视历史、直面真相的理性精神。
除在道义上表态致歉，德国政府还积极对战争受害国进行经济补偿。阿登纳上台之初便明确表态：唯有对受害者进行实际的物质补偿，联邦共和国才能宣告自己已真正、彻底地与纳粹决裂。③ 施特劳斯著，苏惠民译：《施特劳斯回忆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3年，第308 页。 因此，从阿登纳政府开始，历届西德政府几乎都遵循了这样的经济补偿政策。除支付给盟国的战争赔款外，西德政府尤其重视对纳粹受害者予以经济弥补。1952年，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处境下，西德与以色列签订了《卢森堡条约》，开创战败国主动对受害国进行赔偿的先例。截至2000年，以色列犹太人幸存者获得的赔款达1500 亿马克之多。④ 关于战后联邦德国对以色列的经济补偿及其他援助，国内研究成果有：赵恒：《联邦德国的对以色列政策分析》，《德国研究》2003年第2 期。 1956年，西德又宣布出台首个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联邦赔偿法》。根据这项法令，所有在“二战”中遭受种族、宗教或政治迫害的人均可获得赔偿。⑤ 高君岚：《国家战争赔偿责任之流变》，《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 21世纪初，德国政府又联合一大批企业，向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工赔偿100 亿美元。
新世纪以来，德国政府的战争责任反思进入新阶段。此时虽爆发了“1941～1945年英美大轰炸之争”，学界与民众的自我认同困难心态再掀波澜；但这同样没有影响德国政府的历史态度。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oder）除再度从国家高度向犹太人致歉外，还拒绝向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后者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意反对的影响，但亦反映出德国对战争的反思。2004年，施罗德获邀出席诺曼底登陆70 周年纪念活动，成为首位获此资格的德国总理。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德国政府在首都柏林竖立起一座“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作为永远的警示。此后，德国政府的战争责任自省进入稳定状态，再未发生逆折。2013年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的主题是“关怀的勇气”。在纪念日前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发表演讲，宣称：德国对纳粹暴行的受害者“负有永恒的责任”；德国“必须将这种反思一代一代传承下去”。② 高美：《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对纳粹罪行要永远负责》，《新京报》2013年1月28日。 2015年3月，默克尔访问日本，重提魏茨泽克当年的反思演讲，强调二战终结是全人类的解放；两次提醒日本当效法德国，正视历史，以获得被侵略国家的谅解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正是在这种政治、学界及公众的三重“克服历史”进程中，德国纳粹化的非理性黑暗逐渐退却，自由、和平的光芒再次普照。“克服历史”使德国获得了欧洲以及世界的谅解，这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和平，亦推动了德国自身的统一与经济起飞。
二、学界及公众领域的历史反思
在媒体引领下，争论与反思亦开始波及公众领域。与“戈德哈根争论”同时和继后，德国又先后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论战：“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之争”（1995～1998年）、“国防军（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1995～1999年）⑤ 关于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的研究成果有：孟钟捷：《公共历史教育和德国的战争罪责观：以1990年代末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2 期。 、“1941～1945年英美大轰炸之争”（2002～2003年）⑥ 关于两德统一前后西德学界史学争论的研究成果有：孙立新：《1990年以来联邦德国重大史学争论概述》，《理论学刊》2013年第10 期。 。历史学家、记者、新闻撰稿人、学生、左右翼政客等各界人士纷纷参与其中，发声立论。这些论战进一步为世人呈现出德国人多元的战争责任观：一方面承认侵略与屠杀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集体责任”的指控，认为将责任泛化有违史实，是同盟国方面“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承认大屠杀残忍无与伦比；另一方面却对一些作品在屠杀犹太人叙事上的文学渲染大为不满，试图通过类比斯大林“暴行”来使屠杀犹太人“相对化”。一方面对自己施暴者的身份确认不讳；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在战争中遭受轰炸和战后被驱逐、被强制改造的悲惨境遇耿耿于怀，认为盟军伤害和种族灭绝毫无本质差别，德国人也是最大受害者。① 参见约尔格·弗里德里希著，艾莉森·布朗译：《烈焰：大轰炸中的德国1940—1945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这种撕裂、分化的战争责任观固然显示出德国人在“克服历史”时挣扎、摇摆的心态，但它同时“更展现了德国人高度自律的政治觉悟，最终结果还是有利于对纳粹历史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的”② 孙立新：《1990年以来联邦德国重大史学争论概述》，《理论学刊》2013年第10 期。 。论战期间，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以清醒的思维对这种纠结心态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认为，长久以来德国人心中存在着一种“受害者意识”。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受害者崇拜”观念。这种负面情绪导致德国人狭隘地沉溺于自己的苦难，却未能意识到战争中平民的受难是一种“跨民族经历”。德国人战后的遭遇完全是咎由自取，其源头正是德国本身的罪孽。因此，他们提醒学者和世人：重建“德意志民族神话”的历史修正观势必影响战后德国原本健康发展的史观，最终使德国丧失国际社会来之不易的谅解。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Karl Jaspers）曾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中这样写道：“我们德国人无一例外有切实义务彻底明白我们的罪责问题。敦促我们作出如是反省的，是我们的人格……我们首先是人类的一支，其次才是德国人……在困顿中挣扎苟且的我们无法获得尊严，除非我们开诚布公。罪责问题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施加于自己的。我们对该问题的回答，对我们现今重新融入世界乃至重新认知自我，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涉及德国的民族魂。唯有回答清楚该问题，方能重生。” ③ Karl Jaspers,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2000.P.22.
这三场争论并非毫无根据。除批判史学的影响，学界战争责任反思的另一大动力来自西德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这一点同政府的历史反思颇为类似，故二者有着相同的发展轨迹：国际形势发生大动荡的年代不仅是德国政府的历史反思发生变化的节点，也是德国学界爆发大规模争论之时。但与政府的历史反思时而带有政治色彩不同，学界的反思更为客观，虽有左右翼的分化，但更多表现为学者在拷问自身责任和追寻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痛苦纠葛。
目睹了纳粹主义危害，西德历史学家开始对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历史主义史学的产生及发展伴随着反对拿破仑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德国统一等政治事件，加之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及政治倾向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主义。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对历史主义史学传统进行反省，批判史学遂呈勃兴之势。① 关于战后西德史学界对纳粹主义的反思，参见：徐建：《纳粹史叙事与民族认同：战后七十年联邦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史学集刊》2015年第4 期。
赋权涉及到个人、人际、微观的环境与组织以及宏观的环境或社会政治等四个层次。①个人层面：发展个人权力感与自我效能感；②人际层面：强调个人与他人面对共同的问题，并合作解决问题的经验；③微观环境与组织层面：强调服务的输送，是确保资源和改变的中间层次系统；④宏观环境或社会政治层面的赋权：强调通过社会行动、政治系统或社会政策来进行社会改变。
当然，部分学者认为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并不会对公司的绩效有好的影响。非控股股东有能力对控股股东进行监督，但是会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导致非控股股东发挥制衡作用，从而导致公司市值的降低。第二大股东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当两大股东基本同意投票时，如果第二大股东未能提供补偿性监管，公司的价值可能会受到损害。如果是家族企业，第二大股东可能和控股股东有某种特殊关系，使得第二大股东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三、结语
除对史学传统进行反省外，历史学家们亦在反思德国的战争责任。他们指控的对象并不囿于政府高层及党卫军等纳粹团体，甚至也下及德国普通民众。战后，德国内部爆发的战争责任反思及围绕这一反思展开的论战有以下三场② 关于二战后西德学界爆发的史学争论，参见：范丁梁：《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 期。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费舍尔争论”、1986～1989年“历史学家之争”③ 关于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范丁梁：《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 期；匡宇：《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辩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 期。 、1996年的“戈德哈根争论”④ 关于“戈德哈根争论”，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孟钟捷：《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1996年的“戈德哈根之争”》，《世界历史》2015年第1 期。 。三场争论各有侧重：前者焦点在于德国历史是否具有延续性，德国是否对“一战”也担负无可推诿的责任；中者侧重屠杀犹太人的残忍性是否无与伦比，能否与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相较；后者侧重战争责任主体的界定，普通德国人是否也充当了“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但与此同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终极命题：德国与德国人的罪责。
70 余年来，德国人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精神对纳粹历史进行了深刻自省。这一“克服历史”进程经历了颇多盘桓、曲折，乃至反复。政治家在维系民族认同及走向欧洲的两种政治任务之间徘徊、权衡；学者困顿、彷徨于倡导自省的历史良心与推动民族认同的历史使命之间；公众则在自身“行刑者”与“受害者”的身份之间纠结、挣扎。尽管如此，在“克服历史”精神的引领下，德国的历史反思最终仍步上了正向、积极的轨道。直至今日，以色列犹太人幸存者每到圣诞节还能收到德国政府寄来的贺卡与礼物。这固然不能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但重要的是，这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温，提醒当代人及后来者，不要重蹈战争的覆辙。
然而，同为负有战争责任的国家，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却令人失望，更令人担忧。在民众层面，日本人陷入了战争记忆的二律背反。他们未能形成完整而正面的历史认知，④ 关于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及历史观，参见：胡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选择、建构：兼谈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历史社会》2016年第3 期；沃尔夫冈•施文特克著，陈琛译：《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 期；乔林生：《安倍历史观的特征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5年第4 期。 很多人时至今日都以受害者自居，认为真正应对战争负责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局势，或是军队与工业结成的利益同盟；总之不该是战争头目，更不该是日本民族。1989年因裕仁去世而爆发的“天皇战争责任之争”便是明证。这场论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舆论震荡，民意严重分化，甚至导致了极端血腥的人身报复行为。在学界，右翼史学流毒甚广，并得到政府鼎力支持。虽然有时亦有部分学者站出来批判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历史书写，但却难以夺得话语权，历史研究的右翼色彩仍占主流。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进一步证明，虽然战争已结束70年，但日本依然深陷明治维新以来“皇国史观”的迷梦，不肯直面历史事实。
2016年12月26日是日军偷袭珍珠港75 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当日抵达夏威夷，向美国太平洋国家公墓献花。对安倍此行，日本官方宣传是所谓的“宽容之心”与“历史和解”，然而对道歉、反省却只字未提。2017年以来，日本的一系列举措更令世人瞠目：向东盟提供无偿军火、政府支持右翼幼儿园、美日及美日澳联合军演……凡此种种，皆说明日本国内原本导致战争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非理性情绪尘嚣甚上。这使得近年原本就剑拔弩张的亚太局势进一步恶化。
（二）走近学生，更要走进学生。老师要真正的了解孩子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不管是知识上的还是学习方法上的，还是别的原因，都要要深入了解。只有做到了解孩子的真正学困的原因，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当然，当你真正打开孩子的心结时，也许也就找到了帮助孩子摆脱学困的方法了。
在这种行为的表象下，隐藏的是日本人在战后重建家园与重塑民族信心过程中出现的“自我认同”困难。这种自我认同困难使他们与德国人一样饱受煎熬；在“耻感”文化的催化下，这种煎熬也许会更加强烈、复杂。他们一方面对自身罪行感到羞耻，所以不肯承认、极力淡化；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因战败深感耻辱，所以过分强调自身的创伤，同时梦想复仇。这种“耻感”心理不仅严重限制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反省，更进一步催化了原来诱发战争的非理性因素。“面对历史，我们不会隐瞒和压制任何事，德国必须正视事实，确保未来能成为极佳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就如我们现今一样……只要有勇气、有道德，人人都可以作出贡献，确保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无法卷土重来。”① 高美：《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对纳粹罪行要永远负责》，《新京报》2013年1月28日。 默克尔对世界的承诺和对国民的勉励同样可以用来鞭策日本。“克服历史”的过程虽充满痛苦，但一旦克服之，便会实现自我的救赎并迎来世界的认同。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曾这样写道：“德国灰飞烟灭了……我们的德意志灵魂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我们能否成功地拯救它？历史经验中的成败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每一次的使命都是全新的。” 沉重的笔调没有压垮迈内克的理性和信心，他满怀深情地鼓舞德国同胞：“能帮助我们解决此难题的，唯有如履薄冰的审慎与矢志不渝的信念。让我们虔诚地仰望那九霄之上的不朽圣灵，那里传来轰鸣的神谕: ‘我赋予你希望’。” 70年后的今天，德国人的确重塑了灵魂，重获了希望。但这种希望并非来自神力，恰恰源于迈内克所言的审慎与信念，这正是“克服历史”的精神。
中图分类号 ：E19 K5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1-0094-06
*本文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1806270029。
［作者简介］ 卢晓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
［责任编辑：肖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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