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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肆为津梁”的内山书店
“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互交，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这是夏丐尊先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为一位日本友人写的墓志铭。这位日本友人就是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颇负盛名的内山书店的创立者内山美喜子。而美喜子的丈夫则是热心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著名国际友人内山完造。
完造是在1912年3月离开家乡日本前来中国的。当时他来中国的动因很简单。此前青年完造在日本加入了京都教会，那天做完礼拜后，教会牧野牧师将他留下来对他说了一段话，正是这段话改变了完造一生。其时完造尚没有固定的工作，而牧师认为完造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有心帮助他，便对完造说：
说句实话，你如果认为自己能去的话，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那就是大阪参天堂药铺，现在正好他们想托我找一个能去上海工作的店员，你觉得怎么样，想去吗？
后来，完造自己说，闻此言“不由得心里猛然一惊”。牧师的一席话诱发了他到中国闯一闯的念头与冲动。就这样，作为参天堂上海推销员的完造开始了他的上海之行，从此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生活在此长达三十五年之久。
1916年年初，从中国临时回国的完造在牧野牧师的主持下，在教堂与身世悲惨却年轻貌美的美喜子举行了婚礼。两个月后，完造携新婚妻子共赴上海，开始新婚之旅。
然而，蜜月毕竟是短暂的。为生活计，完造依然从事着参天堂药品在中国的推销工作。他不得不频繁地在外奔波，有时候竟达半年不归。而独守家门的美喜子无所事事，颇感寂寞与无聊。为此，美喜子决定开一家书店。这样，内山书店便在上海四川北路魏盛里一百六十九号诞生了，时间是1917年。
最初的书店门面只有一间房，在偌大的上海简直就如弹丸之地。书店业务范围也很局限，“只卖一些圣经、赞美诗之类的书，后来才增加了一些文艺书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意的兴隆，店面逐步扩大，图书品种也日见增多，内山书店由此影响日盛。
20年代，内山书店的经营很有特色。它充满了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主人独特的经营理念。当时的内山书店，事实上已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1926年1月，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上海。在完造的安排下，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画家聚集内山书店，与谷崎座谈交流。之后，由于完造的热心好客，内山书店成了侨居上海的日本文化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当时在书店有一个特殊的设施，那就是住宅后小天井的上方搭有一个天棚，天棚下搁一张方桌，四周则有长凳、木椅。凡光顾书店的顾客或友人皆可于此就座，并享受着女主人的茶水招待。这便是其时在文人圈中经常传颂的内山书店文化沙龙。
关于这段情况，回日本后的谷崎在一篇以《上海交游记》为题的文章中如此介绍：“（到上海后）过了几天，M君领我走访了位于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店主是一位血气方刚、通情达理、风趣幽默的人。在书店里面的大炉周围，摆着桌子和一些长凳，来购书的顾客可在此喝茶、闲谈和小憩。这里好像是专门为喜欢读书的客人们聚会而准备的……”
通过内山书店的文化沙龙，完造结识了很多上海的文化名人，有的感情则非同一般。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4月12日，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危险时刻，完造将身处危境的郭沫若藏匿于内山书店。次年初又帮助郭沫若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避难，并对郭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以后郭沫若在其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中说道：
上船的日期是4月24日。但在上船的头一天晚上，却小小地起了一点风波。有朋友来报告，据说当时的龙华司令部已经打听到了我住的地址，窦乐安路是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当天晚上，要准备来拿人了，于是乎匆匆忙忙地便和仿吾两个人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老板又把我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在汇山码头上船的时候，送行的也只有内山老板一人。
言辞之间，不难读出郭沫若对完造的感激之情。
也是在1927年的秋天，内山书店来了一位特殊顾客。他就是从广东移居上海的鲁迅。据鲁迅日记记载，在刚抵上海的10月份，他就曾五次前往内山书店购书。鲁迅的购书之多引起了书店雇用的中国青年店员王宝良的惊异。后来他在《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的回忆文章是这样述说的：
1927年10月的一天，顾客稀少，我与内山夫人坐在那里。这时，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了。他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布鞋，鞋的两侧已不那么白了，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从东侧入口进来的这个人，什么也没说，先是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选书，每选一本，都依次地认真查看装订、书名、目录等，并大致浏览一下书的内容。来书店买书的客人当中，还很少见到过这样打扮的人，而且从其穿着来看，也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的书每本至少要一二元，但是，这个人一下子挑选了十几本，合计五十多元——这个数字已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因此我们开始注意起这个人。我将选的书认真包装好后，他当即付钱，然后拎着书离去了。我和内山夫人当时怎么也猜不到此人是谁……
当王宝良知道他所注意的人即是鲁迅则是数天后的事了。
那天，完造没有外出，与夫人在店内闲话。恰巧这时鲁迅再次来到书店。美喜子凭着上回的印象，便悄悄告诉完造，说刚进店的这位顾客即是上回购许多书的那位先生。完造不禁对这位先生打量起来。但见他挑好书后，便坐在椅子上稍事小憩。美喜子立刻上前奉上一杯日本茶。鲁迅道谢后，见从她身后走过来一位身材不高却一袭西服的中年男子，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鲁迅断定其为老板，便指着身边挑好的一摞书，用一口流利的日语说：
“老板，请贵店将这些书送到横浜泾景云里二十三号。”
“请问先生贵姓？”
“我叫周树人。”
“哎呀，您就是鲁迅先生！久仰大名，听说您刚从广东迁过来，只因素不相识，失礼于您，尚祈鉴谅！”完造随即将鲁迅引入内间天井的文化沙龙，并搬来一张藤椅。这张藤椅后来成了鲁迅的专座。
完造与鲁迅可谓一见如故。此后鲁迅频繁地到内山书店购书、品茗、畅谈。两人的友情维系达十年之久，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
自古以来，日本涌现出了许多在思想与文化方面被称为中国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是通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和文献而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而完造却不然，他是凭借于直接地接触中国的民众生活，凭借着跟现代中国许多著名文化人频繁密切的交往而认识中国和走进中国。他曾在以后的《上海漫话》中说：“日本人瞧不起那些书本上没有记载的事情，但是，中国有数不清的事情是文字上没有记载的，特别是有着几亿人在进化的原则支配下，一代一代地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活生生的经验。”完造认识中国、走近中国是如此；同样，他认识鲁迅、走近鲁迅亦如此。
在历时两年左右的初步接触中，完造深知鲁迅是当时中国作家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文坛的精神领袖。其爱国主义的赤诚、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成为其人格魅力的精髓所在。完造觉得，鲁迅的文化人格和魅力则是书店文化沙龙的灵魂，同样也是其书店经营的精神支柱。对此，日本作家吉田旷二曾如此说：
大文豪鲁迅的知名度不仅使内山书店的商业形象大为提高，而且鲁迅渊博的才学对老板完造本人晚年成为“漫谈”作家起到积极作用。内山在其战前和战时的有关中国的“漫谈”作品中，总是不遗余力地介绍鲁迅思想与活动，而且战后回到日本时，也经常发表回忆鲁迅的“漫谈”作品。这不禁使人感到，如果没有鲁迅的存在，作为“漫谈”作家而颇具成就的内山完造，其知名程度似乎要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也许就没有伟大的“漫谈”作家内山完造。
这就难怪到了1929年，内山书店由魏盛里的小巷子搬迁到四川路的正街上。此地与鲁迅的寓所近在咫尺。之后，完造与鲁迅之间的交往更是日胜一日地频繁与密切。鲁迅每每在写作疲乏、看书困倦的时候，便独自踱步到内山书店啜茗、小憩。1930年，完造辞去其参天堂职务，专事经营书店。这不得不说与鲁迅经常光顾书店有关。
左翼文化人的联络点与庇护所
自从鲁迅与内山书店结下不解之缘后，内山书店则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书店了，它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场所，而且是左翼文化人活动的联络点甚至避难所。
左联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派吴黎平拜访鲁迅，就左联成立等事宜征求鲁迅意见。这次会面的地点即在内山书店。当时完造和美喜子闻鲁迅将在书店会见重要客人，立刻忙里忙外，净壶泡茶。当潘汉年陪同吴黎平抵书店后，美喜子即将他们引到文化沙龙与早已等候在此的鲁迅会面。这次谈话，气氛融洽，鲁迅的心情也非常好。特别是在日本人开的书店会谈、大家都没有必要为安全而担心。会谈结束后，完造夫妇特地备了茶点和桂花酒酿汤圆款待大家。
1931年春，一位叫增田涉的日本文学青年来上海拜访完造。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主攻中国文学专业。他非常敬仰鲁迅，特别希望就《中国小说史略》向鲁迅求教。完造满足了他的要求，专门将其介绍给鲁迅。由于完造的介绍，鲁迅欣然同意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而这一讲竟然从春到夏，历时一百多天。后来增田涉回国后，翻译了日文《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因其请而为之专门作序。
这年的冬天，上海过早地下了一场大雪。一天，在内山书店烤火、品茗的鲁迅，看着窗外飘洒的雪花，联想到中国病态的现状，遂即兴赋诗一首，赠予完造。这首题为“中华之病态”的诗云：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诗毕，鲁迅专门写了“赠邬其山”。“邬其”是日语“内”的读音。鲁迅随后对内山完造解释说：“你在上海已经住了二十年了，大概每天都能看到中国的病态吧。在这个国家，即使有病，也不想求医问药，呆得无聊时，才想起要读点书，而读书也只是为了要赚钱。一旦有了钱，就立刻原形毕露，草菅人命，为非作歹。忽然有一天不得不辞官下野，隐居闲住，就又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高唱起南无阿弥陀佛来。”鲁迅寥寥几笔，勾画出当时中国的病态，旨在帮助完造更深地了解中国。这首诗，完造十分喜爱并一直珍藏。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内山书店事实上成了鲁迅与外界联系交往的一个安全驿站。鲁迅的好多文章是由书店代为送出的。外界给鲁迅的信件不少也是由书店收转的。方志敏烈士生前从狱中托人带给鲁迅和宋庆龄的两篇文稿，即《可爱的中国》《清贫》两文，也是通过书店转送的。再如陈毅在江西苏区得知于瞿秋白的介绍特地写给鲁迅的信也是寄绐内山书店代转的……
30年代，国民党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通缉著作家”。因此，很多进步书刊在中国书店是很难出售的。而内山书店则由于其特定的条件，书架上依然有很多进步书刊，特别是鲁迅被禁止发行的《准风月淡》《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著作，书店照样出售。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国民党当局对此是无可奈何的。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所买的不少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进步书籍都是在内山书店购得。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理论》《唯物的历史理论》等。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能购到这些书，鲁迅十分欣慰。
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书是享受特殊待遇的，即先记账后付款。当时能享受如此待遇的人微乎其微。而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以书籍装帧而知名，曾为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作家作品设计封面的钱君匋也为幸运者之一。由于职业的需要，钱君匋经常光顾书店。他尤其喜欢装帧设计很漂亮的日本版书，为此他也常在内山书店买书，只是与完造并不熟识。当时钱君匋根据自己的收入，称“往往买了这本，就不能买那本”。一次，他在内山书店看中一套多卷本的《世界标记图案大系》，开本很大，价格又很高，他很想买但又颇多犹豫。事后他回忆说：
这一天正是隆冬，天气颇冷，我偶然闯进店堂中间，不料看到在一个角落里，鲁迅和内山完造两人围着火缸在饮茶闲谈，鲁迅手里还拿着一根卷烟，神态非常自若。我见是鲁迅，便举手打个招呼。鲁迅一见是我，就招呼我过去共饮一杯。我们寒暄几句后，鲁迅便介绍我与内山完造相识。内山我早已见过，但因语言隔睽，没有交谈，只是彼此心里有数而已。这次鲁迅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他。他对我非常热诚，邀我一同坐下围着火缸饮茶。
之后，鲁迅问钱君匋是否常来这里买书。
钱君匋答称：“三日两头来看看，这里的好书实在太多，买不胜买。”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鲁迅似乎意识到钱君匋买书有困难，便诚恳地对完造说：“钱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在文化界很著名。他买书较多，建议给他记账的优惠待遇，你看如何？”
完造闻鲁迅此言，立刻说道：“是的，我经常看到钱先生来买书，是一位大主顾。你的建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从今天起，开个户头，钱先生买书，照中国的习惯，按一年三节结账不迟。”
钱君匋没想到瞬间竟能享受如此待遇。他非常感谢鲁迅和完造，并当即将《世界标记图案大系》已出的五卷全部买走，沉甸甸地搬了回去。用他的话说：“自此以后，我去‘内山’买书，不愁囊中没钱，见好书就买。”
当时与内山书店有特殊关系并得到关照的文化人又何止钱君匋一人。
谈到内山书店，尤其要提及鲁迅的四次避居生活。当时鲁迅因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而不得不过着地下生活。他居住的北川公寓和大陆新村九号均是用完造和书店中国店员名义代为租赁的。北川公寓鲁迅住所的门上，曾贴着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以作掩护。鲁迅很多信札、文稿也都由内山书店代为转寄或转交。
鲁迅第一次避居内山书店是由于其参加“自由大同盟”等活动，被当局“秘密通缉”，其罪名为“反动文人”。为此鲁迅被迫于1930年3月19日避居于内山书店。在完造夫妇和书店职工的关心下，鲁迅于书店楼上避居一个月后，安全地回到景云里旧寓。
第二次，因左联柔石等五作家被捕，谣传蜂起。鲁迅在完造的帮助下，避居一处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该旅馆的老板是完造的熟人，为保证鲁迅的安全，完造可谓煞费苦心。虽然北川公寓至花园庄只几百米路程，但完造还是让店员王宝良雇了四辆黄包车，其中完造一辆，鲁迅一辆，许广平抱海婴一辆，王宝良一辆。完造亲自将鲁迅一家送至花园庄并详细作了安排。这次鲁迅在花园庄度过了约四十天的蛰居生活。
第三次是1932年上海事变时，鲁迅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附近枪炮轰鸣。一日，鲁迅平时作书斋和寝室用的房间里的书桌被突然飞来的子弹打了一个洞。此后，日本兵又前来搜索了一次，所幸没有出现意外。鲁迅不得不举家避难。当时还有鲁迅之弟周建人一家及女佣等共十人。他们在内山书店楼上住了一个星期后，又转移到四川中路内山书店分店。一个多月后，鲁迅一家始迁往大江南饭店，而周建人一家“则移寓善钟路淑卿寓”。关于这次避难，许广平女士在其《鲁迅回忆录》中曾有详细叙述，可谓紧张，惊险，刺激。住大江南饭店一星期后，鲁迅全家始回旧寓。
第四次则是内山书店两名店员因参加社会活动而暴露。1934年8月23日，特务突然闯进他们住处将其逮捕。完造知道情况后，恐他们累及鲁迅，便劝鲁迅离家。这样，鲁迅便于当天避居于千里爱三号内山完造家。其间，美喜子因病，需回日本治疗，完造亦欲陪同回国。行前，完造特地安排书店日籍店员照应鲁迅生活。这次鲁迅避居二十天左右，直到两店员被释放，才于9月18日返回。
鲁迅的四次避居生活，充分体现了他与完造那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日本作家吉田旷二曾说过：“在鲁迅五十年的生涯中，一共结识了两位有恩于他的日本人。一位是学问上的恩人藤野严九郎；一位是生活上的恩人内山完造。如果说，藤野先生是青年鲁迅的恩人，而内山完造则是帮助甚至救助晚年鲁迅的大恩人。”吉田旷二能够做出如此结论，显然是对晚年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交往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了解。
促成东西方两文豪的会晤
关于完造，还有一段历史一直鲜为人知，即促成鲁迅与萧伯纳两位文豪的会晤。
1933年2月17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抵上海。由于萧伯纳是国际笔会会员，因而，接待萧伯纳的事务理所当然地由中国笔会具体负责。当天，中国笔会在上海世界学院集会欢迎，理事长蔡元培亲临会场。出席者有中国笔会会员杨杏佛、邵洵美、洪深等以及鲁迅、梅兰芳这样的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这次欢迎活动轰动一时，上海各大报刊竞相报道。
而参加中国笔会组织的活动，这是鲁迅破天荒的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中国笔会又名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国际笔会由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夫人发起，1921年10月成立于伦敦。当时伦敦总会聘请世界各国共二十位著名作家为名誉会员，其中包括法国的罗曼·罗兰、苏联的高尔基。而亚洲地区仅有两人，即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梁启超。1930年5月，在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杨杏佛、林语堂、郑振铎、邵洵美等人倡议发起下，中国笔会在上海成立。《缘起》由徐志摩捉笔，自然文采斐然。其中强调：“我们现在发起组织中国笔会的一个明显的意思当然是借此我们的作家可以与全世界的作家有一个友谊的联络，并且享到由此得来的种种利便。但我们同时还有一个也许更深切一些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看了近年来国内文学界的分裂又分裂，乃至相与敌对，相与寻仇的现象，觉得有些寒心。这笔会的组织，或许可以造成一个中性的调剂的势力，所谓各系各派间的成见与误解或许可以由此消灭，更正确的文学任务或许可以由此提醒。”继之，则呼吁“各派的作家放宽一些度量，让我们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彼此不时有一个友谊的聚晤的机会”。
然而，徐志摩不免太理想化。当时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因倡导革命文学，正遭受种种压迫，有的成员甚至遭到被捕杀戮，不少人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公开参加笔会。同时，左联又与“民族主义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对抗，与新月派梁实秋等又有过激烈的论争。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要求各派作家抛弃前嫌，消除成见，参加笔会，实在是不现实。就左翼作家而言，有足够的理由不参加中国笔会。更何况当时在苏联设有革命作家国际局，中国左翼作家很自然地与之建立联系，而不与笔会发生关系。之后，左翼文学刊物《巴尔底山》还专门刊《笔社与聚餐》一文，抨击中国笔会，表示不与之为伍的基本态度。由于政治、历史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笔会成立后一直以“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真美善社、论语社这四社社员为主要分子”，左翼作家基本上没有参加。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政治、思想以及文学观上与笔会成员有很大分歧，因此他从不参与笔会的活动。那么，这次中国笔会组织的欢迎萧伯纳的集会，鲁迅为什么参加呢？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考证的陈子善先生曾有如此分析：“这恐怕与鲁迅当时和中国笔会主要成员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的关系较前更为密切有关，他们刚刚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这仅仅是一个因素，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陈先生未有提到，即内山书店老板完造的热心促合。
在萧伯纳踏上上海码头之前，完造已经接到日本东京改造社发来的加急电报，内容是请安排鲁迅与萧伯纳见面，并特派木村毅先生前往上海，协助筹办事宜。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安排鲁迅与萧伯纳会晤，完造不得而知，但他很快便前往码头迎接萧伯纳和木村毅，结果两人均未见到。当他终于打听到萧伯纳已被宋庆龄女士接走时，立刻将情况通报鲁迅，并劝鲁迅前往会晤萧伯纳。
而鲁迅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特别是当他听说中国笔会在张罗整个欢迎活动后，更是兴味索然。他对完造说：“我为什么要同萧伯纳见面呢？”
但完造坚持鲁迅一定要去见萧伯纳，因为这是东西方两大文豪的见面，可谓机会难得。完造十分乐意成为这具有历史意义会面的牵线人。
鲁迅挨不过完造的一再劝说，最后说：“好吧，既然你要我见，那我就见见吧。”就这样鲁迅破例地出席了中国笔会组织的欢迎集会，并且又应邀陪萧伯纳一同出席了宋庆龄主办的午宴。以后，鲁迅曾评价萧伯纳说：“人们都说他是一个讽刺家，但我却以为他不是讽刺家。他是一个能以最短的话语表达最多内容的人。而且其语言精练到如同金子。”
继萧伯纳之后，经完造介绍，鲁迅还先后会见了日本岩波书社社长岩波茂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以及左翼文化人鹿地亘等知名人士。
“中国漫谈”与《活生生的中国》
当时完造特别喜欢与鲁迅漫谈。每次鲁迅到书店，他都以上等好茶款待，在飘溢的茶香中，两人惬意地闲谈漫聊。鲁迅知识渊博，洞察中国社会现实，完造每次都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久而久之，完造受益匪浅。于是，他开始策划“中国漫谈”。
在书店的日本店员是完造的最初听众，完造将他对中国的了解，通过漫谈的形式介绍给他们。于是，书店打烊后听完造的“中国漫谈”则成为当时年轻店员的正常节目。渐渐地，“中国漫谈”的听众在扩大，主要是日侨子女。完造在学校放假时，就散发广告，呼吁孩子们来参加听讲。“漫谈”除了取材于从鲁迅那里听来的故事，还从托尔斯泰的童话中挑选一些素材。“完造常常是先让美喜子看了‘漫谈’稿子，然后听其感想后再决定是否向孩子们讲。当时的孩子们深受战争气氛的影响，因而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话题正符合孩子们的口味。孩子们是天真的，每当听到有趣之处？都眼睛发光。”
小听众反应热烈，促发了完造的灵感。他于是开始编辑面向大人的“漫谈”集，并将它们分发给上海各日本商社的职员。这个“漫谈”集，后来演变成了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生生的中国》。
这是一部完造式的中国文化论著。它以普通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为着眼点，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述中国的市井文化。完造将当时的中国文化分为“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所谓‘文章文化’即文章表现出来的文化；而‘生活文化’则是作为生活具体存在的东西。”他认为中国有许多“生活文化”没有被“文章文化”表现出来。为此，他将这些“生活文化”收集起来，以“漫谈”的形式介绍给日本人。
《活生生的中国》1935年12月由学艺书院出版发行。鲁迅在为之所作的序言中热情地向读者作了推荐。后来，上海开明书店以《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为书名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当完造从报纸上看到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广告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动容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出版作品的喜悦，我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我也不觉得遗憾。”日本作家旷田吉二在其《鲁迅挚友——内山完造的肖像》一书中曾有如此评述：
时至今日，老板（内山完造）的漫谈作品只能偶尔出现在日本的古旧书市，读者一般已很难弄到手。特别是战前的漫谈作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阻隔更难以见到。然而，其作品内容虽已历经半个世纪，今天读来仍令人饶有兴趣，使人耳目一新，仍不失其文学价值。我想这是由于内山老板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活的人道主义眼光仍然独具魅力，以及他从文豪鲁迅那里获得的故事题材在其作品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缘故吧。
内山完造从卖书到写书，都是为了一个心愿，即沟通中日文化的交流。当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内山完造事实上成了它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今天，当我们梳理这段历史时，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内山完造以及他的特别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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