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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元朝宰相桑哥的族属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桑哥是畏兀儿人，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桑哥为藏族人。但严格说来，并没有人就桑哥的族属问题真正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所以才导致了今天两种观点继续并行、互不干涉现象的存在。甚至在个别书中，前几页讲桑哥是畏兀儿人，到后边却成了桑哥是吐蕃人了。〔1〕可见，在桑哥族属问题上的混乱是相当严重的。
与桑哥同一时代的蒙古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1247—1318）在其波斯文历史著作《史集》中，辟有一章《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内中讲到，“在他（指阿合马）死后，丞相之职转归了一个名叫桑哥的畏兀儿人，并且在五六年中，〔一切事情的〕决定和解决，都由他掌握”。〔2〕显然，拉施特是把桑哥看作是畏兀儿人的。 应当说，拉施特如此记述是有其充分根据的，而且桑哥为畏兀儿人这一事实可能为当时伊利汗国的人们所熟知、公认。要知道，作为蒙古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与元朝是保持有极密切交往关系的。《史集》的蒙古史部分完成于1307年，离桑哥伏法被诛的1291年仅16年时间，身为伊利汗国的宰相，如果连同时代鼎鼎有名的元朝宰相桑哥的族属都不清楚，令人难以置信。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就没有理由轻易去怀疑拉施特在《史集》中讲桑哥为畏兀儿人是否有可靠依据，我们只能够说，拉施特的记载是有道理的，不存在错记之可能。
正因为有《史集》的记载，多桑《蒙古史》、柯劭忞《新元史》等都吸收了拉施特的说法，认为桑哥是畏兀儿人。前些年出版的一批研究成果中也基本上都肯定桑哥是畏兀儿人，典型的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民族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
学术界出现桑哥为藏族人的观点，是伴随着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贤者喜宴东赡部洲明鉴》的被发现、介绍出来后才提出的。《汉藏史集》一书的作者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据东嘎·洛桑赤烈先生考证写作时间为藏历第七饶迥木虎年，即公元1434年。〔3〕
《汉藏史集》在上篇第24章《桑哥丞相的故事》中讲到：“在有福德的薛禅皇帝之时，有大臣名桑哥者，系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青年。通蒙古、汉、畏兀儿、吐蕃等多种语言，初任译吏。先在朵思麻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上师八思巴，请求为上师效力，故上师命其为自己的译吏。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亦以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他历任各种官职，俱能胜任。当他被委派为宣政院的官员时，他在梅朵热哇的德钦殿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当桑哥重新被委任为宣政院官员时，上师返回萨迦，由于本钦贡噶桑布作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到朝廷。皇帝因为朝廷与萨迦派的关系特别重大，决定加以帮助，遂派大臣桑哥为首，领蒙古大军前往查究。……使贡噶桑布伏法，大军之任务完成。……桑哥从吐蕃返回后，被任命为中书省丞相。他将原先使用响铜铜钱改为用钞，对国库及社稷都有利益，因而获得赞誉。原先，各级官员中盛行贪污，官员因此获罪的不少，法律也因此松弛。桑哥丞相仿照以前汉地实行的一种旧法，对内外各级衙署的官员们，发给饮食及衣着所需的俸钱，对官员的妻子儿女等也供给粮食肉食，并制定严禁贪污的法律，严格执行，使得百姓幸福。……另一方面，由于桑哥丞相具有智慧、财用充足，使许多蒙古人忌恨难忍。又由于他不虚耗国库钱财，对怯薛们加以限制，怯薛们就传出丞相贪污了钱财的话，并在皇帝回京的路上由怯薛们向皇帝控告。……桑哥虽然已死，但由于他是一位有功绩的贤能大臣，故记下其事迹如上。”〔4 〕用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Petech）的话说，《汉藏史集》中的这一传记是经过美化了的桑哥传略。比如，汉文史料《佛祖历代通载》及《元史》中表述的桑哥初为胆巴国师的弟子，后来成了八思巴弟子后得以飞黄腾达，“讳言师事胆巴而背之”，〔5〕“屡有言其横自肆者， 师责而不悛”〔6〕的劣迹，《汉藏史集》便阙如； 《元史·奸臣传》中揭示的桑哥“专权黩货”、“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沮抑台纲”之类的恶行在《汉藏史集》中同样见不到影子。
但从总体上讲，《汉藏史集》的记载是可以得到汉文史料的印证的。关于桑哥精通多种语言，曾担任八思巴译吏、宣政院官员，以及更定钞法、理算财务等皆能在《元史》的《世祖本纪》、《奸臣传》中找到相应记载：“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吏。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遂以桑哥与铁木儿为平章政事。诏告天下，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三月，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于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世祖问所用何人，对曰：‘臣与脱因。’于是命桑哥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使，领功德使司事，脱因同为使。”〔7〕关于怯薛与桑哥的矛盾， 在《元史·博尔忽传》中有记述。关于桑哥受命领兵入藏平息贡噶桑布之乱，在《河源记》一书中亦有明确反映。总而言之，从种种迹象表明，《汉藏史集》中《桑哥丞相的故事》一章的写作是有可靠的依据材料的。在某些方面，《汉藏史集》还可以弥补汉文资料记载的缺憾。
正是因为《汉藏史集》中有“（桑哥）系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青年”这句话，学术界因此才有了桑哥为藏族人的观点。1980年意大利学者伯戴克撰写的《元代藏族政治家——桑哥》一文是比较早的、有代表性的文章。〔8〕在国内，1984 年仁庆扎西发表有《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9〕一文，之后1985 年沈卫荣发表有《〈汉藏史集〉所收〈桑哥传〉译注》，〔10〕1995年杨德华发表有《元代藏族宰相理财的政绩》。〔11〕1989年10月出版的由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主持，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等多位学者参加编写的藏文著作《西藏通史》也是完全吸收了《汉藏史集》的说法。〔12〕
“噶玛洛”，藏文原词为bka-ma-log，它在中古时期的藏文典籍中多有诠释，如《松赞干布遗训》、《汉藏史集》、《洛桑嘉措传》、《安多政教史》等。“噶玛洛”的字面意思是“未得到命令不得返回”。其来源是，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及其子赤德松赞时期，派大军驻守边防，数万吐蕃兵击败巴达霍尔（bha-ta-hor）国，回撤时选留九名勇士领兵驻扎于吐蕃与霍尔（hor）边境。后来， 九勇士请示赞普何时撤回本土，赞普勒令：“未得到命令不得返回”。以后吐蕃王朝分崩离析，他们最终未得到撤回的指令，遂一直驻扎了下来。九勇士的子孙便被称为噶玛洛。噶玛洛人经过不断繁衍，在该地出现了不少农牧业点。
桑哥既然出身于噶玛洛部落，自然应该是藏族人了。但是，这却与波斯文著作《史集》中记载的桑哥为畏兀儿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史集》和《汉藏史集》在桑哥族属问题上记载的相互牴牾，没有第三种材料来作强有力的旁证，是很难判明孰是孰非的。从二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所记桑哥的其他史事的详尽、准确方面考虑，在关于桑哥的族属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二书是不会有什么笔误的，可能是二书作者在桑哥族属问题上凭借的资料或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事实上桑哥此人的族属又的确比较复杂。顺着这条思路，结合下边将要述及的一些其他情况，笔者认为，桑哥极可能是出身于藏、畏合璧的民族家庭，在他的父母或先辈中有人是畏兀儿。《史集》的作者拉施特和《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分别从自己的视点出发，记下了桑哥的族属，本来都具有合理性，但却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大难题。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元史·奸臣传》在桑哥传文中未提及其族属（或祖籍）是与《元史》本身的体例不合的，在《元史》中类似的入传人物一般都是要言及族属或祖籍的。《元史·奸臣传》共收录6人，阿合马、卢世荣、铁木迭儿、哈麻、搠思监5人都有族属或祖籍方面的交待，唯桑哥例外，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现在看来，《元史》不提桑哥族属可能并非是疏忽所致，而是别有原因。《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显然是发现了《元史》不提桑哥族属的纰漏，故作了必要的“补正”。柯劭忞参考了拉施特《史集》的说法，把桑哥的族属定为畏兀儿。
我们判定桑哥可能是一藏、畏合璧家庭之后裔，一方面固然是受《史集》与《汉藏史集》记载相互矛盾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还在于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理由：
（一）“桑哥”一名，藏、畏二个民族的人都有取者。从语言学角度讲，“桑哥”是梵文Sangha的很规则的音译，其本意为僧。《汉藏史集》中“桑哥”的藏文拼写为Sang-gha，此种名字在藏族人中一直在沿用。拉施特《史集》将“桑哥”拼写为Snkh。“桑哥”一名在畏兀儿人中也有使用者，如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家族中就有一位王子叫桑哥，是亦都护月鲁帖木儿之子。至正十二年（1342）春正月，身为宣政院同知的桑哥王子曾“率领亦都护畏吾儿军与荆湖北道宣慰使朵儿只班同守襄阳。”次年六月己酉，“亦都护高昌王月鲁帖木儿薨于南阳军中，命其子桑哥袭亦都护高昌王爵。”〔13〕
（二）从桑哥的所作所为上也可看出，在他身上同时拥有藏、畏两种民族文化的烙印。他初为藏族高僧胆巴的弟子，结识帝师八思巴后，他又转入八思巴门下，成为侍奉八思巴左右的译吏。至元年间，元朝中央政府设立了掌管佛教与藏区事务的机构总制院，桑哥即被擢为总制院使。后来，“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桑哥又为第一任宣政院使。当帝师八思巴与萨迦本钦贡噶桑布之间产生严重对立，需要派兵帮助八思巴巩固自身地位时，元朝派出的领兵将领还是桑哥。平定了西藏萨迦派的内乱之后，桑哥还对西藏的防务、驿站进行了整顿。总之，他一生的活动与藏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桑哥“好言财利事”的性格特点却恰恰又同畏兀儿人重商、务实的文化传统相合。他还精通畏兀儿语。这一切表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深受畏兀儿文化影响的。
（三）藏文史料中记载的噶玛洛人长期驻扎于吐蕃与霍尔（hor ）人交界的边境地带，实际上已向我们表明，噶玛洛人当初就是为防御回鹘人，即畏兀儿的先民而被派往北方的。以后，噶玛洛的后裔大致也还是繁养生息于藏、畏民族交错而居的西域南缘及河西地区。藏文史料中所称的与吐蕃有长期交往关系的“霍尔”（hor ）、 “巴达霍尔”（bha-ta-hor）一般就是指回鹘，到蒙古兴起后霍尔才指蒙古人，这已为大多数学者认同。〔14〕元初，畏兀儿人主要信奉佛教，而且相当一批人信奉藏传佛教，拜八思巴等人为师。〔15〕畏、藏两个民族间有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在双方居住的交界地带，形成一批藏、畏民族相互婚配的“民族之家”应该说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的。桑哥极有可能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之中。
（四）桑哥弟弟的名字“答麻剌答思”同样是一个藏、畏民族共用的名字。《元史·世祖纪》中有：“巩昌旧惟总帅府，桑哥特升为宣慰司，以其弟答麻剌答思为使，桑哥败，惧诛自杀，至是复总帅府。”一些研究者认为，“答麻剌答思”是藏语名字，意为“法吉祥”，由此坚决否认答麻剌答思的哥哥桑哥与畏兀儿人有任何瓜葛。〔16〕实际上，“答麻剌答思”并非藏族人独有之名，畏兀儿人中也有取类似名字者，如著名的畏兀儿翻译家、元初权臣迦鲁纳答思的名字便与“答麻剌答思”极其相近，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名字的不同音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把以上几个方面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来作为论据，论证桑哥是一位藏、畏合璧家庭的后裔都是略显苍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理由都综合起来，放在一起全面考虑，就不会把它们看成是偶然的巧合了，当然，这一推测还有待于更多资料的进一步证实。
注释：
〔1〕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 第431页；下册，第2、6页。
〔2〕〔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6页。
〔3〕见《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页。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184页。
〔5〕《元史》卷205《奸臣传》。
〔6〕《佛祖历代通载》35中《胆巴传》。
〔7〕《元史》卷205《奸臣传》。
〔8〕原文载匈亚利《东方学报》第34期，1980年。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辑收有该篇文章的译文，译者沈卫荣。
〔9〕《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
〔10〕《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总第9辑。
〔11〕《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
〔12〕见陈庆英等汉译本，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版，第346～347页。
〔13〕《元史》卷42、43《顺帝纪》。
〔14〕参见拙文：《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 《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15 〕参见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 《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16〕仁庆扎西：《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