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和诘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诘难论文,唯物史观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5－0023－05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就不断遭受着各种挑战和诘难，特别是在当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前进，唯物史观在社会发展动力、主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问题上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和诘难，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及时做出回答和回应的重大问题。现就学界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以期推动对这些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 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的动力、趋势、规律等问题是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内外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观点。
1.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学习和道德的作用。他认为，社会进化是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化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过程不仅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它能够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① 而人在道德实践领域中形成的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对社会进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们一方面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由于它们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促进社会一体化形成，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应用和发展。因此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对社会进化来说具有起搏器的功能，它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由此，他批评马克思只看到生产领域内的学习过程，只强调手段和手段选择的合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没有看到人的交往行动的调节和社会统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实际上哈贝马斯强调的学习和道德只是对社会发展有反作用，但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2.社会发展的主体问题 随着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从事传统的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不断遭遇失业、下岗，越来越淡出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者，力量不断壮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学者关注的理论焦点。贝尔认为：知识阶级将日益取代工人阶级而起到社会先锋作用，他们不但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且也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正在兴起中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②
国内也有学者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生产力的知识要素为主导的经济。它是一种基于高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里，知识代替自然资源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牢固地与生产结合起来了。从生产力方面看，知识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知识分子也就成了第一阶级。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知识分子成为新生产资料——计算机和信息的所有者，知识分子凭借计算机、信息和知识这一新生产工具及建立在这之上的新生产关系，也必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阶级。知识经济社会是知识分子的主舞台，知识分子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体力量。③
这些观点是针对马克思所讲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革命的主体的思想的，好像马克思讲的社会发展主体只包括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阶级，而不包括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马克思讲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社会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阶段人民群众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在大工业初期，虽然人民群众主要指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阶级，但没有把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所以，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体力量已否定了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社会主体的思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3.社会发展趋势问题 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规律。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西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趋同论”。“趋同”原是生物学术语，表示异种生物体由于适应相似的环境条件而形成相似的结构和功能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学者索罗金、G·加尔布雷斯、W·罗斯托和荷兰学者J·廷贝根将这一术语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他们认为，科技革命导致了“工业社会”的建立，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东方”模式的“工业社会”中，都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这样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同的特征和特点，而这些特征和特点的积累，将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差别逐渐消失，两种社会制度必然要相互接近，最终导致两种制度的综合，建立起一个社会性质相同的混合社会，即“统一工业社会”的产生，这种“统一工业社会”既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又排除了它们的缺陷，在“统一工业社会”中，不仅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且也没有阶级的相互对抗。④
还有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的知识主导型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由知识鸿沟划定的社会分层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由工业文明造就的两大阶级的对立，这样，在全球知识经济和后现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就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即知识主导型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阶级结构及相互关系、社会目标、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问题上将远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⑤
针对以上观点，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他们认为，全球化与“趋同”不是同一个概念，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而“趋同论”是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产生并发展的，“趋同论”的实质是宣扬资本主义必然战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终将灭亡。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要学习、吸纳、积累、改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吸收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发展生产力，缩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过程，并不是“趋同”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是为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同“趋同论”作坚决的斗争。⑥
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既是唯物史观的主要问题，也是我国社会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及解决方式，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前进。我国经历了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变化，解决主要矛盾的方式也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充分证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变化的问题，学术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但对于变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认识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需求已从相对旺盛转为相对不足，供给已从相对不足转为相对过剩，“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相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社会的主要矛盾。⑦ 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生存性矛盾已得到解决，当前，发展性矛盾日渐突出并渗透在一切社会领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同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的物质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复杂需要之间的矛盾，经济持续发展同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国家整体利益同地方和企业的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都是制约着进一步发展的新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实质都是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矛盾。并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全局性、长期性，是当今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形成和发展的总根源，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解决。⑧ 有学者认为，当前，随着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已经进入了小康水平，人民的需求开始超越物质生活的层面，即不仅需要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以实现自己当家做主愿望的新阶段。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因而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当家做主的要求相比就明显落后，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当家做主的要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落后的民主政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⑨ 有学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当代中国生产与需求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人口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产品以几何级数增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几乎所有主要部门的生产开始了由物化智力取代传统劳动力的过程，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伴随着这个事实，我国长期存在的生产不能满足需求的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向高新科技的飞跃发展与普遍采用同过剩劳动力与人口的矛盾，亦即物化智力与传统劳动力的矛盾转移。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开始向产品的相对过剩同人口与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矛盾转换。⑩
第二种观点认为，现阶段尽管矛盾的具体运动形态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质变，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果轻易改变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就会在理论上产生混乱，就会动摇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根基，导致党的工作重心再次发生偏离，不仅使“共同富裕”和“共同理想”搁浅，还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11)
针对以上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一定的局限。如“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相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的观点，看到了我国相对需求不足的现象制约了生产的进一步扩大，但相对需求不足，不是我国现阶段的根本问题，它的解决不仅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要结合并通过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矛盾”的观点，两者确实存在着矛盾。但市场经济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如果它与社会主义构成一对矛盾也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践方式是解决如何利用和驾驭好这种手段的能力问题，它的解决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物质文化政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民主政治的矛盾”的观点，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影响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但人民民主政治的提高，最终取决于经济上的独立和强大，因而是被决定的东西，不能成为决定其他矛盾的矛盾。“物化智力与传统劳动力的矛盾”的观点，看到社会发展中科技力量的作用，科技发展会排除剩余劳动力的现象这是事实，但这一矛盾的解决，仅从生产力内部是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中才能找到出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是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当前表现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12)
三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也不断受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观点：
1.意识形态终结论 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义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论述的。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时代已经终结。具体表现在上世纪50年代，以拉蒙德·阿隆、李普塞特和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日益模糊，阶级正在消亡，作为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终结了。特别是丹尼尔·贝尔，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之考察》中以美国经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问题，两者正日益趋同，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枯竭，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与说服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争已经失去意义，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已失去意义。“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13) 二是指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终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塞缪尔·亨廷顿、弗兰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4)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随着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现在“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5) 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家之间的主要冲突。
还有学者抓住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反过来批判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尔斯特，他从考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把弗洛伊德讲的个体病态意识与马克思讲的社会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联系起来考察，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具有欺骗性的错误理论，进而把马克思学说本身也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16)
针对以上观点，我国有的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例如学者姚大志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来论证“意识形态终结论”难以成立。他指出，“终结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西方社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左派”和“右派”一直存在。从理论方面来看，“终结论”者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纯粹是否定的，其实质上是一个“虚无”。实际上，意识形态是一套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在其积极的意义上是一种供人类追求甚至为之献身的理想。人类不能没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定向框架和价值理想也永远不会“终结”。人类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但仅仅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超越另一种意识形态，而不能超越意识形态本身，这是一种没有“终结”的超越。(17)
还有的研究者指出，意识形态终结是个陷阱。在许多西方国家，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工作从来都是强化而不是弱化，更不是“非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只能使国家解体和社会动荡，它在实质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丧失、放弃意识形态功能。所以意识形态终结的实质是要马克思主义终结，而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18)
2.意识形态“多元论” 这种观点一是把“多元论”当做观察社会问题的一般观点、方法；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占垄断地位，提出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三是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四是主张“开放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认为“不需要重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把它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正统体制”。(19)
面对意识形态“多元论”，我国学者一方面指出，“多元论”的要害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及其根源在于：（1）从历史上看，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十分完备，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思想残余，对社会各个领域影响深远，不断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攻击和渗透；（3）建国后，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对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致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过曲折，产生过失误，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使一些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产生困惑，这就更增加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难度。(20)
四 结论
通过对学界关于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挑战一方面是来自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如何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做出回答；另一方面来自不同立场、观点的学者的挑战和诘难，例如“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求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唯物史观只有在不断回答现实问题、回应理论挑战中才能坚持和发展。
注释：
① 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2页。
②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411页。
③ 刘保国：《从阶级的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的阶级》，《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
④ 石磊、崔晓天、王忠：《哲学新概念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05～306页。
⑤ 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⑥ 叶启绩：《全球化与“趋同论”辨析》，《思想理论教育》2000年第4期。
⑦ 刘嗣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新形态——相对需求不足与扩大相对需求》，《江汉论坛》2004年第6期。
⑧ 张纪、来丽梅：《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理论探讨》2004年第6期。
⑨ 杨迎春：《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新探》，《肇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⑩ 吴越：《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对策》，《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1) 赵科天：《正确认识主要矛盾新形态——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辩护》，《长白学刊》2005年第5期。
(12) 吕世荣：《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方式变化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3)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451页。
(14)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序论第1页。
(1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6页。
(16) 沈亚生：《20世纪末的挑战——爱尔斯特及其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7) 姚大志：《现代意识形态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291～294页。
(18) 何炜：《略论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及其功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9) 亮思：《意识形态“多元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2期。
(20) 郑永廷、叶启绩、郭文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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