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笔谈论文,史上论文,我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展过多次抗击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清政府亦发起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改革。这些努力尽管曲折多舛，但都漾起了民族主义风潮的波澜。不过此期的民族主义尚未突破传统的藩篱，可视为传统民族主义的延伸。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战败，被迫签定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蒙受了奇耻大辱。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接踵而至。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受到深度撞击，激起了民族运动的新高涨。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发端。次年初，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疾呼“保国、保种、保教”，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国人进行爱国救亡的思想启蒙。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图存斗争非但没有终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磅礴发展，再一次走向新的高潮。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的广东起义。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性认识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就思潮和理念而言，随着“民族”、“民族主义”等新词汇的出现，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国人中传播日广，逐步渗入人心。
一般说来，梁启超是最早使用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思想家。他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使用了“东方民族”、“拉丁民族”、“民族竞争变迁”等词汇。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又使用了“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等概念，称：“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后讲民族问题时一度使用过“种族”、“汉种”、“满族”、“清虏”、“黄种”等词汇。他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是在1902年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内中“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一语提及。写于 1903年9月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有“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的表述。同年12月在檀香山的演说中，他连续使用了“民族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等词汇：“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此后，民族、民族主义等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文章、讲演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
1900年以后，民族危机激发了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词汇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发表了大量论述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者所述，有的谴责各国列强侵略，痛陈民族危亡局势；有的呼吁国民结群组团，奋起抵制外来侵略，以卫国、卫族；有的借表彰中外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英烈以张扬民族精神，激励国民；有的阐述民族、民族主义、民族革命等问题的理论意义，从学理上深化近代民族主义的内涵。大致在20世纪初，先进中国人初步性地摆脱了传统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民族思想观点，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的阐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也是他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中国的进步群体都把民族主义看成中华民族摆脱危机、走向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也在神州大地不断高涨，形成不可遏阻的历史潮流。
至于谈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反对民族压迫，以争取民族独立为职志。其中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又包括反对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二是始终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
1.反对双重民族压迫。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极为复杂，既存在国内的民族压迫，即满族贵族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各族人民的压迫，又存在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近代民族主义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同时面对这两个严峻的问题。尽管人们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侧重点有异，但在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上，意见则大同小异，所持民族立场有趋同倾向。在反对内外民族压迫的问题上，1900年以后，国人的认识随着内外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更为清醒。
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朝腐朽卖国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从反面教育了国人，更加认清其卖国行径，激起国人对清朝民族压迫的不满。在反对国内民族压迫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这一民族主义潮流的引领人，他们的认识尤为清醒。陈天华的《猛回头》揭露清朝的卖国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在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同时，国人还把矛头指向欺凌中国的各国列强，强烈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谴责日俄在中国领土开战，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报刊舆论对于外来侵略的揭露更是连篇累牍。
国人的民族觉醒，不仅表现为对于各国列强的侵华行径的强烈谴责，而且还把对列强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使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新概念。1899年，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的刊物《开智录》发表了《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提出并阐述了“帝国主义”这一国际政治概念。文章对“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之名，何自昉乎？乃起于当时拿破仑党之欲谋恢复帝政，故称其主义为Imperialisme(Opinion des Imperialistes)，此真帝国主义也。至今日之所谓帝国主义，实大有不同。如北亚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总言之，今世界之帝国主义，实狄塔偏Dick Turpin主义，即强盗主义也……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文章还从“物理学之发明”、“人种之膨胀”、“强弱之不齐”、“列强革命之后”等方面分析了帝国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描绘出帝国主义猖獗于世界的可怖图景。作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尽管今天看来尚觉肤浅，但反映出中国人对列强本质认识的进步，体现了国人国际政治观的新变化。
2.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最初萌芽于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王韬、郑观应鼓吹君主立宪，动机之一就是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梁维新派用进化论、民权说对民主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提倡民权学说，显示出民族运动与争取民权运动合流的发展趋势。1900年以后，中国形势大变，民族危机急剧深化，民主革命风潮日涨，造成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股历史潮流汇合的新局面。人们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不能再走传统的老路，必须走“民主建国”的新途；民主主义已经形成由东而西的趋势，它在中国的兴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他们说：“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动已渡太平洋而东……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孙中山是推动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相结合的先进人物，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已经不再是空谷足音，得到更多国人的响应。许多先进分子都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提并论，作为引导中国和世界走向光明的两面旗帜，认为“此二主义”使欧美列强“国势乃如春华之怒放，旭日之初升”，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福音：“吾惟信此民主主义，吾惟信此民族主义，吾惟崇拜欧罗巴人之能利用此二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终莫明此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既明此主义而不能利用此主义。岂彼白人者独能专美于前哉！吾述既竟，登高西望，大声疾呼者三：曰民主主义！曰民族主义！祝我支那人能利用此二主义！”（《十九世纪欧罗巴历史之壮观》，《游学译编》第12期）
近代国人还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以适应民族运动的斗争需要。因为国家与民族本来就密不可分，近代中国的危机既是民族危机，又是国家危机。国人所要拯救、重建的国家，首先是民族的国家，不能离开民族谈国家；然而，民族又要靠国家来保卫，也不能离开国家谈民族。因此，在鸦片战争后，在备受列强欺侮的中国民众中始终回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激情。是为促成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现实基础。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从理性上认识到：民族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土壤与基础，而国家是民族发展的政治保障。《浙江潮》刊登的《民族主义论》说：“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文章作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国家之起原，由于民族之竞争也。”而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族、保民，称：“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国也者，视其国民之数之多寡，国民之力之强弱为比例。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
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阐述救国之道，是许多志士的共同选择。蒋智由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序》中就认为爱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说：“今之昌时论者，曰爱国，又曰民族主义，二者其言皆是也。欲拯中国，舍是道其奚由也……夫国家之于民族，固不同物，虽然，此二主义实可并施于中国而无碍。何则？中国之所谓国家者，数千年历史以来，即我民族所创建之一物也。故就中国而言，非民族则无所谓国家……我之所谓国者，我民族所创建之一国是也……我所谓爱国者，爱吾祖宗之故国，惟爱之，故欲新造之。如是，故言民族主义即为爱国主义，其根本固相通也。”进而，他提出“民族爱国主义”的口号：“会稽先生抱民族爱国主义，其热如火，著是书也，盖欲伸其志也。”“会稽先生”即陶成章者。“民族爱国主义”口号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一个具体表现。
3.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的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近代中国也是如此，所形成的民族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因素，如“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狭隘的反满排满主张、种族复仇的偏见等，不时在民族运动中表现出来。另外，西方盛行的民族沙文主义、“白色人种优越”论、“黄祸”论以及“中国人种西来”说等谬说的传播，也影响了一些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大合奏中的杂音。如“中国人种西来”说曾一度主导过中国学界，影响过不少学者的观点。然而，这些消极方面在近代民族主义发展中毕竟是支流。随着民族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人民以理性的精神不断反省本族与外族，克服民族主义中的消极因素，巩固和培植其中的积极因素，使民族主义中的理性因素得到茁壮成长，并在近代民族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中一些人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义愤，视满族为外族，主张“反满”、“排满”，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民族情绪。然而，这种偏颇则受到孙中山的批评。孙中山主张把清政府、反对革命的满族人与一般满族民众相区别；民族革命只反对前者，而不反对后者。他说：“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这正是孙中山理性民族主义的体现。
再如，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但也出现“笼统排外”的偏颇，这当然是传统民族主义狭隘性的表现。义和团运动后，革命派便对此进行了理性反思，超越了义和团。如陈天华在《猛回头》一文中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大胆的肯定：“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他说的“心思”是指义和团表现出来的反帝爱国精神。他号召中国人发扬这种精神，“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奋起与侵略者进行战斗。然而，他又批评义和团有两点不足：一是“信邪教”、“靠邪术”；二是“野蛮排外”。主张摒弃义和团的“野蛮排外”，而把“拒外人”和“学外人的长处”结合起来，对外国外族要有“理智”的看待。他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有人口口说打洋人，却不讲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俗语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
陈天华认识的深刻性就在于，既发扬了义和团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和勇敢战斗的意志，又检讨了义和团缺乏理性、盲目排外的不足，肯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从而把义和团的爱国精神和现代理性思考结合起来，在近代中国民族发展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收稿日期 200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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