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机理变化及政策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机理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维护币值和价格水平稳定是各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由于金融宏观调控主要针对价格等变动作出反应，因此准确把握价格变动的内在机理、科学合理地衡量价格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等因素影响，通货膨胀(下文简称“通胀”)的形成机理逐渐发生变化，并在全球宏观经济金融运行中显著地表现出来，呈现出不少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回顾始于2003年的全球经济上升期及其在2008年出现的逆转，其中有关通胀问题就有许多值得揭开的“谜团”。例如，为什么本轮国内外通胀始终呈现出“结构性上涨”的特征？为什么全球CPI会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骤然上升，实体经济和需求下滑的同时CPI却加速上涨？如何看待所谓的“滞胀”问题？此外，2008年上半年各国还在为持续上升的CPI担忧，下半年CPI、PPI就出现大幅回落，不少经济体甚至开始面临通货紧缩(下文简称“通缩”)的风险。为什么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逆转会如此迅速？可以说，从结构性通胀显现、到产生“滞胀”苗头再到通胀向通缩风险的迅速逆转，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经济机理已成为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课题。从理论研究看，近年来国际理论界有关全球化对通胀影响的研究也在增多。Rogoff(2003)认为，全球化导致价格弹性变大，菲利普斯曲线更加陡峭，使得失业和通胀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更加明显。不过更多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化发展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变得更加平坦(Borio and Filardo，2007；IMF，2006)。Mishkin(2009)则认为全球化不是影响菲利普斯曲线变平滑的重要因素，是稳定通胀预期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较为平滑的菲利普斯曲线。由于全球化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并将大量新兴经济体和低成本劳动力带入全球化市场，对全球通胀起到了抑制的作用。Pain等(2006)的分析表明，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使美国通胀降低了0.2～0.3个百分点，Kamin等(2006)也发现，过去十年里美国对中国制造品的购买大约每年降低进口价格通胀1个百分点。也有研究强调(Ball，2006)，来自中国等地区的廉价进口商品虽然降低了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但新兴经济体发展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向上压力，因此最终并没有影响到反映全部价格的通货膨胀变化上。可以看到，对全球化发展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目前尚有不少争议，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对产出及通胀(特别是CPI通胀)影响的定量及经验分析上，对近年来全球呈现的“结构性通胀”特征以及价格与增长之间周期变化内在机理的研究仍比较缺乏，也难以解释我们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一系列的“谜团”。因此，对全球化背景下所出现的结构性通胀现象及其变化机理建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和解释，更深入的理解近年来国内外价格变化的内在原因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分四部分进行分析。除引言外，第二部分提出一个简单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解释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两部门悖论”问题，分析“结构性”通胀、阶段性“滞胀”进而向通货紧缩转化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依据上述框架，对2003年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后的价格水平变化做具体解释和剖析，通过经验研究揭示宏观经济变化背后的影响机制。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分析全球化背景下通胀机理变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并提出若干建议。
二 基本框架：“两部门悖论”、经济周期与结构性通胀
从2003-2008年，全球经济处于上升期，连续4年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成为近三十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周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货膨胀压力也逐步增大，并且表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特点。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曾多次出现通货膨胀，但由于过去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其影响基本局限在一定的国家或地区内。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的平均通胀率超过80％；20世纪90年代，通胀主要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肆虐。但是，2007-2008年上半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胀，CPI上涨超过两位数的经济体达50多个。可以说，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相对应，通胀也表现出了更加突出的全球性特征。
这一轮通胀的另一个特征是“结构性”。如果我们将通胀理解为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那么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就一直伴随着“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即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另一部分商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首先是初级产品、股票和房屋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从2003年初至2008年7月，包含食品、金属、能源等在内的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上涨了230％，其中石油价格上涨超过330％，但与此同时CPI则总体稳定。全球CPI的显著上涨在2007年之后才开始浮现，但也主要表现为以石油、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剔除这些因素的核心CPI则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性”通胀似乎已成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一种常态。
总体来看，本轮通胀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全球性和结构性特征，与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背景紧密相关。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8)曾指出，影响全球化效应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跨国之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转移成本下降，导致生产过程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生产过程在国际之间的细分；二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和生产更加开放，全球生产能力出现了大幅度扩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空间，加速了资源的重新整合与配置，使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外包(outsourcing)等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得以强化，显著增强了全球工业生产和产出供给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通胀(Chen et al.，2007)；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生产和市场扩展也大大增加了对初级产品和资产的需求，加之以美元持续扩张和贬值为特征的全球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剧了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导致主要由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进一步看，当一般竞争性商品的生产率提升赶不上结构性价格上涨时，这种结构性通胀就会不断挤压一般竞争性部门的利润空间，从而在经济体中内生出终结繁荣和持续增长的因素。特别是在流动性过剩格局下，非理性的金融投机将导致严重的商品和资产泡沫，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矛盾持续积累，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发生逆转，金融资产和商品泡沫就会破裂，前期推动价格上行的动力瞬间消失，严重的结构性通胀就可能很快逆转为通缩风险。这些变化正是前几年全球宏观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
为更严谨和深入地阐释上述问题，我们借鉴Kalecki(1976)研究发展中经济体农业和工业部门相互关系的思路，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框架。利用这一框架，既可以体现上面描述的基本情况，还可以了解整个演变过程中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情景及其背后的机理，包括阶段性的“滞胀”现象等也可以在这个模型中内生出来。在这个框架中，我们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经济技术格局下，通胀压力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可以将经济体概括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一般竞争性产品部门，其特点是产业竞争性强，生产效率高，产品供给弹性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约束”；另一个是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部门，主要包括房地产、股票以及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其特点是需求具有刚性，供给弹性相对不足，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约束”。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在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因此也需要在一个两部门框架中加以描述。
为分析方便，我们用A和M分别代表“需求约束”部门和“供给约束”部门，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在一个“相对价格—供给量”空间中进行界定(见图1)。在这个空间中，A部门和M部门的产品都是经济主体所需要的，因此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相互需求。纵坐标P=
，是M部门和A部门产品价格之比，也就是两部门之间的贸易条件。横坐标QA和QM分别代表A部门和M部门的产品供给量。MM线代表M部门的供给曲线，斜率为正是因为A部门扩张(即QA增长)会增加对M产品的需求，需要M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来出清市场。或者说，随着相对价格P上升，M产品供给量会相应增加。可以看到，MM曲线斜率取决于M部门产品的供给弹性，弹性越大，斜率越小，MM线越平坦，反之亦反是。AA线代表A部门供给曲线，呈现负斜率，由于M产品具有需求刚性，M产品相对价格(P)上升会降低A部门的实际收入，从而减少对A产品的需求，Q[。A]随之减少。从另一个角度看，P下降意味着A部门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此时A产品供给就会相应增加。由于A产品供给弹性高，M产品供给弹性很小，因此AA线比较平坦，MM线则要陡峭的多。另外为简化分析，我们也以Q[，A]和Q[，M]分别代表A部门和M部门的收入，也就是说，产出越多收入也越多。
下面我们在(P-Q)空间中进一步说明两部门产出、收入和价格水平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情景和阶段：
图1 P-Q空间
情景1：结构性通胀的形成。图2a中包括了MM线在不同弹性假设下的几种情况。我们先观察供给线位于MM1的情况。在图2a中的初始状态E点，A部门产出为Q1，M产品与A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为P1，从对应的图2d可以看到，此时生产A产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整个经济体处于稳定和均衡的状态。不过，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会使原有的均衡状态发生改变。例如，实施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如放松货币)就可能在短期内使微观经济主体产生“货币幻觉”，从而增大生产的边际收益，此时边际收益曲线将右移(假设从MR1移至MR1’)；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低成本要素融入全球市场等会导致生产的边际成本下降，边际成本线向右下方移动(假设从MC移动至MC’)。此时，受来自需求方和供给方因素的冲击，图2d中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的A产品最优产量将从Q1移至Q2。这意味着多生产A产品将有利可图，这样图2a中的A产品供给线AA将向右上方移动至AA’。在A部门生产和投资增长的带动下，经济进入上行和扩张期。进一步看，A部门扩张增大了对M产品的需求，由于M产品需求和供给都缺乏弹性，因此M产品相对价格会上升，从P1上升至P2。同时，由于A部门和M部门产出和收入都在增长，全社会有效需求是上升的，A产品也会面临来自需求方面的价格上涨压力，但是由于其供给弹性很高(产能十分充裕)，A产品价格很难上涨。此时就会出现以M产品价格明显上升同时A产品价格基本稳定为特征的“结构性”的价格上涨现象。①可见，在供给线位于MM1的情况下，A部门投资和生产扩张的效应一部分表现为A产品产量增长，另一部分则转化为M产品相对价格上升，A部门的一部分收入以这种方式被M部门获得。
图2 结构性通胀的形成和演变
情景2：更加严重的结构性通胀。从上面的框架可以看到，投资和增长加快对A部门的效应取决于M产品供给的价格弹性(即MM线斜率)，弹性越小，投资增长对A部门就业和产出的带动作用就会越小，而M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则会越大。在图2a中，M部门产品供给弹性越小，MM线的斜率就会越大。在一个极端情况下，当M产品供给的价格弹性为零，即MM线成为一条垂线时(图2a中的MM2线)，投资对A部门就业和产出的推动作用就会完全被M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所抵消。AA线移至AA’后，产出仍在Q1的水平，但相对价格从P1升至P3，较之供给线在MM1状态时相对价格将多上升了P3-P2。也就是说，此时A部门(也就是大量一般性竞争行业)的扩张将完全转化为M部门(资源、能源产品以及房地产等)名义价格的相对上升，A部门产出不会因为投资增加而扩大，全社会投资和货币增长的好处将全部通过M部门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的方式被M部门所获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较之图2a中MM1线所描述的情形，由于M部门产品价格相对上涨幅度更大，由M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所导致的结构性通胀将更加显著。此外，M产品价格相对上升后，由于供给无弹性，M产品供给量没有变化，劳动就业量不变，因此M部门就业者收入将上升，两部门劳动者收入差距也会趋于扩大，从而可能导致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恶化。
情景3：投机泡沫、通胀恶化、阶段性“滞胀”及其向通缩的逆转。我们进一步考虑更加严重的情况(图2a中M部门供给线呈现MM3的情形)。为什么MM线可能出现负斜率？这是因为M部门产品供给弹性较低，垄断性强，在经济加快增长导致需求膨胀进而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容易引发金融投机和炒作。而一旦金融投机盛行，“追涨杀跌”的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价格越高，吸纳的全社会资本和资源投入反而越多，金融泡沫也随之增大。这样，在图2a的P-Q空间中，由于MM线代表了房地产、股票以及初级产品等容易滋生金融投机的产品，当M产品相对价格不断上升时，会吸引经济体将大量收入和资本投入M产品市场。在M部门投机泡沫持续膨胀、M产品价格异常飙升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和收入涌入M部门，甚至A部分的资本和需求也会转移到M部门，造成对A产品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M部门包括大量资源、能源等上游原材料以及房屋等生产、消费必需品，其价格大幅上涨会对企业利润造成明显影响，甚至形成亏损，迫使企业减少生产。这一点从图2a中也可看到，由AA’和MM3线交点决定的A产品产量将下降到Q3。也就是说，在此情形下，一般竞争性部门(A部门)投资扩张效应不仅将全部被垄断性产品价格上涨所吸收，还会额外吸引大量资本进入M部门投机炒作。随着M产品价格上涨，一般竞争性部门产出和就业将趋于萎缩(随着P上升，Q将减少)。这意味着经济体中将出现由M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通胀与实体经济萎缩并存的现象，呈现类似“滞胀”的情形。
不过，这种“滞胀”只是阶段性的，难以长期持续。由于当今企业经营普遍与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资本和金融市场价值持续膨胀的情况下，短期内土地、各类证券等金融产品升值所带来的资本利得可能弥补企业实际生产中的亏损，保持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②不过，金融投机的信心根本上来自实体经济这一基本面的支撑。一旦公众发现企业实际利润大幅下滑，对未来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预期就可能发生变化。若信心丧失，经济繁荣预期逆转为悲观预期，实体经济活动就会萎缩，进入下行调整期，M部门的金融泡沫最终也会破裂，引起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大跌以及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而这将加剧悲观预期，并通过金融市场萎缩、财富效应消失等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加剧经济的下行调整，严重时就会酿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前期存在的主要由资产及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也将随之消失，由于投机泡沫破裂后M产品价格回落很快，所以价格水平的下降也会相当迅速，一定时期内甚至会出现由M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导致的所谓“结构性通缩”。当M产品价格经历大幅回落逐步企稳之后，在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经济繁荣时期掩藏的产能过剩问题会很快凸现出来，继而可能成为导致价格继续下跌的主要因素。由此构成价格由结构性通胀向通货紧缩演化的整个过程。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假定，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变化。实际上，在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企业利润空间的同时，若存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改进，也会提高企业消化原材料成本上升的能力，增加利润空间，因此最终的效果取决于两种因素之间的交织影响。生产率提升将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图2d中的MC线将继续向右下方移动，这样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的最优产出规模会更大，经济就可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增长。因此严格来说，在一般性商品生产率提升赶不上结构性价格上涨时，通胀才会不断挤压一般竞争性部门的利润空间，最终出现金融泡沫破灭所导致的价格迅速下跌。
总体来看，在上文给出的框架中，A部门(一般竞争性产品)和M部门(资源、能源及资产等垄断性产品)都是构成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部门之间也存在相互需求和依赖。在经济持续上升的早期，两部门之间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壮大。不过，由于在产品供给和需求弹性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加快增长过程中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差异会不断扩大，这样一般竞争性部门的利润空间和产品需求会受到挤压，从而在经济体中内生出终结繁荣和持续增长的因素，导致经济最终出现自我调整。我们把这种“自我加强又自我毁灭”的现象称之为“两部门悖论”，全球经济从结构性通胀加剧逆转为通缩风险的变化正是“两部门悖论”效应的外化表现。全球化加快发展导致一般性产品供给弹性显著提升以及对资源和资产需求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使“两部门悖论”效应更趋明显。
三 经验分析：理解2003年以来通胀变化之“谜”
上文给出了一个描述经济加速增长背景下结构性通胀形成及其向通缩逆转的基本框架。在这一部分，我们关心这一模型能否解释上一轮经济周期(2003-2008年)国内外价格形势及其变化。剖析这一时期真实经济中的价格变动，对改进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操作有借鉴意义。关于近年来国内外通货膨胀的原因，不少研究都将其与2003年之后全球经济连续五年的快速增长相联系，将其归因于总需求持续膨胀的结果；也有人认为价格上升是全球货币条件宽松、流动性过剩的产物。这些认识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对通胀形成机理及其变化的认识尚显粗略，从而可能遗漏不少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发现。为更深入地剖析这一时期全球价格形势及其变化，我们首先观察本轮通胀的一些“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以便从中发现具有研究价值的切入点。
观察图3～8可以看出，2003年全球经济进入上升周期之后，房地产、股票以及初级产品价格就开始上涨。较之2003年初，美国住房价格高点时上涨超过40％，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上涨接近100％。在此期间，中国房价和股价也先后出现持续快速上涨。虽然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但在2007年上半年之前全球CPI总体上仍相当稳定。如图8所示，2007年之前工业化国家CPI略有上升，而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出现了轻微下滑。全球CPI明显上涨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将2003年以来全球通胀变化分为明显不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至次贷危机前，需求扩张和流动性过剩构成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压力，但主要是资产价格上涨很快，CPI总体稳定。总体呈现情景1和2描述的状态。
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连续5年快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4.7％(以IMF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增速仅为约3.5％。本轮全球经济快速增长是与流动性过剩之间相互促动、紧密相连的。主要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大量低成本生产要素融入国际分工链条，共同支撑了前些年全球“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时代。经济快速增长、流动性过剩与美元贬值相互连接，共同带动全球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石油价格上涨还导致美国等经济体加快发展生物乙醇等替代性能源，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粮食需求，推动了更大范围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图3 美国房屋价格变化
数据来源：CEIC。
图4 纽交所股指变化
数据来源：CEIC。
图5 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
数据来源：CEIC。
图6 中国股指变化
数据来源：CEIC。
图7 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IMF。
图8 全球CPI变化
数据来源：IMF、IFS。
第二阶段：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至2008年7月前后，资产价格下跌，初级产品价格暴涨，经济增长放缓与CPI通胀高企并存。总体呈情景3描述的状态。
虽然2003年后全球价格开始进入上行阶段，但主要还是房屋、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涨，消费价格总体平稳。2004-2006年美联储连续加息后，发达经济体整体消费价格涨幅一度还出现回落。不过，这些情况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发生了显著变化。一般来说，在经济遭遇危机冲击、资产价格大幅下挫的情况下，CPI、PPI也相应会有下行调整的压力。但有意思的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却进入了CPI加速上涨的时期，呈现出“滞胀”的迹象。这一点从图8中可明显观察出来。若分地区观察，2007年9月美国和欧元区CPI分别只有2.8％和2.1％，但2008年6月已分别达到5％和4％。新兴经济体通胀上涨更快，2008年5月俄罗斯CPI达到15.1％，6月份越南CPI高达26.8％，全球有超过50个经济体CPI上涨超过两位数。这是近十多年以来全球出现的最为严重的CPI通胀。进一步看，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CPI、PPI之所以加速上涨，与这一时期国际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暴涨直接相关。这一点从图7中即可看出。从次贷危机整体爆发的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IMF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上涨了55％，其中食品和石油价格分别上涨了32％和72％，由于食品及原油价格在CPI、PPI篮子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从而引发全球范围内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这一时期虽然CPI上涨很快，但剔除能源、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core CPI)仍比较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核心CPI在衡量价格变化中的局限性愈发明显。
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趋缓，有利于抑制实体经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虽然美元贬值可能导致以美元计价商品价格上涨，但即使考虑这些因素也无法解释这一阶段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如此大幅度的飙升。那么，次贷危机后初级产品价格因何暴涨呢？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趋缓的同时出现通胀加速上涨，关键是与次贷危机后全球更为宽松的货币条件密切相关，也与房市股市泡沫破裂后大量资金涌入初级商品市场有关，主要是金融投机的结果。IMF在2008年3月份就指出，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之所以坚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机因素(如投资者涌入这一新的资产级别)以及美元疲软。美国国会也坚持认为石油等多种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是由投机因素造成，2008年通过多项法案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调查并制止投机，授权CFTC在适当时可动用“紧急机制”，采取包括提高交易保证金等强硬措施。为了制造初级产品价格将持续上涨的预期，当时充斥着新兴经济体将继续快速增长、全球石油及粮食供求危机将持续等各种流行论调。现在回顾起来，这些分析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排除其中包含着服务于当时金融市场投机需要的目的。
第三阶段：2008年7月后，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暴跌，CPI、PPI随之迅速下行，通货紧缩风险加大。
次贷危机爆发后至2008年年中，有关“滞胀”能否持续曾引发各界的争论。从当时的角度看，全球经济走势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放缓程度；二是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取向和力度。存在几种可能的情景组合：一是若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市场信心发生整体逆转，支持金融投机和衍生品交易扩张的基本面消失，则由金融投机引致的初级产品价格泡沫很可能被挤破，全球将面临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双下滑”的格局。二是若全球通胀进一步上升，特别是美欧通胀水平持续上行，主要央行为抑制通胀进入持续加息周期，也可能会挤破初级产品泡沫，使价格水平趋向均衡。三是若美欧等经济恶化的速度较慢，新兴市场国家依然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为防止经济下滑，各经济体货币条件总体宽松，则石油等初级商品价格仍将继续上升并保持高位，通胀预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并可能通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第二轮效应推高CPI，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滞胀”特征。
当时国际上的主流观点仍对世界经济抱有相对乐观的预期。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8年6月出版的年报中认为：“尽管发生了金融动荡，大家的共识仍然是，虽然2008年经济将大幅减缓，但全球经济将避免出现2001年时的同步急剧下滑。……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虽然也会放缓，但仍将保持强劲”。这也就是所谓“脱钩论”(decoupling)的认识。不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符合这样的判断。次贷危机影响愈演愈烈，全球经济调整步伐逐步加快。特别是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形势急转直下。公众对经济预期十分悲观，支持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信心崩溃，商品泡沫最终破裂，进而带动CPI、PPI由大涨转为大跌。从实际经济表现看，这一逆转发生在2008年7月。在此之后，全球石油、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回落，其中石油价格从7月份高点的每桶接近150美元回落至12月份的接近30美元，跌幅超过60％。经济下行与初级产品泡沫破裂引发的价格下跌正是模型情景3所描述的故事。
总体看以上对全球结构性通胀的分析框架也基本适用于中国。中国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也先后经历了房地产、股市以及CPI、PPI的轮番上涨，这与全球通胀的特点和演变一致。这一阶段，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2006年之后股票指数开始快速上升，2007年后CPI也出现上涨势头，2008年2月高点时CPI达到8.7％，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CPI通胀。
国内价格上涨的形成机理与全球也基本相同。总体来看，虽然本轮价格上涨也受到2008年初雨雪冰冻灾害等造成供给冲击的影响，但国内CPI、PPI上涨与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密切相关。中国PPI、CPI与国际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增速有很高的相关性(见图9)。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下降)速度每提高1％，国内PPI将上涨(下降)接近0.1％，CPI上涨(下降)约0.05％。2008年7月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这导致国内PPI和CPI随之显著下降。实际上，同比PPI虽然从9月份后开始回落，但环比PPI自7月份就已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变化是吻合的。分析中国CPI、PPI上涨难以离开总需求膨胀和全球流动性过剩这一大的背景。
图9 国际原油价格与中国CPI、PPI变化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化加快发展背景下分析通胀变化的基本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解释2003-2008年全球价格表现出的“结构性上涨”特征及其起伏变化。总体来看，这一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近年来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现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及其未来走势。概括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和结论。
1.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中的“两部门悖论”问题，更准确地把握未来经济运行和趋势变化。
“两部门悖论”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一般竞争性产品价格下降与资源、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源、资产因供给弹性小容易引发金融投机进而导致价格大涨，一般竞争性商品则因供给弹性高即使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也难以出现价格的持续上涨。这样，当主要用于上游成本投入的资源、资产价格上涨超出一般竞争性产品生产率提升速度时，企业整体的利润水平将趋于下降，经济中就会内生出下行调整的潜在压力。若事态进一步发展，金融投机开始成为资源资产价格膨胀的主要因素时，资源资产价格就可能出现“追涨杀跌”式的非理性上涨，上升速度将远远超出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此时，经济可能会由于两类原因逆转为向下调整，一是在公众信心开始动摇之际，因某类事件(如银行危机、汇率危机等)形成导火索，引发金融投机泡沫破裂；二是因经济过热、通胀加剧，宏观政策趋于收紧，引发公众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变化，刺破金融投机泡沫。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
“两部门悖论”的基本框架适用于对全球经济运行和周期变化的分析。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仍可能表现出“两部门悖论”的特征，全球经济很可能继续在主要由资产、资源性产品价格带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和由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引发的通货紧缩之间循环往复。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和监测上述框架中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深化对技术进步、生产率改进、初级产品、资产价格以及国际货币走势变化等多重因素的监测研究。“两部门悖论”问题未来会以何种方式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效应将取决于上述因素的影响，这些变量的交织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2.要深入研究“滞胀”形成机理，既要防范经济陷入长期滞胀的风险，也要防止阶段性的滞胀苗头对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本文给出的基本模型表明，在金融投机盛行、资源价格暴涨进而引起CPI、PPI加速上升的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个价格上涨与实体经济下行并存的阶段，出现类似“滞胀”的现象。一般来说，长期滞胀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货币条件长期宽松，存在通胀预期；二是经济体中存有某种非市场的强大力量，阻碍价格机制和市场功能的自发调整。与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滞胀”状况相比，当前全球市场灵活度和生产率水平更高，出现与之类似的长期“滞胀”格局的可能性相对变小，更可能发生的是模型情景3中所描述的那种阶段性的“滞胀”现象，而此时经济很可能已处在下行调整加速同时金融投机最后挣扎的阶段。此时宏观调控处在两难境地：若考虑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等因素放松货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注入，则可能延续金融投机和泡沫，从而累积更多矛盾；但若考虑金融投机盛行、价格指数高企等问题而收紧货币条件，又可能迅速刺破金融投机泡沫，加剧经济下行调整，甚至酿成经济金融危机。无论怎样操作，总体看都很难取得两者兼顾的调控效果，这也成为全球货币政策的难题。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要进一步提高政策调控的预见性和有效性，关键还是要避免前期金融投机泡沫的过度膨胀和累积，始终注意将货币条件保持在有利于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的适宜水平，否则，一旦矛盾积累到相当程度则很难避免以较高代价来解决问题。
3.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张晓慧，2009)。
在当今经济技术格局下，受竞争加剧、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的影响，一般竞争性产品价格出现持续、全面上涨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近些年全球经济运行的经验表明，若CPI出现明显上涨，很大程度上会与资产价格膨胀引发的财富效应特别是金融投机导致初级产品价格大涨有关。经济发展中也有一些因素，如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石油等资源能源价格受全球工业化、城市化影响等可能存在长期上涨的趋势，这些也会对价格的长期走势产生影响。不过，由于CPI、PPI等指数衡量的是价格变化速度，而不是价格绝对水平，因此即使存在一些趋势性的上涨因素，但只要上涨速度较慢，就不会引发CPI等在短期内的快速上升。由于石油、食品等初级产品价格对CPI、PPI影响较大，主要受金融投机等因素影响所导致的初级产品价格短期内大幅上涨已经并可能在未来继续成为影响CPI、PPI稳定的重要因素。而经济持续过热、CPI、PPI急剧上涨之时，往往已处在金融投机异常活跃、商品泡沫即将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经济周期变化上CPI可能会相对滞后，剔除能源、食品之后的核心CPI则更显滞后。因此，为更好地维护币值稳定，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更好衡量价格总体水平的方式方法。
注释：
①若更严密的看，M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将增加M部门收入，由于收入增加，M部门也可能会增大对A产品的需求，从而可能导致A部门贸易条件改善。不过，由于A产品供给弹性大，A产品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上升将小于此前A部门扩张导致M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幅度，在极端情况下，若假定A产品供给弹性无限大，需求增加对A产品价格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鉴于上述情况并不影响最终结论，为简化分析，在正文的模型中我们不再考虑这些问题。
②例如美国通用汽车2005年来自其金融子公司的利润高达80％，通用电器来自其金融子公司的利润也在50％左右。
标签：cpi论文; 美国次贷危机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经济泡沫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通胀通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经济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体论文; cpi指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