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地位论文,意义论文,基础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在长时期内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他关于我国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鉴于1993年10月以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中央召开了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再三强调和表明，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已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和议论的重点和热点。因此，本文专就陈云同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作一些解说，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陈云同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是值得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的。
（一）
“食为民天”，这是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问世的《神农书》中提出的光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就论证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32 页）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开始就属于农业生产，所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1960年初，在总结1958年开始的我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
陈云同志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对于农业基础地位及其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陈云同志举例说：“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陈云文选》第3卷第56页。以下凡引此书者，只注明页码）随后， 由于粮食供应出现四次比较严重的紧张状态，到60年代初，陈云同志再次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第163 页）因此，陈云同志作出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些科学论断。陈云同志针对当时基本建设过热病，断然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第194、195页）。
二、农业的关键是粮食。
陈云同志对为什么要重视粮食工作作出了精辟分析。第一，粮食“同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第二，粮食分配同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农民注意生产，同时又注意分配，分配和生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现在没有任何物资比粮食更为重要的了。”据此，陈云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第73页）“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第125页）这真是至理名言。
三、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这是因为“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第85—86页）。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当时50年代，陈云同志提出：
首先，要增加农业投资。而且还应增加为了农业的工业（如化肥和化学纤维等）投资；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
其次，要进行养猪积肥、治水灾、开荒、改良农具、改良种子、防治病虫害等使农业增产；除此而外，陈云同志着重提出农业增产的四个最有效的办法，即是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发展“化学纤维”；“治涝问题”；“扩大灌溉面积”。他认为，尽管推行这四个办法都要花很多钱，但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这是必要的（第79、81、83页）。
再次，要有效地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陈云同志曾明确指出了增加猪的生产的办法。1961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市青浦县进行了农村调查，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强调提出了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的好处。至于解决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陈云同志特别指出，一定要“增加鸡、鸭、鹅、兔子、鱼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而且要注意“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要搞一点冷藏仓库，以便起很重要的调剂作用”（第22页）。陈云同志50年代末期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时，积极提出：“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第126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陈云同志认为：“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件大事，我们要千方百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解决的办法，陈云同志提出的就是：（1）“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数量的蔬菜种植面积。”而且， “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以郊区生产为主，外地调剂为辅”。（2）“蔬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这就是说， 种植面积要打得宽一些，防备发生自然灾害”。（3）“要合理规定价格， 不能‘菜贱伤农’”。同时，“不要包收农民的蔬菜，让农民和城市里的菜贩子直接交易”。（4）认真解决蔬菜的储藏问题， 应该分别由农民储藏；“机关、部队、学校伙食单位自己储藏”；“分散储存，可以减少城市商业部门的储存数量”。此外，“在蔬菜旺季腌些菜，也是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的一个办法”（第67、65、65—66、66、22、66、67页）。
四、开放自由市场，多办乡镇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就及时提出：“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第8页）陈云同志认为， 对于一部分农产品、农副产品，“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整个市场价格的稳定。”（第11页）所以，陈云同志是农村开放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但他认为：“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各地应该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促使其正常发展。”（第26、61—62页）
同时，陈云同志还强调：“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第126 页）1979年，陈云同志又特别指出：“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现在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1985年，他再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第250、350页）。
以上所概括的陈云同志论农业基础地位及其意义是50—60年代期间的观点和主张，那一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而又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陈云同志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碰到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的重要的观点和切实的主张，对于巩固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克服当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严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起了众所周知的重大作用。
（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我们重读陈云同志的以上论述，深切感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多么中肯，多么重要，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三十四年前，陈云同志总结道：“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第164页）这个论断直到现在， 我们也不应忘记，否则，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而在跨入21世纪后达到预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十六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而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1978—1984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年产量从3047.7亿公斤增长到4073.1亿公斤，增加了1025.4亿公斤，上了一个大台阶。我国大陆可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的7%，却解决了我国占全球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种情况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和赞扬。
然而，从1985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却出现五年徘徊，到1989年，粮食总产量仍停留在4075.5亿公斤这个水平。1990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89年增长了386.9亿公斤，达到4462.4亿公斤，迈开了一大步。 但从1991年开始，又是四年徘徊，1994年粮食总产量为4445亿公斤，比上年减产120亿公斤；而1991—1994年这四年中，我国人口增加了5600万。 因此，1994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过371公斤，比1990年还减少20公斤， 更低于80年代上半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400公斤水平。
从总体上看，199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8%，农业增加值增长3.5%，工业增加值增长18%。 这些增长率之间比例关系是否适度，有待经济计量学家进一步加以研究。这里，我只转引李鹏总理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同高速度发展的工业以及城乡居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求相比，还很不适应，农业基础脆弱，抗灾能力不强。”李鹏总理进而对1994年全年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高达21.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大约有13个百分点左右）的原因之一解释为：“农业投入不足，耕地面积减少，一些地方不同程度放松了粮食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去年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某些农产品供应偏紧；城乡人民生活改善和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又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再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记取。三十三年前，为克服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陈云同志曾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第205页）今天，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当然远胜过三十多年前了。目前，12亿人民的要求不只是吃饱、穿暖，而是还要吃好、穿美。这同样必须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所以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大力发展农业，保证农产品稳定增长，是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越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因此，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将会更深切地领会江泽民同志这个指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