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价值思想的阐发——浅析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于人论文,经济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处于世界观根本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就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并力图以人类的解放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在这一《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几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并把人类的解放表达为“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5页。)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把人本身的存在看作就是目的,而且是最高的目的,在这些肯定人自身的目的性存在中,表明了他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肯定,并把人类的解放过程看作就是人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过程,看作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过程。
当然,此时马克思的世界观还只是处在转变中,他所立志的创立新世界观的任务还远未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此时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立场的表白,或一种政治上的宣言,而要为这一宣言找到现实基础上的理论依据,则是他后来思想的着力点,也正是他后来理论所表明出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马克思对其人的存在价值思想的有深度的说明之一。
关于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论述,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在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时期,人的问题是他的哲学主题,而当他的思想走向成熟并趋于更高的综合时,人的问题则降到从属于社会规律问题的地位,成为其哲学的一条辅线。(注:参见孙承叔、王东著:《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因此,作为成熟时期完成的这篇《手稿》,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人的存在价值”的概念,也没有太多的对人的问题的论述,但与上述的《导言》相比,他在对人的思索中体现得更具社会性和历史性,更具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性。
马克思承续了他在《导言》中提出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是最高目的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明显超越《导言》时期之处在于,他把人的这种最高本质和目的的实现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基础上,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如马克思在考察了亚细亚的、日耳曼等古代所有制形式后指出:“根据古代人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可见,马克思认为,在古代社会里,任何不同的民族、任何不同宗教的和政治的观点,在对待人和人的生产活动上却是一致的,即以人为最终目的。当然,人们的生产除了为维护和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外,(马克思称这种生产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再生产,这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同样是人们生产的目的所在,正如他说的:“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6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始终是把人当作最高目的。尽管他自己也知道,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极大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只能是为了维持和满足人的生存,是在此基础上的以人的存在为目的,但我们仍可体会到,马克思是通过以人为生产活动的最高目的来说明人的存在的根本价值。
以生产是以人为最高目的为标准,马克思抨击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特性,他说:“在现代世界(指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与古代社会刚好相反,人的目的是生产,生产的目的是财富,于是,人不仅不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反而人的生存目的是财富,人为财富而生存,这样的生产不仅是异化的生产,人也成了异化的人(对此我们还将在下面详细说明)。人的生产和人的存在都“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这就是完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与这样的社会相比,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观点显然就“显得崇高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可见,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以人的目的、人的存在价值为标准而展开的。
无疑,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价值决不是无以展示的抽象价值,人的存在也不是毫无根基的空洞存在。人虽然在主观上能独立地表现自己,但在客观上必须现实地依赖于自然界,这是人类存在的大前提。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仅有这些是不足以说明人的现实性,也无法充分体现人的存在价值,因为人的存在价值在于他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或者说,更主要地体现在他对自然界的作用上,这就是人的生产活动。为此,马克思以人的存在条件为分析的切入点,认为,“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这一点为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1页。)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个体人的“生产存在”和“主体存在”。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这决不是两个简单的概念术语,它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把人的存在看作是“生产存在”和“主体存在”,而正是这两种“存在”方式体现了他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洞见:即人只有在“生产”状态中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只有在“主体”状态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换言之,人的存在价值是在人的生产实践作用于其生存环境时显现,是在人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主体的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状态中体现,或者说,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就是人的存在价值。这一思想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然,不要忘记,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的条件是人属于他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的存在是社会实践的存在,人的价值是社会实践的价值。人在社会中所创造与生产出的产品、财富,只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佐证,它们反过来成为人的价值的再创造与再显现的条件。产品、财富决不是人存在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3页。)这也再次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把财富这一外在形式当作目的的异化生产的批判。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公社所有制共同体发生了解体,这种解体的过程在西方主要是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外地人的交往,需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即商品)等促成的;而在东方,几乎是由于外界的刺激影响而造成。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解体,马克思认为,这都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新的劳动方式、新的结合的产生,意味着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类社会的这种解体和重构,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必然性中,包含着劳动者对原有土地、生产资料的丧失而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包含着这些原有属于劳动者财产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丧失而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以及包含着基于上述二者丧失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出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
为交换价值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志,这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导致异化劳动的生产。马克思从人的存在价值的角度对这种生产给予了以下三方面的批判:第一,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劳动不是以人的最高目的为生产的目的,而是为了交换价值、获取财富和资本等这种纯粹的外在目的,这可谓是人的最高价值目的的异化。第二,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者为交换价值而生产,他们就要制于商人,“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之内,这种劳动形式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他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4页。)因而,人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异化,商人通过占领流通过程而占有工人的劳动过程,从而占有工人的活劳动,最终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于是产生了剥削,产生了商人资本家。这样,人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异化了,人因而最终地失去存在的价值。第三,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者只为交换价值而生产,那么,一切的社会关系也就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关系。因为只有经过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价值的实现中,每个人的活动才成为现实的活动,他的活动产品才能成为现实意义上的产品(即商品),因此,“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3-104页。)这样,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建构起的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联系,由于交换价值的中介而产生了异化,成为纯粹物的关系,成为赤裸裸的货币与金钱的关系。于是,人的存在活动的结果(社会关系)及其存在活动的环境(同样是社会关系)产生了异化。这是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生产之负作用的三方面系统揭示。
马克思上述的三方面批判显然是深刻的,充分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方式的无情否定,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交换价值生产之历史必然性的肯定。正像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包含着对它暂时性方面的理解一样,马克思在论述交换价值生产时,也展示了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暂时性方面。马克思曾把这异化的劳动过程称为错乱和颠倒的过程,并认为“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1页。)或许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代价,没有这种极端的异化形式,没有这个必然的暂时性,人类就无法创造和建立充分发展的生产前提,也就不可能创造和建立个人生产力的全面而普遍发展的物质条件,人类的存在价值也就难以在生产和实践中获得更大的展现。这正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他眷恋于过去的古代社会,而是着眼于人的发展和存在价值展示的未来。同时也说明,与众人熟知的1844年《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相比,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已克服了早期从哲理、人道和伦理道德上对异化劳动的否弃,而达到从异化劳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过渡性上所给予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了。
那么,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如何使自身(即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暂时性呢?如何成为人的存在价值全面展现的“过渡点”呢?笔者认为,这种交换价值的生产瓦解了原本自然地形成但却束缚人的各种血缘和氏族的纽带,使人进入了依赖于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较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最大特征是人处于丧失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的自由人和独立人这种状态,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内的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也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页。)的矛盾,也就是说,在世界市场内,生产与消费使每个人都发生联系,而每个人之间的联系也都是绝对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商品交换的联系,但是,这种商品交换的联系又是不为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所能控制和把握。换句话说,人展现了其创造与建构新联系的存在价值,却并没在其所建构与创造的联系中展现其控制和把握它的能力。人的存在价值在此受到了限制,表现出了片面性。马克思认为,这种物的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页。)可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狭隘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并没有开始其真正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控制和把握这种生产关系,并没有在这种“狭隘的生产关系”中体现出真正存在意义上的人。尽管这种生产关系使个人的交往联系进一步普遍化,并增长了人们力图控制和把握这种还是异在的生产关系的能力。而且它在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上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页。)此处的限制就是喻示着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这种交换价值的生产只能成为一个不断被消灭的暂时现象,一个人展现其存在价值的“过渡点”。
人们如何“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与未来真正意义上人的存在价值问题相联系。虽然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的联系”的普遍化和财富的丰富性上,但是,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人的生活,因而,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存在价值的充分展现是马克思在考察了人类交换价值生产的历史阶段性后所特别强调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即真正的社会生活)应具有两个条件:
首先是人的现实关系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页。)对这“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的详尽说明在于,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页。)这可谓是马克思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价值的深刻说明。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价值就是全面发展了的人,就是他们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地包括生产关系)不是异己的,而是自己的关系,并且他们有能力控制和把握这种关系,使之成为自己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即自己的社会财富)。而上述这些现实关系的实现,无疑都是人们对它们观念的把握,即观念关系的结果,但所有这些关系的实现则是建立在人的实践存在上。人们在这些自己的和能控制的社会关系中,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体现自己的才能和发展自己全面性,从而能充分地证实并展现出他的存在价值。不过,马克思认为,人的这种才能的全面发展和存在价值的充分展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的暂时性克服上,因而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一个过程本身。人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一部自身趋向全面性和存在价值不断展现的历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是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因为只有自由时间的增加,个人才有充分发展自己、展示自身价值的时间,反之,倘若“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页。)那么,个人就不能全面地发展自己、展示自己的多种存在价值。而一旦人们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就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即“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这时,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达到完全的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的最充分展现。
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只有在自己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自己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中才能开始生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理想的社会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具有真正的和自由意义上的存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只作为历史产物与结果的人的存在价值之展现的论述,也不把人的存在价值仅限于对某种社会形态的依赖,在他看来,这些都使人的存在价值的展现有可能陷于停滞,与人的存在过程和价值展现的过程相违背,从而最终否定人的存在自身。因此,他精辟地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换句话说,人的存在价值是不满足于在某种具体的单一的存在特性上来重复地再现自己,而是要趋向全面性的追求;人的存在价值也不是停留在已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实际状态和关系上,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在具体“变易的绝对运动”中,在其存在展示的路途中。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价值不仅包含在实践活动的目的中,也体现在实践活动的成果上,而且更主要是展现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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