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制胜观中的政治思维特点刍议
——以孙子、吴子有关论述为主要视角
□丁 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战争研究院，北京 100091）
［摘 要］ 中国传统兵家历来以谋求战胜为主旨，围绕“安国全军”的总体目标，考察论述使用武力的前提条件、外部环境、时机把握、力量运用等现实问题，其中如何实现战争的政治目标以及如何运用政治策略制胜的理论实践过程，也使兵学萌发之初便有了高屋建瓴的气质。着眼如何制胜这一关键问题，将政治功能在平时战时两个维度深度结合，就成为中国古典兵学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也是最为关键的特点之一。
［关键词］ 兵家制胜观；政治思维；安国全军；孙子；吴子
中国传统兵家以重权谋、尚形势为其所长，注重为战略实践提供思维和思路上的点拨，其经典论述展现出源自实战、又高于实战的鲜明特点，尤其有关战争中政治功能的定位反映出独特的东方智慧，以孙子、吴子为典型传承下来。古典兵学对待战争的态度始终秉持“安国全军”的原则指导，言战又不局限于战的特点比较突出，特别是将平时政治清明作为战时制胜根本前提保障、战时政治策略当作制胜的重要手段，这种平战结合、交相资用，就构成了中国古典兵学政治思维的核心。
一、以“安国全军”为指导原则的政治意味
孙子兵法开篇即将战争作为国家大事来定位，明确指出事关生死存亡，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并将善于用兵的前提建立在“修道而保法”上，将战时与平时的政治工作放在首要，认为只有军政协调才能真正把握住胜败的关键，在主旨追求上往往从“安国全军”的总目标出发，以政略作为基准考量考察战略实施的效果。
（一）战胜的旨趣
兵家关注的是如何采用必要的武力，解决政治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的问题，本身的设定是何以求全、求强、制胜的问题。根本上来看，战胜是兵家战略起点，其以务实的眼光由“慎战”作为切入，围绕如何实现战胜的论题逐次展开。
孙子“慎战”观点首先体现在对“庙算”的慎重上，在对国力军力进行充分评估对比之后，才能认清形势、选定制胜策略，即围绕“道、天、地、将、法”五要素“校索”，再加上“兵众”“士卒”及“赏罚”作为考量标准，并直接从国家民众负担出发，点出权衡利害在是否兴兵作战的决定作用。在孙子眼里作为“国之大事”的战争，首先限制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其次在充分评估的前提下才能定下作战的决心，看到了战争打的是人和财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认为战争始终要与利害相关联，而不仅仅瞄准的是形式上的胜。吴子对此有同样的看法，首先认为战争起因有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其中有后三类与修明内政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回答武侯问治兵、料人、固国之道时，明确了“谨君臣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1](p39)，将固国放在战胜之前，本身即是对由内而外求强求胜逻辑的肯认；在回答武侯提问定阵、固守、战胜之道时，吴子直奔主题，分别提出“君能使贤者上，不肖者处下”“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1](p40)，非常简练直白地肯定了内政对于国家安全稳定、战争胜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用兵制胜的前提不外乎尚贤、安民，落脚在与孙子“令民与上同意”这样的效果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孙子“道”的展开。
这种以战胜之道为主旨，但又不拘泥于求战胜的价值取向，在兵家论述战争意义、形态时均有体现，如《司马法》“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其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2](p63)，再如《尉缭子》“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制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橐，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3](p367)，还有《六韬》以大篇幅讨论仁、义、德、道、利对于“天下归之”的作用，倡导的同样是为求得战胜之前的广施仁德之政的重要性；这种既以谋略、形势为重的制胜之道，始终都是在政治条件及基础上的比对计算，无疑是远见卓识的，当然这不是对较智、角力在战争实践上的否定，而是展现出兵家对战胜追求的逻辑起点依然离不开道义的考察。
由表可见，W6盖梁施工作业中，R12作业人员失足高处坠落、R32防护不到位、R42施工粉尘(烟尘)、R13起重机械操作不当、R35临时用电不当、R33施工物品掉落为主要风险，其中R12高处坠落与R32防护不到位为高风险因素，需要特别注意.R42施工粉尘(烟尘)、R13起重机械操作不当、R35临时用电不当、R33施工物品掉落、R22起重机械故、R15焊接操作不当等也需要引起重视.
（二）对穷兵黩武的反思
“较智”是兵家的核心和精华所在，起点是求“知”，坚持庙算、先胜、造势、致人等战略战术指导原则，综合运用奇正、虚实、形名、迂直、轻重等手法求胜，即“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9](p1758)。孙子在战争指挥中，将“谋攻”定位为“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4](p5)，这才是谋取胜利的根本大法，在作战层面上趋利避害是基本原则，总结出五条争胜原则即“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识众寡之用”“上下同欲”“以虞待不虞”“将能而君不御”，明确全胜是建立在全知的基础上，加上兵力配属运用、军心一致、灵活战法、充分准备等即可预见胜利。吴子则认为制胜关键在于严治军、明法令、信赏罚，无论平时战时军队必须“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至于如何应对遭遇战、强敌、众寡、地形险阻、自然灾害、军心不稳等具体问题时，吴子首先强调在平时运用旌旗幡麾、金鼓笳笛，训练出号令统一的士卒，其次以把握战机、因地制宜、奇正结合、众寡相分等手法破解困局，则能够实现战无不胜、牢不可破的效果。
进行磨料质量百分浓度对线材表面去除效率的影响实验时，将实验中高压泵的压力设定为30MPa,流量为80L/min；所用的高压管道直径为16mm,宝石喷嘴直径为0.45mm,磨料聚焦管直径为1.5mm、长度为76mm,磨料流量为20mL/s；喷嘴对线材的入射角度为水平向下倾斜45°,喷嘴距线材 30mm；采用直径为6mm的45号钢线材为加工材料,加工过程中线材匀速移动,速度为20mm/s；采用80目的石榴石砂[10],其中磨料的质量百分浓度分别为40%、50%、60%、70%。
孙子在其“慎战”主张中，始终把两军对垒“硬碰硬”的作战排在最后，坚决反对盲目交战，并一再警示统将领兵者“不可以怒而兴师”“不可以愠而致战”，要异常冷静地对待战争；在战事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两军对阵时也要灵活把握“军争为利，军争为危”[4](p14)的特点，以“利”“危”进行反制，误导引诱以“动敌”形成于我有利的态势；并进一步强调将帅的作用发挥是直接的关键，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需要进一步分析战场形势，其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4](p17)，指挥作战时也务必要衡量利害，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另外，在“主”与“将”之间关系上，孙子认为作为直面战场的将领要做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4](p24)，坚持原则而不受战场之外的因素干扰，更要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作为担当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以战场形势作为判断依据，尤其不要受到君命的干扰。吴子以安国必先有所戒备作为起点，认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1](p41)，以此确保“四战之地”避免祸患，并明确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将界定是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准，延伸至战后对胜果的坚守保持上；另外，吴子从敌我两个方面分析了避敌与击敌的情形，前者为六类、后者为八类，基本上前六类需要避而不战的情况均是敌方国富、兵强、民信、尚贤及有外援等，对待这类敌国就要采取守势而不能轻易求战；坚决主战的情况几乎均是敌方陷入绝境的时候，如存在困顿无援、天候条件差、军心不稳、驻扎未安等情况，反映出吴子对用兵异常谨慎，主张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轻易出兵，得出了于敌陷入危局之时击之勿疑、而我方处于劣势时坚守不战的原则。
同样，对穷兵黩武的反对与兼修武备的提倡，是传统兵家的一脉相承的主张，如《司马法》也明确提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2](p63)，《尉缭子》也倡导“挟义而战”而非“争私结怨”，《六韬》同样点明“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5](p433)，用兵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5](p428-429)，同样是从治安天下考虑毫不避讳地言兵言战，但始终将用兵牢牢限制在不违背治安天下的初衷上。
声波测井响应特征为：纵波速度（或时差）对高角度裂缝基本没有响应；但对低角度裂缝有响应，其响应特征是时差曲线出现局部增高，甚至发生跳波；横波声波能量在高角度裂缝发育段基本不衰减，在低角度裂缝发育段有一定衰减；斯通利波波速和能量对裂缝的响应与裂缝状态有关，高角度裂缝易引起斯通利波能量衰减，网状裂缝易引起斯通利波时差增加，斜交缝在斯通利波时差和能量上也具有响应。
（三）“非危不战”的定位
兵家对战争的目标设定在“安国全军”，是从战略层面对是否用兵致战的最高原则，围绕此原则衍生出很多现实考虑和衡量，而最重要的是“非危不战”底线思维。兵家普遍意识到战争的代价对敌我双方都将是巨大的，一方面是警示不要随意动兵，另一方面，则在具体备战作战过程中，非常强调贯彻“非利不动”及“以利动敌”相结合的原则。
孙子主张速战速决，从国用民生现实考虑提出“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4](p3)，认为纵使是以强制强能够赢得战争胜利，长期的人力、物力过度消耗也终将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甚至有可能留下无法解决的“后遗症”导致国贫民乱；同时，明确了从爱惜民力、珍惜国力出发，以此达到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权衡战争利害、平衡国内国外消耗上达到适中适度，避免“力屈财殚”“内虚于家”的悲剧发生；另外，倡导凡是先要以利害来衡量，自然就从现实上为发动战争设置了限制，这一指导原则实质上也是由反思穷兵黩武的严重后果得出的正确结论。吴子除了从战争性质、道义规范、民众是否支持等要素论证慎重对待战争，在具体展开时与其所处的战国战乱纷繁的实际相联系，一方面坚决反对穷兵黩武，另一方面又与积极备战相联系，他指出“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1](p38)，并不是胜的越多越能强国，反而是战争越少越能成就王治帝业，对战争次数的量化概念化作为推崇慎重对待战争的依据也是吴子的首创，能够让人更加直观地感受不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设定初衷；在备战方面，以承桑氏“修德废武”与有扈氏“恃众好勇”作为反面典型，论证“文德”与“武备”必须兼修兼备才能达到安邦定国的目标，反映出其以综合国力致治致胜的追求。
与孙吴子相仿，“非危不战”几乎是所有兵家战争指导原则之一，如《尉缭子》也认为“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3](p378)，必须要权衡安危利弊，然后才能举兵；《司马法》则从主动作为的方面，指出“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2](p78)，明确了“非危不战”原则指导下，可以凭借充实兵力、旺盛士气及稳固防备三项举措，站稳脚跟、避免甚至扭转危局。
二、新历史条件下“诡诈”制胜与“道义”为先的契合
本质上讲，“五事七计”是兵家展开“诡诈”的判断依据，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中，能使“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有所依托确实体现了兵家独有的智慧，如“诡道十二法”当中对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远近、利诱、乱取、实备、佚劳等指标的提炼，均是动中取胜之法；另外，“以正合，以奇胜”“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一系列作战原则均是出于基本判断之后所采取的相应举措。吴子在论战时秉承发展孙子“避实击虚”原则，明确指出在充分掌握敌军动作及状态前提下，把握战机、瞄准薄弱环节，毫不迟疑地予以打击，同样是对审慎态度指导下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尽可能避免攻坚战、消耗战，崇尚技巧与谋略的典型；与孙子相较更进一步的是，在分析各国国情民情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法，如“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1](p41-42)，遇到秦国就可以用利诱的办法使其自乱阵脚，他总结的“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1](p42)，可以用扰乱疲兵之法来破解其阵势，这些见解很有独到之处，将“较”“索”的内容又向深处广处进行了扩展。
（一）“礼崩乐坏”催生战争“道义”的重构
周灭商的过程是文武并用的过程，太公与周公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战略推进、政略沉淀开拓出一统天下的新局面。事实上，太公作为兵家鼻祖，在伐纣前后也运用了伐谋、伐交至最后伐兵、攻城这样的手段，归于正统后，周公摄政时以安平天下为主旨，充分发挥政略指导作用最大限度降低争战成本，尤其周公东进完成分封后，制定系列宗法礼治，以军功、亲戚就封为主体，出现“兄弟之国”“甥舅之国”贵族阶层主掌政权军权，此时战争无非出于征讨不义不臣，依据周礼只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重罪，才兴师讨伐，即便是周王室权威逐渐崩解，那种“合诸侯而灭兄弟”[6](p1827)的做法，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所不齿。以春秋首霸齐桓公为例，他称霸过程也全然是贯彻了管仲“诸夏亲昵，不可弃也”[6](p1786)的传统提法，还是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不敢造次。但楚宋“泓之战”则是在战场上发生影响深远的转折性事件，宋襄公设想继续擎起“尊王攘夷”大旗，倡导“不鼓不成列”的堂堂之阵、反对“半渡而击”的诡诈时，被历史狠狠地嘲笑了一番。客观地看，当时政治环境及气候已然发生变化，“亲戚之国”之间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复杂，对古典“军礼”的尊崇似乎已失去了市场。至晋文公崛起时，诸夏在历次战争中日渐淡薄的血缘关系更是打磨殆尽，其称霸过程也在事实上解构了传统“军礼”对战争的规约和束缚，更加倾向于为求胜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以至于孔子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7](p2511)，可谓相当公允。
“雕母钱不仅做工精致，而且材质也各有不同，所以价值比普通的钱币高了不是一星半点。‘乾隆通宝’里也有上万的品种，几乎就全是样钱。”陆教授进一步说明。
更早的时候，被誉为“春秋小霸”的郑庄公，多次运用诡诈手段挑战权威，在效果上也促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p463)的符号化或旗帜化，以致后世打起维护周王室权威的名号以充自强称霸之实。由春秋的解构至战国兼并战争的萌发，战争的发起更加贴近强国强兵这样赤裸裸的现实问题，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为标志事件，卿大夫在旧贵族落寞的同时逐渐走向历史前台，成为战争演进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前一时期打破“军礼”只算是铺垫的话，那么这一阶段更少地受到约束成为必然，政治上从高台走向现实、军事上变成恃强凌弱的倾轧，文化上“百家争鸣”孕育出功利模式，三者合一加速了战争从各种制约中挣脱，以国家为基本单元开始了“道义”的工具化和战争观的转变，各国为求强求胜推行改革、调整军制、扩充实力，以战争为主题的战国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士阶层的彻底解放不仅促进文化上交流融合，也为如何治国安邦注入新的生机，这一时期以强国强军为主旨的改革家、以军事外交为己任的纵横家、以领兵打仗为职分的将领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促成了“礼崩乐坏”之后各种力量的较量和聚合。至秦统一六国，兵家的主张得到了实战的检验，其“诡诈”的智慧发挥到极致，然而以“道义”赢得民心、取得胜利的基本规律并没有被摒弃，战国兵家每每论兵几乎都以讨论政事作为立论起点，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战争中综合实力的角力与较智
兵家对以“五事七计”为代表的主要形势态势的权衡研判是战与不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的先声，是权谋所出的基本依凭，但凡明君、良将必须要掌握的作战指导原则，无论是备战还是练兵，前提条件的比较把握是取胜的关键。
整个系统总架构建立在相关标准和规范体系以及安全保障体系基础之上，从逻辑上可以分为4个维度，即支撑环境、数据库、核心组件和应用系统。
“角力”方面，事实上即是国力与军力的对比较量，包括有静态的比较和动态的部署，指导原则上兵家始终主张战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必然对国力、军力高度重视，孙子在总结用兵的耗费之巨时，在根本上对“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为“较智”的推崇提供事实依据。吴子则从如何建设层面，对固国制胜展开论述，认为从聚拢人才、教戒为先着手，在人力资源上拣选、聚卒、练兵、获志，达到强军的目的；另外，反复强调安民为求胜的先决条件，民心稳固、上下合力是确保“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的必要前提；《尉缭子》更加直白地总结“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3](p372)，其中“力胜”即比较纯粹的“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3](p372-373)的“角力”，而“角力”绝不是简单的战场敌我双方对决，而是要事先运筹以赢得先机。
从“国之大事”来推定，兵家首先认为战争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因事关生死存亡又不得不谨慎对待，总体上认为除非万不得已，“伐兵”“攻城”排在可选措施的最后两位，而“伐谋”“伐交”作为首选在空间、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是贯穿战或非战的全过程，其间不仅从道义、实力上反对穷兵黩武，更是在实践中要极力避免劳师费财、虽胜犹败的后果。
（三）在总体的“索情校计”中实现全知全胜
“五事七计”是孙子兵法对战争形势评估的展开，是对“庙算”具体指标的搭建，这种“慎战”态度对后世兵家谋划战争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具体实力对比、状态相较上逐步得到持续的发展完善，使得“诡诈”在技战术层面的实践更具有实操性。
过去几年财政部出台了《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和《管理会计指引》，这些政策的出台在政策层面为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指引。现阶段，公立医院仍普遍存在“重核算，轻分析”的财务管理问题，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公立医院运营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在面临公立医院综合管理体系的变革中，建立适合医院总体发展战略的管理会计体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管理会计的理念将逐渐深入人心，为医院管理者所用，管理会计信息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应用范围也会日益扩大，进而为新形式下我国公立医院管理方法的规范化、管理手段的科学化、信息技术的现代化的管理作出重要的贡献。
兵家讲求谋略甚至是“诡诈”的特点，常为世人所诟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春秋中晚期为起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日渐丰富是当时最大的历史实际，周礼维系天下安平社会功能的崩解愈演愈烈，以孙子吴子为代表的兵家对时代特点是有深刻体悟的，之所以提出“兵者，诡道也”[4](p2)的经典论断，即是对战争表现出的新趋势特点深刻把握。另一方面，虽然战场上的打不赢视为最大的“不仁”成为共识，但“道义”旗帜的引领作用并未被忽视，依然是强国强军的根本支撑。
这一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对楹联这一传统文化瑰宝的有关知识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包括楹联的起源、演变、发展、历史，以及它的特点、分类等；了解它与格律诗的对偶句和骈赋的俪句的渊源关系，它与我国传统教育方式、考试形式，以及现代语文教学与考试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了解有关常识，对于今天的语文学习、作文写作，以及考试中的诗歌鉴赏、语言运用等，都有一定帮助。在对一些名联的欣赏中，学生还可以得到美的熏陶，精神的滋养。
在求知全胜上广做文章成为兵家传统一致沿袭下来，并不断得到补充，《司马法》中“相为轻重”的提出，也是其中一个典型，他认为“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2](p78)，首先要知道虚实、寡众才能真正把握战胜的主动权，以“轻重”来区分兵力大小强弱则更加直观而生动；《尉缭子》从孙子“度”“量”“数”“称”“胜”的相较相生中，提炼发展出“地”“城”“战”三要素作为是否守得住、战得胜必须考量的条件，更加入了兵力、器用、军粮、赏罚等是否齐备，作为能够推行“本务”的首要；《六韬》则从备战的角度，论述了器械与教习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精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5](p476)，器械熟练作为“教戒为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不是空谈练兵，具有较强的实操指导意义。
战争无疑是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需要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关键要素的总体考量上，古典兵家从来不是单纯看待战争的，以孙子为代表的“兵权谋家”之所以能将战争机巧定位于“诡诈”，也是经过精妙“庙算”比对作为基本保障的，在战前准备、攻守转换、运筹谋胜过程中，离不开两个主题即“角力”与“较智”，始终离不开内外两个维度的深入细致分析，在兵家看来，对内无疑还是要搞好内政建设为战胜提供前提保障，于外才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三、追求“上兵”指导下“政胜”与“战胜”的合一
狭义上讲，战争是解决矛盾问题的一种较为极端彻底的手段，目标在于争胜，古典兵家将力量与智慧相结合，从一开始便摒弃了“单纯军事路线”，始终将战略的展开与政略相统一，集中反映在以“伐谋”“伐交”作为战前酝酿及战时策略的起点，配合“伐兵”“攻城”的作战指挥艺术，完成“文种武植”的完美结合，为后世兵家所倡导延续。
（一）战胜是基本前提
兵家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如何战胜这个命题上，所谓“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因敌制胜”“相机权变”“致人而不致于人”等战略战术指挥原则，将本来残酷的战争更加倾向于一门艺术，其核心在于对战争态势的整体把握、制胜手段的灵活变通、领军用兵的权谋机宜等。自作为统治系统核心的周礼崩解起，导致军事上也开始挣脱“军礼”的束缚，随着战争形态及方式的演进，大体上历经“争霸—兼并—统一”这一过程，战争更是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首先公开明确把“诡诈”定义为兵者的基本特点和运转原则，系统总结作战层面的“权变”特性，将“诡诈”上升至战略层面，作为求胜的基本遵循，如列举了各种敌我对峙时的处军原则，认为“诡诈”其实不外乎掌握主动权、以各种手段方式动敌以寻求最佳的战机；然而围绕战场外围还是落脚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极力推崇上，将“伐谋”“伐交”与“伐兵”“攻城”做比较，认为善于控制作战成本才能称作“善之善者也”，但这种“战”与“非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从层次上要做好“伐兵”“攻城”的完全准备，以为“伐谋”“伐交”提供足够的“势”的支持；另一方面，从“伐兵”“攻城”的代价来看，还是要极力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最好是能够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吴子对“诡诈”在积极作为方面做了更进一步阐释，除精辟总结分析六国军国民特性外，将研判敌情、因形用权作为定胜负的关键，提出在遇到强大对手时要及时摸清敌人意图，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应对策略，并根据敌我态势及战场情况，分别列举出八种“击之勿疑”和十三种“急击勿疑”的情形，非常细致且典型，将求胜具体化条理化是对兵家制胜机理的展开。
兵家在战胜的追求中，所遵循的原则不断得到充实和延展，在强调仁义的《司马法》中同样能够看出其对权谋、诡诈的提倡与运用，认为即使是上古时代用兵也有诡诈的手法，又说“凡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2](p73)足见其对谋略、机巧的重视；作为兵形势的代表《尉缭子》吸收借鉴了兵权谋崇尚战略的特点，认为必须满足“先胜”的各项条件，才能实现“全胜”的目标，主张“不暴甲而胜”，反对侥幸取胜的消极做法，认为“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3](p379)，不讲谋略的取胜是靠不住的，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胜”。
（二）政胜是根本落脚
兵家并不否认战胜与政胜之间的统属关系，无论战争的目标如何设定，均离不开对政略的贯彻落实，在程度范围及重心上更加偏重于研究总结战争普遍规律，然而军政协调是其中应有之义，并没有弱化淡化，反而是放在战略层面去考量如何使政略落地，从兵家一贯主张“慎战”的逻辑来看，二者从来不是相互孤立的。
孙子将“兵事”定位于国家大事，一开始便肯定战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之重要，并不是偶然的。华夏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战争相生相伴，“安国全军”与“治国安邦”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其间“民本”思想生生不息，政治赋予军事合理性、军事为实现政治目标而推波助澜。孙子作为兵家，尽管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均是战胜，但归属上还是依托政治正确，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落脚在“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是从民心归附上确保战争胜利；再如，“上下同欲者胜”“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等，都是从经济上关注民生、政治上争取民心在战略上的展开。兵家普遍能够意识到，在战时凡是对取胜有利的举措均可以实现工具化，政治也不例外，但在根本追求上还是要接受政略的引领。吴子本身具有儒学背景，从其对战争起因的论述上来看，五种情况几乎都可以与政治相关联，与此相对应概括出了：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定义，既是将论述主题转向兵，又是将“道义”作为分类依据，进一步指出“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1](p37)，与其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相合，道出了治军用兵的基本遵循。
近几年，笔者在教授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中感觉到：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布置什么任务学生就做什么，教一步，学生就按照要求做一步,很少主动思考为什么这样做，也很少考虑在需要使用这些知识的场合时该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学过的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动手”训练，知识掌握不牢。因此，教师应该更新实践教学理念，不仅要教授学生如何去操作，还应该给学生创造一种竞争的理念和氛围，引导学生到真实的、具体的情景中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让学生明白在真实的情景中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兵家虽以战争为主题，但仍将战胜的起点和重点都放在了政治上，既是赋予战争更加广博的形而上意义，也是对超常规解决政治问题的肯认，如《司马法》指出取得民众的亲近、喜爱、倚重、效法、信任，成为守卫国土、震慑敌人、战必胜的先决条件；《尉缭子》更注重为战争作为诛暴禁乱的手段而正名，倡导“挟义而战”，只要是正义在我方，必然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六韬》更加直接，认为“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兵甲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5](p436)，强调同甘共苦、政通人和，甚至能够取得弭兵安邦、不战而胜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吴子[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2]《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司马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3]《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尉缭子[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4]《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孙子[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5]《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六韬[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6]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班固,颜师古.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3.011
［中图分类号］ E0-0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3-0073-06
作者简介： 丁涛（1982—），男，湖北襄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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