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性别差异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_社会性别论文

基于性别差异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_社会性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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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7-0206-06

      近现代科学技术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崇尚“科技”、“理性”的文化,使得自然沦为人类按照自身意图任意改造和索取的对象,最终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人口爆炸、地区贫困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退化、生态破坏等,逐渐从局部扩展到全球,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些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以来的文化观念,反思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科技的社会价值、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孕育出正确认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以保护生态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意识,是人类以对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为基础而形成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包括文化价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多个层次。如果“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1](P122-123)。

      生态问题不仅是关于生态平衡的问题,也折射出深层的文化危机与人们自身价值体系的缺憾。不可否认,科学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人类物质欲望增强是产生各种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如此简单的归咎于这些因素,实际上人们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体现了人-生态-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意识。同时,“对自然的暴力”是当今社会主流发展模式的内在本质,现代社会技术现代化以“发展”为名义,既伤害了妇女也破坏了生态。女性与生态是一个在经济持续发展、生态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女性和男性在关于生态的认知和行动取向方面具有差异性。社会性别理论以分析人类社会中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为主要内容,认为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形成的,而并非由生理因素决定;不同性别的角色、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性别偏见和对性别差异的认知主要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受到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并加以巩固和发展。因此,社会性别理论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充分发展,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阐述生态文明意识的性别差异及其培育。

      一、性别与生态文明意识

      性别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分。不同于由生物学决定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带有心理学和文化的意义,是一种社会标签,即由社会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是基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性别不仅仅是一种分类方式,还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层机制,存着着等级差异。“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2](P145)社会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两性的权力关系直接体现为男性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女性的被统治和被支配地位。这种“性别的不平等分层是由男性和女性对生产手段和剩余产品的分配程度决定的。而性别的不平等是嵌套在不同层次的外部环境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嵌套在家庭之中,家庭又嵌套在社区之中;家庭和社区嵌套在阶级结构之中,而阶级结构又容纳在一个更大的由国家掌管的社会之中”[3](P47)。可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社会性别是社会性别的内涵之一,揭示出两性之间的关系。

      当前,性别和生态环境是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是两者并没有泾渭分明地各自独立发展。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性别关系与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具有内在的联系。传统社会中人们崇拜女神,而女神最重要的功能是具备改造或抗衡自然环境的神奇力量;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使得自然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成为满足人类需要和索取的对象,从而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冲突和矛盾。但是,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改变,女性对环境的依赖所突显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女性的影响,更加强烈地透过生产、生活层面直逼生存层面。“对大自然的暴力同时伴随着妇女的暴力,因为妇女依赖大自然来获得其自身、家庭以及社区的生存。”[4](p16)

      与此同时,男女两性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改变着相互关系。生态意识来源于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女性被看成是与自然、身体相对应,而男性被看成与心智相等同,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普遍的观念是身体不如心灵、精神高贵,人比自然更高贵,因而,女性和自然要受到男性的控制和统治。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价值极度膨胀,女性的价值被贬抑。因此,需要肯定被贬低的女性价值,以便形成文明的生态意识。

      性别与生态意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意识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内含的逻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因素。首先,由于社会性别角色与分工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或家庭中具有不同的任务、需求,在面对生态恶化或环境保护时,两性面对的障碍和机会、目标和愿望不同。女性所具有的生育功能决定了她们大部分时间在家庭范围内度过,负责照料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及家务劳动,而男性则负责对外的一切联系,其结果是让男性有充足的自由时间进行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并借此积累了资源和权力。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女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男性承担同样的社会角色,但是,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仍是她们的重要职责。这使得在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上,男性和女性有着明显差异,女性对自然往往采取养育、关怀、维持或非掠夺性开采的态度,更倾向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而男性往往采取战胜自然环境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男性常常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采用机械化的方法,来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其次,男性和女性在利用和获取资源的方式、数量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别上的差异导致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差异。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男性获得比女性更多的资源,男性的资源优势导致男性和女性在权力上的差异,而且“劳动的经济分工越高,占据精英地位的人所分配的资源就越多,社会文化定义越表现出性别偏见,人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就越见证性别差异”[3](P49)。虽然女性由于性别分工长期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在相互适应过程中积累和发展了丰富的、独特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女性没有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行使资源管理权时面临很多障碍和限制。

      二、生态文明意识的社会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是一种差异、关系与过程的变量,强调文化和社会的作用,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获得性别认同和相应的角色、地位,并在此过程中高度融入社会的价值观、文化和制度结构。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决定男性和女性在利用和获取资源的方式、数量和结构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男女两性在环境的保护、依赖和破坏方面存在差异。“深刻的生态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越来越多的研究清晰地表明:人们的生态意识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有别于男性的价值观,如女性对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思考、女性对自然的关心度、女性的关爱伦理等,比男性有更强的生态意识,进而体现在环保行为上。生态文明意识的社会性别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性别心理的生态意识差异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约束人们的生态行为,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培养人们的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意识是人们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意识的深层表现,反映了人对自身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决定了个体对生态问题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并最终体现在生态文明行为上。心理性别源于人在生理性别基础上产生的性别心理,属于个体的性别自我意识和认同,但同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性别首先是一个生物学和生理学现象,其次它包含了文化的意义,同时又深深地嵌入社会结构中,并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控制和塑造。男女两性的生理性别在转化为性别意识和态度时,他们的心理、人格和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其性别的功能和诉求,进而获得不同的性别心理和心理性别。基于不同的自然生理差异,男女两性在心理层面对自然持不同的认知和态度:男性对自然的认知是抽像的、概括的和逻辑的,具有较强的占有欲、支配心理和控制企图;相反,女性对自然的认知是形象的、体验的、直觉的、亲和的,具有顺应、关怀心理。不同性别的生态认知和态度,使得“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卫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5](P84)。

      (二)不同性别角色的生态意识差异

      不同的性别角色源于早期社会中所形成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由于社会性别的角色与分工,通常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或家庭中承担不同的任务,进而他们的需求也不总是完全相同。当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或保护时,他们面对的障碍和机会不同,目标和愿望也不同。功能主义认为,男性是工具性的,女性是情感性的,男性更多的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活动,从事管理性、社会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大多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女性更多在家庭、私人领域中活动,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更多地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与适应,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为目的。因而,通常女性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生态意识。

      (三)不同性别社会化的生态意识差异

      社会化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来预测,社会化塑造了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角色。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成富有感情的、善良的、柔弱的、关怀伦理的、相互依赖的、富有同情心的、合作的、乐于帮助的家庭照料者,而男性被塑造得更为独立、理性、专横、积累和富有竞争性。即女性具有“母性品格”,男性具有“市场品格”。不同的社会化内容和导向塑造不同的性格特征,使得女性具有更强的关爱伦理,更同情、尊重自然,并扩展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性态度;而男性的“市场品格”更倾向于征服自然,对生态环境采取对象化态度,并在日常态度和行为中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资源开发利用,而忽略环境破坏问题。因此,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经验使得她们更看重满足别人的需要,更具利他主义价值观。

      (四)不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生态意识差异

      在职业结构中,具有高回报的科学技术领域通常为男性所控制,男性因其具有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而对科学技术更为“迷信”。即使当妇女进入付薪的劳动市场,她们大多仍然从事与施爱、养育、照料等有关的社会服务工作,较少进入科技领域,同时仍然被期待以家庭为中心,承担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责任。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不仅强化和再生产着早期性别社会化的导向,而且使得男性更为关注就业与经济增长,更加相信可以利用科学技术主宰和控制自然环境,更加对自然环境采取工具主义、消费主义的心态。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使得她们较少迷信科学技术,较少看重工具性和竞争性的经济价值,从而更多地看重分享、合作与情绪支持的价值,关注家庭和社区。这样一种价值倾向使得妇女与环境更亲和,特别是对可能危及家庭成员健康和社区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更敏感。

      (五)不同性别价值的生态意识差异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是相互关联的,两者都产生于同源的思想文化,是相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不能单独地解决一方面问题而不解决另一方面问题。生态意识与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相关,生态意识的性别差异根源在于两性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一种最基本、持久的社会制度。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产生出一系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关系,并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加以确定和固化。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分工,让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并在经济、文化上得到回报;而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则被认为是次要的、从属的、没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判断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进而形成固定的价值判断模式:男性被赋予一种正价值,而女性被赋予一种负价值。这种价值观念在社会化过程中,反过来影响其后的社会角色的界定、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分工。“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也可能影响到对可见的性别差异的价值判断,从而男性的特点被解释成财富,女性的特点被看成缺陷。两性的社会不平等甚至可能强迫修改衡量性别差异的标准。”[6](P202)人类的生态意识是其所处社会文化价值的选择,社会中由社会差异向价值关系转化过程中形成“男优女劣”的价值观,使得两性的天平向男性倾斜,由此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从而为现实中的性别压迫、控制自然奠定了基础。

      三、性别不同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

      生态文明意识,是人类对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活动中的生态状况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判断及行为取向。生态文明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素质,包括生态文明科学意识和生态文明价值意识。它不仅受到微观的个人因素的影响,如文化程度、生态环境知识、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社会经历等,也受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决定了生态意识在对生态资源环境的依存、破坏和保护等方面存着性别差异。在特定文化规范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社会性别角色和期望塑造了个人的生态意识和行为。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不同的权力、责任、处境、需求,因此,有必要结合社会性别视角来培育生态文明意识。

      (一)转变社会性别意识

      “社会性别意识是承认并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重新审视和反思现存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规范,将其放在是否促进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尺度上来衡量,通过清理和消除两性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壁垒和障碍,扩大男女两性的选择性,促进男女两性的全面健康发展。”[3](P54)性别不仅仅是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区分,它更多地承载着社会机制和文化意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很难转变或消除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或性别偏差,这种观念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阻碍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性别角色和规范发生着变化。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男性承担同样的社会角色,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家庭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就业的增加,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接受和赞同性别平等,社会性别意识倾向平等。与持有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人相比,持有平等社会性别意识的人拥有更高的生态意识。

      (二)赋予女性充分的权力

      赋权是通过挑战现存的权力关系,赋予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人或群体能够拥有物质财产、智力资源、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资源和权力,以改变边缘、从属的地位或状况,进而获得决策权力的过程。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女性一直以来都处于边缘、从属的社会地位,体现在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她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女性生态知识受到其教育程度的直接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和重建密切相关。同时,女性是人口再生产的主体,女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人口数量、质量、偏好以及子女的教育和素质。女性在农业生产、家务劳动及日常生活管理中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知识和经验,但往往没有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女性参与环保活动,但环保活动的决策者往往不是女性而是男性……女性权力的缺失使得她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缺席或参与不充分。因此,在发展中促进、增强女性权力,女性通过自上而下地参与发展和决策,把其需求、利益表达出来,并通过参与过程,增强其权力和能力,改变从属的社会地位。性别需求,分战略性别需求和现实性别需求两类。“战略性别需求是指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依附地位而形成的需求类型,如法律权力、家庭暴力、同等工资问题等;现实性别需求是指在妇女已有的社会角色下所产生的实际需求,如饮水条件、卫生保健的改善及就业的促进等。”[7]女性在生态文明意识构建过程中面临自身的发展问题,具有性别需求,而性别需求恰恰是连接女性与生态的重要因素。

      (三)凸显女性价值

      女性与自然有着亲密的和天然的联系,在东西方文化中自然被喻为母亲,为人类提供所需的一切,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自然本源的女性化思想,把大地看成母亲,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还是西方文化中“大地之母”盖娅的说法,或古埃及人将女性具有繁衍能力的子宫用来象征生命复苏和谷物丰收,都肯定了女性的价值。价值平等是高于政治、经济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这一物质层次的意识形态层次,然而在二元对立和等级关系的逻辑中,男性被认为是理性的、心智的、文化的,女性则是情感的、身体的、自然的。情感的、身体的、自然的女性在价值上低于理性的、心智的、文化的男性。同时,社会劳动性别分工的结果,使女性从事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或农业生产却得不到社会补偿,而男人从事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活动都能获得工资报酬。私人领域的劳动往往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是女性应尽的义务,从而导致男性价值过于膨胀、女性价值受到排斥和贬低。女性价值是生态文明意识构建的基础之一,女性更具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使人类对生态环境有情感的回应,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体验建立起对生态系统的责任和关怀,把人在私人、家庭、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以实现价值观念的平等。因此,肯定被贬低的女性价值能增强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四)转变生态价值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为只有人才是有价值的,其他生命和自然都是没有价值的。这种二元对立,扭曲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认识。科技进步使得人类实现了征服与统治自然的光荣梦想,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受到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人和自然都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意义和价值,彼此相互制约。人类和自然具有相似性,需要一个纽带将它们连接起来。生态价值意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生态的价值观念。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念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人类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气势开发和消耗资源、采猎万物、征战自然,结果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生态环境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还有自身的价值。转变生态价值意识,理性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合理、科学、健康的生态消费方式。男女两性所具有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使得社会性别模式与生产和消费密切联系:男性生产,女性消费。资源的获取方式、生产模式、废物排放等能体现男性生态价值观念;购物是一种性别活动,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家庭消费的角色,女性是家庭生活的CEO,女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不仅能够体现女性的生态价值观,而且能够体现女性的聪明才智。

      生态意识是人类对生态问题的认知,以及对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自觉反映。生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态意识的体现,生态行为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生态意识的差异。现实社会中,虽然大多数人关注生态破坏,但每当涉及要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时,他们未必乐于接受。由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资源的不平等性别分配,女性很少能获得私有财产资源(尤其是土地和财产),女性与资源、环境之间具有较高的依存度和敏感度,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对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独特思考、对自然的关怀,使得女性的生态意识与男性不同。但是,“不应该将生态道德的重担全部压在妇女身上,特别是要求她们在家庭和私密空间承担起一大堆责任,以带来改善生态所需要的各种改变”[8](P7)。长期以来,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处于压迫的悲惨境地,让女性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但是女性在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时也可能成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特别是当她们面临“温饱还是环保”的两难境地时,女性也会以牺牲生态环境来获得生存资料。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身为女性就意味着具有充分、完全的生态文明意识,这混淆了性别的生理性和社会性。并不是生理原因造成女性与自然的关联,也不是所有人都对两者的关联有共识,而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某些女性具有的男权思想痕迹不低于社会水平。

      同样的道理,不能泛泛地认为男性是反生态的或男性统治自然。正如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一样,男人也不是生而为“男人”,人不是拥有性别,而是塑造性别,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传统文化中,男性的社会性别模式被塑造为勇敢、刚强、独立、主动、竞争、控制、成功、男子气概等。然而,这是一种对男性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在不同文化中男性的气质是不同的,男性不仅有阳刚的气质,也有柔美的气质,还有刚柔相济的气质。不同的男性气质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个性特点。在生态意识方面,男性既有对生态环境持工具性、掠夺性的态度,也有对生态环境持情感性、关怀性的态度。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认为男权文化压迫了自然和女性,事实上男性将女性限制在家庭中时,也将自己圈入了激烈残酷的生存斗争之中,在塑造自己以便适应受社会肯定的硬汉形象时,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嗜好和本性,放弃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对女性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男性产生影响,男性同样也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受害者。

      由此,虽然生态文明意识存在着性别差异,但差异不等于优劣,多样性的存在更符合现实。因此,将性别因素纳入生态文明意识的构建中,有利于不同性别的利益表达和需求满足,有利于在生态决策和生态发展中做出有益的探索,以促进价值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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