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机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30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区间。在这一区间，中国经济有着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看，“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则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一国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世界银行，2006）。“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看似还较远，但其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已在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过程中逐步显现，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视野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转变，已经从现实的经济矛盾中提出来了。
中国增长模式的理论归纳和反思从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间断过，传统的提法是从外延转向内涵，“九五”计划正式提出了粗放型转到集约型的增长模式，“十一五”规划国家提出了更加系统和细致化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并把发展目标转向“又好又快”，提出了转变发展模式的系统化理论和方案，并提出了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成共识，但现实中如何实现一直难以进行。
国内外近几年有不少文献对中国发展的路径进行梳理、反思和分析，集中在国家战略和政府干预、要素价格扭曲和重估、储蓄－投资机制、技术创新、增长的代价和分担及全球化等。我们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来的机制归纳为“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和“干中学”的微观机制，以图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府、要素价格、微观机制和结构性机会等因素所形成的增长机制（课题组，2003—2008）。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干预的“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动员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政府、企业相互促进的一个特殊发展道路，极大地将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激励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然而这一增长机制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加速，逐步受到严重挑战。要素价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加快，使得低价工业化机制不可持续的特性凸显出来。
近年来，政府目标从“快”的规模扩张转到了自主创新和公共福利体系建立上，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探索新的增长机制，该机制仍主要集中在政府目标和企业行为上，它们的互动路径决定了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成功与否。本报告将沿着探索新增长机制的思路展开研究。为了探索政府目标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我们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一个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将影响企业的创新和投资行为；对于政府支持系数的大小，我们通过构造一个政府最大化其社会福利的模型得到。理论分析的结果是，当政府能从社会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其支出时，政府支持系数较大，这表明政府会使用低税、低资源价格及补贴等形式来鼓励企业投资；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实现其社会福利目标，则政府支持系数降低，企业将得不到政府支持或面临被惩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新的目标函数下企业行为的变化，并提出新的促进企业演进的机制。这一结果的前半部分结论有大量典型化事实支持，并有大量的案例可查，如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中，政府支持系数较大。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政府目标发生了变化，财政支出从主要支持经济建设转到了社会福利、国家安全和行政管理费上了，政府和企业的目标从一致到分化。政府目标的转变通过政府支持系数的变化影响着企业行为，如果政府目标转变速度过快，社会福利成本过高，政府将向企业获取更多收入，这将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会出现企业倒闭，经济增长减速等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目标定在一个合理位置，并有一个控制政府收支可能过度膨胀的机制，使政府支出与经济的提供能力相一致，以保持经济活力。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中国增长机制的典型化事实和国际比较；中国式增长机制的理论分析；增长机制形成路径的情景分析；增长机制转型条件和政策选择。
一、中国增长机制的典型化事实和国际比较
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看，每个经济体存在一个平衡的增长路径，这时，经济增长率、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保持一个常数，企业最大化目标函数并依据生产函数进行生产。这一范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不断地加入了内生性增长因素，产生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理论，技术进步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机制。技术进步机制涉及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如政府教育支出、研究支出、政府支持和激励性制度设计等，政府作用明显，但基本是一个外生的变量。作为一个赶超的经济体，中国政府主导着资源配置系统，如干预要素价格形成，将政府行为变量植入到企业生产函数中，使生产函数中的所有要素投入都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
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461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8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06位，预计2008年将接近3000美元，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上限（中下收入国家为906—3595美元），这一阶段规模性收益仍处在递增阶段，增长机会很多。但这一时期已经处于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有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停滞阶段。
由图1可看出，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大体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相同，但始终徘徊在这一水平，直到现在已过去了近30年还都稳定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没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四小龙，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全部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经济体，它们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很多转型与外部冲击有关，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是相对小的经济体，完全可以走纯粹出口导向的路。2006年韩国的进出口依赖度为71％，新加坡则近386％，这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难以模仿和实现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几乎没有现成可遵循的道路。本质上看，不管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新的发展战略，其核心问题还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的战略方向，但转型难度非常大，转型的核心是机制，必须有效激励政府、企业的转型，才能实现战略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大国而言是内生的，仅仅靠外部冲击难以实现。
图1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麦迪逊，2003，世界银行WDI，国家统计局（2008），马岩绘图（马岩，2008）。
作者所在的课题组近几年就中国经济增长机制问题做了一系列研究，从理论上归纳为：
1.政府和企业目标函数的高度一致性，即规模性的快速扩张。政府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社会福利才能提高。如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兼任地区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即使不兼任，实际工作也是抓发展经济，政府和企业在经济规模扩张上目标一致。
2.宏观政策中的激励和稳定政策。政府的宏观政策长期保持稳定，同时积极采用了激励性政策。如与出口导向政策相配合的汇率政策，1994年汇率贬值激励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从1994年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税收方面，通过所得税三减两免等措施激励外资的流入，退税激励企业出口等；1997年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货币创造方面持续保持了
／GDP超过1.6的高比例，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宽松的货币条件。
3.生产要素投入上有着很强的政府干预。政府压低生产要素投入价格，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积累，即政府在土地、劳动力、投资品方面人为压低价格，如能源、水等长期低于国际均衡价格，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社保等成本约束低，或者根本就没有；在金融资源方面，尽力动员、创造和低价供给（经常以坏账的方式补贴），这激励了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在技术进步上走的是“干中学”的演变路径，模仿——规模化的低成本竞争是微观扩张的主要途径。高速经济增长三十年后，低成本优势难以持续，规模收益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正在迅速递减。政府干预下的投入要素价格产生扭曲，极大地激励了企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积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未来发展的硬约束。
4.经济管理中的歧视性政策长期存在，如户籍管理制度、沿海开放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国有非国有政策支持上的差异，大企业垄断等问题都是非平衡赶超的经济管理政策体现。
在上述经济增长机制中，政府和企业目标、投入产出利益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这一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驱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达到了一个全球总量前三的水平。从生产层面看，中国工业规模性扩张达到了非常发达的水平，钢、铝、家用电器等大量重化工和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进出口依存度高达70％，规模性扩张接近了极限，中国政府和企业都意识到需要转型，使增长从要素积累驱动的规模化发展转向一个技术创新驱动的专业化发展。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2006年城市化率达到44.94％），中国的发展环境变化了，因为政府行为与城市化高度相关。如在城市化水平低时，农村是自给自足的，政府从农村征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农村的积累，政府无需返还给农村。而城市化水平高时则完全不同。城市纳税人必须享受到纳税人权利，即政府为城市居民生活进行长期的安排，包括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和环境等。现代政府的大量支出与纳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谓财政的公共支出性质，这有别于低城市化条件下的政府以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公共福利支出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7.9％，政府集中所有可使用的资源用于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64％；2006年城市化率提高到了44.9％，经济建设支出比重降低到了26.4％，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在2007年超过了30％，加上行政管理支出的20％多，中国财政支出体系从生产支持转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国家和企业的目标就产生了显著差异，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预计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未来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直到预计的2020年城市化率接近65％（以现在每年1.4个百分点的增加速度），城市化才进入平稳期。依据有关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与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目标的重要方面。
新的增长机制正是基于新的政府和企业目标与约束条件而出现的，但任何转型都需要激励，否则原有的增长机制就会被路径锁定，导致转型失败。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即转变过快，出现“福利赶超”问题。所谓福利赶超是指“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多数不顾自己收入和财富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行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财政赤字、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停滞”（樊纲、张晓晶，2008）。简言之，政府过快追求福利目标导致企业无法消化“福利”带来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很容易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从国际比较看，麦迪逊归纳了四条发展经验：（1）技术进步；（2）物质资本积累；（3）改善人力资本；（4）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开放。世界银行归纳出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进行如下的三个转变：首先是多样化趋势的减缓，然后出现逆转，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生产和就业方面将更加专业化；其次是投资的重要性下降，创新越来越重要；第三，教育体系从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转向使他们适应新技术，为今后能够生产新产品做好准备（世界银行，2008）。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会得出在规模收益开始递减，低成本竞争难以为继之后，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持续的人力资本改进，就难以完成持续的增长。这一转变对东亚政府干预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讲，政府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世界银行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很高比例的公司（柬埔寨56％，印度尼西亚41％，菲律宾35％，中国27％）都认为资源配置功能扭曲是影响它们商业经营的主要的或严重的障碍之一。东亚模式这种有组织的资源配置功能扭曲对经济增长既有激励效应，也造成了危害，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逐步消除有组织的资源配置扭曲，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激励创新是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这就是政府转型的逻辑基础。
中国作为大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主导着资源的配置，经济增长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中国2001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完成了“贫困陷阱”的超越后，面临着福利的弥补或赶超阶段，要特别重视这一阶段的发展和转型。一些拉美国家经过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辉煌后，进入到了“失去的十年”，至今仍处在“中等收入”的停滞区间，发展比较缓慢，中国一定要以此为鉴，加快转变增长机制。新的增长机制首先要改变赶超时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过多地采用动员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机制，将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让渡给市场，让市场能更有效地激励企业的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政府在公共目标制定上要兼顾经济发展的阶段特性，保持福利支出的可持续性，以市场方式提高福利支出效率。总之，新增长机制形成的核心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上。
二、中国式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政府目标与企业行为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观点是，经济增长机制的微观基础由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构成，即政府行为会影响企业决策。但如何模型化这一思想却没有标准方法，有的在技术进步函数中加进政府因素，有的在人力资本项上加进政府因素，但一般不认为政府会全方位影响企业生产函数（如果这样就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不符）。从前一部分的归纳可知，中国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却是全面的。所以，本部分就依该事实来构造中国式增长机制中的政府一企业互动微观模型。
我们采用如下具有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
其中Y是产出，A是技术进步，K是资本，L是劳动。
（一）政府行为
按前一部分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体现为给市场中的所有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对企业提供财务支持等（见典型化事实）。为了分析政府这种支持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用μ表示政府对企业支持系数，且满足μ∈［0，1］。μ＝1表示政府对企业实行最大化的支持；μ＝0表示政府对企业不支持。由此可知，政府对企业支持的程度随着μ的值增大而增大，企业竞争程度随着μ的值增大而增大。②
（二）政府—企业目标一致条件下的生产函数
政府支持系数μ对企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对投入要素产生影响；二是对企业技术进步产生影响，我们构建如下的微观企业生产函数：
为了分析上的简便，去掉生产函数（2）中劳动力要素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结论，这样企业生产函数可简化为：
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因素较多，在本报告中，我们着重分析政府对企业支持程度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A。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和不包括在资本投入中的。④ 这样，企业技术进步与企业竞争程度间呈现出正向变化，由前文μ的定义可知，A与μ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这样我们可构建如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函数：
δ为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其值的大小受政府对企业支持的财政支出的影响，当政府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时，其值会很小，且0＜δ＜1，0＜α＜1，0≤μ≤1。
由（3）、（4）两式，我们可得到如下的具体生产函数⑤：
（5）
其中，0＜α＜1，0＜δ＜1，0≤μ≤1，φ≥1；φ为政府支持环境下的投入效果，因为企业获得了政府支持，所以值会大于1，而且其值会随支持度提高而增大，如政府支持取消则φ＝1。
企业所获取的利润为：
（6）
式（6）是以实际产出计价（即假设产出价格p＝1），m为投入要素K的相对价格。企业行为方式由式（7）所决定：
由（11）可得政府对企业不支持，因缺少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低，企业获取的利润就少。但如政府在资金、能源和行业进入许可上实行歧视，则企业在获利上会出现相反的现象，这一现象与目前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相符。
（三）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企业目标分离的增长机制
中国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不断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了达到该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并达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在低价工业化时期，政府通过生产要素低价补贴工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而在高价城市化时期，政府目标转向改善城市居民福利的目标，且政府公共支出呈现刚性。为了体现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公共支出的刚性，我们采用如下政府公共支出函数：
其中，E（μ）为政府公共支出，γ为公共支出的刚性度，0＜γ＜1；（12）式中的t不仅有一般时间上的意义，同时在这里意味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大。式（12）的经济含义为：政府公共支出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呈现刚性。
政府会顾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其和谐发展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A（μ）和E（μ）分别为企业技术创新函数和政府支出函数。式（13）的经济含义为：经济发展是中国政府追求的长期目标，而经济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技术创新；政府同时追求居民的福利提高，它可体现在不断增加的政府公共支出上。
下面分两种情况分析政府支持行为和政府财政支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当政府的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即收入来源充足时，不会掠夺企业资源来维持公共支出增长，政府的支持由式（14）所决定：
由上可知，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μ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取值是不一样的（见图2）。在政府支出不超过经济发展的能力下，政府会逐渐增加对企业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会不断增强。同时，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δ也影响着政府支持系数和技术创新。当δ值增大时，点
和
向左移动，和间的曲线向上移动，技术创新会不断增强；反之，当δ值减小时，点和向右移动，和间的曲线向下移动，技术创新就会减弱（见图2）。
2.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收入落后于支出增长，假如政府债务又受到约束，则政府可能对企业采取征重税的行为来维持支出。此时政府行为由式（15）所决定：
政府对企业支持系数μ呈现如图3所示的变化，当政府公共支出受到政府收入限制时，即政府公共支出扩大超过经济发展所能提供能力，政府支持系数M的值将会减小。图3所示，当t＞
时，随着时间t增长，μ的值将会减少，此时技术创新A（μ）也将减小，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这一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是相一致的。我们注意到，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意愿指数δ会改变上述增长的路径。当δ值增大时，即政府增加对企业经济支持的力度，点和向左移动，和间的曲线向上移动，点向右移动，技术创新就会增强（见图3）。当政府的公共支出受到政府财政收入限制时，δ的值减小，即政府减少对企业经济支持的力度，甚至增加企业的负担，此时点和向右移动，和的曲线向下移动，点向左移动，技术创新会减小。
三、增长机制形成路径的情景分析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增强，中国政府对公共财政支出不断增加，政府和企业的目标行为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环境。本部分讨论中国的增长新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图理解新环境导致的增长路径发展方向，从而分析新增长机制形成的路径。
（一）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行为目标的转变
工业化时期，政府目标和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城市化时期，当居民进入城市后，政府需要给他们提供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这增加了政府的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达到社会的和谐，政府就会扩大公共支出。由此我们可构建如下的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模型：
其中pf、csh和gini分别表示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城市化率和收入差距，ε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16）选择如下变量：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这六项支出与当年财政支出之比（％），表示为pf。城市化率——城镇人口与全部人口比值（％），表示为csh。收入差距——各地区城乡居民基尼系数（％），表示为gini。1978—2000年的城乡居民基尼系数是综合杨天宇（2001a）、胡日东、王卓（2002）、杨宜勇（2003）、张艳华、李秉龙（2004）这四篇文献中的数据所得，2000年以后的基尼系数分别来自章国荣、盛来运（2003）、陈南旺（2004）、严先溥（2004）、阳俊雄（2004）；2004—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推算得出的（陈昌兵，2007）。由单位根检验得到：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城市化率和收入差距均存在一阶单位根。
由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2，基于Johansen的特征根协整检验原理，还需要确定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对模型（16）进行非约束Johansen协整检验（该协整关系检验假定是不含有截距项和不含时间项的线性趋势），可得到在1％的临界水平下，迹检验认为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在5％的临界水平下，最大特征值检验认为只有一个协整关系。这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Johansen协整检验pf、csh和gini间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由模型（16）所表示的三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2阶滞后期下，对VAR模型实现非约束条件下的VCEM估计，可得到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城市化率和收入差距间存在如下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其中小括号为t统计量的值，中括号为根方差，由t统计量的值可知，csh和gini估计的系数都显著不为0。模型（17）有3个内生变量，最大滞后阶数为2，该VECM模型共有3×2＝6个根。而估计的VECM模型有1个协整关系，理论上该有3－1＝2个根的模为1。由VECM稳定性检验结果可知，有两个根为1，落在单位圆上，其他的均在单位圆内，因此VECM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由此可见，所估计的VECM模型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由公共财政支出比重长期稳定均衡关系方程（17）可得：第一，城市化率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显著性的影响，其系数为0.6293，即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增加0.6293个百分点；第二，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显著性的影响，其系数为0.5957，即城乡居民基尼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增加0.5957个百分点。面对城市化率的快速增加和收入分配不均这样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会随之增加，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大量的城市化后的行政管理。⑦
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中国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却一直在下降。我们可构建如下的经济支出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模型：
其中lnjjzc和lnpergdp分别表示经济支出比重和人均GDP的对数，ε为随机误差项。根据模型（18），可选择如下的变量：经济支出比重为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土地勘探费，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和支农支出这六项之和与财政总支出之比，表示为jjzc；经济发展水平为人均GDP的实际值，以1978年为100，表示为pergdp。由单位根检验得到：lnjjzc和lnpergdp均存在一阶单位根。
由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2，基于Johansen的特征根协整检验原理，还需要确定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对模型（18）进行非约束Johansen协整检验，该协整关系检验假定是含有截距项和不含时间项的线性趋势。由协整检验可得：在1％的临界水平下，迹检验认为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在5％的临界水平下，最大特征值检验认为只有一个协整关系。这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lnjjzc和lnpergdp间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模型（18）所表示的两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2阶滞后期下，对VAR模型实现非约束条件下的VCEM估计，可得到经济支出比重和人均GDP存在如下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其中小括号为t统计量的值，中括号为根方差，由t统计量的值可知，lnpergdp估计的系数都显著不为0。模型（19）有2个内生变量，最大滞后阶数为2，该VECM模型共有2×2＝4个根。而估计的VECM模型有1个协整关系，理论上该有2－1＝1个根的模为1。由VECM稳定性检验结果可知，有一个根为1，落在单位圆上，其他的均在单位圆内，因此VECM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由此可见，所估计的VECM模型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由模型（19）可知：人均GDP的实际值对经济支出比重存在着显著性的影响，其弹性系数为－0.3732，即人均GDP增长1％，则经济支出比重减少0.3732％。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目标将大幅度转向公共财政支出，现在已经显现出很强的加速性质，而对经济支出的比重明显下降。未来福利支出按其性质看也具有很大的支持刚性，如养老等社会保障具有跨代性，福利标准不能轻易修订；加上城市化加速过程，新的城市居民将直接产生新的需求。按城市化规律看，城市化率超过30％后进入加速期直到60％—70％才会停顿下来。预计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0％，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预测要提高约10个百分点，加上社会和谐的需求，公共财政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60％，加上国防等其他支出，比重将超过80％，而生产性支出比重降低到10％。政府支出目标必然要完成从生产支持到公共服务的完全转变，而且，这时政府的生产性支持应将全部集中在国家创新上。
（二）财政收入约束下的政府行为和发展情景
政府目标的转变几乎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规律，这一转型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即转变过程中受到经济增长制约，或更直接地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不可能有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快“福利”能力，否则在没有改变原有收入路径条件下，政府过快的福利支出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过快，抑制增长，反过来再制约这种转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实现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建立统一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税收收入结构的突出表现是间接税的比重偏大，直接税的比重偏小。2007年税收收入45612.99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8.9％；非税收入5691.0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11.1％。在税收收入中，流转税依然是我国的主体税种，2007年扣除出口退税后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实现的收入占全部税收的40.8％，同时，随着企业经营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得税收入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2007年企业所得税占20％，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为7％。
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处于低税负担阶段，从1992年至199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最高值没有超过13％，平均不到12％，连续5年仅有10％左右，而且此阶段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低税和国家全力支持企业发展的阶段。企业低赋税，国家支持力度大，再加上汇率贬值，使企业的竞争力空前强大，这一期间也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2002年加速城市化以来，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比重上升很快。2003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5年超过名义GDP增长率，2007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32.4％，名义GDP增长17.7％，财政收入增长率超出名义GDP增长率14.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6％，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点，增长速度非常快。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与企业发展高度相关，2007年与企业直接相关联的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占了71％。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非常高，高达45倍，但依然大大低于社会保障（基数低，原有都是单位保障体系）、行政和社会文教的支出速度，特别是行政支出费用以三倍于财政收入的速度快速攀升，已经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
中国在高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了高的税收收入增长，有力地支撑着中国当前快速的福利支出。但中国企业宏观税负负担按国际上微观调研评价已经非常高了，2007年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为全球第二，世界银行调研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也指出中国企业的税负负担处于世界前茅。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所计算的宏观税负与国际相比，不算高，若加上社保税也在正常范围。但由于中国有很多政府隐形收费问题，因此微观的痛苦指数显然应该高于宏观的计算。企业将要面对从低税收和高国家支持的阶段转向高税收和低国家支持的阶段了。
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的税收增长没有使政府的综合负债下降，反而有所提高。依据测算，中国政府综合负债比例从1997年的47％上升到81％，而综合负债中的内债占GDP的比重从7.32％上升到15.78％，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48％，社会保障金缺口占GDP的比重为16.45％，而相对的外债债务减低了，但整体负债水平已经高于国际认为的60％—70％的安全负债水平线了（孙涛、张晓晶，2007）。中国高综合负债不断提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断以政府信用提供经济增长的额外激励，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债负债比例提高，地方债务开始出现；二是靠政府信用降低当前的社会福利支出成本，如留有较大的社保基金缺口等，这相当于先借后还。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机制仍然高度依赖政府的动员和主导，在政府目标转向福利支出的同时，仍靠“额外”的规模支出和补贴来维持原有的增长机制推动规模化的发展，如能源价格补贴、积极保留赤字财政政策、不断进行货币创造，然而这种依靠原有的增长机制进行发展的宏观界限已经比较清晰地出现了约束信号。
现在发展的一种情景是政府继续加大资源的动员和集中，持续提高综合负债水平。政府在加快福利建设的同时，不断提供额外的补贴和规模扩张式的激励，即创造需求。在宏观上表现为：一是继续提高税收负担比重，保持较快的税收增长以满足福利增长的需求，而且这一需求还带有很强的支出刚性；另一方面通过国债、货币创造、财政要素补贴等方式扩大需求，激励企业发展，保持经济的持续景气。但这使得企业承担了更大的福利成本，而政府综合负债不断提高，这会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和潜在的国家风险上升。
另一种情景是国家只关注社会目标，不给企业更多额外激励，逼迫企业转型。但由于中国原有的政府支持机制是偏向国企等垄断部门的，因此国企对市场环境的激励本身就不敏感，逼迫它们创新是困难的。而且政府在集中有限资源时，会对完全市场竞争的企业加大税费的安排，更会形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极大地打击市场竞争性企业。当前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也是中国就业的基础，必须有效地激励这类企业的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中国多福利目标。市场逼迫中小民营企业很快通过倒闭的方式规避长期风险，只有规模民营企业才有可能在逼迫下转型，搞技术创新和海外拓展等。而倒闭的中小企业又正好是中国就业承担的主体，国有企业在1998年后是净减员，只有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而现阶段就业是劳动人口最大的社会福利。
这两种情景都导致了政府转型进退两难的困境。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上就存在着新倒逼机制，即企业压力大，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地方和中央税收下滑，宏观政策被迫松动。因为政府的福利支出规模和刚性导致政府对所有企业景气的高度关注，若景气循环向下，福利支出需要的收入不能少，甚至需要继续向上提高支出以救济失业，这就会更强地迫使政府扩张货币维持景气，这就是新的倒逼机制。传统的中国宏观货币调控只能维持一年，现在也是这样，2007年第三季度紧缩开始，到2008年第三季度已经开始上调贷款额度5％，用于保持增长速度。在政府大包大揽的行为下，微观企业行为转变较难，企业、个人都依赖于政府，市场方式分担福利安排、提高福利支出效率以及转变增长效率等都难以实现。
由此可知，政府过度集中资源，主导配置的增长机制，导致了政府长期高综合负债率，企业税负压力加大，一旦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的冲击，经济不景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财政或货币性的危机，甚至企业破产，这一点在拉美和东亚国家已经出现过。因此寻求转换机制和政策激励已经是时不我待了。
四、增长机制转型条件和政策选择
政府福利支出目标转向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也是正确的选择。但仅仅依赖于政府进行福利转向和刺激发展是困难的，很容易陷入到我们前文分析的两种困境情景中。政府在公共福利支出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先将自己的行政资源膨胀起来，从而过多地占用公共福利，这在中国已经显现出来。同时利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动员和配置经济资源进行寻租也是普遍性的一个问题，这就破坏了政府的公共福利目标转向。所以，我们认为，政府行为的转变是可持续经济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
可持续增长机制转型形成的条件包括：（1）政府的公共支出不能超过经济发展的程度，即政府在城市化阶段努力提高居民的福利时，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度内提高公共支出。（2）新增长机制的转型速度应恰当。如果转型过快，企业难以适应技术创新的环境，转型失败则导致增长失败；如果转型过慢，中国则会失掉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3）政府的扭曲应尽量调整，扭曲过大也导致新增长机制转型的失败，扭曲消除会激励企业创新。
政策建议为：
1.合理限定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不是万能的，可持续的增长机制，就是要求政府向公共福利支出转型的过程中，能有效地降低政府的运营成本和减少在动员和配置经济资源中的权力。核心是政府的利益要独立化，降低他们对公共资源的占用，解决当前存在的政府行政资源占用过多、行政费用增长过快和相应行政配置资源权力过大的问题，将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费用，以及借债性的生产性支出压下来。政府应采取的政策：（1）在政府公共支出不超过经济发展的程度下，尽力压缩行政性开支，降低福利支出的刚性核心在于压缩政府自身的利益，将有限的财政支出用在公共社会福利；（2）调整税收结构，让税收上缴与未来福利相匹配起来，对资本、资源、能源、环保进行纳税，让财政收入更为透明，减低费的比重；（3）矫正政府配置资源的扭曲，通过反垄断等法律措施来促进市场竞争，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2.放松政府管制，减低行政区划对资源的分割，加快发展城市服务业。中国还处在城市化景气的上升阶段，也是转变机制的最好时期。中国当前社会的第一福利目标是就业，就业增加，则个人收入提高，未来的社会福利水平才有保障，激励就业和对劳动力的就业保障是我国现阶段最为关键的福利和发展的根本。需要借助于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的创新升级来促进中国持续发展。
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府放松管制，金融、能源、电信和传媒等大量现代服务业处于明显的政府支持的管制和垄断中，大量的行业外围辅助性的中小企业基本处于在这些大型寡头企业的垄断和盘剥下生存，而这些大型垄断企业技术进步缓慢，更不会为社会就业提供任何机会。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还要取决于城市的规模化发展，如果按现有的行政区划分割体系，公共服务资源很难集中使用，形成规模化，空间资源优化是中国中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系到政府行政体系和资源规模化的矛盾，也阻碍未来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规模收益相伴而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与人的素质水平高度相关，中国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到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阶段，其发展是承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但服务业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管制、政策法规、行政区划等环境，这都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模式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因此加快政府和市场化的改革是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关键。
3.用市场激励的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中国所有的企业成本都处在上升过程中，技术创新是抵抗成本上升的唯一方法，市场激励是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来源，这方面也需要政府在税收上给予正向激励。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能有效地激励技术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应利用现在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利用资本市场、教育资源、经济和法律手段，把握好新的经济增长转型的节奏，推出减税激励创新的计划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激励创新的功能。
注释：
② 刘小玄（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通常是与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而可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与非国有产权或民营产权结构密切相关的。竞争市场与较低的国有产权结构的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绩效，而竞争市场与较高的国有产权结构的不相容性则产生了不良的绩效结果。高度的国有产权结构和垄断性市场的结合，则会具有国有结构的负效应和某种较高垄断利润的综合效果。依本文主题，对政府支持的歧视问题不做讨论。
③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劳动力流动性也很大，政府行为μ对劳动力L发挥作用的效力影响并不大。这样，在式（3）中，我们就设定L发挥作用与μ没有关系。
④ 林毅夫、任若恩（2007）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不同，发达国家处于国际技术的最前沿，企业取得技术进步须自己进行新技术的研发；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可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方式取得技术进步，通常包含在新的机器设备中。
⑤ 该函数的设定来自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5）一文的思想，K（μ）＝（φ＋μ）K。
⑥ 在我们所分析的企业中，无论什么企业，只要正常生产，则获取的利润须大于或等于0。
⑦ 世界各国的公共福利支出也源于社会矛盾，包括解决失业和最低收入人群的贫困问题，失业救济、养老保险都围绕着弱势人群展开，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让全社会的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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