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决策层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策层论文,指导思想论文,中国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决策层，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明确表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并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为专题，具体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对于进一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大指导意义。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之际，系统地回顾和分析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及其衍变，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十五大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重要理论发展。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发展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了使执政党能够尽快从“文革”极左灾难中真正摆脱出来，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136页。）。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已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实际上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标志着党抛弃了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意味着党的政治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体现了党正从传统意义的“革命”政党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政党，而且预示着党的执政方式将要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指出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不久，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明确规划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时，强调“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180页。），从而首次提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务。1980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讲话，尖锐指出我国政治体制的许多弊端，认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237页。）； 深刻分析产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制度根源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293页。）。同时邓小平同志还高瞻远瞩地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302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讲话是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讲话，认为“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60页。）。再一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
如果说，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那么，1986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认识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60页。）
只要稍加辨析就不难发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叶，邓小平同志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是各有侧重的，前者是深刻总结党和国家历史上（特别是“文革”）的重大经验教训，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层面，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政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长远的战略目标；而后者则是从适应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紧迫需要出发，把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操作性目标。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同志不同时期有关政治改革的思路，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预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二、十三大、十四大、 十五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发展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从1987年党的十一大以来的十年间，在历届全国党代会和党的其他重要会议上，无不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重要议题，政治体制改革已是中国改革总体战略格局中不可回避的主题之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国改进最高决策层为了既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阻挠，又防止海内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和挑战面前，采取了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融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内。这就在表面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发展经济一直被放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往往得到更多的宣传和保护，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公开探讨，只是在1986年至1989年上半年不太长的时期内，由于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一度成为热点外，很快就因1989年的那场风波而沉寂。无庸讳言，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考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改革的最高决策层有意在宣传层面上淡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而把许多具有深刻政治改革内涵的改革举措，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不断理顺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人大权威，扩大基层民主等途径的情况下，渐进地推出，既有助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步骤，又极大地缓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纵观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历次党代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主导思想的发展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特征。
如果说十三大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那么，十四大则在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之际，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而十五大在进一步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并专门论及“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纵观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论述，其共同之处甚多，主要在于：其一，都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其二，都肯定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其三，都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改革目标。而三次党代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发展则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进程的认识不断提高。十三大突出的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并把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改革，即“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十四大强调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迫需要，提出“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重点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层面。而十五大在我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新时期，在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到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层面“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需要。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巧妙地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使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渐进、理性地顺利推进。特别是1998年2月、3月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先后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强调通过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二中全会公报》。）。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正是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操作性目标。
其二，是对提高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程度与范围首先从基层起步的操作性步骤更加清晰。十三大对提高我国的选举制度提出“今后应当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要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方法”，并指出“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十四大则明确“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十五大就更详细地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从而使我国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层面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走一条渐进地拓宽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社会化的道路。
其三，是对建设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断明确。十三大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十四大则继续指出“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十五大则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从而把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升到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高度，肯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从而标志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由传统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从十五大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理论发展，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决策层在这一复杂而敏感的领域中表现得日益成熟和富于远见。
三、党对反腐败斗争问题政治性质的认识发展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模式和“隐型”战略的成功推进时，也必须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还远未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权力结构体制内权力制衡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缺失，还没有得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
随着形势的衍变，腐败现象被揭露的范围日益扩大，层次不断提高，党对反腐败斗争政治性质的认识也在逐渐发展。十三大报告还只是更多地从遵守党纪的层面，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十四大报告就已把问题提高到执政党社会基础的层面，强调“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而十五大报告更是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层面，警告全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意识到需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孳生蔓延的土壤”。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关于反腐败斗争中强调的“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当前，在十五大关于所有制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精神指引下，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肯定进行非国有制改造，探索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鼓励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这既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只有从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层面去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才能真正有效防止在非国有制改造，部分中小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过程中，孕育新一轮腐败高潮的可能。而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反腐败斗争重要性以及通过深化改革来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根源的论述，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改革的最高决策层有能力在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成功地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1998 年3月10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向九届全国人大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宣布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涉嫌贪污犯罪的立案侦察已经终结，即将以涉嫌贪污、渎职犯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建国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公开受到刑事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党政要员，预示着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反腐败斗争新的决心和力度，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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