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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三个为什么
（一）为什么会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个新表现，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次总爆发。2009年1月美国《财富》杂志的文章认为，美国具有在每次经济衰退后都要寻找究竟谁是始作俑者的传统。但与以前“安然”和“世通”公司丑闻那样可以准确给当事人定罪情形不同的是，愤怒的投资者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甚至难以找出谁应对此负责。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公司甚至也不完全是华尔街的责任。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对抗性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总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求，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1]
此次危机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由美国作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决定的。因此，它首先表现为美国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如，引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房地产领域和受到影响的汽车、钢铁等行业。其次，这次危机也表现为全球生产过剩的危机。如，由于美国消费减少而引起的一些国家的出口大幅下滑。但生产过剩的事实一直被美国信用消费模式所掩盖，使世界沉浸在无限增长的乐观气氛中。长期以来，美国的信用消费模式被吹捧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典型，更被一些人美化为一种推动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关于这种模式，一些人将其归结为一种消费偏好，认为美国的信用消费模式是由于文化和心理因素产生的；也有人将这种模式归于美国人对未来收入的信心，所以采取这种提前贴现消费的方式尽早享受生活。而忽视这种模式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信用消费只是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一种手段。通过不断扩大的信用消费，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扩张暂时得以维持。信用的透支本应建立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但美国的这种高消费是建立在借债基础上的。过去5年里，美国整体劳工工资增长有限，消费主要依靠借贷，借贷消费增长占消费增长的65％，这导致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持续增长缺乏相应的收入支持，因而消费的进一步扩张不可持续。这种信用消费模式虽然延缓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是将矛盾不断向后推延和积累，当消费增长达到极限时，冲突必然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规模为什么这么大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规模之所以如此巨大，与世界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有直接关系。国际资本数量增加，资本跨国流动速度加快，为矛盾的积聚和扩大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总体趋势上一直保持稳步增长。2002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大幅增加，2008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达16 773亿美元。[2]
从历史看，发达国家一直是资本的主要输出国，其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投资利润率越来越低，为寻找更好的投资场所，资本往往向外输出。但近些年情况出现很大变化，特别是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入。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美国占2006年全球资本流入量的63.7％，是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且一路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仍是全球资本净流入最多的国家。大量资本流入美国，需要寻找到合适的投资场所，但由于平均利润率的普遍下降，很难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领域。2001年美国制造商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除IT行业外，美国主要的23个行业中，只有5个行业还有发展空间。而曾经繁荣的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投资场所更难以寻找。与之相比，金融业却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英国《经济学家》2009年4月4日的文章指出，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在最高时曾达全美企业总利润的41％，是前20年的两倍以上。高增长和高利润促使大量资本涌入金融部门。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和制造业的衰落，凸显了美国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在持续降低利率的同时放松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更使美国金融市场迅速扩张，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下成为获取暴利的场所，吸引国际游资大量涌入。
从国际资本流入的领域看，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主要用于证券投资，这也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一种趋势。2005年，除加拿大外，流入各发达经济体的外国资本用于证券投资的均超过直接投资额。美国是外国证券投资最多的国家，流入美国用于证券投资的资本总额达9085亿美元，占流入美国资本总额的74.9％。[3]国际游资的涌入大大加速了美国信用市场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扩张和金融泡沫的形成。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放松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和衍生品的发展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放松管制和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全球金融市场规模也迅速膨胀。金融衍生品中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量从1996年到2006年增长了190多倍，2007年年中达35.1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当时全球GDP总量的70％左右。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额由1998年的328.8万亿美元进一步扩大到2006年末的43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10倍。全球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在本世纪初就高达2 000万亿美元。可见，正是由于全球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张和衍生品交易的迅速膨胀，才使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规模大、破坏深，远超过以往。
（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为什么这么广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向全球扩散，最终形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密不可分。前苏联解体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形成，借助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浪潮而进行的资本全球化，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这是此次危机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直接原因，而且与这个体系联系越紧密受到的影响越大。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全球化，而资本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开辟了道路。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是经济和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为金融危机向全球的扩散创造了条件。二战以后由于冷战的存在，资本全球化还无法真正实现，但在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极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这为原来局限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扩大为世界性的危机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其中。作为经济全球化核心的资本全球化，使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日益频繁和迅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国际投机资本正是利用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来获取高额回报，也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充当了资本扩张的理论先导，新自由主义主要的任务是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下，最终目的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服务，并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自由逐利创造条件。因此，新自由主义真正的自由是给予资本的，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这种自由就是资本可采取包括投机和欺诈在内的各种手段自由的获取利润。美国虽然借助新自由主义实现其全球霸权，但最终是自食其果。以私募基金为主的国际游资为了利润可以没有国家，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危机发生受害最大的还是各国人民，失业率大幅上升，收入下降，都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危机爆发后，美国力主调查全球各地所谓的避税天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游资的无国籍性。资本一方面借助于本国的力量实现全球扩张，另一方面为了利润它们甚至会不惜损害本国的利益。正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所说：“由于从经济角度来说国家边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那些处境优越、在世界市场中飞黄腾达的公民，倾向于脱离忠于国家的束缚，借此使他们自己与他们不喜欢的同袍分离。”[4]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协调行动应对危机，加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成为各国的共识，这客观上反映出资本跨国联合后，已经超出国家的边界，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二、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的破产与应对危机的中国经验
（一）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的破产
新自由主义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无所不能的自我调节机制，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极力推动下日益扩大，导致世界各国许多人对市场迷信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美国2007年就已爆发了次贷危机，但直到2008年上半年，很多人仍认为美国经济不会有问题，次贷危机很快会过去。应该看到，对市场的盲目迷信，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崇拜，可以说是危机之前一片乐观的根源。事实证明，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阻止危机的爆发，而且成为危机爆发的推动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推行的后果，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200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8贸易与发展报告》中指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加上资本账户自由化，致使银行活动扩张，外国资本净流入迅速增长，但很少带来期望的结果，即银行更多地贷款给私人企业进行投资。相反，信贷主要流入消费和房地产购置领域，这一过程往往以金融和银行业危机告终。”[5]而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都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小国冰岛10多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超常发展，使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曾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冰岛的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冰岛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因此，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由于新自由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建立统治地位服务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统治地位的破产。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经验
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普遍受到较大冲击，但中国受到的影响却相对较小，而且是最早开始恢复的国家，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和应对危机的举措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之所以受到冲击较小，经验有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一定影响，但也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提供了机会。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内需乏力，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对外出口地域狭窄，产品档次低，出口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时候。但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巨大惯性和长期形成的生产依赖，使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举步困难，收效不大。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外部需求骤减，反向压迫和刺激对内需扩大的要求，也使被出口持续增长所掩盖的上述矛盾充分暴露。外在压力处理的好就可能转化为内在发展的动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中国就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主动应对危机的国家之一。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家电下乡等措施的实施对提高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方面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二是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这应是中国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最大经验。如果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所宣扬的那样，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对国际资本完全开放，势必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中，那么此次危机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恢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认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6]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经济的推动下，中国不仅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也做出积极的贡献。而美国则相反，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依靠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来推动，实际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也不明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就认为，如果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不能启动，就又出现第二次衰退的风险。要防止出现第二次衰退，可能需要制定新的刺激经济计划。但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情况可能更清楚一点，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迅猛，而且将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因此，经济刺激计划似乎起到更大且更快的效果。[7]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效果较好，究其实质，与中国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密不可分。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经济复苏可以摆脱弗雷德所说的私人投资不能启动的问题。如，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资金要到达私人投资领域需要经过一个复杂和迂回的过程，且私人投资是以获取利润为目标，当投资不能保证利润时往往缺乏投资的动力，就会影响到刺激计划资金的使用效果。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公有制企业除盈利的目标外，很大的一个功能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引导和支持的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使用效果要显著好于美国。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另一个侧面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公有经济对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巨大的作用。中国应对危机的迅速有效，凸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对贬低公有制、鼓吹私有制的思想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也要吸取一定教训。主要表现为危机之前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盲目迷信美国模式，生产体系部分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虽然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保持一定距离，但融入世界经济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从国际分工看，中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重要的是中国要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坚持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性，在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的同时避免国际资本的侵害。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与“中国模式”的未来
随着股票、石油、黄金价格的重新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后危机时代，似乎危机已渐渐远去。无论金融危机是否还在继续，但不同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依然决定了它们未来的走向。
因为金融危机最先在美国爆发，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美国最近的经济状况，以粗略判断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走向。美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道琼斯指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幅下跌，经过一年的回升，到2009年11月初又突破1万点，成为被很多人看好的经济复苏的标志。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持续上升到1983年以来历史最高点，达10.2％。而2009年以来美国银行倒闭的总数已达119家，仅2009年11月6日一天就有4家银行倒闭。股市的大涨、失业率的上升及银行的破产，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到底是经济在复苏还是陷入新一轮危机的前奏？应看到只有美国的救助资金大量进入了金融领域，而不是实体经济中，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失业率的持续升高，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股市上涨反映出救助资金又复活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2009年9月24日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政府为避免市场崩溃而救助的一些金融机构，现在又沦为投机者实现暴利的工具。而最近华尔街更是利用救助资金发放高额奖金，政府救助资金反而成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来源。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逐利的本性就不会改变。危机总是会过去的，但关键是这次金融危机结束的同时也是下次危机酝酿的开始。
反观中国，为防止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铺开后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双防方针。双防方针的推出使中国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最早给经济降温的国家。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中国模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09年9月5日摩根士丹利公司高管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在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对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及时采取刺激计划和降温措施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现在“股价处于新高的是中国政府这只股票。”索罗斯在中欧大学演讲的最后也指出“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这可看出后金融危机时代使“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中国模式”是建国以来经过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制度特色的、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上的首要敌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不断抛出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期望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失败。“中国模式”的形成实际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回应，证明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造福人民的。“中国模式”是在60年的风雨中磨砺出来的。“中国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巨大作用，国际上的有识之士有明确的认识和肯定。最近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新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说：“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8]“中国模式”的核心和基础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初步结合，走出一条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的主导地位被特别加以强调。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中国模式的胜利》一文中说：“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总之，归结起来就是在遵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成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与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处在发展和完善中。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外部政治压力骤然下降，意识形态的挑战没有以前突出。但经济压力上升，人民币汇率、反倾销及贸易保护和气候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制约中国的主要手段。同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市场体制的完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经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凸显使“中国模式”未来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能否妥善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模式”未来的走向，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解决。
首先，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伟大理想而努力。这一目标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但在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方面，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探索具体的实现途径。目前，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也要看到，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状况，更强调经济增长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与人民需求不协调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究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发展为第一要义，只有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为满足人民需要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在保持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扩大和改善民生，增加最终消费。按照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扩大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是说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实现恰当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其次，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找寻不同所有制间合适的发展关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国有经济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依然有人提出中国应对危机的出路是彻底的私有化或民营化，并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归结为是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造成的，继续鼓吹中国应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其优越性已明显显现出来。有的学者把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归之于它的垄断地位，这是不正确的。一是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企业，非竞争性行业只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铁路运输、邮电通讯等，而且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主要出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二是这些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要并不是来自于垄断。把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笼统地以垄断加以批评不符合实际，单个企业做大做强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学术界也得到肯定。我们应该始终明确，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只是利用它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绝对不是要搞私有化和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在国家政权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下进行的，使其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也还要深入改革，特别是建立恰当的适应我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队伍，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树立巩固社会主义信心。
再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是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还是走新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宪政的道路成为考验中国模式能否最终成功的制度因素。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新自由主义虽然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已经破产，但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排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新的面貌卷土重来的可能。而国内仍有新自由主义滋生的土壤。对此不能低估。但最根本的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自身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能否成功，决定了中国模式能否从制度层面最终确立。
最后，中国未来的发展决定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能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关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但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如两极分化、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民生缺乏等，成为中国模式成败和能否最终成熟的重要制约因素。目前，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观，一种是科学发展，一种是自由放任。从现实看，自由放任的发展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反复证明自由放任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而我们国家近些年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没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有很大的关系。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中国未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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