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的多重时间性
□ 罗牧原 丁 瑜
摘 要： 在学界对于青年网络使用的讨论中，对时间的假设占据着核心位置：在这里，时间是线性、稀缺、正统的，而对时间正确有效的使用则与自我规训的、能够为社会有所贡献的新自由主义主体的制造紧密相联。为了批判地回应这种时间性预设，本文通过对深圳市13位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生命故事的分析，从日常生活时间、生命历程时间与历史时间三个方面呈现出互联网对其关于时间认知、赋意与使用的影响。作者发现，在日常生活时间方面，看似“浪费”时间的手机上网恰恰构成了这些底层青年与工作中心的、正统的城市时间秩序协商的重要手段；在生命历程时间和历史时间方面，被访者在互联网所强化与再生产的想象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下，构筑着关于个体同时也是关于社会的美好未来，但美好想象与现实的残酷体验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面对现实时的焦虑不安。
关键词： 时间性；底层青年；95后；互联网
一、青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的时间之维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作为中国网民主力军的青年群体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对于互联网对青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可以将现存的中英文文献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以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角度去评价互联网对于青年群体的影响。一部分研究者看到了网络平台对于青年群体学习知识、增强政治参与、培育社会资本、提供创业平台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1］［2］；另一部分研究者强调了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处在边缘位置的青年群体带来的赋权性力量［3］［4］。第二类研究则持有比较负面、消极的评价，主要讨论网络成瘾、网络欺凌、网络色情，以及其他良莠不齐的信息与资源对于青年的“侵蚀”。这类文献认为青年群体在各个方面都尚未完全发展成熟，网络上的各种不同信息与资源会对他们带来比较负面的影响［5］［6］。另外一些研究者对互联网的赋权性力量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互联网与其他结构性力量的合谋以及阶级、城乡等社会不平等在网络世界中的延续［7］。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立场如何，这些研究中都存在着一种时间性预设，即，时间是线性、稀缺、正统的，而对时间正确、有效的使用与自我规训能够为社会有所贡献的新自由主义个体的制造紧密相联。
文献中对时间的认知局限于可以准确测量与记录的客观的单线时间。时间正是因为这种一去不复返的线性特性才成为稀缺资源，而正因为稀缺，青年群体必须更妥善、有效地利用它。这种将时间看作稀缺资源的观念与新自由主义话语对时间的可赢利性，效率、时间管理等的看重紧密相联。有学者曾指出，网络游戏等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活动，会“让人一无所获，让人无法为其所生活的社会做出贡献，甚至无法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而这又与新自由主义对自我控制的看重紧密相关［8］。诚然，新自由主义在个体层面上的表现，是一种个体化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规训、对自己负责的新自由主义主体［9］。它要求个体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成为伦理意义上与经济意义上的“有价值的公民”［10］。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搭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列车，尽管中国没有采用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方式，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弹性积累、竞争力论述、公私伙伴关系、消费社会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特性的冲击［11］。对自我规训、自我管理与价值创造都有着高度要求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也正在慢慢浮现，尤其是在后计划生育时代成长起来的被严加管教和高度期待的青年群体中间［12］。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青年网络使用问题的相关讨论中所浮现出的对青年更有效率、更有意义时间使用方式的期待毋宁说是对自我管理与自我规训良好、对社会能有所贡献的新自由主体的期待。
但是现有文献僵化的时间预设对于我们理解青年群体鲜活的、主体性的生命经验产生了阻碍，甚至会导致偏差。这种预设过度依赖于线上/线下、虚拟/真实、有价值/无价值、生产性/消费性、社群取向/个体取向等诸多关于时间认知与使用的二元对立［13］，同时也强化了多元性别底层人群由于无法从支配性文化中获得任何关于自身生命存在的检验（validation）而产生的边缘状态［14］。本研究试图抛开这些时间性预设，通过对出生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5后男性底层青年生命故事的分析，来探讨如下问题：怎样的（多重）时间性对于理解互联网对青年群体，尤其是底层青年的意义更合适？互联网为底层青年对时间的认知、理解、赋意、使用方式开拓了何种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多重时间性如何挑战了现有研究的时间预设，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年群体的生命经验？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深圳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这一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关于深圳。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但在大城市与普通城镇或农村之间，在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笔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将城乡差异作为一个重要标准。而久负“移民城市”盛名的深圳无疑是研究不同城乡背景青年底层青年的绝佳场所。深圳是当前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移民城市，不仅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口，也为底层社群提供了生存空间。本文通过对在农村出生长大、现在在深圳生活的乡城流迁底层青年的分析来厘清城乡数字鸿沟在形塑青年非正统的生命经验中的重要性。第二，关于95后。腾讯网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95后成长阶段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初中开始使用手机上网，高中接触网络视频、微博，大学开始使用微信、移动支付、社交网游。互联网的变化渗透在95后的生活之中，他们是互联网时代名副其实的原住民”［15］。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可以说95后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本文选择深圳不同城乡背景的男性底层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出生于1995—1999年之间的群体上。笔者相信，对这些“互联网原住民”生命经验的分析能够更好地为我们展示出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第三，关于多元性别底层青年。本研究试图回应现有文献中对于时间正统性的预设。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与生命史访谈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笔者于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对深圳底层青年社群进行了近一年的调查，在社群活动、私人聚会、相关据点等11个不同的田野点进行了65.5个小时的参与式观察，并采取理论抽样，对13位乡城流迁底层青年进行了生命史访谈。访谈时间持续1.5～4小时不等，访谈内容涉及他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经历，以及对互联网、时间等问题的态度与看法。本文提到被访者的信息都是指访谈时被访者的情况。出于研究伦理的考量，部分关键信息有微调。
通过分级才能按级包装、定价、收购和销售。分级不仅可以贯彻优质优价的政策，而且可以推动果树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和提高。通过分级、剔除病虫果和机械损伤果，既可使产品按大小分级便于包装标准化，又可减少在贮运中的损失，减轻一些危险病虫害的传播，并将这些残次产品及时销售或加工处理，以降低成本和减少浪费。总之，苹果的分级是苹果商品化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研究发现
时间并不是空洞、虚无的，甚至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相反，它嵌入社会中。它也并非单数，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在不同的情境中、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存在多重的时间性［16］。李维斯（J.D.Lewis）及其合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提醒我们在对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中必须要顾及社会世界个人的与传记式的层面，以及与历史交织在一起的集体性的、结构性的层面［17］。近40年来不同的研究者虽然提出了更复杂、更细致的时间分类法，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时间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但是它们之中大多数分析都还至少部分地沿着个人的时间使用、个体的生命历程、宏观的历史时间这三条脉络展开。而笔者对访谈资料的分析也印证了上述研究，被访者关于时间的叙述也主要地围绕着个人日常生活中对时间使用，个体生命历程的经历、规划与想象，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宏观的时代背景这三个维度展开。这种对多重时间性的社会学解释对于我们理解底层青年围绕互联网所展开的生命经验尤其重要。在下文中，作者将从这三个维度呈现出被访者围绕着互联网使用所展开的多重时间性。
1.寻找异托邦（heterotopia）：手机上网与工作中心的、正统性的时间秩序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深圳背朝内地、依托香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移民和无以数计的国际资本，迅速地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国际性大都市。而大规模的国内移民，尤其是乡城移民，则在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8］。市场化改革之后，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到城市打工。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中国产品最大的竞争优势，而他们本身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却无法得到保障［19］。对于95后来说，比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的缺位更加困扰的是时间的贫困。有学者称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时间荒”所困扰。所谓时间荒，即由于在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内无法达成目标，人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从而挤压自由时间的现象［20］。然而，对于这些底层青年来说，时间荒远远不止是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不平衡；它背后是工作中心的、正统性的城市时间秩序以及他们在该秩序中变得愈发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底层生活。而在这个过程中，手机上网却能够成为他们与这一时间秩序进行协商的重要手段。
时间荒并非95后流迁底层青年独有，它正深刻地影响着乡城移民在城市中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然而时间荒背后的这种正统性的时间秩序却又深刻地影响着被访者对于自由时间与工作时间的体验、实践与想象。有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的被访者表示，自己之前甚至一度有抑郁症的倾向，而不得不向工厂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无疑，这种掩饰背后需要付出的情感劳动可能为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在自由时间与同事所进行的必要的社交活动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情感劳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压力与焦虑感。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型防水材料——ECM多功能弹性水泥防水材料。这种防水材料克服了传统的水泥脆性大的缺点，具有优良的弹性和较长时期内的柔韧性，同时具有上述各种防水涂料的多种优良性能，而且施工简单、维修方便，可广泛应用于各种防水工程。但这种防水材料的造价高昂，目前在我国尚未普及。
所有蚂蚁均从起始点出发，依据状态转移策略在第一列的可选节点中选择转移节点，选择完毕后对信息素进行更新，重复直至到达最后一列完成解的构建。在解构建过程中，若出现某一列可使用车组集为空的情况，即对当前解舍弃，返回第一列重新解的构建。解构建完毕后为所有经过节点的集合vij，解析后得到车组号与列车车次的对应关系。
（1）工作中心的、正统性的时间秩序
Eason（1998年生）初中辍学以后过了不久就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打工，虽然能拿到比老家高的工资，但是深圳的高消费水平与高强度工作都使初来乍到的他很难适应。尚未成年就要出来打拼，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经验，只是凭着男性身份和年轻的优势才找到工作，但又往往是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发展空间小的工作。相似地，在工厂工作的大雄（1997年生）虽然有拒绝加班的权利，但如果不加班的话，他仅仅能拿到2000多的底薪，而每天加班的工资则高达5000多元。对于他来说，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任务：他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每个月往家里寄2000多元钱贴补家用。然而他的自由时间被进一步缩短。他告诉笔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玩，哪怕只是去一趟距离深圳市的中心市区，他也需要先搭公交后转地铁，花上近3个小时。无论是Eason还是大雄，他们来到城市以后正在被以工作为中心的城市时间秩序纳入其中而无力反抗。他们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时间的贫困。正如潘毅所说，中国的工作场所是一种异化的存在，人为设置的规训时间介入、扰乱并重新组织了这些乡城移民的生活［21］。而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的中国，这种时间的贫困正是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22］。
弗里曼指出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时间政治，即社会通过对整个人口生命的性安排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27］。在中国的语境中，同化主义政治渐成主流的中国社会，“一个人要首先成为模范公民，然后才能要求社会和政府对自己‘宽容’和‘公平对待’”［28］。这种道德话语背后其实是一种城市的、中产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阳光健康、高素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及其对应的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正在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和线下世界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29］。而这种信息也正深刻地影响着底层社群对自己生命历程的认知、实践与想象。
宫颈成熟是能够顺利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1],因此在孕产妇实际生产过程中,促进孕产妇宫颈成熟,能够提高孕产妇分娩的安全性[2]。常见的促进宫颈成熟的方法有乳房按摩方法[3],本篇文章对乳房按摩促进足月孕妇宫颈成熟与分娩进行研究,讨论如下:
（2）手机上网与短暂的异托邦
无论是在自由时间还是工作时间，利用支离破碎的时间用手机上网为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提供了某种与工作中心、正统性的城市时间秩序进行协商的可能。这种协商是短暂、稍纵即逝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它构成了福柯所谓的“异托邦”。在福柯看来，乌托邦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地方，而是一种对现实的完美想象或倒置。而异托邦则是“一种确实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里，“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之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25］。我们看到椰子、Samking、大雄等人在工作中心的、正统主义的时间秩序的灰色地带去寻找异托邦的故事，他们一方面以边缘人的姿态游走于工作与生活之间，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努力寻找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自我，寻找属于他们的异托邦。正是在对异托邦的争论中，在空间被人们居住、生活、经历的不同方式中，中心与边缘、正常与越轨之间的关系的脆弱性昭然若揭［26］，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边缘人身上的能动性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所蕴含的更多的可能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异托邦往往与更加琐碎的、短暂的、不稳定的时间相联系。换言之，这些可供他们短暂逃离的时间与空间都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但是这个从看似无用的网络实践中诞生的“反场所”却构成了这些底层青年与工作中心的、正统的城市时间秩序协商的重要手段。
（1）生命历程时间
其次，是所谓的自由时间。即使在自由时间，大部分被访者都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同事、同学、老乡和朋友社交。全部的被访者都告诉笔者他们闲暇之余最主要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手机上网。除了游戏、看剧，他们一般都会或在社群社交圈所组成的微信群里，或在社交软件上和网友闲聊。虽然这种网络使用的方式并不会创造价值，不会带来贡献，但是对于这些底层青年来说却尤其重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来自江西农村的椰子（1995年生）。他本科毕业以后就来到深圳工作。从刚开始的月薪八九千，到现在的月薪14000左右，他的收入在所有受访者中算是比较高的。但是他每个月要把一半的工资寄回农村老家，自己虽然在市中心上班，却住在和工作地点两个小时地铁时间、月租只需要700多元的城中村。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晚上遇到加班的情况八九点钟才能回家。他告诉笔者他的日常就是上班下班、回家睡觉。而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玩游戏了。虽然他平时连衣服鞋子都不怎么买，住在月租700块的蜗居，但是有时候他会一次性往游戏里“砸”几万块。他说多充值可以拿到很多礼品、很多很好的装备，这样他就可以轻松“虐”其他人，会很有成就感。他的家人已经开始就婚姻问题给他施压；工作上也遇到了瓶颈，“再搞也不会搞到哪里去了”；生活上他一方面渴望着非正统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污名和因此带来的麻烦又在不断地抗拒和排斥社群。在忙碌的工作时间和麻木的自由时间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似乎只有在游戏里面才能找到成就感。他很自豪地告诉笔者，他在所有他玩的游戏里都是排名第一。在有的游戏里，他还可以选择女性的身份；而这样做似乎也能让他短暂地体验到对现实世界性别秩序的反叛。另一个例子是现在还在深圳某高校读研究生的Samking（1995年生）。Samking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普通的上班族并无二致：每天早上9点就要到实验室里工作，到晚上10点才会离开。他很少有时间和圈子里的朋友见面，最近3个月有5次和社群朋友见面的经历。对于他来说，除了网上聊天和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见面，他的生活并没有其他多余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闲暇时候手机上网聊天虽然只是没有“价值”的闲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这几乎构成了他以这个身份生活的全部。
这是采访的好机会，记者怎么会放弃呢。一个扛着摄影机的人屁颠屁颠跟在记者后面，俩人跑到牛黄丸面前。记者对着话筒兴奋地朝他说，我们电视台首先代表全市人民向英雄致敬！接下来，我们想请你谈谈自己是如何勇斗歹徒的事情？说完就把话筒递到他的嘴前。
“丁达，你所说的云织、猎影模式，就是刚才那个吹泡泡的模式吗？”壶天晓不解地问道，“怎样才能再次启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手机上网已经成为我国网民上网的主要方式。这在笔者的被访者这里也不例外。他们使用网络的方式似乎与普通网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根据上文提及现存文献中时间观来推论，闲聊、游戏、追剧、网络色情等等这些网络使用的方式往往会被认为是对时间的浪费：首先，它会占用其他可能的线上或线下活动的时间；其次，它可能代表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再次，它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最后，它可以创造快感，但并不能创造价值。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判断这些时间使用的方式是生产性还是消费性，而这里的价值又是对谁的价值？真实与虚拟、线下与线上是否真的泾渭分明？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手机上网的经验能够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的新的方向。
2.时间中的流浪者：互联网与想象的世界主义
本节将通过展示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认知、感受、体验与想象，以及互联网在其中所扮演的建构性角色，来呈现其围绕着生命历程时间与历史时间之交织所展开的多元时间性。也正是在这种交织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底层青年流浪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时间世界之中的旅行如何形塑着他们矛盾的主体性。
首先，是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玩手机、上网似乎并不少见。但是在极端的以工作为中心的时间秩序中，这样的“偷懒”却是不被允许的。大雄一直在抱怨工厂生活的无聊与压抑，而这种压抑很大程度上源于工厂的时间安排。大雄告诉笔者他每天最少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半。每隔2个小时允许工人休息10分钟。但是让大雄不满的是，工厂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即使在10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是不允许他们玩手机。大雄却一脸坏笑地告诉笔者，他总是会偷偷玩手机。他会和朋友闲聊，也会在抖音这些直播软件上看一些小视频。在他看来，虽然工厂明令禁止玩手机，但是趁人不注意通过手机在交友软件上发几条消息、在直播软件上看几个短视频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也会给他带来某种“越轨”的快感。在工厂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这种时间使用方式事实上就构成了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抵抗，一种对工作中心的、正统性时间秩序的协商。这同时也构成了对线下/线上、生产性/消费性、有价值/无价值等二分法的挑战—我们是该从工厂的角度还是网络使用者的角度来定义所谓的生产性与消费性，还有所谓的价值呢？大雄在工作时间通过手机上网是对线下现实世界的逃避，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切入如死水一潭的现实生活呢？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写于1950年，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一群进步青年为刺杀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派出最漂亮的女子王佳芝实施“美人计”。但在刺杀就要得手之际，剧情却戏剧性地发生逆转——王佳芝在老易为她买钻戒的过程中深受感动而改变初衷。
虽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商业化的、消费主义城市空间的扩张为底层身份认同的建立、亚文化的发展、社群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城市化带来的红利。恰恰相反，现代城市的城市治理与公民权交织在一起正通过这些空间形塑社群内部的等级体系，而处在较低等级的群体则被这些空间拒于门外［23］［24］。本文认为，这种排他性的空间实践部分的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底层群体自由时间的压缩与碎片化来实现的。笔者所访问到的大部分底层青年都住在深圳市的边缘地带，对于他们来说，夜店、酒吧、健身房等消费主义的城市空间与其背后的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实上，城市中以工作为中心的时间秩序仅仅为他们留出了仅能维持正常工作的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们极少有时间真的去四处探索这个城市，更不用说去享受城市中心区灯红酒绿的消费空间了。对于他们来说，手机上网才是最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大部分被访者都告诉笔者，没事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手机上网，甚至有时候在工作的时间也会用手机到网上“随便看看”。
虽然要真正实现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去想象这样的未来却容易得多。事实上，这种想象正在通过互联网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这些95后底层青年最初都是通过互联网去认识自己、定义自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去互联网上查相关科学信息，而是去急于知道跟自己类似的他人有怎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历的是怎样的世界。很多被访者通过互联网接触了耽美文学与漫画作品和网络红人的真实故事，也了解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长相厮守的浪漫爱情，看到了生活别样的可能。而正是这些耽美作品与乐于“秀恩爱”的网络红人成为这些底层青年羡慕与憧憬的对象，这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生活蓝图和希望。这种对想象与欲望的消费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也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进一步扩大［30］。
在解释水平理论基础上分析时间、心理距离下的赠品、价格促销的区别作用。在促销方式代表着水平与自身目标协调一致时，促销方式对购买者的抉择会出现更加良好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将从社会认知视角研究价格、赠品促销匹配高、低解释水平程度来进行，公开购买者掺杂促销信息的陷阱。除此之外，促销方式的本质如何作用于购买力、购买目标和购买行为是最为关键的，所以分析对厂家进行促销方式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与对现实的残酷体验之间的断裂在进一步形塑着他们当下的生命经验。对于大部分被访者来说，这样的断裂加剧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负面情绪，压力、焦虑、痛苦等词高频率地出现在笔者的访谈中，他们一边设想美好的未来，却不得不同时面对冰冷的社会现实。
（2）历史时间
迁移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位移，更是时间意义上的旅程，对于从农村老家来到深圳的底层青年来说尤其如此。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往往会被看作是一种时间性差异：农村被呈现为落后的、前现代的，而城市则与现代、工业化、先进等标签联结在一起。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在底层青年的网络使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出生、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大部分被访者表示他们在农村老家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网络，有限的接触令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与资源来完成身份认同。这种状况在他们来到城市之后才得到一定的改善。城市里相对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线上、线下社群的联结能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提供必要的条件。在他们的社群里，一个相当的共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份认同，仅仅满足于幻想的状态是“不够好的”，甚至是前现代的、异时性的存在［31］—事实上，帮助社群成员完成身份认同是深圳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重点。这种从城市到农村、从无身份认同到完成身份认同、从个体取向到社群取向的过程似乎又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从前现代时间性向现代的时间性、从异时性到共时性的转变。
这种转变对于一部分被访者来说的确是积极正面的，他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的红利，比如与社群联结能带来归属感，建立与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对另一部分被访者来说这可能带来更多苦恼和困扰，比如身份不确定的困扰，身为底层人的烦恼，面对现实生活的烦忧，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他们在老家时根本没有考虑过，因而也不曾遭受的。然而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对其出生成长的时代表示了极大的肯定，也都希冀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这个时代是很好的时代，与几十年前相比，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他们这些边缘群体能够更便捷地找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认识自己的“同类人”，令他们另类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表示出更加复杂的态度，他们肯定这个时代互联网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便利，但也会提到当下互联网上信息资源还相对稀缺、贫乏。无论如何，他们都非常乐观地坚信中国社会还会不断进步。他们会提到在微博、朋友圈看到的关于美国、台湾相关立法的消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未来也会不断地往对底层群体更加友好的方向发展。这不失为另一种想象的世界主义：他们消费的是对更“进步”“文明”“现代”的国家和地区的“乌托邦”想象，不是通过移民等实际行动去享受这样的生活。中国最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今后几十年的进步空间在他们的讨论中集中在对底层群体的态度和互联网发展上，换言之，他们对中国现代性话语所作的重新诠释和对中国现代化未来所作的想象是围绕着这两方面展开的。也许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种“现代化”是否必然是线性的、进步的、能惠及所有人的？
（3）小结
在本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所催生、助长的想象的世界主义成为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对自身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美好未来的想象的基础。但这种美好憧憬与残酷现实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他们面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焦虑与不安。他们的“旅行”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对生命历程时间与历史时间不同认知、理解与体验，以及这些不同中隐含的矛盾，这些矛盾必须被置于当前中国宏大历史背景的结构性限制与“庶民”能动性的交会中去理解。也许这些对现代化的想象，一如罗丽莎对中国女工的描述分析，只是“一个人们告诉自己的关于自己和其他人关系的故事”，他们置身于这个故事之中，却又始终不曾属于这个故事［32］。鲍曼说：“在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移动着。”我们之中，有的人是旅游者，有的人却是流浪者：“旅游者踏上游览之路，那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向往；流浪者四海为家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容忍的选择”；“旅游者一路绿灯方向，流浪者一路红灯止步”［33］。笔者访谈的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与鲍曼笔下的流浪者相似，被迫踏上征程。不同的是，他们是时间中的流浪者。如果说空间中的流浪者四海为家，却又无处为家的话，那么时间中的流浪者则是流浪于不同的时间世界，却又只能生存在不同时间的罅隙之中。
四、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围绕着互联网所展开的多重时间性，批判性地回应了当前学界关于青年群体网络使用的论述中僵化的时间性预设。笔者从个人日常生活时间、生命历程时间、历史时间三个维度分别阐述了这些底层青年围绕着互联网所展开的多重时间性。在个人日常生活时间方面，笔者呈现了工作中心的、正统性城市时间秩序如何重新形构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时间被不断地拉长，自由时间则被进一步压缩和碎片化，与此同时其私人生活变得愈发的不可理解。在这种背景下，手机上网对于他们重新定义日常生活的时间维度就显得异常重要。他们看似在做一些浪费时间、消费性的、无意义的事，但这些活动却是一种线上实践聚合体，为这些底层青年的自我生产创造了条件。更进一步说，手机上网是他们与霸权性的城市时间秩序的协商、创造属于自己的异托邦的重要手段。在生命历程时间与历史时间方面，互联网正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一种关于个体与整个社会的带有强烈世界主义色彩的美好未来，然而这却是一种想象的世界主义。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与对残酷现实的体验之间的强烈对比进一步强化了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面对现实的焦虑不安。无论是面对未来的向往还是面对现在的焦虑不安，都是无比真实的存在。这些底层青年旅行于未来/美好/想象的世界和现在/残酷/现实的世界之间，生活在时空的罅隙中，编织着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故事。
本文补充了现有研究对青年群体网络使用、互联网与时间、多元时间性的讨论。首先，本文挑战了学界在青年群体网络使用方面的僵化的时间性预设，时间往往被视为线性、稀缺、正统主义的，并且与新自由主义主体的制造密切相关。这种预设背后是理解网络使用者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线上的/线下的、虚拟的/真实的、有价值的/无价值的、生产性的/消费性的、集体取向的/个体取向的、工作/休闲等等，网络使用者的生活经验也变得僵化、生硬、支离破碎。本文对95后乡城流迁底层青年网络使用中所浮现的多重时间性的呈现挑战了这些二元对立，为还原青年群体鲜活的主体生命经验提供了可能的思考方向。其次，在互联网与时间方面，既有研究试图突破传统意义上对于时间的钟表式理解，但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忽略了时间的多重性，多以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去情境化的方式讨论互联网使用及其对时间性的影响。这些研究一方面倾向于就网络本身谈网络的影响，忽略了网络与其他结构性力量交织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研究集中在理论讨论或是简单的量化研究上，没有关注到网络使用者的主体声音，使研究局限在研究者的专家与学术角度，没有日常生活的厚度与立体性。本研究将被抽象化、一般化、去情境化的网络使用行为置于网络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观察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过往的生命经验如何形塑他们的互联网使用，而互联网使用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时间维度。当前的时间性研究大多是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学科视角出发，对所谓的“时间政治”做出批评，缺少来自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与来自底层群体的主体声音；另外，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生命历程时间讨论性与时间的关系，没有与已渐成显学的时间社会学研究结合，因而忽略了时间的多重性。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呈现出底层青年的主体经验以及其这些经验背后的多重时间性，拓宽了时间性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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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牧原：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
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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