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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0）02—0008—06
两宋时期，诗话大量涌现，诗歌批评之风盛行。作为南宋末年重要诗人的文天祥，虽然没有系统地提出过诗歌理论，但他的散见于题跋序记中的诗学思想却颇具识见，而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探讨文天祥的诗学观，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文天祥的诗歌创作，以及南宋后期诗歌批评的理论成果，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本体观
文天祥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有三种提法。其《罗主簿一鹗诗序》云：“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性情既发，诗为有声。閟于无声诗之精，宣于有声诗之迹。前之二谢，后之一苏，其诗瑰伟卓荦，今世所脍炙，然此句之韵之者耳。梦草池塘，精神相付属；对床风雨，意思相怡愉。”文天祥认为，诗是作者“性情”的抒发，诗与“性情”互为表里；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苏东坡《初秋寄子由》的“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都是作者“精神”、“意思”（即“性情”）的“句之韵之”。此可谓其“性情”说。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云：“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其《孙容庵甲稿序》云：“容庵孙先生，早以文学自负……晚与世不偶，发其情性于诗。”诗本来存在于人的“情性”中，此可谓其“情性”说。在《指南录后序》和《东海集序》里，文天祥又说他自己的诗和邓光荐的诗都是言“志”的：“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邓光荐“自五羊至金陵所赋，皆予目击，或相唱和……乃取友人诸诗，笔之于书。与相关者，并附。为后之览者，因诗以见吾二人之志”。此可谓其“言志”说。
文天祥的诗歌本体观，正面的、规范的表述，是《罗主簿一鹗诗序》提出的“性情”说；而“情性”与“性情”几乎是同一概念，至少是极为接近的；同时他又一再强调可以因诗而知作者之“志”。在《东海集序》里，文天祥先说明邓光荐的“客海南以来诗”而命名为“东海集”的原因，是要显示作者的鲁仲连义不帝秦之“志”，接着阐述《东海集》是邓光荐“动乎情性”，“于诗乎发之”的作品，最后又说明自己抄录《东海集》的目的是“为后之览者，因诗以见吾二人之志”。显然，“志”与“情性”在这里是相通乃至相同的。从《罗主簿一鹗诗序》和《东海集序》可以看出，文天祥对“性情”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它包括“志”、“气”、“精神”、“意思”等等因素，包括惊愕、悲愤、痛苦、烦闷种种感情，它几乎是人的整个主观世界。因此，《指南后录》第一卷“跋”坚信自己的诗作能“使天下见之，识其为人”。诗能反映作者的整个“为人”，是诗化的人格。文天祥诗歌本体观的三种提法，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基于对诗歌本质的正确认识，文天祥进而提倡“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的创作境界。《东海集序》评价邓光荐前期诗时说：“浑涵有英气，锻炼如自然。美则美矣，犹未免有意于为诗也”；至评价邓光荐后期诗则说：“盖至是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以后文字也。”他对“不能不诗”与“有意为诗”两种创作境界、创作状态的褒贬，是很明显的。《集杜诗自序》曾表明“予所集杜诗……非有意于为诗者也”。《集杜诗·怀旧第一百五》序云：“自百二十六至百三十八，皆师友之际，同列之情，死生契阔，不能自已也。”这两节序文同样反映了文天祥对诗歌创作境界的观点。诗是人的性情的抒发，这种抒发应该是自然的抒发，是“不能自已”的抒发；“有意为诗”，为写诗而写诗，难免影响真情实感的表达，有时甚至矫揉造作。文天祥前期诗也存在“有意为诗”的篇什，而后期诗则可以说都是“动乎情性”、“不能自已”之所作。
基于对诗歌本质的正确认识，文天祥又进而指出不同诗歌风格形成的缘由。其《跋周汝明自鸣集》云：“天下之鸣多矣……而彼此不能相为，各一其性也。其于诗亦然。”文天祥用喻证法，以自然界的“锵锵凤鸣，嗈嗈雁鸣，喈喈鸡鸣，嘒嘒蝉鸣，呦呦鹿鸣，萧萧马鸣”，因“各一其性”而所鸣不同，来论说诗人因为性情各异而风格不同：“鲍、谢自鲍、谢，李、杜自李、杜，欧、苏自欧、苏，陈、黄自陈、黄，鲍、谢之不能为李、杜，犹欧、苏之不能为陈、黄也”。跋文在结尾处又强调：“凡音生于人心，其所以鸣，则固同矣”。“音生于人心”，即诗出于性情之意，有感而发，动情则鸣，诗人所以鸣固同；而人心不一，性情各异，故所鸣不同；所鸣不同正在于所以鸣之固同，不同诗歌风格的形成，正由于共同的诗歌本质特征。
二、功能观
文天祥前期对写诗看得并不很重，其《跋萧敬夫诗稿》云：“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诗又小伎之游戏者。”这是文天祥前期的诗歌功用观。在《送赖伯玉入赣序》里，文天祥一方面称赞赖成孙（字伯玉）“自幼已好诗”，“于诗之道，其所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同时又“不止望其为前所称骚人墨客者”，而勉励赖成孙更有所进，以求“德成道尊”。《跋萧敬夫诗稿》也说：“予闻君之为学，沉潜坚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诗之上者”。对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而且是自己所敬佩的诗人，文天祥在前期的《送李秀实序》等三篇序跋中，三次引用“昔人谓杜子美读书破万卷，止用资下笔如有神耳”，颇有微词。他认为“读书固有为，而诗不必甚神”（《跋萧敬夫诗稿》）；他一再地把杜甫的读书写诗，司马迁的游天下作《史记》，同北宋哲学家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的“上书行都，纵观四方，后乃精思力践，以其学接孔孟之绪”相比较，认为子美、子长的作为不如横渠先生（见《送赖伯玉入赣序》、《送李秀实序》）。总之，文天祥看重立德闻道、做人为学，而视写诗为“小伎之游戏者”。
“立言”，在中国士大夫看来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目标。被汪元量称为“一代儒宗”（注：《浮丘道人招魂歌》。）的文天祥，是典型的中国封建士大夫，他一生孜孜以求的首先是立德和立功，对诸如孙复、张载、二程、朱熹等宋代哲学家、理学家他是十分推崇的，他的救亡图存、复兴宋室的立功意识始终是非常强烈的。他素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起兵勤王以后，他更明确地以鲁仲连、颜杲卿、苏武、张巡等功臣、英雄自许，他从来不满足于只做“骚人墨客”。相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写诗当然只是“小伎”了。我国古代历来有重视诗歌地位作用的传统，但到了宋代，这种情况起了变化，士大夫们对诗歌地位作用的看法有所降温，他们往往为人处世十分认真，写诗填词则有时漫不经心，他们甚至把写诗看得比作文还轻，正如文天祥所分析的：“本朝诸家诗，多出于贵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余为诗”（《跋刘玉窗诗文》）。文之余为诗，诗之余为词，这就是宋代士大夫对文学体裁“等级”的划分。文天祥前期对诗歌地位作用的看法，既有悠远的思想渊源，又受宋代时尚的影响。我国古代正统的诗学，十分重视诗的言志抒情和讽谕教化功能，而对诗的审美愉悦功能特别是娱乐功能是不予注意的。至宋代，这种情况也起了变化，诗歌的娱乐功能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充分的肯定。总体看，宋诗的娱乐色彩相当浓厚，众多“只成戏谑”（注：《沧浪诗话》。）的诗体大量涌现，欧阳修的“白战体”，苏东坡的“神智体”，王安石的集句诗，黄庭坚的药名诗等等，都很著名。分题为诗，酬唱应和，以此争奇斗工，即把写诗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和智力比赛，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填词，在宋代更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娱宾遣兴”的方式。文天祥的“诗又小伎之游戏者”的诗歌功用观，是深刻地打上了时代风尚的烙印的。正因为此，所以文天祥前期诗多应酬之作，有些诗还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其娱乐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宋代诗人重视诗的娱乐功能而没有抛弃言志抒情、讽谕教化功能一样，文天祥也并非只视诗为“小伎之游戏者”，他的诗歌功用观是发展变化的。在《指南录后序》和《集杜诗自序》里，文天祥分别表明了“悲予志”和“史有考”的诗歌创作动机，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诗歌功能的再认识。文天祥后期诗既具体地记载了历史的真实，又充分地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读文天祥后期诗，不仅“当年事迹，了如指掌”（注：文凤翀《鼎锓太祖全集跋语》。），而且“知其颠沛牢骚，唯思委身以报国”（注：文有焕《重刻太祖信国公文集序》。）；后人读文天祥后期诗，多“流涕感奋”（注：韩雍《文山先生文集序》。），“油然兴起其忠君爱国之心，固有泫然涕下，裂眦扼腕，思丧元之无地者”（注：王守仁《文山别集序》。）。文天祥后期是充分发挥了诗歌的言志抒情和讽谕教化功能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天祥后期更多地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认识功能。但是，即使是狱中所作的《集杜诗》200首，文天祥自称“非有意于为诗者”， 而采用“集句”这种高难度的诗体进行写作，很难说就没有一点“自娱”、“自遣”的因素。同样，文天祥的前期诗，即使是唱和应酬之作，不少仍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一定的认识价值。纵观文天祥整个诗歌创作实践和全部诗歌作品，他是言志抒情、讽谕教化和审美愉悦功能并重的，只是前、后期各有所侧重，对此，我们应该全面分析。
三、创作观
文天祥把修炼学养看作是重要的“为诗畦径”。在《孙容庵甲稿序》里，文天祥阐述了孙光庭诗歌“纵横变化，千态万状”的原因：“先生读书，白首不辍。皇王帝霸之迹，圣经贤传之遗，下至百家九流，闾阎委巷，人情物理，纤悉委曲，先生旁搜远绍，盖朝斯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无能出于寻丈之间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万象，所为容如此，此诗之所以为诗也。”文天祥认为，只有广阅博览，日积月累，有丰富、深厚的学问素养，持满而发，既溢而泻，才能写出好诗来。在《东海集序》里，文天祥又分析了邓光荐诗歌“浑涵有英气，锻炼如自然”的原因：“于诸大家，皆尝登其门而涉其流。其本赡，其养锐，故所诣特深到。”同样强调了诗人学养的重要。文天祥重视诗人学养，同他的诗言性情说是相联系、相一致的。他认为，人“为性不出乎刚柔，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送彭叔英序》）。诗歌是抒发人的性情的，而人的性情是要靠“学力”陶冶的，丰富的学养可以陶铸纯正的性情，发之而为优秀的诗歌。
与江西诗派末流一味向书本乞讨迥然有别，文天祥在重视诗人学养的同时，也强调生活经历、社会实践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其《跋刘玉窗诗文》云：“予尝造玉窗之庐，环堵萧然，青山满户，真诗人之资也。”指出了生活环境是诗歌写作的客观条件。《跋王道州仙麓诗卷》说：“仙麓屋九仙下……至其当舂陵龙蛇起陆之际，山窗昼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咏之度，是丸倒囊，矢破的，无地不然也。”指出了诗情是客观外物感发的结果。对赖成孙“挑包负笈，将四方上下求为诗”之举，文天祥虽然希望赖成孙通过游历所为更“深远”，同时也充分肯定其宜春、章贡之行必能获取诗材，激发诗情，“触目为思，开口成句”，“虚而往，实而归”，确是为诗之道（见《送赖伯玉入赣序》）。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天祥的《东海集序》概述了邓光荐“自丧乱后”的遭遇，指出“凡十数年间，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之事，友人备尝，无所不至。其惨戚感慨之气，结而不信，皆于诗乎发之。盖至是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揭示了邓光荐的《东海集》诗来源于他的生活实践。还有，《指南录后序》详细追叙自己出使元营、被押北上、京口脱逃、跋涉长淮的出生入死的经历，揭示了这一“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的患难之遭，正是《指南录》诗创作的缘由和源泉。在众多诗话着意于字眼、句法、用事、押韵之类的琐碎探讨的时候，在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讲究模仿点化，热衷于字面上的拟古翻新的时候，文天祥自觉地意识到并充分地揭示出生活、实践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文天祥并非无视于诗的形式和技巧。羁留元营期间，“中原遗黎”信云父曾向文天祥请教“诗法”，文天祥“因举宫词数章，比兴悠长，意在言外，云父恍有所得”。从《信云父二首》这段诗前小序可以见得，文天祥是重视“诗法”，精通比兴的。《集杜诗自序》曾说：“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这段话其实也是文天祥后期诗所用写作方法的“夫子自道”。从文天祥诗歌创作的实践看，他是善于灵活、恰当地选用各种诗体、各种写法，使之同思想内容和表达相适应、相吻合。只是在这方面没有更明确的表述。
四、品评观
文天祥对历代诗歌和重要诗人，多有点评，虽属“零敲碎打”，只言片语，却不乏真知灼见。综合起来看，文天祥的诗歌品评观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推崇《诗经》，倡导古风。文天祥曾多次论及古代诗歌的流变，其《张宗甫木鸡集序》云：“三百五篇，优柔而笃厚。《选》出焉，故极其平易，而极不易学……《诗》非《选》也，而《诗》未尝不《选》，以此见《选》实出于《诗》，特从魏而下多作五言耳。”《萧焘夫采若集序》云：“《选》诗以十九首为正体。晋宋间诗，虽通曰选，而藻丽之习，盖日以新。《陆士衡集》有《拟十九首》……后江文通作三十首诗，拟晋宋诸公，则十九首邈乎其愈远矣……十九首上，有《风》、《雅》、《颂》四诗。”《八韵关键序》云：“魏晋以来诗，犹近于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后，条贯愈密，而诗愈漓矣。”《跋李敬则樵唱稿》云：“三百五篇之诗，间出于田夫野叟之作，当时樵者，固多能诗。自晋唐来，诗始为一道，而作者有数矣。”从上述序跋可见，文天祥对《诗经》是我国古诗之发端的确认，对《诗经》主要来自民间的推断，对我国古代诗歌由群众集体创作发展到文人创作这一趋势的分析，对魏晋六朝诗的总体评价等等，都是颇为有识的。而尤其重要的是，从上述序跋我们更可以看到，在文天祥心目中，《文选》不如《诗经》，六朝诗不如十九首，晚唐之后诗，则等而下之了。文天祥推崇《诗经》，是因为“三百五篇，优柔而笃厚”，“出于性情之正”；赞赏十九首，是因为“十九首悠远慷慨，一唱三叹而有遗音”，《诗经》和十九首体现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对晋宋间诗，文天祥是不满其“藻丽之习”、模拟之作的；对晚唐之后诗，则尖锐批评其“条贯愈密，而诗愈漓”。我国古代近体诗成熟于盛唐，诗歌格律对繁荣、促进诗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晚唐之后，则有“妄立格法”（注：《蔡宽夫诗话》。），片面追求声律、对偶的倾向和浮艳纤巧的诗风。至南宋，江西诗派占据诗坛统治地位，其末流越来越趋于形式主义；“四灵”诗派改学晚唐，刻意雕琢，费心苦吟，仍不免内容贫乏、题材狭窄、意蕴浅薄之病。“条贯愈密，而诗愈漓”的批评，可谓正中时弊。文天祥推崇《诗经》，称赞十九首，其实质是要求恢复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以扫除南宋诗坛的积弊陋习。
二是注重内容，大处着眼。同诗歌本体观、创作观相一致，文天祥对诗歌的品评首先是看思想内容，看诗所表现的作者的性情、品格。
文天祥对楚辞没有具体的评点，但也曾一再声称自己在狱中“初度感骚经”（《生日》），“高歌《离骚》赋”（《偶成》），可见他对屈原作品的喜爱，而喜爱的原因就在于他同屈原在坚持爱国主义理想上一脉相承，极其相似。文天祥对陶渊明诗也是喜爱的：“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白衣送酒来，把菊卧东篱”（《发彭城》）。喜爱陶诗的原因同样在于作者的气节和人格。文天祥学杜诗，首先着眼于杜诗的爱国“情性”和“诗史”价值，这是众所周知、多有论及的。《指南录·出海》其二曰：“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吟啸集》有《陈贯道摘坡诗如寄以自号，达者之流也，为赋浩浩歌一首》诗，反映了文天祥后期对苏轼诗歌的喜爱，个中缘由，显然是苏诗所表现的旷达情怀。值得注意的是文天祥对诗歌作品艺术特色的评论，往往结合着思想内容，从整体感受落笔，比如，以“纵横变化，千态万状”评孙光庭诗（《孙容庵甲稿序》），以“駸駸颜、谢间风致”评萧焘夫诗（《萧焘夫采若集序》），以“激扬变动，音节可爱”评周性初诗（《跋周汝明自鸣集》），以“如行山阴道中，终日应接不暇”评胡日宣诗（《跋胡琴窗诗卷》），以“有冲邃闲远之韵”评赵靖斋诗（《跋赵靖斋诗卷》），凡此，均从大处着眼，而不就形式技巧作琐碎探讨，这也是文天祥与江西诗人大异其趣之处。
文天祥的诗学观虽然不够系统、严谨，对具体诗人诗作（特别是宋代大家名作）的品评不够广泛、深入，但已涉及我国古代诗学的主要方面，框架基本完整，并且拥有许多正确、精到的见解，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掘、利用这一宝贵的诗学遗产。
收稿日期：1999—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