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工作（连载五）
——在藏族老乡家里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文/薛庆超
一座简陋的藏族房子记载着长征关键时刻的重要会议
红军长征，曾经过苗族、羌族、回族、藏族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其中，红军长征经过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沟乡，有一个藏族村寨叫高吉村，有一座破旧简陋的藏族房子闻名遐迩，它就是长征中著名的俄界会议会址——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地方。
笔者曾仔仔细细对高吉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高吉村不大，藏族村民也不多，是一个小村庄。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期间，由于与会同志大多是南方人，不懂藏族语言，与藏族村民沟通时，双方的汉藏语言不顺畅，误把高吉听成了俄界。于是，高吉会议被写成了俄界会议。这就是长征中有俄界会议而地图上一直没有俄界地名的原因。后来，经过有关方面调研和老同志回忆，互相印证，最终确认，俄界会议就是在藏族村寨高吉村一位藏族老乡家的房子里举行的。
高吉村这座召开长征中历史性会议的房子，十分简陋，平淡无奇。上下两层，第一层藏族老乡用于日常生活，有农具、生活用品，房子中间有一个火坑，里面燃着火。
俄界会议就是围绕着这个火坑举行的，与会同志一面发言，一面讨论。第二层是卧室，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上面。第二层依托地势，后面还有一个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外边。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回忆说：“俄界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我记得，俄界会议是在藏民居住的一个临时棚子里开的。居民用干牛粪作燃料，小小的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我们管它叫‘牛屎房子’。”笔者实地考察，确实如此。只是现在墙壁上缺少了“牛粪饼子”。
俄界会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决定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向陕甘进军
一是在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后，重新确定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阐述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时指出：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这就明确将向陕西、甘肃方向进军作为战略方针。根据形势变化实事求是地确定行动方针和策略，是长征中屡次转危为安的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思想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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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清、李德等。周恩来因重病未参加会议。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
经过与会同志讨论，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军队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指出：“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及战略任务，我们军队的编制应有改变。”取消师的建制，保留团，“团不设营，每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上层领导机关要缩小，“保卫局缩小到最低限度，合在政治部一起。政治部不要超过六十人，司令部缩小到一百三十人，建立团一级的健全机关”。中央机关能够合并的，应合并起来。
1) 经洋山港东支航道和金山航道的内支线过往船舶较多，日均286艘次，船舶类型较为复杂，速度差别较大。
俄界会议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这两个报告。
段主任几乎将听诊器往我前胸一搭，便一口断定说，是我的气管堵了。接过C T片一看，便更加确定了。迟疑地问：在当地医院看过病吗？我说：看过。段主任问：拍过C T吗？我说：拍过。老婆见问，连忙把在家拍的C T片递过去。段主任看过，指着片上一小片阴影儿说：看见没，你气管里这东西长了。
俄界会议遗址
俄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巩固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
杨尚昆回忆说：
需要注意的是，为将来做长远的考虑，并不是基于空想，而要通过积累、总结经验和教训，慢慢提高思想意识的敏感度，及时察觉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加以杜绝，或在危险发生时采取万全之策，比较顺利地克服它。总结经验教训，也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
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做结论。毛泽东指出，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做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做。中央仍然坚持北上的方针，但现在只有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所以应该有所不同。“目前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靠近）苏联边界（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向东发展”，这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否能够实现呢？毛泽东说：“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马上做组织结论，是否下‘哀的美敦书’，不应该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要做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各种名义（林聂、彭李、李德）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毛泽东还讲到“加强党内团结问题”“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中共中央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组织反党小团体，公开对抗中共中央。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共产党员，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
俄界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组成编制委员会，李德为主任，继续研究部队的编制问题。
选取社区医院2016年1月-2017年1月就诊患者360例,男195例,女165例,年龄38-68岁,平均(52.5±4.0)岁。入选标准:①所有患者均为常见病就诊治疗,无危重疾病情况;②患者均需给予药物治疗方法,无药物禁忌症情况;③对于本次研究,患者均确认同意配合。社区药房于2016年1月起实施药学服务,实施前后就诊患者分别为180例,在年龄、性别一般资料上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可做比较分析。
在藏族老乡家里召开的俄界会议，保证了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最终实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俄界会议是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其主要历史功绩是：
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纵队（军委纵队）、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由四川若尔盖草原到达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沟一带，与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会合。当晚至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达拉沟高吉村一座藏族房子里召开。此即俄界会议。
二是俄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原则分歧，分析了“张国焘同志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谴责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和“军阀主义的倾向”。当时，毛泽东为了挽救张国焘，一直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主张把斗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直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作了传达。《彭德怀自述》回忆：“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高吉村）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1935年9月12日，我们到了甘肃迭部县的俄界村（今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以下的措施：一是再次致电忠告张国焘等，电文开宗明义就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敦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二是9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14日，又电张国焘，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三是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和我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但公开的布告只用彭德怀和我署名，毛主席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红三军团出来了。
三是俄界会议一致同意缩编部队。红一方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第三，大力加强服务水利的基础能力建设。重视水利科技推广工作，加强水利重大先进技术装备的引进研制和示范。强化水利机械设备质量监督能力建设，提高水利现代化水平，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加大水利人才培训开发力度，充分发挥水利部党校等阵地作用，落实全国万名县市水利局长培训计划，统筹推动各类水利人才队伍协调发展。
精简机关，减少层次，压缩编制，部队机动灵活，增强了战斗力，便于指挥和作战；部队目标缩小，便于穿越敌人封锁线。尔后，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越过渭河，翻过六盘山，吴起镇击敌，长驱千余里，基本顺利，只损失千余人。
四是中共中央在危难中更加团结一致。俄界会议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更加巩固。这时，遵义会议下台的博古和李德都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中共中央俄界会议达到遵义会议以来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人心齐，泰山移。”这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率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结束长征的重要保证。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藏族区域，攻克腊子口，进入陕甘地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俄界会议后，193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团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9月15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多次劝阻，通过川康省委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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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监理单位和需要承担的任务不相符合，进行实际管理的人员和工程项目的监理之间具有很大的差距，所聘请的监理人员并没有根据实际施工情况进行监理规范和程序的认识和调整，设计方案、审查变更及监控检验等与实际施工不符也没进行调查和调整。监理人员的监督管理职责意识不强，进行现场管理不到位，不能发现施工中的质量问题，对于质量的问题也是视而不见等等，这样将严重影响工程质量。
俄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革命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
事业单位与一般企业有着较大的区别，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工作的重点上，更加侧重于增强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制度性，提升各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因而对于财务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改进财务管理，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对事物转化预留充分余地，为后来红四方面军北上陕北准备了条件。
杨尚昆回忆说：
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Platt[1]在研究有机染料时发现了电致变色现象,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以来,大量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能源枯竭等问题[2],使得如何有效地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成为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能源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近20年来,电致变色薄膜在智能窗[3]、大屏幕显示、平板显示器、汽车后视镜、挡风玻璃等[4-6]方面的潜在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大家都很气愤，我和剑英等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主席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只限于党的高层，我们这一边连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而张国焘呢，已在四方面军中造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谣言，许多指战员连北上和南下之争的焦点在哪里还闹不清楚；何况，不少人本来对张国焘有迷信，有的甚至把他看成“活神仙”，说他手中有“宝”，能掐指算出敌军的行动。这个“宝”，其实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所以俄界会议的决定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却召开3000人的大会，在马尔康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对叶剑英和我“免职查办”。（中央文献出版社《杨尚昆回忆录》，第 147～149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阐述中共中央北上方针，说明张国焘南下逃跑，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被迫向西康西藏地区退却。中共中央向张国焘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随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向天险腊子口方向进军。
天险腊子口是甘肃南大门，是红军北上必经之路。如不迅速突破，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将被逼南下重返草地。俄界会议后，毛泽东在俄界河畔斜坡上召集营以上干部动员会，下令红军兼程北上，赶在国民党主力部队全面封锁之前进入甘肃的汉族区域。
9月13日晚上毛泽东夜宿达拉沟口，9月14日赶到白龙江南岸麻牙乡旺藏寺。这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高吉村一带后的第一站。从高吉村沿着达拉河到旺藏寺，沿途经过藏族区域，全是傍河顺流，逶迤而行的弯曲土路，至少百余里。沿着达拉河边的陡峭石壁，只有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一些险恶地段只有木板铺成的窄窄的栈道悬挂在峭壁上。红军工兵在担任前锋，随时修复沿途损坏的栈道和木桥。行军时，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掉到达拉河中，很难有生还的希望。
由于国民党政府操纵地方反动分子的袭击，使红军行动艰难缓慢。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出达拉沟损失了几百人，先头部队一位团长也牺牲在达拉沟一带。
中共中央到达旺藏寺旁茨儿那村时，毛泽东住在一个藏民院落里一套房子的第二层。在茨儿那村一带，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长征中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总供给部部长的老革命家林伯渠，丢失了驮着辎重的骡子，其中包括120两黄金。这是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的全部“老本”了。对此，《林伯渠日记》做了详细记载。
在茨儿那村，毛泽东给红一军团下达了必须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这个任务交给了具有“开路先锋红四团”称号的红一军团第四团。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曾对党史部门回忆说：毛泽东在茨儿那（旺藏寺）曾经用一篮辣椒为红四团壮行。茨儿那地处白龙江河谷，气候温润，盛产辣椒。9月14日，杨成武率红四团出发前，毛泽东专门召见杨成武和红四团团长王开湘，下达命令，部署任务，面授机宜。最后，毛泽东交给他们一篮子当地特产——辣椒。其意思不言自明——请同志们在困乏时用辣椒解乏提神，不要休息，不顾疲劳，连续行军，昼夜兼程，奔袭天险腊子口。
9月15日，毛泽东率部到达黑拉。9月16日，到达黑朵寺（黑多寺），决定夺取天险腊子口，打好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
随后，中共中央指挥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攻克腊子口，进入陕甘地区，与陕甘红军、陕甘地区中共组织、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胜利会师，结束长征。
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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