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与亚太和欧盟国家的经济关系(2)_经济论文

2020年中国与亚太和欧盟国家的经济关系(2)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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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研究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的战略和侧重点,还必须分析中国的发展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及各国对中国的战略。

1.中国——欧盟关系

欧盟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关系是核心,欧盟与华矛盾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1995年欧盟制定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其对华新政策的宗旨是最大限度的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它是以欧盟的全球战略及政治、经济形势为出发点制定的,试图通过在亚洲及中国的努力来提高欧盟的综合实力,增强其国际影响,实现全球战略,在21世纪与美、日三分天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显示的巨大市场潜力又深深吸引着欧盟,而欧盟为给疲软的经济注入活力,又需要开拓外部市场;中国是世界最具有活力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美日已捷足先登,落后的欧盟自然要奋起直追,并且有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关系的愿望。但目前中国和欧盟的经贸关系,与双方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很不相称,1995年共有380亿美元资金投入中国,欧盟仅占9%,中欧盟贸易只占欧盟外贸的1%,在欧盟与第三国贸易中所占份额也只占2%多一点。

在欧盟中,德国是中国的最主要贸易伙伴。从1993年德国制定亚洲发展战略以来,中德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之间不但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且技术合作交流领域广阔。这是由于尽管目前在六大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德国与美国相比不占优势,但德国在汽车、机械、化工等传统工业领域仍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优势,而这些产业又是中国在2010年前重点发展的产业,可见加强与德国的经贸联系不但有助于我国避免对日美经济依赖过多,而且由于德国没有美日那种害怕中国崛起的戒心,相对更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我国更容易实行用市场换取对方某种让步,换取高技术,换取高精尖产品,而这些技术和产品又是难以在日美两国获得的。由于欧盟是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尽管欧盟制定“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但并不具备实际约束力,对华政策各国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抓住对华友好、同时又是欧盟火车头的德国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影响和促进欧盟与中国建立战略的、长期的、合作的经贸关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到共同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目的。

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诚然有着长足发展的前景。一是双方发展经贸关系的潜力大,目前双方在各自外贸、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很小;二是双方互有吸引力,中国的大市场对欧盟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样,欧盟集团内的统一市场和优惠待遇也吸引着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设厂,因为只要在统一欧盟成员国或即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投资设厂,就立即可以或待东道国加入欧盟后就可被视为欧盟集团内企业,其产品之营销在欧盟各成员国内享有同等优惠待遇;三是双方还可充分利用横跨欧亚两洲的大陆桥(铁路运输线),不仅把中国、而且也把日、韩、朝、蒙、印支国家的经济跟欧盟各国经济更紧密联结在一起;四是双方发展经贸关系和进行广泛合作,在客观上对美国在世界领域内的霸权主义行径起着抑制作用,这也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然而,应看到,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仍在欧美,而且首先是在欧洲,即优先发展欧盟与中欧、东欧、独联体及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经贸关系。自东欧国家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东欧和波罗地海三国市场就成了欧盟、美、日争夺的目标。可以说,欧盟与美、日争夺世界新兴市场的主战场,首先是在东欧和波罗地海地区。与“北约”实现政治联盟的“东扩”相呼应,欧盟也积极推行经济联盟的“东扩”。欧盟凭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已先后与这些国家签订了联系国协议,最终要把这些国家接纳为成员国。同时,欧盟与地中海南岸国家也于1995年11月底举行外长会议,通过“巴塞罗那宣言”和一项政治方案,宣布欧盟同地中海南岸国家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并要在2010年前建立一个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同时,欧盟也承诺在今后5年内提供60亿美元的援助,用以加强教育和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这是欧盟南下战略的重要步骤。或许标志着欧盟开始把注意力部分地从东欧国家转向其南翼国家,或许标志着欧盟已开始形成“东扩”、“南进”的两翼战略。但不管怎样,这都表明欧盟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推进欧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开拓东部新兴世界市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上,对亚洲地区的新兴世界市场的争夺虽已予以重视,但尚未处于战略的优先位置上。

不仅如此,从目前情况看,欧盟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各国纷纷紧缩财政开支以力争达到马约的标准,无力对欧洲以外地区大举投资。况且,一方面欧洲经济一体化使欧洲本地区的贸易与生产更有利可图,欧盟企业可以在这个统一大市场内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欧盟政策也鼓励本区域内的投资活动,例如对于本区域内不发达地区的成员国私人企业提供补贴,而且随着中欧、东欧、波罗地海地区跟欧盟的关系日趋密切,这些地区以其地理、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优势,对欧盟中小企业极具吸引力,因而无疑会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竞争欧盟直接投资的强有力竞争者。所以,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欧盟国家也无力大规模地把资金、技术转向亚洲发展中地区。

另外,欧盟的亚洲新战略是欧盟在冷战结束后为适应新形势而进行的战略性调整;欧盟对华战略乃是它的亚洲新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亚洲新战略中,除了重视对华关系,还十分重视发展与亚洲“四小龙”、越南、马来西亚、东盟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欧盟诚然想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开拓中国市场,但从根本上看没有脱离西方国家总体利益的大框架,对华也基本上采取“融进”策略,把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用多边组织或国际组织的各种规章制度来约束中国,也利用一些问题来压中国开放市场。不过,欧盟的做法要比美国缓和得多,而且各成员的态度与做法也不尽一致。尽管如此,可以预计到2010年以前,欧盟中许多国家如德、英、法不可能上升为中国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

2.中国——俄罗斯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把俄罗斯和中国列为两个新的主要对手,并希望借助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进一步削弱俄罗斯,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但美国对中、俄两国的牵制和遏制又促使中俄两国重新走到一起,结成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两国的共同目标是反对美国称霸世界。俄罗斯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欧美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矛盾,从战略上看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甚至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其用意也在于牵制美国和欧盟。

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浪潮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俄罗斯也认识到如今俄罗斯要进一步发展,除了建立市场机制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实现纳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俄罗斯希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部分技术资源以及日本、韩国的资金和技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另一方面也为向亚太地区推销其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创造条件。为此,俄罗斯目前很想东出太平洋,尽快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可是,俄罗斯不仅在欧洲方面受到“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的压力,而且它“东出”亚太又受到美、日、加等国的阻挠。在后一方面,俄罗斯寄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

中俄两国产业互补性很强。俄罗斯可向中国提供原材料、燃料及成套设备,对能源、煤炭、冶金等方面的工业项目进行技术改造或新建项目,同是由于中国还有许多50、60年代的苏联援建项目或引进的设备,俄罗斯可提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改建或更新;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轻工消费品不发达,中国的日用消费品在俄罗斯有很大市场。

中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也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机械设备、核电站的兴建等均为俄罗斯重工业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其中有些技术是中国难以从欧、美、日获得的,而俄罗斯的这些产品又难以在其他地区找到如此大的市场。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有利于俄罗斯经济走出低谷,同时俄罗斯的原材料、燃料又弥补了我国产业瓶颈。加强这种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不但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俄罗斯经济毕竟元气大伤,双边贸易和结算方式不规范、贸易伙伴缺乏信任等原因,导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只占很小比重,双方投资也很少,因此在俄罗斯转轨完成前,在俄罗斯经济实力获得充分恢复前,即至少在2010年之前,尽管中俄经贸关系虽有发展,但俄罗斯难以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经贸伙伴。

3.亚太地区的三个“三角”关系

亚太地区一向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首要重点地区,目前中国有70%的进出口贸易发生在这个地区和近90%的外资流入来自这一地区。这一局面在2010年之前不会改变,在2010年之后还将继续一个时期。然而中国在亚太、东亚地区所面临的,则是一个主要由大、中、小三个层次的“三角关系”所构成的新格局。这三个“三角关系”是:大三角(中、日、美)、“中三角”(中国、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小三角”(大陆、香港、台湾)。

大陆、香港、台湾这个小三角之间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地区间经贸关系。香港、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个“小三角”的相互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大有盛衰与共之势。大陆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通过香港,约有4000家中资公司进入香港,香港约90%的制造业企业已移往大陆沿海地区,后者成为香港的加工工业生产基地,香港与这些地区已形成前店后厂、唇齿相依的共存关系;海峡两岸贸易发展很快,大陆已成为台湾的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地,港台还是大陆的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目前港台是大陆的第一、第二号投资伙伴。目前香港已回归,海峡两岸政治上割裂状态也无法阻挡两岸经济互补、互济、协同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与港台毗邻的华南沿海地区经济每年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个别特区甚至达到30%,并且正在与港、台形成一个有强大生机的“华南经济圈”。随着这个地区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不仅中国的统一将会水到渠成,而且这个“华南经济圈”将成为21世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中心和持续增长的推动力量。

在“中三角”关系中,中国大陆、“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中国一方面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有较大的互补性,既能接受从“四小龙”转移的成熟产业的技术,也可将本国的某些成熟产业和技术转移到东盟国家,另一方面又与它们有相当竞争性,中国的钢铁、化工、机械、造船等行业会与“四小龙”冲突,而轻纺、服装、建材等产品又会与某些东盟国家的同类产业相撞击。但总的来说,“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而东盟国家的竞争性可能大于互补性。由于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发展潜力较大,双方又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且有争取经济繁荣和独立主权的共同利益,同时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有利于其身的经济增长,缓解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对其冲击。可见,尽管东盟与中国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但并不妨碍中国与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扩大经贸关系。“四小龙”中的韩国与中国1992年才建交,但韩国已成为继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伙伴国,据韩方统计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投资国,1995年两国进出口贸易额高达169.83亿美元。在中国重点发展的重化工领域,韩国均具有投资能力。从韩国的现代、大宇、三星、金星等大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活动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国急需发展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如能源、建材、化工、机械、汽车制造、电子、通讯等行业。还由于韩国是一个以发展自己技术为特点的经济,具备与中国合作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韩的经贸关系会不断加强。

中国、日本、美国这个“三角”之所以称之为“大三角”,不仅因为这三国的经济规模大,它们自身的荣衰起伏的影响所及,都会超出本国国境;而且它们之间双边经贸关系发生震荡或冲突(如1995年发生的美日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关系危机等),在地区内有着全局性的影响。这三国在经济上有互补的一面,但也有摩擦、冲突的一面,加以美、日都想占据亚太地区经济的支配地位,而中国将遵循独立自主方针在这一地区积极发展双边的、多边的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因此,这个大三角的经贸关系中将充满联合与摩擦。这就要求这三国政府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审慎态度处理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化解分岐。对于维护地区的经济稳定与政治安定,三大国应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

4.中国——日本关系

90年代以来,中日经济贸易往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进一步加强,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开始超过美国,而成为中国的第三位投资伙伴。

虽然90年代以来出现中日经济关系加速发展的好势头,但也不能忽视存在的消极因素。例如(1)日本政界、工商界有些人担心中国经济通过快速增长而从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变成现实的竞争对手,参与炮制“中国威胁论”;(2)他们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会给日本提供巨大市场,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商品、资本、技术进入东亚市场而损害日本的利益;(3)日本对亚洲地区的私人直接投资主要瞄准东盟国家,而非中国;(4)他们企图通过经贸手段接近港台,以牵制华南沿海地区。上述消极因素,将会不时地给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带来干扰。

尽管如此,中日经贸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仍属主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大。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不仅符合日本“脱美入亚”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的利益。90年代以来,随着来华投资的日本大跨国公司增多(目前日本最大的20家中已有17家来华投资),日本投资单个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从1993年84.8万美元,提高到1994年147万美元和1995年280万美元;投资方向也开始从加工贸易型转向高技术含量、高资金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在中国市场上由于受到美国、“四小龙”及欧洲国家的严重竞争,日本也不得不开始在华投资生产过去不愿在华研制的某些高精技术产品。日本有些机电行业企业已从投资生产一般家电产品转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微机、半导体等产品。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日本急于摆脱目前困境的迫切心情,在汽车、家电、半导体、微电子、机械及钢铁等行业扩大经贸合作,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5.中国——美国经贸关系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从结构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是美国业已丧失或正在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是中国纺织品、服装、玩具的头号买主;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主要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市场对美国农业及航空航天等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为美国的电子信息、服务业、核能、航空航天等美国具有优势的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

本来,美国与中国建立经贸关系,比其它主要发达国家都晚,但它对华贸易和投资都增长很快,已成为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和第四号投资者。据美国统计,在1991年到1996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每年平均以16%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在同时期对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只11%,美国对世界其它地方的出口每年只增长7%。美国打入中国这个“新兴的世界市场”的急切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美中经贸关系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已不能再继续沿用冷战时期对华实施的旧战略,于是转而采取所谓“融进”(Engagement)的新战略。因为:(1)尽管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但其在世界经济总体中的相对地位已下降,其国内总产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已下降(从1965年的34.3%降到1990年即冷战结束前的24.1%),而欧盟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已超过美国,日本则在人均产值方面超过美国。虽然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情况均超过欧盟国家和日本,则未改变美、欧、日三大经济力量的大格局。因而在全球许多问题上,美国不得不求助于或有赖于盟国的支持,但在遏制中国问题上,日本、欧盟、俄罗斯从各自利益出发决不会支持美国,也就无法孤立中国。(2)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美国所垂涎的“新兴世界市场”中的一个最大市场,美国若一意孤行对华一味“遏制”,势必失去中国市场而给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可乘之机,反将自身孤立于中国市场之外,这对美国企业界来说简直是个“自杀”政策。(3)美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的真正潜在的经济竞争对手是日本,而俄罗斯一旦在独联体范围实现经济、政治,甚至国际一体化之后可能成为美国的新对手,美国在牵制日——俄方面也需要中国的支持,此外,美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这就迫使美国不能不认真考虑与中国的长期战略关系。正是这种长期战略的考虑以及进入中国市场的现实要求,驱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

美国对华的“融进”新战略的基点,就是“保持接触”,因为美国要进入中国市场就非“保持接触”不可。不仅如此,这个“融进”战略主张在“保持接触”的基础上,利用双边的和多边的安排(WTO、APEC等)来约束中国,将中国纳入美国支配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对华虽转向采取“融入”战略,但不意味着完全放弃“遏制政策”。而且,美国在推行“融入”战略时,不仅对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提出苛刻“条件”,而且还不时地挑起各种政治事端和经济纠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就范”,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美国的这个对华新战略,将会不时地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冲击。总而言之,虽然美国凭恃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地制造各种经贸纠纷政治事端,有时竟敢冒更大风险把这种冲突推向破裂或贸易战争的“边缘”,却又不能不顾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在最后一分钟止于“边缘”,实行某种“妥协”。今后中美经贸关系总是好一阵,坏一阵;一阵热、一阵冷;一会儿剑拔弩张,紧张得很,一会儿又会戏剧性的“妥协”,握手碰杯。我把美国对华实行的这种策略称之为“贸战边缘”策略或“边缘”策略,同冷战时期杜勒斯先生曾推行的“战争边缘”策略相似。

结束语

(1)虽然欧盟、俄罗斯在2020年以前不大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但我们仍应本着对外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方针,尽可能地扩大对它们的贸易与合作。鉴于欧盟是一个封闭性集团,我们应着重在双边的基础上分别与各个成员国开展经贸关系,并有重点、有选择地在某些成员国或未来成员国(如东欧)投资设立生产基地,生产欧洲产品,行销于欧洲统一市场。

既然中国对外经贸活动在跨世纪的时期内仍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而中国在该地区所面对的主要是一个由三个层次的“三角关系”所构成的格局,那么,最佳的战略选择应是:立足于“小三角”,争取“中三角”,周旋于“大三角”之间。所谓立足“小三角”,就是首先集中力量做好:充分利用、发挥大陆与港台的经济优势互补,优先确保华南经济圈的经济活力及快速、平稳发展,使之继续成为活跃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所谓争取“中三角”,就是充分发挥、利用中国与东盟、韩国、新加坡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减少其竞争性,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争取逐步做到产业分工,共同发展。所谓周旋于“大三角”之间,就是大力发挥、利用中国与美、日的经济优势互补,慎重、稳妥而且“有利、有理、有节”地对待与处理中美、中日之间的分歧与纠纷,促进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稳定。

在跨世纪的时期内中国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与合作,其基本战略目标:一是为我国实现跨世纪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任务创立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充分开辟、动员和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以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2)中国在跨世纪的时期内,在对外经济战线上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企业、产品不仅要在国外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而且要在本国市场上跟外国企业、产品激烈竞争。这个挑战是严峻的,形势也是严竣的。为了迎接外部挑战,我们应一如既往,力争实现对外经济的良性循环,即:坚持对外开放方针,努力把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部资金的利用,落实到技术不断更新和升级、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发展本国经济上,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外经贸与合作的能力。

(3)创立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关键要在如何利用好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就取决于我们做好国内经济工作,主要是:A)能否稳妥和快速地推进和实现“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B)能否确保投资与储蓄在高水平上的基本平衡,为实现低通胀与高增长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环境;C)在确保香港继续繁荣的同时,稳妥而又积极处理海峡两岸关系,既遏制“台独”活动和外国势力的干预,又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合作关系,通过“华南经济圈”的建立促进祖国统一。上述这三项是中国在跨世纪时期在国内所面对的三大基本任务,或三大挑战性任务。这三大任务跟来自外部的挑战——国际竞争相比较,无疑要严重得多,也严竣得多。

(4)可以预期,经过跨世纪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定将改变自己的面貌。在这里,不能不对美、日等国某些人士炮制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说上几句。这种“中国威胁”论,或出于某些人害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恐惧心理,或别有用心地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然而,就论调本身而言,它既虚妄,又不公正。

其所以虚妄,因为中国即使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下世纪2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也不过2300美元,仅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须花上半个世纪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中国一向爱好和平,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地区的和平,因为它过去受尽列强的欺凌,即使在经济实力赶上发达国家之后也决不会去威胁、欺凌任何人。

其所以不公正,因为美日等经济大国的经济已增长到如此之大,人均GDP已超过20000美元,这些人却从未讲过什么“美、日的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威胁”,为什么唯独中国的经济增长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呢?难道中国没有争取自己经济增长的权利吗?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权利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奔向富裕,争取人均GDP2000美元、5000美元或10000美元呢?所谓“中国威胁”论,对于向贫困开战的12亿中国人民来讲极不公正。

加速中国经济增长,是一桩让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奔向富裕的伟大事业。这是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自求经济解放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一事业,乃是12亿中国人民对自己子孙后代,对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持久和平所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将为此事业而自豪,并为此而不懈地奋斗。(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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