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汉语关键词的重新释义——新文学中的“自由”与“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论文,释义论文,学中论文,关键词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5-0215-03 “自由”与“解放”，既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两大支点，也是新文学创作所集中表现的重要领域，从人“各为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1]，到“博爱平等自由，人类之公性也”[2]，再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3]，关于自由与解放的思想言说，几乎是汗牛充栋屡见不鲜。然而，“自由”与“解放”这两个启蒙口号，其在新文学创作中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汉语词汇学去对其进行准确释义，那么也就很难把握住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本质。 先来看看“自由”一词的现代衍化。“自由”在英文中可对应“freedom”“libert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freedom”的解释是：“condition of being free；state of not being a prisoner or slave”(自由的状态；非囚犯或奴隶的状态)[4]；“liberty”主要指公民个体或群体所享有的权利：“a liberty enjoyed all citizens”[5]。西方概念中的“自由”有三层含义：首先，“自由”是指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如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等；其次，“自由”是指摆脱一切奴役、专制的束缚，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6]；再者，自由还指人的独立个性，如“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7]。总而言之，“自由”一词在西方文化当中，就是指个体不受他者的制约，同时也不能妨碍他人的权利。 “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西方存在着极大差异。《古代汉语词典》里根本就没有“自由”这一词条①，“自”和“由”各表其义，只能分开来单独解释。“自，鼻也”(《说文》)，作名词，指“自己，自身”。“由”未收录于《说文》，本义为竹木编的盛器，作动词，指“听命，照着办”“听凭，任随”。据冯天瑜考证，古汉语里“自由”合起来理解，有“任意、随意、自恣、自专等内涵，与限制、制约、约束相对应，带有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意味”[8]。说穿了也就是任意行事的绝对自我性，而不是人格独立之谓。如果我们能够公正而理性地去看待历史，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近现代思想启蒙者对于“自由”的理解，始终都没有离开古汉语思维。严复译“释行己自繇明特操为民德之本”[9]，梁启超说“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10]，是用孟子民本思想和养气说来阐释“自由”。鲁迅早年曾以中国式的“张灵明”来推崇“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1]。陈独秀也从“性灵”说的角度，认定“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12]。胡适则直接把西方“自由”解释成“为我主义”，“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由此，他认为绝对自我的个人主义，对于当前的中国十分必要，拯救整个民族应首先拯救自我，即“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3]。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表面上十足西化的意义转述，实则将“自由”理解为自我的绝对化，过于强调“自”，忽略了限制“由”。而西方的“自由”一开始就是个相对概念，否定自由的绝对性。如密尔说：“个人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14]霍布豪斯说：“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15]由此可见，五四启蒙所倡导的“自由”，主要来自于“独立不群”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人文理想，具有本质差别。 再来梳理一下“解放”概念。《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解放”一词对应的是“liberate”“emancipate”。“liberate”指“set(sb/sth)free”，如“liberate prisoners,an occupied country”(释放监犯、解放被占领的国家)。同时也指“showing freedom from traditional ideas”(解放的，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16]“emancipate”主要指：“set sb.free,esp.from political,legal or social restrictions”解放某人(尤指摆脱政治、法律或社会的束缚)。[17]西方语义中的“解放”与“自由”同义，解放意味着获得自由，自由即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西语中“解放”的含义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指“被束缚的主体获得解放”[18]，摆脱“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的非人境遇，得以发展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二是指由某些团体所领导的“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20]的社会运动。如美国奴隶解放运动中，林肯签署《解放宣言》，从立法和政府“解放策略”的层面，保护奴隶“获得永久自由”[21]。在汉语词汇中，“解，判也。从刀判牛角”(《说文》)。引申为分解、剖开；解体、离散。“放，逐也”(《说文》)。本义为驱逐、流放，引申为解除约束；放纵、不拘束。《古代汉语词典》录有“解放”一词，释为“除罪释放”[22]。现代汉语中的“解放”概念，其词义主要是从日本引进的。②启蒙者一开始就将“解放”与“旧道德”的“解除”“弃置”联系在一起。比如陈独秀就认为，“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23]。要将西方的“解放”作为楷模，去实现当前中国“最彻底之”“伦理的觉悟”[24]。李大钊也从“道德”层面归纳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25]事实上，西方在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意义之外，并无“道德运动”或“个性解放运动”之说。而五四时期中国人的“解放”观，“拿具体的来说”，就只有“辫子剪去是脱离清朝帝制的统治，尤其是女子放脚，表示从玩物里解放出来”[26]。剪发、放足、天乳等身体束缚的局部“解除”和“放开”，对于突破君权、男权和思想的束缚，意义相当有限。胡适译介《玩偶之家》，发扬“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与“黑暗腐败”的家庭社会“束缚”作斗争[27]，娜拉摔门而去的肢体动作，被直接误读为“解放”的代名词；而娜拉摆脱丈夫的奴役，从家庭出走到社会的“解放”路径，也被误解为“从旧家庭解放到新家庭”[28]，更简单一点就是直接等同于“自由结婚”。民国大学开女禁，促进男女社交公开，彰显了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效，但大学开女禁最初的真正动机，则是“解除”男性“人生痛苦，婚姻不顺”的弊端，提倡“婚姻自由”的人文理想。[29]周作人对此说得十分直白：“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30]但是，男性启蒙话语下的性自由与性解放，绝大多数新女性都不能接受。因此，“自由”和“解放”的理论预设，与现实生活逻辑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实际上，从局部身体束缚的解除弃置，到自由婚恋的浪漫泛滥，再到盲目的反叛家庭，启蒙对“解放”的概念理解，明显与西方“既不受制于生活的必需品，也不受制于他人的命令，而且不放任自流”的原有释义[31]，有着天壤之别的巨大差异。 新文学对于“自由”与“解放”的文学书写，主要表现在婚恋领域和家庭领域。茅盾曾直言不讳地说：“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现代女子的人生观就是求恋爱；‘人是为恋爱而生存的’！这是伊们底人生观。”[32]五四启蒙为什么要以男女之“恋爱”，去作为“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口号？无非就是在思想启蒙者看来，“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是束缚中国人个性发展的最大障碍，故才会使文学创作“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于‘恋爱’的一个题目上”[33]。所以，新文学作家高喊着“革命啊！恋爱革命啊！努力破坏一切伪造道德恶习惯非人道和不自然的男女结合底婚姻制度！重新建设新社会底平等的，自由的，真正恋爱的男女结合！”[34]力图通过生动形象的爱情叙事，去构想出“男女自择，阴阳和谐，内无怨女，外无怨夫，群治之隆，蒸蒸日上”的西方愿景。[35]从茅盾的《幻灭》中，人们可以看到“‘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激”；从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中，人们可以看到“自由性交主义”的时代疯狂；从刘呐鸥的《游戏》中，人们可以看到“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的性之惬意；从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中，人们可以看到“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不过大批的新女性作家，却告诉了我们“解放”所导致的另一种事实：在“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被践踏着！”(石评梅《弃妇》)“那美丽的梦”“幻成可怕的毒蛇”，驱逐“易受骗的小羔羊”(庐隐《沦落》)。家庭反叛与父权批判，也是五四“自由”与“解放”人文观念的一大内容。比如陈独秀就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文化，早已失去了它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鄙意以为今曰‘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借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如果能够毅然决然地将其扫地出门，那将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一大壮举。[36]鲁迅也曾断言，“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37]。正是由于新文学作家把中国的“家”文化视为是“自由”与“解放”的天然障碍，所以新文学创作对于“家”和“父”的攻击也异常猛烈——从郭沫若的《卓文君》、田汉的《获虎之夜》，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曹禺的《雷雨》，反叛家庭被理解为获取“自由”的必然之路，批判父亲也被理解为实现“解放”的合法行为。庐隐、石评梅、冯沅君、萧红、苏青等女作家，整体上表现出在出走和回归父母之家的徘徊犹疑。然而，西方人既不叛“家”也不反“父”，他们把“家”视为自己精神归宿的安全港湾[38]，把父母视为自己终身感恩的亲情对象。[39]如此一来，新文学自诩效法西方人文精神，其实却与西方人文精神背道而驰。这不啻是对启蒙话语“自由”与“解放”的一种讽刺。 ①详见《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71、1896页。 ②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上海：中华书局，2004年，第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