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心理学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心理学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漱溟(1893～1988)作为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其思想的内在张力和矛盾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他不能不以西方先进现代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制度文化来参照和反省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这正是有意无意地承认了中华文明的某些悲剧性现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恐慌。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尽弃故我，以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心理和文化精神来审视和揣度工业化、商业化给物质生态和人文生态所带来的损伤。
近些年来，梁漱溟博大精深的哲学、教育学思想已经撩拨了众多研究者的探究兴趣。但是，散见其《人心与人生》《中国士人心理》《心理的调整》《心理的关系》等著作的富庶的心理学思想却少有系统的研究者（注：柳友荣：《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摭谈》，《心理科学》1999,22(5)）。笔者于1997年将其拟定为个人研究方向之一，率先专门从心理学角度系统研究梁漱溟思想体系。本课题研究的先期成果《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摭谈》《再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分别在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心理科学》和《心理学报》刊出，得到国内理论心理学界专家的肯定，并引起不少心理学、哲学工作者的关注（注：国内已经出现商榷文章或引用主要有：陆信礼：《梁漱溟的“人类心理学”及其理论意义》，《心理学探新》2002,22(4)；徐明：硕士论文《梁漱溟理论心理学思想述评》，南京师范大学2003届硕士论文集。）。
一、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现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壁垒森严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全球宗教的、本土的、民族的、地域文化的冲突进一步凸现。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享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在《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大声疾呼：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此言一出，即刻引起了世界性的冲击波。21世纪世界纷争的根源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利益，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认同。冷战结束后，“文化认同”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需求自我重新定位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氛围里，重新反刍梁先生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进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评价梁漱溟先生
对梁漱溟和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更多的是对先生哲学、教育学思想的研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出全面的述评，必将有益于我们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梁漱溟先生。忽视先生在心理学方面的造诣，势必影响我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公正、客观地评价（注：柳友荣：《再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报》2000,32(4)第470页。）。
（二）可以加强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史作为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正式建立以来，经过20年来研究者孜孜不倦地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但从纵向比较来看，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比起我们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掘要逊色许多。诚然，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探讨、整理，无疑将有助于强化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思和现实意义。
（三）推进心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大力推行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心理学的中国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提炼出适合科学心理学要求的理论或概念，如中国古代的“人贵论”“习与性成”等观点，使心理学能够在东西方文化的浇灌下健康成长。二是继续鼓励心理学各个领域的本土化研究，使我国各个领域的心理学在研究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等方面，摆脱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积累反映中国人心理特征的素材，形成代表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理论。总之，心理学特殊的学科性质以及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预示着：中国化将成为心理学发展的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心理学的科学化，就是用中国文化（包括佛禅思想）的精神与西方心理学嫁接，取长补短，锻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心理学（注：杨鑫辉：《大力推进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16(4)第17页。）。
梁漱溟作为处在特定时期的新儒家，与接受过正规心理科学训练的蔡元培、陈大齐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他一方面汲取了传统的中国心理学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原理去诠释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因此，发掘和研究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既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又是阐释现代心理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二、梁漱溟本土心理学研究进程：从心性论到心理学
心性论是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内涵。他试图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与发展联系起来，把正确的人生观的确立看作是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梁漱溟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中，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人，而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心。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认识自然、社会与人生，进而解决人生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问题。
梁漱溟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精髓还是秉承了中国儒家文化实质的，同时又汲取了印度佛学和西洋生命派哲学的养分。千万不可忽略的是在他丰富的思想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心理学是不可否认和剔除的因子。深入研究梁漱溟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对心理学研究兴趣的初始目的和思想趣向。他在1926年写的《人心与人生·自序》和1929年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中谈道：写一本《人心与人生》藉以纠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滥用时下盛谈本能一派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学上的观念和道理”之误，并进一步阐述研读心理学的理由。梁漱溟非常严谨地告诫：“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树立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进而言之，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从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出发挥孔子的道理”，当然也就更加无法“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的人生思想”（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由此可见，梁漱溟实质上是在努力建立一种现代心理学和儒家伦理观、人生观相结合的心性之学来阐发孔子儒学思想（注：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长期以来，人性问题一直在中国哲学史上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老庄的“人性自然”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梁漱溟提出，人作为智慧生命，肯定有其自身的内在本性，即具有人性。而所谓人性“谓人之所不同于其他动物，却为人人之所同者，即人类的特征而已”，而人类的特征“可得而言者甚多，其见于形体（例如双手）或生理机能（例如巴甫洛夫所云第二信号系统）之间者殆非此所重。所重其在心理倾向乎？所谓心理倾向，例如思维上有彼此同喻的逻辑，感情上于色有同美，于味有同嗜，而心有同然者是已”（注：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诚然，梁漱溟对人类的认识已经早已不啻于形体、机能等物质性的东西，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深入在人的心理倾向之上了。
梁漱溟断言，人不但有“人性”，而且“人性善”（注：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这里所言的人的“善”本性是相对于缺乏高级智慧、充满兽性的动物而言的。人在进化、演变过程中，逐步脱离了兽类特性，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生理机能和心理倾向，具备了高级智慧。他同时认为，动物之间的特性差异并不大，而人与人之间却会迥然互异。这是因为人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具有了“活变性”和“可塑性”的结果。也正是出于后天环境的影响，人类才具有了思想、灵性和高级智慧，因此相对于一般动物来说，人性是善的，而不是恶的。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不断拓展，人心日益受到社会文明的习染，人的感情趋向不断升华，于是，“人之性善，人之性清明，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觉能动”。人心的自觉能动，正是宇宙生命奋进向上的表现（注：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应该说，梁漱溟对于心理学的研究起源于他的哲学视野，而他的哲学兴趣又来自于他的“心思”。
人们总认为我是个学者，或说我是个哲学家，是国学家，是佛学家等等。其实我全不是。我一向拒绝承认这些。我从来无意讲学问，我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而已。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当我用心思于人生问题时，不知不觉地走入哲学，实则曾没有想要去学哲学的。我的学问都是这样误打误撞出来的。对于心理学亦复如此。初非有意研究心理学，但卒于有了我的一套心理学（注：梁漱溟：《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以上自然是先生的自谦，但是从另外一面也确实说明了他对心理学的研究并没有初始的计划和研究动机，只是在研究哲学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时，用“心思”于心理学之上，以期获得“诗外功夫”，令其原始研究过程左右逢源，研究目的登峰造极。梁漱溟在认真思考之后，参照“伦理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伦理学”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诠释：“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伦理学上所说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学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那个而说……然欲返求其所指，恐怕没有一句不说到心理。以当时所说，原无外乎说人的行为——包含语默思感——如何如何，这个便是所谓心理。心理是事实，而伦理是价值判断，自然返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说事实，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断。”（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7页。）
在梁漱溟来看，心理学究其本质应是作为人生哲学（伦理学）理论基础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动，即研究人类生命的本来意义。我们知道，任何一门人生哲学在阐发一种人生理想时，总要对“人的价值”“人生价值”等问题阐明其基本观点和看法。正如梁漱溟所言：
……近代西洋社会人生，是从其中古宗教禁欲主义之反动来的，可说是‘欲望本位的文化’。其盛行的功利主义于墨于为近，于孔子则相远。同时，在儒书中，你既嗅不出一点欲望的气味，亦看不出一点宗教禁欲痕迹。这证明它既超出西洋近代，又超出西洋远古，不落后于禁欲和欲望之任何一边。像前面说过的，我因觉悟到欲望给人生带来种种苦痛而倾心印度佛家的出世。但我一讽诵儒书，就感染一种冲和、恬淡、欣乐情味，顿然忘苦，亦忘欲望。当然亦就忘了出世，于是我看出来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总求其自然调畅，避免任何矫揉造作……距今四十五年前（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从这里写成出版的。书中贬低墨子而推崇孔子，是完全基于人类心理认识之深入的。（注：梁漱溟：《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由此而来，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甚至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孔子“心理学”，其实也就是要阐明和发掘孔子的儒家人生价值观。他指出：“晚近心理学家失败在自居为科学而不甘为哲学；而一向从事人生哲学（或论理学或道德论）者失得起反，其失在株守哲学；不善资取科学”（注：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虽然，19世纪世界科学化的结果，直接导致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或者说已经完全地自然科学化。但是，西方心理学并未能因此完全摆脱哲学的逻辑与视野，哲学依旧是心理研究的基础。20世纪初期，传入我国的心理学同样是德国式的实验心理学。在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畸重了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冷落了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或基础体系上没有自己的建树。这一困窘需要从心理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础理论上加以反思，即从哲学上解答心理研究的对象、人心的基本特性等根本性的问题。从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看，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是对心理学发展阶段的重要补阙。中国心理学的“买办”性质，难以承接本民族的哲学历史。（注：张秀军：《心理学的哲学之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4(2)）梁漱溟的心理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将现代心理的研究与中国的传统连接起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针对当时心理学界中科学实验心理学与哲学思辨式心理学之间的对立，梁漱溟以儒家“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认为正确的做法应是将这两种心理学流派加以中和。虽然，梁漱溟本人没有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是实证研究，但通过在自己的研究中大量采纳实证资料并加以分析、论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种融会。实质上，这种融会表现着梁漱溟在吸纳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普遍渗透着人文情怀，这在有意无意中契合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想精髓。
三、梁漱溟对心理学本土化的贡献
美国心理学家G.A.金布尔的研究曾经尖锐地指出，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在心理学的视野里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悖论：如果它是人性的就不是科学的，如果它是科学的就不是人性的；它在科学的路上进步愈大，它离人性就愈远。西方心理学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病因不在心理学内部，而在其母体文化之中。因此，心理学必须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其他文化中寻找补益，以克服其先天不足，最终成为科学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现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如荣格、马斯洛等，都曾吸取过东方文化的丰富营养。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就颇有预见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看，世界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即必须向其他文化主要是东方文化吸取精华，以改变自己的“贫血”状态。心理学的中国化，是指起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通过向中国文化汲取思想精华，从而克服其西方化背景所带来的弊端，走上健康发展的科学之路。
换句话说，无论心理学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心理学的科学化。关于心理学中国化方面的研究，自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开始就一直未曾停止过自己前行的脚步。而开现代心理学中国化之先河的当数梁漱溟。
梁漱溟早在20世纪中叶就高瞻远瞩，心理学的未来将被尊为“百术之首”，提出了“反省加实证”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既包含人的行为举止，也涵盖人的思想意识。客观地说，梁漱溟涉足心理学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所促发的，用现代心理学原理来诠释了传统的“善端说”，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心理学相融合，构建了梁漱溟的整个心理学思想体系。
吉林大学的葛鲁嘉教授在《心理文化概要——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中就提出了一个“大心理学观”，主张抛弃西方心理学的体系，重新垒建独立的中国心理学体系。心理学本土化的执著倡导者香港大学杨中芳博士则在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可为本土心理研究提供帮助时，就明确指出：“先把中国传统心理学知识体系，不以西方观代心理学为参照点，仅按其内在逻辑加以整理和分析。然后本土学者可以根据这个基础来发展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知识体系。”（注：彭彦琴：《中国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体系的重建》，《心理学探新》2001,21(1)）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本是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思想的混合体，难辨你我。而梁漱溟正是凭借他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儒学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对心理学的独到理解，无论是对现代心理学在中国的植入，还是对苏俄心理学的改造方面，在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史上，先生在心理学本土化方面有着几乎无人能比的贡献。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梁漱溟对西方心理学的改造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儒学的深刻把握的。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所谓新儒学是指宋明理学，它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而言的，现代新儒学则是相对于宋明理学而言。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新儒学具有一般儒学的“尊孔崇儒”、弘扬儒家学术的特征，其宗旨在于力挽近代儒学的衰微，“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力图秉承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使儒学得以“第三期之发扬”。
其次，现代新儒学既非简单地复归先秦儒学，又不是对宋明理学的机械翻版，表现了能够融合佛道、吸纳西学的开放性，在理智地恪守儒家“内圣”之学的同时，重视“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经世哲学。现代新儒学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融合西方文化思想，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和“援西学入儒”“儒化西洋文化”的口号。
梁漱溟是在主张认识中国文化“孔颜乐处”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为此，他用比附的方法处理儒学与西方哲学（主要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关系，迈出了“援西学入儒”的第一步。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不仅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继承，而且又注意在现代心理学框架下阐述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精髓。从心理学角度上说，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处在行为心理学派精神分析学派发起冲击，并渐次大行其道的时刻。梁漱溟没有满足于简单地引用或生搬硬套，而是力图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意义揉合其中。他没有彻底为行为主义的诱人表象所迷惑，而是与弗洛伊德、麦独孤等人一样，对本能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极力加以推崇。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在人类心理研究、哲学心理学、道德心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创造性地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和方法，对今天“中国化”的心理学研究依旧闪烁着生命的光辉。
在我国现代心理学创立、发展的过程中，梁漱溟先生的着眼点独辟蹊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莫容置疑，梁漱溟的理论心理学思想是我国本土化的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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